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裁缝店

李娟

    在城市里，裁缝和裁缝店越来越少了，但在喀吾图，生活迥然不同。这是游牧地区，人们体格普遍高大宽厚，再加上常年的繁重劳动，很多人身体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形，只有量身定做的衣服才能穿的平展。

    我们租的店面实在太小了，十来个平方，中间拉块布帘子，前半截做生意，后半截睡觉、做饭，但这样的房间一烧起炉子便会特别暖和。很多个那样的日子，狂风呼啸，昏天暗地，小碎石子和冰雹砸在玻璃上，“啪啪啪啪”响个没完没了......但我们的房子里却是温暖和平，锅里炖的风干羊肉溢出的香气一波一波的滚动，墙皮似乎都给香的酥掉了。

    我们还养了金鱼，每次和顾客讨价还价相持不下时，我们就请他们看金鱼，这样的做法实在是这偏僻荒寒地带最不可思议的定物——清澈的水和清洁的美艳在清洁的玻璃缸里曼妙地晃动，透明的尾翼和双鳍缓缓晕染在水中，张开、收拢，携着音乐一般……

    这样，等他们回过神来，再谈价钱，口气也会软下来许多。

    多数人们很少进屋，最有趣的是一些老女人，偶尔来一次，取了衣服却死活不愿试穿，即使穿了也死活不照镜子，你开玩笑地拽着他们往镜子跟前跑，让他亲眼看一看这身衣服多漂亮，可越这样就越害羞，双手捂着脸，快要哭出来似的

    女人们就热闹多了，三三两两，不做衣服也时常过来瞅一瞅，看我们有没有进新的布料，如果有了中意的一块布，未来三个月就一边努力攒钱，一边再三提醒我们，一定要给她留一块够做一条裙子的。

    尔马家的儿媳妇也来做裙子了，她的婆婆拎只编织袋跟在后面，量完尺寸我们让她先付定金，这个漂亮女人二话不说，从婆婆拎着的袋子里抓出三只鸡来——“三只鸡，换条裙子，够不够？”

    她定的是我们最新进的晃着金色碎点的布料，这块布料一挂出来，村子里几乎所有的年轻媳妇都跑来做了一条裙子。

    她说：“不要让公公知道啊？公公嘛，小气嘛，给他知道了嘛，要当当（唠叨、责怪）嘛？”

     “婆婆知道就没事了？”

     “婆婆嘛，好得很嘛？”她说着拽过旁边那矮小的老妇人，“叭”地亲一口：“裙子做好了嘛，我们两个嘛，你一天我一天，轮流换着穿嘛！”

    她的婆婆轻轻嘟囔一句什么，露出长辈才有的笑容。

    但是我们要鸡干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了。

    还有的人自己选布来做，衣服做好后却凑不够钱来取，只好挂在我家店里，一有空就来看一看，试穿一下，再叹着气脱下来挂回原处。

    有个小姑娘的一件小花衬衣也在我们这儿挂着，加工费也就八元钱，可她妈妈始终凑不出来，小姑娘每天放学路过我家店，都会进来对着新衣服摸了又摸，不厌其烦地给同伴介绍：“这就是我的！”穿衬衣的季节都快要过去了，可它还在我们店里挂着！最后，我们先受不了了。有一天，这孩子再来看望她的衣服时，我们就取下来让她拿走，小姑娘惊喜得不敢相信。在那儿不知所措地站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挪出房子，然后转身飞快跑掉。

    裁缝的活不算劳累，就是太麻烦，量体、排料、剪裁、锁边、配零件、烫粘合衬、合缝...... 做成后，还得开扣眼，钉扣子，缝垫肩、锁裤边。浅色衣服还得洗一洗，缝纫机常加油，难免会脏一点，而且烙铁也没有电熨斗那么干净，一不小心，黑黑的煤灰就从气孔漾出来，沾得到处都是。

    是呀，从我们当裁缝的第一天起，就发誓一旦有别的出路，死也不会再干这个了。但假如有一天不做裁缝，我们还是得想办法赚钱过日子，过同样辛苦的生活。——可能干什么都一样的吧？

    是这样的，帕孜依拉来做衬衣，我们给她弄得漂漂亮亮的，她穿上以后高兴得在镜子面前转来转去地看。但是我立刻发现袖子那里有一点不平，就殷勤地劝她脱下来，烧好烙铁，“滋——”地一家伙下去……烫糊一大片……

    怎么办呢？我们商量了半天，把糊的地方裁掉，用同样的布接了一截子，将袖口做大，呈小喇叭的样式敞开，还钉上了漂亮的扣子，最后又给它取了个名字：“马蹄袖”。

    但是后来……几乎全村的年轻女人都把衬衣袖子裁掉一截，跑来要求我们给她们加工“马蹄袖”。

    干裁缝真的很辛苦，但那么多事情，一针一线的，不是说拆就能拆得掉。当我再一次把一股线平稳准确地穿进一个针孔，总会在一刹那想通很多事情。（有删改）

配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 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这种守口如瓶的习惯，久而久之造就了我的孤僻性格，在什么场合都沉默寡言。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儿干，或是找到了活儿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沓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父亲，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部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为父亲做饭。①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的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法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枚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他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②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的来到爱晚亭前。到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在人丛中。父亲演一个寻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儿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本文有删改）

失忆

余显斌

    娘由于小脑萎缩，记忆力就开始一天天衰退，以至于現在，几乎忘记了一切。他自己又在外面忙着生意，整天不是塞北，就是江南的，到处奔波。照顾的任务，就落在老婆肩上。

    老婆待娘，就如对待他们的孩子一样。老婆经常对他开玩笑：“我啊，带着两个小孩。”可是，就这，老婆仍背着个不孝的名声。

    随着娘失忆越来越厉害，有个毛病竟慢慢凸显出来，每次吃饭的时候，如果发现饭桌上有小黄鱼，娘就一定会悄悄拿了，装进自己的衣兜。因此，大家都背后纷纷议论老婆：“家里那样富有，咋就舍不得给老人吃？”

    老婆为此，很是委屈，对他道：“你劝劝吧”他长叹一声，他劝得还少吗？每一次，他一动，就如小学生一样，一副知错就改的样子，让他看着心疼。过后，娘仍藏小黄鱼。

    他不想再这样，再这样，对自己的心是一种伤害，让老婆背着忤逆的名声也不公平。他坐下来喝着茶，仔细想着办法，随后眼睛一亮，笑了。

    几天后，他回到家，提着些小黄鱼。娘蹒跚着迎出来，一见小黄鱼，眼睛就亮了。他对笑着说：“娘，给您做油炸小黄鱼，好不好？”笑着说好。娘说话的时候，口水流了下来。他忙拿出纸巾，给娘擦了。

    老婆也出来了，笑着对娘说：“您儿子多孝敬。娘满意地点着头。那一刻，娘的脸上铺满阳光。

    老婆做得一手好茶饭。老婆曾得意地对他道：“要管住老公，先得管住老公的胃。”老婆做的油炸小黄鱼，更绝，表面金黄焦脆，泛着一种油亮的颜色。筷子一拨，里面的肉白嫩嫩的，进嘴就化。老婆说：“娘牙不好。”说着，拿了一个小黄鱼，将里面的鱼刺一根根拔了，将鱼肉放在娘面前的碟子里道：“娘，你吃。”

    娘点着头，用筷子夹着。这时，他们都转过眼，望着别处，当然，眼角仍然悄悄睄着娘。娘望望他们，见没注意自己，果然伸出手，悄悄拿起一个小黄鱼，准备收藏起来。

    他和老婆已经商量好，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忙回过头，望着娘的手。

    娘尴尬一笑，手停在空中。

    他埋怨着道：“娘，你咋又这样啊？”

    娘低着头，如犯错的小学生一样，轻声道：“娘以后不了。”

    老婆如对孩子一样问道：“娘，你是想留着吃吗？”

    娘摇着头，表示不是的。

    他猜测道：“娘，你……是留给我吃的？”

    娘仍摇着头，表示不是的。许久，她说：“你吃的好着呢，我放心了。”

    他和老婆对望一眼，老婆再次轻声问：“那……你这样是干啥啊？”

    娘过了许久，轻声道：“给春生留着。他走时说了，娘，给我留着小黄鱼，我回来吃好不。”

    老婆不知娘说的什么，回过头，疑惑地望着他。这一刻，他热泪盈眶，难以自已，一件童年往事，倏地凸显眼前：一个六岁的小男孩，背着书包，看着娘手里提着的小黄鱼，嘎嘎乐着说：“娘，给我留着小黄鱼，我回来吃好不？”小男孩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被一场干河水冲走。

    那个名叫春生的小男孩，是他的弟弟，比他小一岁。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那一双大大的眼睛，还有那嘎嘎的笑声，早已在他忙碌的记忆里失去，甚至全然没了影子。

    对于这件事，这个人，他已几乎失忆。

    可是，在一个已经失忆的老人脑中，那双眼睛，那个稚嫩的声音，还有那句话里的每一个字，都那样清晰，从未消失。

    老婆听后，也泪流满面，对他说：“让娘藏吧，别人要说不孝顺，就让说去吧。”

（节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22期）

迷失在雪中的城市

    那个早上是寂静把他叫醒的。马可瓦多从床上起来觉得空气中有一些奇怪的东西。认不出那是几点钟，从百叶窗缝透进来的光线跟平常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时候都有些不同。打开窗户：整个城市不见了，被一页白纸所取代。定睛再看，才分辨出在白色当中，有一些几乎被涂抹掉的线条仍符合视觉上的习惯：周围那些窗户、屋顶和街灯，全被前一天晚上下的雪盖住了。

    “是雪吔！”马可瓦多向他太太喊着，或应该说张口想喊，但是声音一出来就被压低了。就好像落在线条、颜色和景观上的雪，也落在所有噪音上，减低了制造噪音的可能性；在一个满溢的空间的，声音是不会振动的。

    电车因下雪而停驶，马可瓦多只好走路去上班。沿途，他自己开辟出他的通路，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畅快。在市区路上，人行道与行车道的区别都消失不见了，车辆不能通行，而马可瓦多，虽然每走一步就陷入半截小腿，雪水也渗入袜子，但他游走在马路中央，踩踏着花坛，任意穿越路口，东摇西摆地前进。他是自己的主人。

    所有大小道路像沙漠般无边无际的展开，如同夹在陡峭山峰中纯白的峡谷。被覆盖于下的城市，谁知道是否还是同一个，或者在夜里已换了另一个？谁知道在白雪下到底还有没有加油站、书报摊、电车站，或者只是成堆成堆的白雪？马可瓦多一面走一面幻想着自己迷失在一个不同的城市中：事实上他的脚步正把他带往每天工作的地方，同样的仓库。等走进大门口，这位搬运小工惊讶的发现自己站在一成不变的墙内，仿佛那些让外头世界消失的改变，独独漏掉了他的公司。

    在那等着他的，是一枝比他还高的铁鍬。车间主任威利哲姆先生把它递给他，说：“公司前面人行道上的积雪轮到我们铲，也就是说轮到你铲。”马可瓦多环抱着那枝铁鍬转身出去。

    铲雪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尤其对那些没吃饱的人而言，可是马可瓦多却觉得雪就像一位朋友，撤消了禁锢他生命的牢笼。于是他发奋工作，一大铲一大铲的雪花由人行道上飞向路中央。

    还有失业的西吉斯蒙多对雪也充满了感激，他在那天早晨被市政府征召成为铲雪工人，终于眼前有了几天确定的工作。不过他的这种感情，不同于马可瓦多模糊美丽的幻想，而是精确的计算，要清出这么多平方米的面积就必须铲掉多少平方米的雪；他把目标锁定在能够成为小队队长，然后——这个志向是一个秘密——再直上青云。

    西吉斯蒙多转身看到了什么？一个忙碌的家伙在人行道上东一铲西一铲零乱地用雪把那一段刚清完的行车道又盖住了。他差点昏倒。跑过去用装满雪的铁鍬指着对方的胸口。“喂，你！是你把雪铲下来的？”

    “啊？什么？”马可瓦多惊跳起来，但承认：“喔，大概是吧。”

    “好，那你立刻用你的小铲子把它弄回去，要不然我就让你把它吃干净。”

    “可是我应该要铲掉人行道上的雪。”

    “我要铲的是马路。那怎样？”

    “不然我要放哪里？”

    “你是市政府的吗？”

    “不是，我是Sbav公司的。”

    西吉斯蒙多教他如何把雪堆在路边，于是马可瓦多把那一段马路重新打扫干净。心满意足，铁鍬插入雪中，两人注视着完成的作品。

    “你有烟头吗？”西吉斯蒙多问。

    当他们互相为对方点燃半支香烟时，一辆扫雪车驶过，扬起两大波白浪掉落两侧。在那个早晨，任何噪音都只是窸窣声：等这两个人抬起目光，他们清过的那段又重新盖满了雪。“发生什么事了？又下雪了？”抬眼望着天空。那辆车，转着它的大刷子，已经拐弯了。

    马可瓦多学会把堆雪打压成结实的小墙。如果他一直不断作这样的小墙，便可造出完全属于他的路径，通往只有他知道的地方，而其他人在这些路里都会迷失。重建城市，堆积起像房子一样高的雪山，这样就没有人能辨认真正的房子。也或许其实所有的房子都已变成雪造的了，里面及外表；一个是有古迹有钟楼有树木的雪的城市，一个是可以用铁鍬打散再用另一种模式重建的城市。

    在人行道旁某一处原来就有一堆庞大的雪。马可瓦多正准备整压它以与他的小墙同高时，才发现那是一辆汽车：公司董事长亚伯伊诺的豪华大轿车，全被雪盖住了。既然一辆车和一堆雪之间的差别这么微小，马可瓦多埋首用起铁鍬来雕刻一辆汽车。他雕得实在很好：在两者之间还的确分不出来那个才是真的。为了给这个作品做最后修饰，马可瓦多用上了一些铁鍬挖出的废物：一个生锈的圆罐子作车灯，一片煤气阀让车门有了把手。

    门房、传达员和工友一阵脱帽礼，董事长亚伯伊诺从大门出来。有深度近视眼的董事长，自信地快步走向他的汽车，抓住突出的煤气阀，拉出，低下头连脖子一起钻进雪堆中。

    马可瓦多已经转过街角在中庭清扫。

    中庭的小孩作了一个雪人。“它没有鼻子，”其中一个小孩说。“我们放个什么东西。胡罗卜！”便各自跑回家里的厨房在蔬果中翻找。

    马可瓦多看着雪人。“就是这样，没办法分辨在雪下面的是雪还是被雪所覆盖的东西。可是有一种情况除外；人。因为他知道我是我，而不是在这里的这个东西。”

    专注于他的沉思，以至于没听到屋顶上两个男人喊叫：“喂，先生，您移动一下位置！”他们是负责除去瓦片上积雪的人。然后在一瞬间，三百公斤的雪迎头落下。

    小孩带着他们的战利品胡罗卜回来。“哇！他们做了另一个雪人！”在中庭里有两个一样的玩偶，站得很近。

    “我们帮两个都装上鼻子！”便把两条胡罗卜分别插在两个雪人脸上。

    马可瓦多，死多于活地感觉到透过那层把他埋没和冰冻的白雪有人送来了食物，便咀嚼起来。

    “我的妈呀！胡罗卜不见了！”小孩们都吓坏了。

    其中一个最勇敢的并不放弃。他还有另一个鼻子可以换：一颗青椒。把它塞给了雪人，雪人狼吞虎咽地把青椒也吃掉了。

    小孩们再试着放上一小根木炭当鼻子。马可瓦多用尽全身力气把它吐掉。“救命啊！它是活的！雪人是活的！”小孩们全都跑光了。

    在中庭的一角有排放热气的闸门。马可瓦多，迈着雪人沉重的步伐，把自己移到闸门上。雪一块块的溶化，顺着衣服往下流：重新出现一个肿胀并感冒鼻塞的马可瓦多。

    拿起铁鍬，主要是为了暖身，他继续在中庭工作。有一个喷嚏停在鼻头，就停在那里，没决定到底要不要出来。马可瓦多铲着雪，半闭着眼，而那个喷嚏始终卡在他的鼻尖。突然间：“啊……”，几乎隆隆震耳的：“……啾！”比地雷爆炸还要猛烈。由于空气急剧的变动，马可瓦多被震撞到墙壁上。

    可不是一点小变动：这个喷嚏引起的根本是一个龙卷风。所有中庭的雪扬起，纷飞有如暴风雪，然后被上方的漩涡吸进去，撒入天空。

    当马可瓦多从昏厥中重新张开眼睛，整个中庭都是空的，连一片雪花也没有。在马可瓦多眼前出现的是一如往日的中庭，灰色的墙壁，仓库的箱子，那些日常的多角和满怀敌意的东西。

大雪纷飞

梅寒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差一点就是那场铺天盖地的大雪。

    那场雪，不早不晚，就赶在他走出单位大门，骑上摩托车往朋友家赶的时候下起来。起先是那种小雪粒，落到他的头上肩上，簌簌有声，有一些调皮，从他的头发上跳下来，顺着他的领口就往里钻，凉冰冰的，挠得他的心头一阵阵痒。他没像一般路人那样缩脖子驮背急吼吼前行，他行得像个绅士，一任漫天的雪花飘白他的头发，他的肩头，他的臂膀……

    他喜欢雪天。这个小城，已经有好几个冬天没落过一场像样儿的雪了。

    雪越下越大，雪粒儿变成小雪片又变成漫天飞舞的飞絮，从暗沉沉的云端飘下来。路上的车子行人都急了，喇叭声响成一片。他的手机就是在那个时候拼命地动起来的。手机放在棉衣内口袋里，他能清晰的感受到它的震动。他没去接。那么大的雪，那么喧闹的大马路，接也是白接。他继续骑着车慢慢往朋友家去。

    是一位与他住同村的朋友，他的发小。朋友的妻刚刚做完乳癌手术，他和妻相约在那天中午下班后一起去看。东西是他买的，妻先带着东西开车走了。他单位上有事，又回去处理了一下才骑上车往朋友家赶。

    手机在他的口袋里固执地震动着，震得他心发慌也发焦。他以为又是哪个同事打来的，让他回去继续去处理那一堆永远处理不完的数据。他赌气似的不去接。

    雪越下越大了，路面上已经白茫茫一片。看来，那场雪的来势不小。

    他是顶着满身的雪花抵达朋友家的。在朋友家的院子里，他竟然看到妻同他一样浑身披满雪花——她还在握着手机一遍遍固执地拨打，他口袋里的手机还在固执地震动。

    朋友很尴尬的站在妻子旁边，在安慰她。

    “你死人啊，还是聋了，电话也不接！”妻一见他就朝他开了机关枪，丝毫不顾忌有朋友在场。

    “路上没听见……你有事？”他已经习惯了她的暴躁无常，他以一贯的冷静来回复她。

    “没事我撑的啊给你打电话，我问你，你买的这些东西总共花多少钱……”他怎么也没想到妻子劈头问出的是这一句，他不知道，是她被气糊涂了还是摆明了要在朋友面前出他的丑。那一句，似一记猛鞭，一下子把他抽懵了。他的脸“腾”一下红了：“昂……那个……”他想去补救，已无可补救。因为他看到朋友几秒钟前还笑着的脸一下子冻住了，而他的妻，已经旋风般地刮到院外，打开车门，“砰——”又关上。她把车子发动了。

    他的世界一下子只剩下那一地茫茫大雪……

    那天，他刻意与朋友回忆小时候的种种趣事，试图弥补那个巨大的裂痕。无用。他最终和朋友尴尬地不欢而散。

    从朋友家出门时，外面的雪已经下了厚厚的一层了。朋友执意要开车送他回家。他拒绝了，他说他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大的雪了，正好沿途看看雪景。

    他没骑车，推着走。与来时不一样，路上已经少有车辆行人了。天色欲发地暗下来，漫天的雪裹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了。原来，雪大了也会压得人透不过气的。他一步一步走在那长长的雪地上，“咯吱——咯吱……”是他的脚与雪亲吻的声音，又像是胸腔里某种碎裂的声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一次，一定回去跟她说……”

    那一句话，已经在他心里埋了十几年了。它曾无数次地冲到他的嘴边儿上，可他却始终没把它说出来。没有说出来的理由有很多，先是因为孩子太小，孩子后来长大了，上中学，怕影响他学习。再后来，孩子去读大学，又怕他担心……就一直没说。它最终被一些无关紧要的谩骂代替了。那些谩骂，是他从她嘴里原封不动地复制过来的，又当武器抛给她。骂够了，日子又如常地走下去。可他知道，那一段婚姻早已是名存实亡。

    口袋里的手机再次响了，这一次，他接得飞快。竟然莫名地期盼，期盼是她打来的。尽管他知道盼也是白盼，她从来不会主动向他表示一下关爱，她只保留自己对他蛮横发脾气的权力。

    那电话当然不是她打来的，是儿子打来的。儿子已经二十八岁，是那个小城一家医院很出色的外科医生了。

    “爸，你在哪？”儿子的声音如此轻快飞扬，与往日明显不一样。

    “路上。”

    “我……我认识了一女孩儿，印象还不错，这周末想带她回家里看看……”

    “哦，好哇好哇……”儿子的婚事，一直是他心上的事。他盼这一天，盼了太久了。他的眼睛竟然莫名地湿了。

    儿子要带女友来家了，得回去好好收拾一下家里，还要去商场采买，第一次来，不能让人家出去吃饭。要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气氛……他游走的思绪被儿子的电话给扯回来了。也顾不得在大雪地里寻愁觅恨，他摘下眼镜，将上面一层雾气轻轻擦拭而去，然后，急急跨上车，发动车子就冲进了雪幕里。

    雪，纷纷扬扬的雪，下得更大了，那道歪歪扭扭的车辙很快就被大雪埋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