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盆兰花

 季明

    老安是一个憨厚朴实的山民。

    老安住在大山里，几间石墙、瓦顶的小屋，屋后是绿浪翻滚的千顷竹海，屋前是一池水波荡漾的山间湖泊，竹海的绿浪跌印在湖泊里，把清可见底的湖水，染成一池温润的碧玉。

    老安非常爱这峰青水秀的大山。

    老安也爱花，每当上山采药时，看见喜欢的花草，就挖回来，栽在自家那用竹篱笆圈成的小院里，有杜鹃、茶花、迎春、野玫瑰、山百合……最多的是兰花，老安栽了二十多盆的兰花。因此，一到春天，老安院子里的花，就开得姹紫嫣红、芳香四溢。

    这年春天，省城一位画家到山里写生，路过老安的家时，眼睛倏地被满院五彩缤纷的花点亮，背着画夹，推开篱笆门，走了进去。

    画家陶醉在花香扑鼻的世界里。

    “你也喜欢花？”正在侍弄花草的老安问。

    “是呵。尤其喜爱兰花呢！”画家在那二十多盆兰花前蹲下来，很夸张地吸吸鼻子，仿佛要把花香全都吸进腹中。

    兰花有的已经开了，有的长满嫩绿的花箭，正含苞待放。

    画家忽然问：“老乡，你这花卖不卖？”

    老安憨憨地一笑，说：“卖啥卖？这些花儿不金贵，都是俺在山里挖的，你要是喜欢，尽管拿去！”

    画家掏出钱，说：“一定得给你钱。”

    老安急忙用手挡住，说：“啥钱不钱的，你也太小看俺山里人了！”

    俩人拉扯了半天，最后，画家被老安的朴实所感动，从画夹里取出刚画好的画，说：“我用这幅画换你一盆花，行吗？”

    老安接过画，一看，画的正是他们山乡的风景。

    画家说：“我是个画家，我叫李致宁。”

    画家选了一盆兰花，抱在怀里，欢喜地走了。

    老安不知道这李致宁是何方神圣，把那幅画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也看不懂它究竟好在哪里，便随手扔在桌上。

    没几天，画家从老安那儿抱走一盆兰花的事，传遍了小山村。这天，几个外出打工刚回乡的年轻人，急匆匆地来找老安。

    一个人说：“老安叔，你被骗啦，那盆兰花肯定非常值钱！”

    “值啥钱？”老安不解地问。

    另一个人说：“我打工的那个城市，一盆兰花最贵卖到五千多块钱呢！”

    “五千多块？”老安的手开始抖动起来。

    又一个说：“五千多块算啥？在花卉超市里，有一盆兰花，竟然卖了三万块！”

    “三万块？那是啥兰花？”三万块，老安就是卖好些年的草药，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呢！

    老安的手快速抖动起来。

    那人来到院子里，仔细地看了看，指着其中的一盆说：“好像就是这样的！”

    画家抱走的正是这种兰花！

    老安的手剧烈地抖动起来。

    临走时，几个年轻人说：“老安叔，你真傻，一幅破画就骗了你三万块，打水漂啦，响都不响呢！”

    老安的手飞快地抖啊抖，然后，抱起头，蹲在地上。

    半响，老安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这个狗日的画家！”站起身，冲进屋里，找到那幅画，咬牙切齿地撕了个粉碎。

    又是一年春天，一个来山里游玩的城里人，走进老安的院子。这个人也非常喜爱兰花。

    城里人指着其中的一盆，问：“老乡，这盆兰花卖不卖？”

老安斜着眼睛，说：“你给啥价？”

    “一百块。”

    老安重重地哼了声，说：“你骗不了俺，这盆少了三万块钱不卖！”

那人惊叫一声：“这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盆兰花，顶多值一百块，真的，我不骗你！卖三万，你脑子有病啊？”

老安的眼里冒出火星，说：“别以为俺啥都不懂，去年，一个画家就用一幅画骗走了俺的一盆兰花，值三万块哩，狗日的！”

    “画家？叫啥名字？”那人疑惑地问。

    老安想了想，说：“他叫李致宁！”

    那人睁大了眼睛，问：“李致宁？那幅画呢？”

    老安愕然地看着他：“干啥？”

    那人急急地说：“如果真是李致宁的画，我给你五万块钱，买下它！”那人知道，李致宁是位著名画家，市场上他的一幅画，最少也值十万块钱。

    “五万块！”老安惊叫一声。

    老安的手又剧烈地抖动起来。

    老安的双手剧烈地抖啊抖……然后，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响亮的耳光。

    ①桑吉此时正站在望得见小学校、望得见小学校操场和红旗的山丘上，对着水汽芬芳的空气，学着老师的口吻：“桑吉！”

    ②然后，他笑起来：“对不起，老师，桑吉逃学了！”

    ③此时，桑吉越过了丘冈，往南边的山坡下去几步，山坡下朝阳处的小学校和乡镇上那些房屋就从他眼前消失了。他开始顺着山坡向下奔跑。他奔跑，像草原上的很多孩子一样，并不是有什么急事需要奔跑，而是为了让柔软的风扑面而来，为了让自己像一只活力四射的小野兽一样跑得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春天里，草坡在脚底下已经变得松软了，有弹性了。很像是地震后，他们转移到省城去借读时，那所学校里的塑胶跑道。

    ④脚下出现了一道半米多高的土坎，桑吉轻松地跳下去了。那道坎是牦牛们磨角时挑出来的。

    ⑤他跳过一丛丛只有光秃秃的坚硬枝干的雪层杜鹃，再过几天，它们就会绽放新芽，再有一个月，它们就会开出细密的紫色花朵。

    ⑥挨着杜鹃花丛是一小片残雪，他听见那片残雪的硬壳在脚下破碎了。然后，天空在眼前旋转，那是他在雪上滑倒了。他仰身倒下，听到身体内部的东西震荡的声音。他笑了起来，学着同学们的声音，说：“老师，桑吉逃学了。”

    ⑦老师不相信。桑吉是最爱学习的学生，桑吉还是成绩最好的学生。

    ⑧老师说：“他是不是病了？”

    ⑨“老师，桑吉听说学校今年不放虫草假，就偷跑回家了。”

    ⑩本来，草原上的学校，每年五月都是要放虫草假的。挖虫草的季节，是草原上的人们每年收获最丰厚的季节。按惯例，学校都要放两周的虫草假，让学生们回家去帮忙。如今，退牧还草了，保护生态了，搬到定居点的牧民们没那么多地方放牧了。一家人的柴米油盐钱、向寺院作供养的钱、添置新衣裳和新家具的钱、供长大的孩子到远方上学的钱、看病的钱，都指望着这短暂的虫草季了。

    ⑪桑吉的姐姐在省城上中学。父亲和母亲都怨姐姐把太多的钱花在打扮上了。而桑吉在城里的学校借读过，他知道，姐姐那些花费都是必需的。她要穿裙子，还要穿裤子。穿裙子和穿裤子还要搭配不同的鞋，皮的鞋、布的鞋、塑料的鞋。

    ⑫桑吉说：“今年虫草假的时候，我要挣两千元。一千元寄给姐姐，一千元给奶奶看医生！”

    ⑬所以，他就打定主意逃学了。

    ⑭奔跑中，他重重地摔倒在一摊残雪上，仰身倒地时，胸腔中的器官都振荡了，脑子就像篮球架上的钢圈被敲击过后一样，嗡嗡作响。

    ⑮桑吉庆幸的是，他没有咬着自己的舌头。

    ⑯然后，他侧过身，让脸贴着冰凉的雪，这样能让痛楚和脑子里嗡嗡的蜂鸣声平复下来。

    ⑰这时，他看见了这一年的第一只虫草！

……

    ⑱桑吉一直匍匐在草地上，他的一双膝盖很快就被苏醒的冻土打湿了。他的眼睛为了寻找这短而细小的虫草芽都流出了泪水。一些把巢筑在枯草窠下的云雀被他惊飞起来，不高兴地在他头顶上忽上忽下，喳喳叫唤。

    ⑲和其他飞鸟比起来，云雀飞翔的姿态有些可笑。直上直下，像是一块石子、一团泥巴，被抛起又落下，落下又抛起。桑吉站起身，双臂向后，像翅膀一样张开。他用这种姿势冲下了山坡。他做盘旋的姿态，他做俯冲的姿态。他这样子的意思是对着向他发出抗议声的云雀说，为什么不用这样漂亮的姿态飞翔？

    ⑳云雀不理会他，又落回到草窠中，蓬松着羽毛，吸收太阳的暖意。

    在这些云雀看来，这个小野兽一样的孩子同样也是可笑的，他做着飞翔的姿态，却永远只能在地上吃力地奔跑，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像一只笨拙的旱獭。

（节选自阿来《三只虫草》，有删改）

原阳秋

    香菜又叫芫荽，可她更喜欢把它叫香菜。听听，香，菜。不由分说气势逼人地就把香字占了去，这股子傲娇劲儿，啧啧。不过，名字和味道都很傲娇的香菜真到成了菜的时候，就显出了矫情。乍一看似乎挺低调，因它从不做主菜，只是一道配菜。只是凉菜的底边儿，热菜的俏尖儿，煲汤时也是最后一道花色儿。可是再细品，这低调不是真低调，有没有它，菜的品相还真是不太一样。该有它的时候没有它，菜到底就短了些微的精气神儿。

    香菜成了她厨房里的日常，每一顿都离不了。可市场上十有八九见到的都是大香菜，大杆子大叶儿，样子糙，香味儿也跟着糙。好香菜要水嫩嫩的，一点儿不能干。还不能久放，一放两三天，蔫样子就出来了。

    为了香菜，她没少发愁。说来好笑，为香菜发愁，也不算是个正经事儿。

    那天，她在小区闲逛。逛着逛着，她就闻到了香菜味儿。这香菜味儿是很随意的，随意里却有着一种浓郁，她直觉来了：好香菜。

    她小心翼翼地循着这味道，轻手轻脚地跟踪着，走了不多一会儿，眼前果然就出现了一盆香菜。香菜种在一个废弃的花盆里，刚刚长出了俏模样。半尺高，婷婷袅袅，细碎的叶子嫩嫩地擎着。她蹲下来，摸了摸她们的绿叶子，又摸了摸盆里的土，那土有点儿黏手的润。

    真是一盆好香菜。真想掐两棵。她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还是掐了。回家配了紫菜和虾米，吃了一顿虾肉馄饨。味道好极了。

    有一次就有两次，越掐她越觉出了这香菜的好。现掐现吃的新鲜劲儿也着实让人惦记。也是奇怪，她从秋天掐到冬天，又从冬天掐到春天，掐了一次又一次，居然一次也没有碰见过那个主家。掐着掐着，香菜还又多出了一盆。

    有一天，她在厨房忙着，腾不出手，便喊儿子去掐。

    “我不去偷。”儿子断然拒绝。

    “怎么叫偷？”她恼了。

    “人家知道不？不知道就是偷。”儿子言之凿凿。

    “我倒想告诉人家，可找不着人。”她气得要撂勺子。

    “你找了没？诚心找能找不着？”小家伙要把她给噎死了。

    怎么找？偌大的小区，还真是毫无头绪。贴个启事：寻找香菜主人？这也太可笑了吧？她寻思，这香菜主人是个什么人呢？是退休的老人家吧？千万别碰到个老太太，老太太多半是难缠的，她又该怎么脱身呢？

    她仔仔细细地琢磨了好几天，终于想好了，每次给一块钱，而且必须是硬币，半深半浅埋在盆里，这样主人总能看到吧，也不至于风吹了。

    从此，她掐得越发踏实了。

    那一天，她又去掐香菜，刚刚直起身，就看到一个老太太在看着她。

    “你这香菜，是在这盆里掐的吧？”老太太口气很平静，却是一副押解罪犯指证现场的口气。

    她站住，点点头，谄媚地笑笑，回头指指那个盆：“您种的？”

    “嗯。”老太太的脸突然硬起来，“吃人家的菜，也不打个招呼啊？”

    “找不着人。总不能整天蹲在这里等吧，还是挨家挨户问？还上班呢，特别忙。”她忐忑着奋力往语气里注入诚恳，“我每天放了1块钱的。”

    “都是你放的？十二块。我是卖菜的？”老太太脸更硬了。

    “对……我不是那个意思。”她有点儿心慌，果然是个难缠的老太太。

    “不是钱的事儿。我不缺那点儿钱。”老太太又说。

    “知道，我知道。”她赶紧应答，“您的劳动，很辛苦的。”

她有些后悔掐那些香菜了。

    “好吃不？这是原阳秋。”老太太终于又开了口。

    “好吃，好吃，真好吃。这香菜……还分种类啊？”她暗暗松了口气，“过两天，我也去买点儿种子，跟您学种香菜吧。”

    “不是特别忙么？你知道啥时候浇水？浇多少？你们年轻人，啥都不知道。就知道吃。”

    她乖乖点头，任老太太抢白。

    老太太回身看一眼楼群：“住几号楼？”

    “三号楼一单元。”——又有点儿悬心，不会是去物业告她一下吧？

    她看着老太太的脸色，把手里那根香菜递了过去：“还给您。”

    “嗤，”老太太倒是一副气笑了的样子，“都掐下来了，还我干啥？”

    “那，您的香菜，我以后还能吃不？”

    “这人，我还甩不脱了。”老太太又笑了，“以后，吃你自己的。也别往盆里放钱了。”

    “哦。”她有些落寞。说到底，这老太太，还是小气呢。——她打了一下自己的脸。呸，这念头起得没良心呢。不能太贪婪不是？碗米养恩，斗米养仇。难不成人家的好香菜还养出了自己的小怨恨？

    一周后，她发现自己家的单元门口，出现了一个花盆。花盆里，种的也是香菜。她端详了好一会儿，这香菜和老太太盆里的一模一样，也是原阳秋呢。

山城

施蛰存

    如果你相信昆明是一个山城，那么拿我现在所小住着的地方比较起来，她就有点不配这个称了。昆明的确是一个建筑在山国中的城市，但是我们如果要想像一个山城，那么像目下的昆明样地不缺少一切近代物质设备的城市是不会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我愿意把山城这个名词用之于良，用之于路南，甚至用之于大理，但决不是昆明。

    我现在所住着的是一个离昆明一百余公里的小城。说她是一个小城，这是一个外省人的口吻她实在并不比我所曾到过的宜良、路南这些县城更小。她有邮政局和电报局，她能够供给你法国的脂粉，甚至德国制的注射剂。然而不管一切，她还是我所旅行过的许多县城中最配称之为山城地方。这是因为她还保留了一个山城所该有的特殊气息。

    我在这里已经算是住下来了。早晨，我定首先看见妇女们在门口操作，或是扛了农具出城去。当那些幸福的男子起床来，端一个矮凳坐在门口，吃茶、晒太阳的时候，一定是快要到正午了。正午，城里的街上是寂静的，年轻人都聚集在城外汽车站旁边的几家茶馆或小食铺里，等侯来往的车看热闹。无所事事的日子虽然好像很悠长，但终于到了黄昏，于是你可以听见牧人在吹起哨子赶着牛羊进城了；驻屯营里吹起生疏的喇叭，召集士兵归队了；打柴的老妇人伛偻的背上负着一捆柏枝或松毛从小巷里穿出来了……一排荒凉的雉堞渐渐没入黑暗的夜色中，于是这小城中惟一西街上是透露着光亮的地方，因为一切的店铺都在西街上，别的铺子虽然都早已关了门，而茶馆宵夜铺却正当热闹的时刻，何况茶馆及宵夜铺又占了所有的商铺的半数以上。

    但是，它们虽则卖夜市，才过十点钟，所有的光亮便已全部熄灭掉。现在是狗的城市了。它们逐着，叫嗥着，在绝对的黑暗中，使一个不习惯早睡的旅客，在枕上会仿佛感到土匪来攻城的征兆。赶街子是使人们的生活形成一种特殊样式的主因。这里的人从来不作每天的计划。“一日之在于晨”，这句古谚于他们是没有用处的。对于他们，每一个月并没有三十天，而是只有六天，因为他们每五天赶一次街子。一切的事情都得在街子天做。买鱼肉鸡蛋蔬菜米粮，均须到街子天，错过了这个街子天，就得等下一个街子，于是五天就很容易地过去了。医生什么人，也是赶街子的。人倘若生了什么病，五天之内没有变化是幸福的。医生给你诊了脉，给你留下五天服食的药，你就等到下一个街子天再请教他。警察也是赶街子的，当警察不够维持秩序时，不得不让过去被裁的警察来临时服务一下。这就是赶街子的警察，谁知道他们在非街子天做些什么事呢。

    人们永远很迟缓，永远很闲懒，永远没有时间的观念。很少人家有一个钟或表。既然今天或明天都没有什么关系，上午与下午更有什么分别呢？你说，这不是赶惯了街子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吗？

我不喜欢，并且也不习惯于这种山城里的生活，但我既在这里住了几天之后，也似乎稍微发现了她一点好处。我常常会想起“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这一副对联，仿佛很可以用来贴在这里的城门上。然而这种和平与淳朴的好处，到底只堪从想像中去追求的，比如你身处于一个烦嚣的都会里，偶尔憧憬一下这样的山城生活，那是对你很有补益的。若果你真的来到这里住下去，像我一样，我想你倘若不能逃走，一定会苦闷至极的。然而你或许要问，为什么我终于没有逃离，而还在这里住下去呢？是的，请你凑过耳朵来，我将指点给你看一个地方，并且告诉你，那是怎样一个地方，会使我对于这寂寞的山城抱着希望。

（有删改）

灯塔看守人

【波兰】亨利克·显克微支

    离巴拿马不远的阿斯宾华尔岛外的灯塔看守人失踪了。这个灯塔极为重要，必须在十二小时内找一个新的灯塔看守人，这是驻巴拿马美国领事的任务。但根本没人愿意应征。灯塔看守人差不多就等于一个囚犯，除星期日外，不能离开这个不过一亩的孤岛，每天有一条小船从阿斯宾尔岛上给他送粮食和淡水来。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黄昏爬上四百多级台阶，到达塔顶上的灯边，打开导航灯，黎明时再关掉它。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僧人般的生活。

    正当领事法尔冈孛列琪着急万分时，有一个老人来自荐继任此职。来者约七十来负，精神矍铄，腰背挺直，举止风度宛然是一个军人。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是波兰人。”

    “你办过公事没有？有没有公职人员的证明文件？”

    老人从怀里掏出一块褪色的绸子，把绸包解开来，说道：“这些就是证件。这个十字勋章一八三O年得到的；这个西班牙勋章从卡罗斯党战争里得到的；这是法国勋章；这在匈牙利得的。后来，我又在美国跟南方打仗，可他们没给勋章。”

    于是法尔冈孛列琪先生拿起那张文件来看。“哦，史卡文斯基？这是你的名字吗？哦！在短兵相接的时候获得两面旗。你真是个勇敢的士兵了。”

    “我也能做一个忠诚小心的灯塔看守人。

    当晚，那新任的灯塔看守人显然就职了，灯塔已照常把明亮的光映射在海面上。史卡汶思基立在露台上，他此时的感觉，有些象一头被追赶的野兽，终于在人际所不能到的山崖或洞窟里，获得了藏身之处。他想起了平生经历的种种旧事，一部分惊险的生活，他曾对法尔冈孛列琪说过了：但是此外还有无数的没有提起。他在澳洲做过金矿工，在非洲掘过钻石，又在东印度做过公家的雇佣兵，经营过牧场，开办过铁厂，不幸都破产了。

    在他看来，冥冥之中有一只巨大而仇怨的手，在到处跟着他。但是史卡汶思基有着印第安人的坚忍，还有极大的镇静的抵抗力。终于他老了，渐渐地失去了精力，逐渐憔悴下去。最后，只剩下一个念头在支配着他，那就是希望休息。老年人大概都喜欢离群独处，好象先已有了入墓之感。对于史卡汶思基，这座灯塔也就一半等于坟墓。现在，在这个小岛上，回想起从前种种漂泊，不幸和失败，简直可以付之一笑。

    但是警醒的时候来了。

    某一天，小船送来了淡水和食物，除了平时的东西外，还多了一个包裹。老人满心奇怪地解开包裹，是几本书；他拣起一本，看了看，他的手大大地颤动起来。他遮掩着眼睛，好像不信似的，仿佛在做梦一般。原来是一本波兰诗集。他忘记了自己曾给波兰侨民协会捐助了半个月薪俸，那协会就赠他这几本书，以示答谢。

    他心中得更厉害了，他好像在这孤岛上将要举行什么庄严的典礼了。阿斯宾华尔的大钟，正在鸣报下午五时：天宇清朗，净无云翳，只有几只海鸥在空中盘旋；大海摇摇欲睡，波浪喁喁低语，远处阿斯宾华尔的白色房屋好像在微笑。

    忽然，在这大自然的肃穆中，可以听到那老人的颤抖的声音：

    圣母啊，你守护着光明的琛思妥诃华，

    你照临在奥斯脱罗孛拉摩

    谢天主予我以重生——

    现在又何不显神迹使我们回到家乡。

    他读不出声了，哽咽起来，颓然仆地，银白色的头发拌和在海沙里。已经四十年了，不听见祖国的语言；而现在这语言却翻越重洋，到另一半球上访孑然独处的他。这是多么可爱可亲，而又多么美丽啊！老人哽咽不止，他只能以一场伟大的哭泣来祈求热爱的祖国给他以饶恕，他的确已经把祖国丢在一边。

    终于，短如一瞬的暮色沉下来，遮隐了白纸上的文字。

    老人便枕在石上，闭着眼睛。于是，那“守护着光明的琛思妥诃华”的圣母便把他的灵魂送回故土。

    忽然，有人在史卡汶思基头上喊道：“喂，老头儿！起来！怎么回事？”

    老人睁开眼来，吃惊地看着站在他面前的人。站着的是港警约翰生。

    “怎么啦？你病了吗？”

    “没有。”

    “可是你没点灯。一条船出了事，亏得没淹死人，要不你得吃官司呢。你被免职了。”

    几天之后，有人看见史卡汶思基在一条开往纽约去的轮船上了。腰背伛曲，但目光很亮。他怀中带着一本书，不时地用手去抚摸，好像唯恐连一点点东西也会离开他。

（选自《二十世纪外国小说读本》，有删改）

堂号

袁炳发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投奔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

    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他家借一斗玉米，用的正是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

    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并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

    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厮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

    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揭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

    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