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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问答题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苏教版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13课《火把节之歌》

文章《火把节之歌》描写了火把节的哪几个场面?

举一反三
阅读短文,回答问题

99分的苦恼

    我历尽坎坷 , 中年才得一女。望着她那越来越像我的小尖鼻子和玲珑的小嘴,我的心头洋溢着得意和欢快。她妈认为孩子比我漂亮,比我聪明,比我有更好的气质,将来会比我更有出息,至于和院子里那些同龄孩子相比,她妈更是自豪,认为没有一个能和她并驾齐驱的。

    在这种情感氛围中,我们对孩子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这期望几乎成为信仰。可是,等女儿入了小学,一年年往上升,这种信仰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打击。最关键的是考试成绩,虽然孩子每次考试都在90分以上,但总不能使她妈满意。在她看来,我们的孩子应该门门都100分才顺理成章,人家的孩子都能考到96,97分,她感到不可理解。孩子每次拿到94、95分回来,他脸上都没有笑容。有时孩子失误,只拿到80几分,于是就有()一场暴风骤雨的可能。

    每当这时,首当其冲的是孩子,平时各式各样的小毛病,甚至不是毛病的小事都被她妈拿出来数落一番。这时孩子默默垂泪,可怜巴巴地看着我,那眼神显然是希望我相救。可是妻子也在看我,那眼神显然是希望我为她找出更多责备孩子的理由。

    夹在两种目光中的我只好装傻。

    孩子自然无可奈何,但她妈对孩子的数落却有了发展。原来用的是第二人称单数,“你总是”如何如何不听话,不久就变成“你们总是”如何如何,最后干脆成了“你们两个人”如何如何。这时,我如果分辨两句,其结果“你们”会立即变成“你”。孩子解放了,批判的矛头便立刻转移到我头上,指责我懒散,不爱整洁,待人大大咧咧,买东西又贵又次,等等。怎么办呢?我想最关键的还是要切实有效地帮助孩子提高成绩,于是,我开始亲自辅导孩子作业。

    皇天不负苦心人,不久后的一天,孩子放学回家,老远就喊着()进门来了:“爸——爸!”我知道这肯定是好消息。

    果然带回来一个99分。

    我大喜。待她妈下班回来,我努努嘴示意孩子把试卷奉上。

    我看到妻子脸上一丝微笑还没来得及闪烁就消失了。她往椅子上一:“我就是弄不明白,你为什么就拿不下这最后1分!”

    我大为震惊,本想顸回去:“你上小学考过几个100分?我看连90分都难得。”但是我知道,这样意气用事是绝对愚蠢的,只能破坏孩子成绩提高所带来的良好气氛。这时我想起有种幽默理论说,幽默的要义是缓解冲突,把自己的进攻变成对方的顿悟甚至享受。

    我灵机一动,叹了一口气说:“都是我不好。”

    妻子奇怪了:“平时骄傲得不得了,这回怎么谦虚起来了?”

    我说:“孩子学习成绩不够理想,不是她不努力,而是她的脑子不好,天生的笨。”

    妻子有点不解,我继续说:“天生的笨,是遗传的原因。这有两个可能。第一个是你笨。”

    “这不可能。”

    “那就是第二个可能:我笨。”

    “我看这样说,还比较恰当。”

    “但是,这也并不能怪我。想当年,你找对象,满园里拣瓜,拣花了眼;拣了半天,拣了个傻瓜。你不怪自己,还要怪她。”

    女儿捂着嘴巴笑了。她妈也忍不住笑了。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纯真年代里的纯真人情

    ①1978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联合招生。我从家乡来到上海参加考试。上海音乐学院我名落孙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的复试名单榜要再过好几天才公布。我决定先回泰兴老家去等。走之前,我嘱咐一位亲戚:“到了发榜日,请帮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去看榜,如果有我的名字,赶紧给我拍个电报,我好赶来复试。”

    ②嘱咐了亲戚,我总感觉到不够放心。但我在上海就这么一位亲戚,还能拜托谁?想来想去,我想到了在考场上刚刚认识两天的一个考友——王次炤。

    ③我和次炤在考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从他看我的眼神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于是,在匆匆离开上海之际,我委托他在看榜时看到我的名字,给我发个电报。

    ④我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复试资格并被录取啊!比我年长7岁的次炤兄,毫无疑问肯定比我更希望获得复试资格。而那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在全国范围内只招录10人,考生之间竞争之惨烈是不言而喻的。

    ⑤复试名单发榜那天是我的生日。早晨起来,我就开始等电报,等到中午,电报还没有来。下午4点多,门外响起了决定命运的敲门声——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复试通知终于到了。但当天泰兴到上海的班车已经没有了,唯一能让我赶上次日早上8点钟复试的,是离家20多公里的长江边上一班到上海的小客轮。那班客轮五等舱的乘客,全是带着农渔产品到上海赶早市的江北农民。而我,美滋滋地与那些即将被上海人民吃掉的鸡鸭鱼蟹呆在一起,向着我的未来航行。

    ⑥那天深夜,就在我和各种动物酣睡在一起的时候,另外一份通知我复试的电报到了泰兴家里!家里人接到这份作为喜讯的电报,却惊出一身冷汗:如果我只委托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是发送这份深夜才到的电报的主儿,我的前途就毁了!那么晚才收到复试电报,除非我有直升机,否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赶上次日早8点在上海音乐学 院进行的复试。

    ⑦后怕之余,家人感到庆幸——幸亏那第一份电报到得及时!庆幸之后,大家又感到纳闷:是谁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把复试消息告诉我呢?上海到泰兴的电报从发送到接收大概需要4个小时,半夜来的电报,发送的时间应当是傍晚七八点。故意这么晚才把消息传给我,这个人是谁?

    ⑧家里人显然不会认为发第二份电报的是我的亲戚。那么,肯定是那位受我委托的考生,故意拖延到晚上才发电报。这样,既可以轻松消除一个竞争对手,又不必背负爽约之名。于是家里人都嗟叹人心险恶。

    ⑨可是,大家的推测都错了!恰恰是王次炤——这位当时和我还素昧平生,只是在激烈竞争的考场上萍水相逢的考友,看到复试榜上有我的名字后,在第一时间给我发来了复试的喜讯。而我的亲戚后来告诉我:他那天起来就没想到看榜,到了傍晚时分,他信步走到离家不远的发榜处,在那里看到了我的名字,于是立即给我发了电报,虽然当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⑩亲戚是个老人家,我不能责怪他。但我心里充满了对次炤兄的感激!如果不是他第一时间给我发来电报,我的大学梦一定会梦断扬子江了。

    ⑪我说不清楚,次炤兄后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和他当年给我发电报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好人有好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为和自己毫无关系甚至还有利益冲突的陌生人做好事。这一切堪称纯真年代里纯真人情的典范。

(选自2013年6期《读者》  作者:徐小平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段,回答各题

冬韵

    ①十二月,冬天彻底拉开它的大幕,正襟危坐。那些严寒中的生灵都已准备妥当,开始接受它冰冷的训令了。

    ②清晨,太阳升起时格外庄严,殷红布满整个东方的山脊,在冬日短暂的白昼中,这是最神圣的时刻,天空在十二月犹如一个安静的处子,它收起了电闪雷鸣,不再对土地叫嚣,天地一时达成和解,再也不用对那些肆意招摇的植物颐指气使。暴躁的猪獾在艰难地吃完河边的最后一批根茎之后,沮丧地离开了,冬天把几乎所有的宴席全部解散。现在,是天和地畅谈的庄严时刻,那高悬的蓝空,以从未有过的平和之态俯瞰大地,阳光以更精纯的色质倾向原野,草木、鸟雀不再接受它的温度,我的心仿佛也被带入到那浩渺的天空中聆听晨曦的谆谆教导。

    ③寒流在十二月接踵而至,整个高原犹如矮下去一样。风开始肆虐,朝高地猛吹,登上任何一个制高点,远处沉闷的“唰唰”声一阵接一阵从光秃的树枝间袭来,又向远处掠去。

    ④冬天的风是矫健的。行走在这儿,身体任何裸露的部分都会被无情地告知,让人瑟瑟发抖,仿佛必须蜷缩在思想的深处才可获得温暖。不论什么树木,在这个时节,几乎都成了一色,不走近观察,无法辨别。这不是一个发表自我的日子,是寒风执掌大自然政令的时期,那激起自我意识的暖流还远在后头。但寒风对树木来年哪一枝焕发生机都了如指掌,树上的枯枝碎屑不时被清理而掉落下来,厚厚的堆积成一层,它要为春天的新芽疏通路障。无论沟壑,还是渠湾,都会被透明的阳光从早到晚一一光顾,不会有哪一块被忽略。凛冽的风和明亮的阳光是构成冬日的主要内容,前者像严厉的父亲,鞭策、激励我们接受考验、鄙歪弃邪,后者则像一位慈祥的母亲,自始至终用温情滋养着我们。

    ⑤在十二月,大自然会毫不吝啬地把阳光抛洒下来,从南到北,都盛满了澄明的光瀑。先前被烟霾尘封的寰宇,现在,开始热烈地欢迎新世界的到来。清晰、透亮的自然界都在为步入下个纪元而容光焕发。目及这辽远的高原地质,一座座雄浑的山峰延绵无际,清晰可辨,就连山崖上的光影都折射出分明的性格,这些山体的巨大棱角要尽情欣赏它自己不屈的气魄了,现在是它们展示其骨骼和力量的时刻。

    ⑥只要站得够高,就可以望得更远,胸怀也一下子无比豁达起来,浑身暖烘烘,阳光中仿佛蕴含着警醒的颗粒。站在这阳光浸满的世界,无形中充满了强烈的伟人情怀,再不必耽于世俗的纷扰和纠葛了,此刻,我和大地都披上了这荣耀的光辉。

⑦十二月是自然在一年中驶向终点的最后一班列车,它放缓了速度,不会有任何事物被丢下,所有细节都会被以最精简的方式保留,如同远游者浪迹他乡的行囊。置身于十二月的荒野,那些儿女情长被冬日的筛网一并抖落,一种更直接、更永恒的思想浸透着我的骨骼。

阅读下面的文段,回答问题。

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柴静

    ①我们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我们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②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被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③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其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尽”。

    ④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⑤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⑥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⑦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⑧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⑨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这一年他23岁。

    ⑩他27岁回国,于清华执教,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⑪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⑫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等一批学者。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⑬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⑭1929年,他在一篇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⑮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1938年,是他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看这书时,我才知道,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⑯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吐企孙先生的存在。

(有刪改)

现代文阅读

(二) 我在珠穆朗玛峰(节选)

王勇峰

①13 时 40分,我们开始往下撤了。没了氧气,再加上右眼失明,我越来越感到行动艰难。对于我来说,氧气在这个时候就是生命。由于缺氧,我的体力极度衰竭,下山时远远落在其他人后面。 眼见5位战友离我越来越远,我明白,自己顶多能撤到七号突击营地。

②终于,我来到了“第二台阶”的陡壁,这里陡得足有90度,一只眼睛难以判断方位,我更加小心翼翼,挂上下降器(一种登山器械)后,我一再提醒自己,慢一些,慢一些,别慌,一定要沉着冷静。但是,下到金属梯一半的时候,我的右脚突然踩空,一个倒栽葱向山下扎去。这一瞬间,我心里咯噔一下,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完了,这下命肯定是要丢在这里了。”

③因为人在这种情形下,即便在海拔低的地方要翻身也是很难的,更别说是在海拔8700米的高处了。我只能在绝望中“垂死挣扎”了。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踢甩,右脚在岩壁上乱踢。幸亏我是挂着下降器下山的,我左手本能地紧紧抓住下降器的绳子,很快阻止了下坠,头朝下挂在陡壁上。

④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用了多少办法,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只觉得上天在帮助我,让我翻了过来。可经过这么一折腾,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当我爬到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时,实在没力气再往下走了。我明白,从视力到体力,都是因为缺氧造成的。有了氧气,肌体的血液循环加快,一切才能正常。 我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七号营地,我相信那里会有氧气,如果有,那就有了生的希望。

⑤我咬着牙,一步一步到了七号营地。上天再次帮助了我:一是营地帐篷的门没有拴,如果拴死了,我的手指尖已经冻伤,就解不开了;二是里面的3个氧气瓶里都有氧气。

⑥当时的一篇报道记录了我在山上吸氧时大本营的情况:“西藏队员和台湾队员都于当天返回7790米的五号营地,人们唯独不见北京队员王勇峰。”

⑦“等到天已黑透了,还不见王勇峰回来,大家都很着急……中国登山协会的有关领导整夜未睡等候消息。直到第二天中午前,大本营的队友们不断地用高倍望远镜向山上张望,也没有观察到任何人影。”

⑧由于有了氧气,我的体力已稍有恢复。最让我高兴的是,早晨一醒来,我发现自己的右眼能看得见了。但是,我仍然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危险,那就是迷路。下山的路早已被积雪覆盖,一个人走是很容易迷路的,而且一旦迷路就会走到异常陡峭的北壁,根本下不去,也绝无力气再返回原路。靠着经验,更靠着运气,我终于回到了五号营地。

⑨“5月 6日,快11 时的时候,望远镜中突然出现一个小黑点,从突击营地的帐篷里爬了出来,慢慢向山下移动。这简直是死而复生! 大本营一片欢腾……”

⑩5月7日上午,守候在7000 米四号营地的队友攀上五号营地把我接应下山。 由于在山上冻伤严重,我一回到北京就被送进了医院,截去右脚的3个脚趾。

(选自《九死一生攀高峰》,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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