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肃：把灵魂融入艺术

    1930年，阎肃出生于河北保定，1953年4月入党，1953年6月入伍，曾创作1000多部（首）作品，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

    1962年，阎肃从当时风行全国的小说《红岩》中得到灵感，决定以小说中的主人公江姐为主线，创作一部歌剧，反映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忠贞气节，为刚刚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国民鼓劲。

    在探亲的假期中，阎肃思绪像奔涌的泉水，像爆发的火山，从笔端、从心中倾泻而出，整整写了18天，歌剧《江姐》的剧本初稿一气呵成。

    剧本写作仅18天，而打磨、谱曲、排演却用了近3年。1964年9月，由阎肃作词，金砂、姜春阳、羊鸣作曲的歌剧《江姐》公演，旋即引起轰动，创造了中国歌剧史上5次复排、演出1000多场的奇迹，“雪压不弯、风吹不倒，信念不变、矢志不移”的“红梅精神”，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1991年，阎肃创作歌剧《党的女儿》。其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风云变幻，而在世界东方，迎来70岁生日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定前行。

    又是一个18天，他3天写一场戏，与作曲家和演员们合作，很快完成了整部戏的创作排练。作曲家王祖皆说：“耳顺之年，三天一场戏，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饱满的热情，是完成不了的。”而阎肃说：“当时，我的脑子里没想别的，就想告诉人们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在哪儿、共产党员是什么样。”歌剧《党的女儿》登上献礼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舞台，又一次盛况空前，引起轰动。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应该经常反思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走在时代前面，是不是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阎肃艺术生涯的真诚告白。

    当年为了在歌剧《江姐》基础上改编京剧《红岩》，阎肃主动提出去曾经关押过江姐的渣滓洞体验生活，把手反铐上，戴上脚镣，脚镣很重，碰到踝骨那是钻心的疼，吃饭、睡觉都不解开。那七天七夜，他感受到了铁窗内失去自由的痛苦，他看到了国民党特务用来折磨革命者的各种刑具。为了体验上大刑，他还真的上了一回“老虎凳”，当捆绑的脚下加到第二块砖时，他两条腿的筋都快要绷断了……

    那种刻入骨髓的“炼狱”生活，使他在进行创作时，一次又一次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他笔下流出的，字字是泪、句句是血，活生生的江姐就这样被他搬上了舞台。“几度墨汁干，木凳欲坐穿。望水想川江，梦里登红岩。”经过两年锤炼，他对剧本和曲谱从头到尾整整修改了几十次，反复排练修改，最后连食堂的大师傅，听着排练厅传来的声音，一边和面，一边哼唱，也一边感动得流下眼泪。

    阎肃的创作从未离开过人民和生活，他说：“一旦确定干什么，就要学会‘扎猛子’，往根上去。”65年来，他几乎跑遍了空军所有的部队，机场、阵地、边防哨所，处处留下了足迹和歌声。65年来，他为部队写了多少军歌、师歌、团歌、连歌，他自己都数不清了。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阎肃说：“人年轻要多干、少争、少斗，多学别人的长处；人老了，尤其注重立德，要把名利看得很淡。”

    作为文艺界的“常青树”，阎肃在拉大幕中开始了自己的艺术道路。在西南军区文工团时，阎肃被编入合唱队。那时候，要求演员“一专三会八能”，拉大幕、管汽灯、演出催场，阎肃什么都干。从拉大幕开始的艺术道路，到被称为文艺界的“词坛泰斗”“国宝级艺术家”，阎肃说：“我感觉自己没做什么，怎么就有了这么高的评价。我唯一承认的，就是我很勤奋，我认真对待每一分钟。”和阎肃合作创作了《江姐》等多部作品的作曲家羊鸣说：“阎肃不怕困难，年轻的时候，你只要提，他就干，对工作毫不挑剔，广种多收。再就是爱学习。”

（选自《中国文化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阎肃创作了许许多多被人们传唱的歌词，包括首经风靡一时的京腔京韵京曲。这些歌唱醉了听众，唱红了歌星，他也成了词坛上公认的“大腕”。（《走近阎肃》）②阎肃认为，好歌不是凭空造的，它来自几十年的生活积累，同时也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阎肃：在“风花雪月”中为兵服务一辈子》）③阎肃老师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满怀激情地创作，脑子里永远有最新鲜、最时尚的东西，他从不排斥新事物，时刻表现出“执着、随和、青春、阳光”，有“老顽童”“老时尚”“老玉米”的昵称。（《羡慕阎肃老爷子》）

梅贻琦

——永远的校长

    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梅贻琦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职务。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梅贻琦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梅贻琦却单独去到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梅贻琦儒雅、谦和。他虽工科出身，但喜爱音乐、书画和诗词，又通晓四书五经、史地和社会科学，洞悉人性的隐微。人称他是“寡言君子”，望之岸然，即之也温，对人和颜悦色。

    梅贻琦于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到职后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1955年梅贻琦由美去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直到1962年逝世于台北。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位“终身校长”。其夫人韩咏华，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

    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学校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而梅贻琦任校长，不到10年时间，清华就得以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地出任清华校长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梅贻琦在清华有两句名言，一句是：“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另一句是：“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不拘一格揽人才，做教务长时，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小学教员、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资料员转升为助教；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抗战爆发前夕，当时学生情绪非常激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军队到清华清查，竟被同学缴了械，运输车辆亦被掀翻，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当晚，有一个师的部队荷枪实弹进入校园，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西南联大（梅贻琦仍是清华大学校长，任联大常委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在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身为校长的梅贻琦，对清华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对“清华基金”，他更视为命根子。1949年后他在美负责管理这笔基金，不愿用这笔钱拿到台湾盖大楼、装潢门面，他想用在科学研究上。因此，台湾有人骂他“守财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回到台湾后，把这笔款子用在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和新竹清华大学上。

    晚年的梅贻琦患病住院，无力支付医药费，而在他病桌旁始终有只从不离身的手提包。在梅贻琦去世后，夫人韩咏华打开包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者无不动容。

钱基博先生学行小传

姜晓云

    钱基博，字子泉，江苏无锡人。他十岁在经学教育基础上从伯父学策论，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家文选，学习史学。十一岁熟读《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纲鉴易知录》。十六岁作四万言的《中国舆地大势论》，刊于《新民丛报》，梁启超亲自写信鼓励。青少年时期，钱基博先后接受国学、科举、新学（改良主义）、西学（近代西方的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等）的思想。

     “学问贵乎自得，际遇一任自然。”他在成为国学大师前，有一番独特的成长经历：江西提法使陶大均招之入幕，筹办司法改良；1911年辛亥革命兴起，任锡金军政分府秘书，后随部队驻镇江；应邀请，先后历任十多所大学教授；应内兄王蕴章邀约，担任《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副主编，发表文学作品。

    钱基博先生对经史子集有深入研究，对当时的“民情国故”也有独到看法，“故于学术文章得失利病，多抉心发奥之论”(《钱基博自传》)。四书五经，都在先生“考镜源流，发明指意”之列，重要的史书、史论，能“观其会通”。周秦诸子均有涉猎。先生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并不过誉。张謇读钱基博先生文而感叹说：“大江以北，未见其伦。”

    钱基博先生“以文章教学后生”，治学与教学紧密相连，诚如《钱基博自传》所言：“其为教也，必诚必信，以为卷怀不可以宏道，乃开诚以示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先生提倡读书治学最重视方法，在学生“穷思极索”写出习作之后，将自己的创作成果直接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比较中提高。重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改变圣约翰大学重英文而轻国文这一教学现状，主动开设中国文学史，其名作《现代中国文学史》就是在教学研究相结合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因民族救亡需要，西学被大量引入，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遭遇到学术界的片面否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生力求以古为新，“发国性之自觉”(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总叙》)。在《治学篇》中，先生借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示人以治学的基本方法：“究其原始，叙其流变，条理通贯，别有会心。”

    这一时代，“学潮激荡，长傲纵欲”，以至于许多学生忘了读书使命，有些大师也“与为町畦”，甚至“不屑枉己以容悦不学之后生”。而先生“严气正性，不与诸生翕翕然。……从学者初惮其严，久则相悦以解”(《钱基博自传》)。

    1938年先生来到抗战前沿，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并为守军讲授《孙子兵法》,将此书作为学校教材，以图激发学生爱国热情。1944年长沙等地失守，学院被迫西迁，先生自请留守，欲以身殉国。先生的这种身体力行，为中国“找出了精神的新泉”。抗战胜利后，先生受聘于华中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与其子钱锺书等均选择留在国内。1950年先生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赠给华中大学。1952年把历年收藏的甲骨、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等文物200余件捐赠给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

    钱基博先生的学行，有一种精神贯穿其中，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人生历练，更主要来自学术的砥砺。先生学术上的自信最集中的表现，在于始终坚持学术独立，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主张“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胡适作为光华大学同事，梁启超作为前辈大师，先生不为“亲者”、长者讳，秉笔直书。所以当先生“以稿相示”梁任公，“任公晤谈时，若有不愉色然，辄亦无以自解也”。先生的这种自信，体现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高度的自觉，具有永恒的价值。

    钱基博是学行结合的一代鸿儒，他不仅读书和做学问，而且还要使自己的学问和行动能够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

（选自2016年第1期《古典文学知识》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百年之大计在树人，而树人必先自树；倘社会动荡而吾亦与为动荡，无心问学，以自暴自弃；长此以往，天下之读书种子将绝，聪明亦以渐灭，人道或几乎息，此则吾之所大惧。

（钱基博《答诸生论今日之大学》）

②在对待东西文化方面，钱基博认为中西文化乃异质不同之文化，非有先进、落后之差别，肯定东方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价值所在，反对西方文化取代东方文化或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

（孔祥增《文化两昆仑：钱基博与钱穆》）

怀念“黑大夫”柯棣华

    在当年白求恩卫生学校驻地河北唐县葛公村的老百姓中曾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华佗转世白医生，葛公重现黑大夫”。对联中的“黑大夫”就是被誉为“第二个白求恩”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印度友人柯棣华。

    柯棣华本名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已经在孟买格兰特医学院担任助教的柯棣尼斯毅然放弃了稳定的职业和考取英国皇家医学院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于1938年8月参加了印度援华医疗队。

    在武汉时，周恩来、叶剑英分别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战略方针，医疗队最后决定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医疗队5名成员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柯棣尼斯取名“柯棣华”。

    1939年2月12日，柯棣华一行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并被安排在八路军医院工作。

    1940年8月17日，柯棣华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任外科教员。“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斗打响了，柯棣华坚决要求到前线去。时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校长的江一真不同意柯棣华去，因为了解到柯棣华患上了绦虫病。但柯棣华说：“不到前线去，我还能算是八路军军医吗？”江一真实在拗不过他，只好同意了。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手术台上方的屋顶被震得直颤动，同志们一再要求他撤下去，他发火说：“为什么叫我撤下去！假如我不能和你们同生死，就不配在八路军里工作！ ”就这样，柯棣华在前线一直战斗了13天，救治伤员800多名，为其中558名伤员施行手术。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他曾3天3夜没合眼。

    1941年1月反扫荡之后，聂荣臻司令员亲自和柯棣华谈话，请他出任白求恩卫生学校附属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当时柯棣华认为自己不适合做行政工作。江一真说：“聂司令员希望你成为第二个白求恩。”他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

    在就职欢迎会上，柯棣华激动地用汉语说：“我决不玷污白求恩的名字，我要像他那样，献身于你们和我们的也属于全人类的反法西斯事业……”他像白求恩一样开拓进取，创新工作。制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柯棣华担任院长两年，亲自实施大手术900余人次。聂荣臻司令员称赞他是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边区科学家”。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为一位院长，他经常要到病房亲自给病号喂饭，还把自己的被褥、衣服拿去给伤员用，行军路上更是形影不离地跟着担架走，亲自照顾伤病员。有的老百姓甚至亲切地称呼他为“黑妈妈”。

    由于1941年敌人实行秋季大扫荡，加之1942年大旱，造成了边区军民的严重饥荒。健康人尚且吃不消，何况柯棣华还是个绦虫病患者。聂司令员经常嘱咐白求恩卫生学校领导，要尽一切努力照顾好他的生活，具体到要给他单独做饭，要让他吃上大米等。而柯棣华根本不让对他有特殊照顾。

    知道柯棣华患上绦虫病后，江一真和同志们更加关心他的身体了。但是，柯棣华一如既往拼命工作，这使江一真非常担心。特别是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常常发生癫痫、晕厥。尽管也采取了不少治疗办法，但就边区当时的条件，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聂司令员得知柯棣华的病情后，让他易地治疗。柯棣华不愿离开前线。后来，聂司令员亲自劝他，他也谢绝了。到了1942年夏天，柯棣华癫痫频繁发作，每次昏厥时间也渐次延长。一天，他突然问江一真：“一个外国人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吗？ ”江一真笑了，因为他早就知道柯棣华有入党的愿望。请示上级党组织后，江一真做了柯棣华的入党介绍人。1942年7月7日，柯棣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庄严地宣誓：“我将永远和解放区的军民一起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入党后，柯棣华的情绪更加激奋，学习和工作更加勤奋。为培训医务人员，他编完《外科总论》讲义后，又开始了编写《外科各论》。正当他废寝忘食加紧进行编写工作的时候，12月8日晚，他的癲痫病又发作了，这次发病对他宝贵生命给予了最致命的一击。12月9日凌晨6时，柯棣华大夫不幸病逝于河北省唐县葛公村，享年32岁。

    12月17日，柯棣华的遗体安葬在了白求恩墓旁。从几十里外赶来的边区军民，无不像送别自己的亲人一样，哭泣着站立在柯棣华的墓前。

相关链接：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材料一：

    自2017年起，我国将每年5月10日设为中国品牌日，并于2018年5月在上海举行了首届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暨中国品牌发展国际论坛。 2019年的中国品牌日活动主题为“中国品牌，世界共享；加快品牌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聚焦国货精品，感受品牌魅力”。

    在2019中国品牌日的系列活动举办地上海展览中心的20000余平方米场地中，围绕轻工、纺织、汽车、电子信息等4大消费品领域；有16家行业协会和上海市设置的13个自主品牌消费品体验区，采取实景打造、虚拟影像、名人互动、网红直播、网购体验等形式，开展线上线下观众互动体验活动，让消费者亲身感受国货精品魅力．

    品牌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的2018年世界品牌500强名单，中国排名全球第五。

    2018年世界品牌500强国家排名排

    品牌既是质量的外在表达，也搭载了情感、时尚方面的很多内容。高质量发展阶段，注重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是必选项。高质量增长也为品牌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抓住机遇，推进品牌建设，是促进中国经济上台阶有力抓手。

    在“中国最具价值品牌500强”中，有67%的品牌在国内的价值超过95%。还意味着大部分的中国品牌只是在国内强大，全球化程度远远不够，未来还需要持续突破。品牌全球化的最佳基础，是“真正的”创新。

    （摘编自孙韶华、何欣荣《“中国品牌日”向世界发出中国品牌强音》）

    材料二：

    小米是体验展区一家人气爆棚的中国品牌，很多消费者对它提供的各种智能小家电兴趣浓厚：小米电视机、路由器、人工智能音箱、智能空气净化器……一些上了年纪的消费者这个试试，那个摸摸，再饶有兴趣地和人工智能音葙聊聊天，体验得不亦乐乎。而从现场部分消费者的反应可以看出，一些上了年纪的消费者对小米等新品牌以及它所带来的新产品还不太了解。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出，打响中国品牌既要让老字号青春常在、吸引年轻的消费者，也要推动年轻的中国品牌为那些有了一定年纪的消费者所了解——其实，这一群体的消费升级需求也很大，他们对“新奇特”产品的兴趣浓厚，只要引导得当，他们就会成为新品牌的新粉丝。

    毫无疑问，今年“中国品牌日”活动的自主品牌体验展区是新产品吸引新粉丝的有益尝试。不论是老字号还是新品牌，轻工、纺织、汽车、消费电子四大板块的设计让中国品牌的传统品质和创新精神得到了集中展现，也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品牌的理解。同时，对那些新兴的中国品牌，或者带来新产品的老字号、老品牌来说，也可以借鉴主题活动的方式，在未来的日子里用更多接地气的方式展示自己的研发成果，把那些带有“高科技”标签的新产品送到消费者面前，从而为“中国智造”赢得更多的支持者。

    （摘编自任翀《“中国品牌日”自主品牌体验展区里为何这些展品让人惊讶？》）

    材料三：

    5月11日，百度上海分公司携手中华老字号企业共同启动了“老字号·百度品牌焕新计划”。目前，百度已经构建起基于全平台数据捕捉和智能识别引擎，帮助老字号品牌更好地找到用户；基于“线上+线下”、“搜索+稚荐媒体生态”的智能投放引擎，帮助老字号品牌更好地触达用户；基于AI交互以厦视频化沟通的智能交互引擎，帮助老字号品牌更好地打功用户。

（摘编自宁佳彦《中国品牌日，上海老字号企业联手百度开启品牌焕新》）

材料一：

    人们在消费时经常遭遇一些“潜规则”，比如找搬家公司谈好价格却临时被告知要按楼层加价，买窗帘遭遇商家收打孔费等。所谓“消费潜规则”大多是商家的“不成文规定”或所谓的“商业惯例”，消费者面对商家的这些“商业惯例”，即使很不情愿，但通常只能被动接受。这些“消费潜规则”实际上存在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

    调查显示，73.8%的受访者遇到过“消费潜规则”，18.2%的受访者没有遇到过，8.1%的受访者回答不清楚。受访者认为，装修（46.3% )、家居产品（40.2%)和电子产品（35.2% )领域最容易出现“消费潜规则”，其他还有：电影院（22.0%)、网购（31.5%)、搬家（23.1%)、物流（16.4%)、餐饮（28.0%)、旅游(34. 8% )、影楼（18.2% )和物业（12.3% )等。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李伟民指出，“消费潜规则”就是不明显的、不公开的、法律法规以外的规则。“‘消费潜规则’屡禁不止，而且变得更加隐蔽。日常消费领域往往是重灾区，比如金融保险、 日用品维修和餐饮等。”

调查显示，遇到“消费潜规则”后，64.0%的受访者会与商家协商解决，41.1%的受访者会找维权部门投诉，36.0%的受访者会忍气呑声，26.7%的受访者在网上发帖指责，11.3%的受访者会向媒体求助。

    面对“消费潜规则，23.6%的受访者觉得维权容易，59.6%的受访者觉得不容易，16.8%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摘编自王品芝《“消费潜规则”横行，你“被套路”过吗》，《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15日）

材料二：

促销套路”深、“优惠账”难算。早在“双十一”前期，各大电商平台早已拉开预售的战幕，促销手段也 是花样繁多，越来越复杂，让“剁手族”难以比价，倍感促销“套路”深、“优惠账”难算。不少网友反映今年 “双十一”不但要拼网速、手气，还得拼智力。梳理发现，商家们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促销模式：定金膨胀模 式，即顾客支付定金后，将按照一定的膨胀比例享受高于其所支付的定金金额的抵扣；满减优惠券模式，即顾客在店铺中领取满减优惠券，“双十一”当天在该店铺中消费满一定金额可享有直接减价优惠；“1元”秒杀模式，即包括在“双十一”当天的10点、12点、18点等时间点，顾客只需1元，可抢购个别数量有限的商品，以及额客可支付1元来获取特定店铺或特定商品的大额满减优惠，在“双十一”备天可使用；平台购物津贴模式，指平台提供的跨店铺满减优惠；现金红包模式，就是在订单支付时直接抵扣金额。促销模式的复杂化既增加了消费者的时间成本，也令很多消费者被误导，这也是产生各种网购矛盾的原因之一。部分“剁手族”甚至怀念起以往简单粗暴的“半价”“立减”了。

(摘编自《2017年“双十一”网购综合信用评价报告》，信用中国12月13日）

材料三：

把潜规则暴露于阳光之下，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有效做法。市消委会法律事务部陈朝辉认为：“反对潜规则，最基本的办法，就是要让它‘潜’不起来。只有将其暴露在阳光下，才能引起公众、政府的重视。而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的时候，原有的潜规则参与者中，必然有一部分会做出改变，从而打破商家之间的‘松散 而沉默的同盟’。”对于曝光潜规则，社会自治组织有其天然优势，而这更需要每一个消费者都站出来，将自己了解到的潜规则公之于众。

    消费潜规则的出现，是商家或行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产物。在市场化初期，秩序很不规范、诚信体系未完全建立，因此商家尽量钻法律、商业道德、社会公德的空子，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潜规则的出现，意味着商家和企业在有些方面自愿或非自愿地成为松散的“攻守同盟”，他们步调一致。 而消费者是弱势一方，虽然要做到理性消费，但有时明知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收费，由于生活需求是刚性的，不可能不消费，而当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自己也就只好被迫接受了。这时就需要有人出来打破这一平衡局面，这可以是政府、社会自治组织、媒体，也可以是任何一位消费者。目前国家正在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加大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

(摘编自《消费潜规则，商家的“钱”规则 》，“深圳新闻闽”2017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