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爱因斯坦的人

王煜

    1941年，香港机场飞往大陆航班的安检处，一名年轻人被拦了下来，他穿了一件非常臃肿的大衣，在那个季节显得很不正常。安检人员起了疑心，一摸，大衣各处硬邦邦的，打开一看，大衣里密密麻麻全是插袋，里面是英文的物理研究书籍和资料。一问，年轻人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书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因为太多，超过了行李托运的最大限量，只好想出这个办法。年轻人拿出了中山大学的教授聘书，安检员一看，只有27岁的人居然已经是教授，非常敬重，就此放行。

    这个拼死要回国，用教学和科研来抗战的人，就是后来被国际学界公认为“中国核能之父”“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卢鹤绂。

    1936年9月，卢鹤绂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主修物理，辅修数学。第二年，卢鹤绂在科学实验中发现了热离子发射的同位素效应。为此，他发明了时间积分法，并在世界上第一次精确地测定了锂7．锂6的丰度比。他的发现被当地报纸报道，惊呼“中国人在称原子的重量”。他当年所测定的数值，被国际学界沿用了50多年。

    1941年，卢鹤绂的博士论文《新型高强度质谱仪及在分离硼同位素上的应用》通过，这篇论文被美国政府列为涉及“制造第一批原子弹与原子反应堆”的绝密资料，直到战后的1950年才以摘要的形式发表在美国《核科学文摘》上。

    获得博士学位后，还在蜜月中的卢鹤绂，毅然决定抛弃在美国的一切优越条件，和新婚妻子一起回国参与抗战。1941年11月，卢鹤绂抵达国立中山大学校本部，任理学院教授。

    1942年暑期，卢鹤绂夫人生下了长子，出院后，卢鹤绂开始操劳家务。每天，他背着孩子劈柴，做菜；地上鸡屎、牛粪满地。一日三餐忙完后，卢鹤绂在油灯下备课。在一座古庙里，他给大学四年级学生讲授理论物理、核物理、量子力学、近代物理等课程。

    1944年，卢鹤绂相继被流亡中的广西大学、浙江大学聘为教授。在向西途中，路经一个叫元宝山的地方。当地土匪出没，烧杀抢掠，大家都不敢前行。卢鹤绂当即带上一个体育教授就上了山，成功说服土匪头子。第二天，土匪头子派人把卢鹤绂一行送下山，还送给他们代表土匪间“特别通行证”的杏黄色小三角旗，以保卢鹤绂一路畅行无阻。

    即使在战乱的环境中，卢鹤绂一边讲课，一边还密切关注国际学界的动向，能获得的学术杂志，他全部手写抄录下来。学术札记在炮火中也从未间断。他于1942年写成、1944年在国内《科学》上发表的《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一文，被学界认为是“第一个给中国读者全面介绍原子能物理知识及其应用”的科学著述。

    1947年，卢鹤绂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原子能与原子弹》和《从铀之分裂谈到原子弹》，对原子弹的发明做了介绍。在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他在《美国物理月刊》上发表《关于原子弹的物理学》一文，在世界上首次阐明了估算铀235原子弹及费米型链式裂变反应堆的临界体积的简易方法及其全部原理。此文一出，被美国文献和专著广泛采用，国际学界轰动。

    1955年，卢鹤绂进入了绝密的“546培训班”任教，在后来的11位“两弹元勋”中，就有7位是卢鹤绂在“546培训班”教过的学生。

    卢鹤绂被称为“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和“中国核能之父”。

    1995年，81岁的卢鹤绂与他的弟子王世明撰写的《对马赫原理的一个直接验证》在美国《伽利略电动力学》发表，该杂志的主编评价这篇论文“开辟了挑战爱因斯坦的新方向”。这篇文章之前曾被美国《物理学刊》拒绝刊登，对此，卢鹤绂坦然地说：“一般编辑部都不敢登这种文章，他们迷信爱因斯坦，怕人家说他们不懂物理学。”他不怕自己被人认为是疯子，关于这篇论文，他说：“我不过是把天空戳了一个洞罢了！”正当研究要继续时，卢鹤绂于1997年病故，为世人留下8大提纲44项研究进展资料，已发表的论文仅仅是他研究内容的十分之一。关于这项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质疑，美国科学院在2002年投入巨资，用发射卫星的手段，深入这方面的实验。

    正因为在科学和人文上的深厚积淀，卢鹤绂去世以后，美国休斯敦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均为他树立铜像。卢鹤绂百年诞辰之际，复旦大学也为其在校园里树立了铜像。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说：“卢鹤绂先生不仅是学术的大师，同时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有情怀的人，这是最为珍贵的，是我们最为敬仰的。”

（选自2014年7月23日《新民周刊》，有删改）

屠呦呦：用一株小草改变世界

    1930年12月30日，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开堂坐诊的父亲摘引《诗经》中的一句话“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为她取名。“苹”指的是蒿类植物，人们惊叹于从取名开始，屠呦呦的命运注定要与这棵神奇的小草连在一起。

    受父亲影响，屠呦呦从小就喜欢翻看医书，对中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树立了治病救人的理想。带着这个理想，1951年，屠呦呦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

    大学四年，屠呦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以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由于实验室没有配套的通风设备，加上经常和各种化学溶剂打交道，屠呦呦很快就患上了结核、肝病等多种慢性疾病。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她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尝试在不同摄氏度的条件下制取青蒿提取物。在失败了一百九十次之后，1971年10月4日，屠呦呦终于如愿以偿地从第一百九十一号样品中获得了抗疟效果达到百分之百的提取物。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为进一步完善这种新型特效药物，屠呦呦还率队历时六年，排除干扰，克服困难，成功开发出了一种抗疟疗效比青蒿素高十倍，但复发率却极低、用药剂量更小、使用起来更方便的抗疟新药物，即双氢青蒿素。1990年3月，双氢青蒿素一举通过了技术鉴定，成为人类抗击疟疾的“有效武器”。

    当年大协作的“523”项目以“胜利完成”而告终，“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的名字。然而贡献的归属却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争议不断，屠呦呦则被很多人认为“不够淡泊名利”“个性执拗”。

    2004年，泰国玛希敦奖将5万美元和一枚奖章颁发给了青蒿素研发团体，大多数青蒿素研究参与者赞成将这笔奖金捐给盛产青蒿的四川酉阳地区的中学。这时，屠呦呦提出，必须先明确她个人应该享有50％以上奖金的份额，然后，由她以个人名义捐给酉阳。2009年，屠呦呦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出版，就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而招致批评：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研究成员的作用。反对者认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在“523”项目中的作用。

    2011年9月，81岁的屠呦呦登上了拉斯克医学奖的领奖台，斩获临床医学研究奖，那是彼时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奖项。在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的描述里，屠呦呦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人。拉斯克医学奖认为，屠呦呦是第一个把青蒿素引入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到100%活性，第一个做临床实验，这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足够支撑她得这个奖。可见这个奖项注重科学发现的思维，而不在乎是谁做的。

    四年后，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这位中国女科学家，以表彰她发现青蒿素，显著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并不认可集体成就的诺贝尔奖，把奖项颁给了在青蒿素研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个人。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无穷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感到自豪。

（有删改）

一代人师蔡元培

刘继兴

    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斗士和教育家，尤其是他创造的北大辉煌，历来为人所敬仰。

    他上任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同时在管理中革故鼎新，将北京大学原来的那一套封建腐朽的条例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使北大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蔡元培深知，要振兴一所大学，仅靠思想与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注重人本，师资才是最关键的。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日，就力劝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考虑到出任文科学长需要一定资历方能通过，蔡元培甚至为陈杜撰了履历，使他顺利地到北大任教。梁漱溟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蔡元培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请他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这一年，梁漱溟年仅24岁。

    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强调自己的治校方针是：“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的指引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喜谈怪论的国学家黄侃，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特别是“性博士”张竞生，被封建卫道士辱骂为“四大文妖”之一，在半封闭半蒙昧的中国，张竞生的言论绝对算得上耸人听闻，惊世骇俗，也被蔡元培延揽来北大讲“美的人生观”。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期间做得最骇人听闻的事是开放女禁。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元培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学术上的争论则更多。蔡元培均能很好地处理各方的关系，连最顽固的、拖着一条长辫的教授辜鸿铭也对蔡校长深为钦佩。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一书，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概念。由于恰逢五四时期，人们“反对满清”的情怀甚重，因此这本书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播。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蔡元培。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大笨伯猜笨谜”的方法。胡适为了推翻蔡元培的观点，曾到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本书。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近乎绝望的时候，蔡元培却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胡适根据书中的史料记载，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自己关于《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说法。在蔡元培的影响与治理下，北大容纳了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特别是教师们对于学术争论的态度，都颇具大师风范。如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里黄侃也在讲课。黄侃大骂钱玄同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玄同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蔡元培的两袖清风，也是有口皆碑的。1935年9月7日，蒋梦麟等联名给蔡元培祝寿，提出要为一生清廉直至晚年仍全家租赁房屋连藏书的地方都没有的老校长造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屋”。后来这个计划虽然由于抗战全面爆发而未能付诸实现，但反映了北大师生对蔡元培的深深敬爱之情。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公祭，红都延安则举行各界追悼大会。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就是蔡元培一生的真实写照。

    伟哉蔡元培！

（选自《天津日报》中《兼容并包 雅量似海：一代人师蔡元培》一文，有删减）

达尔文的拖延

斯蒂芬·杰·古尔德

    没有什么事比一些名人长期而难以解释的停滞行为更能引发人们猜测的了。罗西尼因《威廉·退尔》而达到他歌剧创作的辉煌巅峰，可是此后的30年他几乎什么也没写。多罗西·塞耶斯在名望达到顶点时却背弃了彼得·温姆西勋爵，转向笃信上帝。查尔斯·达尔文在1838年就得出了全新的进化理论，却直到21年后才发表他的观点。

    通过历时五年乘坐贝格尔号与自然的接触，达尔文对物种固定不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1837年7月，他航海回来后不久，便开始记第一本关于“递变”的笔记。这时的达尔文已经确信进化的发生，他正在寻找一种理论来解释进化的机制。经过最初的猜想和少数不成功的假说，他逐渐建立了他的中心观念。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1838年10月，我为了消遣，偶尔翻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已经可以正确认识生存斗争。我马上联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变异会趋向于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淘汰，这一结果将导致新物种的形成。”

    达尔文早就认识到动物驯养者所做的人工选择的重要性。但是直到马尔萨斯的斗争与拥挤的观点凝练他的思想之后，他才确定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动因。达尔文知道得出的是什么理论，我们不能将他的拖延归因于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重要性。到1844年，他写出了他的理论的基本纲要，他还向妻子作了认真的交代，假如他生前不能完成他的主要著作，希望她发表这些手稿。

    他为什么等了21年才发表自己的理论？我们可能会把过去正常的时期错误地看作漫长的阶段，然而21年仍然是一个人正常事业的一半时间，纵然按照生活悠哉游哉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来看，那也是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通常的科学传记是有关伟大思想家的明显错误信息的根源。这类传记往往将伟大的思想家描绘成简单、理性的机器，是凭着不懈的努力，不受任何其他事情的影响，严格按照客观材料寻觅真理的人。因此，对于达尔文等了21年的通常解释就是他的工作没有完成。他满意自己的理论，但觉得尚显单薄。他的理论只有等到汇集大量的支持材料才能发表，这需要时间。

    导致达尔文推迟发表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作简单的解释，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恐惧的负面作用与增加材料的正面需要至少同样重要。然而，达尔文恐惧什么呢？他得出进化论的观点时才29岁，那时他在专业上还没有地位，不可能通过宣扬他所不能证明的一种异端学说来危及自己有前途的事业。

    然而他的异端学说是什么呢？信奉进化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部分。达尔文早年有关“递变”的笔记中可能含有问题的答案，这些笔记中包含了他所赞同但却害怕发表的一些观点，即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这远比进化本身更要异端，没有哪种观点比认为心灵只不过是大脑的产物，更能动摇西方思想中最深刻的传统了。

    达尔文确实进行了一场温和的革命。不仅在于他这么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还在于他故意避开公众对他理论中哲学含义的注意。他在1880年写道：“我认为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对公众不会有什幺影响；而伴随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会更好地促进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科学之内。”

    然而他的工作内涵与传统的西方思想确是极大的断裂，我们很难将其纳入这种传统中。例如阿瑟·柯依斯勒之所以反对达尔文，也是基于不愿接受达尔文的唯物论，而且他还热衷于认为生命物质中含有特殊性。我承认对此我不太明白。疑惑和知识都应该坚持。我们难道因为自然中的和谐不是设计的就会降低对自然美的赞赏吗？难道因为有数百亿神经元在我们的颅骨里，我们心灵的潜力就激发不了敬吗？（摘编自《自达尔文以来》）

马君武评传

唐志敬

    马君武初至日本，常写文章投寄各报刊。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编《新民丛报》，马君武成为撰稿员。不久，梁启超赴美游历，他代理主编职务。但由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本主义理论书籍，学习近代科学知识，他的思想逐步发生了变化，这表现在他于《新民丛报》发表的10篇译著中。他通过歌颂法国爱国女英雄贞德（《女士张竹绮》附诗）和菲律宾的爱国者（《茶余随笔》）及其它文章，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想。他初期的“保国”同“保皇”的联系不存在了，“维新”“勤王”“圣君”等字句不再在他的诗文中出现了，相反他推崇反抗专制的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拜伦、由保皇党转向反对专制与教会的法国大作家雨果。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是马君武从保皇维新到民族革命彻底转变的关键一年。是年初，浙江人章炳麟再次到达日本，马君武立即受到他强烈革命情绪的感染。章氏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马君武即为该会十名发起者之一，在行动上已加入革命的行列。不久，他参加了兴中会横滨分会。9月，孙中山自河内抵横滨，马君武经人介绍见到孙中山，听取他的革命主张，对孙佩服之至。经过比较之后，马君武对人说：“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则未来之人物也。”第二年春节，各省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举行新年团拜，欢迎清廷派赴日本考察的官员。马君武根据孙中山的事先嘱咐在团拜礼毕后，即登台演讲，声泪俱下，慷慨激昂，满座掌声，清吏失色。这标志着马君武与维新派及其思想的彻底决裂，也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革命影响。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马君武考取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应用化学，成为广西第一个自费出洋留学的学生。他除了学习功课外，还博览斯密、李嘉图、穆勒、马歇尔等名家的经济学著作。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孙中山自欧洲来东京，筹建中国同盟会，马君武积极响应，参加草拟章程。十月二十日（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正式创刊，马君武任主笔之一。

    归国后，他应聘为新创办的上海中国公学教务长，兼教化学。该校为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与联络站，很快就引起了清两江总督端方的注意，准备逮捕马君武。幸而得到了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帮助，岑春煊打电报和广西巡抚张鸣岐商量，以官费生资格保送马君武去德国留学。赴德途中，他又写下了《去国辞》《自上海至玛赛途中得诗十首》等诗。1907年秋，他进柏林工业大学学冶金专业。虽功课至为紧张，但他利用“夜间余暇”，还翻译了《矿物学》《平面几何学》等书。1911年夏毕业，得学士学位。

    国民党人举行宋教仁追悼大会，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致祭并讲话，他说：宋教仁是死于“官僚派”（指袁世凯）之手，宋死后，民国是否与之俱死，在于能否战胜“官僚派”，他希望国民党人竭尽心力，与“官僚派”斗争，坚持共和政治。自此马君武追随孙中山，投入到了反对袁世凯、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斗争当中。二次革命失败后，马君武已感到自己“不宜于政治生活”，便和中华书局签订为期三年的译稿合同，凭着这笔稿费，在1913年冬赴德，翌年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农业。1916年以蚕丝7种元素之分析论文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为我国留德学生获此学衔之第一人。

    马君武自1922年5月辞去广西省长后，感到“政治生活，真不是我所能过的”，而下定决心“再不从事政治生活了”。但作为一个真诚爱国者的他，是时刻将祖国的兴亡挂在心头的，他有“本位救国”的思想，但在工农业极端落后、政治腐败、战乱频仍的旧中国，他这个工学博士，实难觅得用武之地。1924年9月，厦门大学部分因学潮离校的学生，在一些教授的支持下，于上海创办了私立大夏大学，他们仰慕这位曾任过中国公学教务长的人的名望，敬请他担任校长，马君武在该校校董会及师生的热忱欢迎下，于11月24日就职。自此，他转入了教育界。后来，他相继担任北京工业大学等大学的校长。

    马君武终究是中国、尤其是广西近代史上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周恩来称他为“一代宗师”，《救亡日报》在他逝世后第三天发表的《悼马君武先生》的社论中指出：“作为一个政治家，马先生可说是纯正而清廉，作为一个学者，他更是沉潜而渊博。”说他的“亮节高风，可以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文人中一个可贵的典范”。

相关链接：①马君武原名道凝，字厚山，改名和（又名同），号君武，后以君武行世。1881年7月13日出生，祖籍湖北蒲圻。（摘编自华成《马君武传略》）②马君武以其改造中国的封建教育体制、力推现代高等教育的理念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与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同享盛名，誉为“北蔡南马”。（摘编自何岸《教育界马君武》）

走不出那片田野

邱苑婷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里，曹文轩恐怕是最不买孩子账的一个。如果说以杨红樱为代表的儿童文学作家们，是蹲下来与孩子平视，要和孩子做最知心的朋友，曹文轩就是那个站着的精神偶像——他要让孩子踮踮脚才够得着，甚至踮脚也不行，只能远远仰望。他声明自己不太是一个自觉为儿童创作的作家，只是采用儿童视角写作。他是带着纯文学的野心在书写的，写起来便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根本管不上儿童不儿童。

    这恰恰成就了他。透过他的文字，你会看到沈从文，看到汪曾祺。有评论者说，风景才是他作品里真正的主角。这话不假：他写作之前，常常要在楼下院子里走上几个小时，把自己重新扔回自然。1997年的夏天，他写得烦闷，干脆直接逛到卖机票处，人家问，去哪儿？他说，去哪儿都可以。

    “海拉尔”，对方看看当天有票航班，随便扔出一个地名。

    “行！”海拉尔？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就这样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以后，他又自驾去过张北一带的草原许多次，俨然把它当成了第二故乡。北方大草原，并不是他熟悉的风景。他生长在江苏盐城，那是一个江南水乡，水的干净细腻融进了他骨子里，以至于读他任何一部早期作品，你仿佛都能触到水乡潮湿的、氤氲的雾气。可他也自认，他的短处也在这水，“缺少足够的冷峻与悲壮气质”。陌生的北方大草原，成就了他的自我更新——第一次，他写出了以北方草原为背景的《火印》。

    场景在变，基因却没变。那些意境的背后，每每藏着曹文轩自己。他不讳言，说《草房子》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自传，主人公桑桑就是年少的他。从调皮捣蛋，到情窦初开，到直面苦难甚至死亡，总有一个时刻，落寞会降临到那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身上，于是在天地旷野间，朦胧地察觉一丝生命的寂寥本质。

    他曾回忆自己儿时独自在田野上的玩耍，与作品里的孤独经验如出一辙：本是一派捣乱与热闹，但是，“忽地就有孤独攻上心头，于是我慌张四顾，那时田野空大无边，自己成了蚂蚁大小，而田野还在一个劲儿地长着，不断地往四下里铺展……”这许多年，他走不出那片田野。

    他不停描绘那片田野：苦难，坚韧，悲悯，孤独，干净……

    这重复，形成了曹文轩儿童文学“纯美”的标签。北大老师邵燕君是曹文轩带的第一个硕士，她用“多年固执的美学坚持”来形容恩师。但当年他如果不这么固执的话，就不会变的如此强大，也不可能拥有如此独特的田野。在整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里，曹文轩其实是不吃香的，他坚持古典美，但现代主义的主潮却是强调深刻、批判、夸张、揭示。所以，他很难被纳入任何一个当代文学的主脉中，只能被归入儿童文学。

    曹文轩自己是这么说的：负隅顽抗，活路一条。写完《火印》初稿，他照例请亲近的朋友、学生看，得到最受用的评价是：“这是曹文轩写的。”在文法中自有不变，他觉得保守未必是件坏事。

    在北大课堂“小说的艺术”上，开宗明义第一讲，他要批评当今文化批评的泛滥，讲评价文学必须回归文学性，讲这个“恋思癖”的时代对“深刻”的错误执念。他将美与善放在最高位置上，极度反感现代主义作品几近变态地表现大便、肮脏、恶心、绝望——如果世界已经这么糟糕，为什么连文学都不能让人得到净化与慰藉？他对美有近乎执念的精神洁癖。他的故乡水道纵横，水构成了他精神世界的大部分内涵——敏感、温润、细腻、干净、纯粹，而在他看来，文学也当和水一样，是净化之物。

    每每提到中国经验，曹文轩总会说起《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故事：一个巴西孩子为了寻找宝藏，历经波折来到遥远的埃及金字塔，最后却发现，宝藏就在自家教堂的无花果树下。“中国有中国的故事，这片土地上，有过那么多瑰丽的传说和民间故事，有过那么多深重的苦难，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开采挖掘的富矿。”

    他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些故事，对孩子们说，对北大学生说，对阅读推广人说，对媒体说，对所有关心文学的人说。说了很久。最终，他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声音。

（《南方人物》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一个人永远也走不出他的童年。那片独一无二的土地，也给了我无限的情趣和恩泽。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干燥，因为当我一睁开眼来时，瞧见的就是一片大水。水对我的价值绝非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它参与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气、我之人生观、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曹文轩《一个人永远也走不出他的童年》）②曹文轩对田园生活的价值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面对现代社会人的生活现代化但情感却趋向简单和生硬这一存在，他深感“文学应承担起调节的职能，当田园生活将要逐步变成历史时，它应当用温馨的、恬静的笔调去描绘田园生活”。描写田园生活与流淌在田园山水间的温馨人生，成了曹文轩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王泉根《曹文轩：“追随永恒”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