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我是绍兴希腊人

李宗陶

    木心，那个戴礼帽、执洋伞、坐在大雪初霁纽约中央公园长椅上的目光炯炯的男子，2006年9月回到故乡，鬓发已白，面容消瘦，不断小声地说着俏皮话：“有人看了照片讲，恨不得把那顶帽子摘下来。我说我帽子都不能戴的啊？在西方，冬天叫人家光头啊？”口语的木心是家常的，吴侬软语略带阴性的，有一股骨子里透出来的好玩。那江南口音和老派的英文发音一样，没有改。

    我的祖先在绍兴，精神传统在古希腊

    上世纪30年代，浙江桐乡乌镇东栅财神湾。孙家雕梁画栋的老宅，紧挨着孔家花园。清末的举人穿过两进厅堂，穿过佣人们的宿舍，面对私塾里一班小孩子。主人家的小少爷大名唤作孙璞，乡邻有叫他牧心的。

    少年时读到《诗经》，孙璞惊艳，继而欢喜，“这就是我要的文体。”家人替他选定了志业，要么做法官，要么做医生。他却喜欢收来各种彩色纸头，一看半天；他还喜欢逃学、看戏，看终场时值台男子潇洒地甩出条木牌，“明日请早”。那双眼睛挑来拣去，只为色彩只为美，着迷。

他的阅读穿梭于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十四五岁就知道瓦格纳跟尼采的那场争论。”美国一些读者说，木心的作品里仿佛总有一个深蓝的背景，非常神秘，让他们想到达·芬奇。木心在乌镇的客栈里说：“人有两套传统，一套精神，一套肉体。我的祖先在绍兴，我能讲一口绍兴话。我的精神传统在古希腊，在意大利，在达·芬奇。所以我说我是绍兴希腊人。”

我以不死殉道

    20岁刚出头，他参与学生运动，还曾是领导者，结果被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亲自下令开除学籍，又被国民党通缉，于是走避台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回到大陆。

    他是上海工艺美术制品厂的设计师，喜欢画画，热衷写作。从14岁起创作的100多个短篇和8个中篇集成厚厚20本，直到1970年被抄没。因言论获罪，他被关进废弃的、漏雨积水的防空洞。半年后转移到监牢时，关他的人想，该是爬着出来了吧。可他坐着。他从写交待材料的纸里克扣下66张白纸，正反两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字，写散文，还作曲，藏在棉袄夹层里。墨水快要用光了掺点水进去，“不慎”打翻。看守凶巴巴又装一满瓶来：“老老实实写，不深刻休想过关！”

    平反那天，他还在扫地倒垃圾，食堂师傅冲他嚷：“哎，叫你装纱窗装纱窗到现在还不来装！”他问：“个么，到底要装几扇？…‘十扇！明天来装！”“噢，十扇。”这时有人告知大师傅：“明天人家就要到设计院做总设计师了呢！”第二天，他坐飞机去人民大会堂，负责修缮工作，因为他曾经参与5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室内设计。这种戏剧人生，他讲起来笑嘻嘻的。

    “我不喜欢哭哭啼啼，小女儿一样，要么就天地之间放声大哭，要么就闷声不响。而且聪明的读者能够读懂，我如此克制悲伤，我有多悲伤。历史在向前进，个人的悲喜祸福都化掉了。我对自己有一个约束：从前有信仰的人最后以死殉道，我以‘不死’殉道。‘文革’期间，多少人自杀，一死了之，这是容易的，而活下去苦啊，我选难的。可以向死的机会很多，我都挺过来了。监狱里面，饭吃不下，硬塞也要活下去。小时候，家里几代传下来的，是一种精致的生活，后来那么苦，可是你看曹雪芹笔下的史湘云，后来要饭了，贾宝玉，敲更了。真正的贵族是不怕苦不怕累的，一个意大利作家写过，贵族到没落的时候愈发显得贵。”

    “您是悲观主义者吗？”

    “其实悲观主义是看透了，但保持清醒、勇往向前。释迦牟尼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可是他的大雄宝殿题了四个字——‘勇猛精进’。悲观主义止步，继而起舞，这就是悲剧精神。”

    从前有文人雅士的传统，后来都没有了

    上世纪80年代末，木心在纽约华人圈子里开了4年的世界文学史课，课后在中央公园散步谈笑，一位学生说，“先生一路看过去，能不能即兴写俳句？”

    话音才落，有位女子走来——“她围着黎明的围巾，牵了条黑夜的狗。”

    一辆旅游大巴开过，车身上涂料是红色与银色，好像救火车——“这个旅游团多仁慈，一边旅游一边救火。”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能捕捉生活中的这种瞬间？”

    “长期的训练，像中国武功。我喜欢那个传说中用筷子夹苍蝇的高手。”

    “从前有文人雅士的传统，后来都没有了。从前家里有人写错别字，那是奇耻大辱，现在马路上一走，三步一错，五步一错。从前社交客气而润滑，现在不讲客气了。有人请我吃饭，从开头讲自己，到最后第二句还在讲自己，把客人扔在一边，末了想起来，啊，今天见到你很高兴。我跟介绍的朋友讲，哎，你这个朋友怎么只管谈自己，我连发言余地都没有？朋友说，现在要找不谈自己的人是没有的。呵呵，倒是我错了。”

    “讲话不好玩了，俏皮话也听不来了。这些，使人感到寂寞。”人类已经忘记了“灵魂”这个词——木心叹。

相关链接：①被幽囚在积水的地窖中，他就着一盏灯，不停作曲，“即使狱卒发现了，至多没收乐谱，不至于请个交响乐队来试奏，以定罪孽深重的程度吧。”在那场浩劫中，他的整整20本心血之作被毁，但他并未动摇：他说，文学是他的信仰，是这信仰使他渡过劫难。（《木心：文学信仰使我渡过劫难》）②在历经社会与个人的变迁、磨难和颠沛之后，木心仍保持着高贵和自由的品格，他以文学和美学为背景的绘画艺术，以及散布在各种文学作品和访谈中的画论，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他不为任何浮云流霞所动，孜孜不移地坚守着独立和纯粹的绘画精神。（《木心绘画里的精神世界》）

1923年，沈从文到北京谋生。1925年曾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工作，不久失业。最早是郁达夫把沈从文介绍给《晨报副刊》的编辑刘勉己、瞿菊农二人。时间当在1924年11月13日郁去寓所看望沈之后。到12月下旬，就有署名休芸芸的作品在《晨报副刊》上接连刊发了。转年就更多。5月4日唯刚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大学与学生》文中，已称赞他是“一个天才青年”，他写的《遥夜》“全文俱佳”。唯刚即北大教授林宰平。林宰平是新月社中人，引领沈从文去松树胡同认识徐志摩也就不算一回事了。

沈从文与志摩的关系，可说是介于弟子与朋友之间。第一次见徐志摩，是1925年秋天，在新月社的院子里，也就是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的前夕了。又经徐介绍，结识了陈西滢、凌叔华、林徽因等人。徐志摩立即发现了沈从文的才气，且看出了他行文的特色。“徐志摩惊叹过沈的文章句子很欧化，沈本人也承认过这一点，他读了当时很多翻译作品，对语法并不在意。”（《金介甫《沈从文传》）

结识了沈从文这样的年轻作家，志摩很是高兴，以致在改版《晨报副刊》的发刊词里，介绍他的作者班底时，介绍完他的那些老朋友之后，按捺不住心中的欣喜，也要表白一番自己手头还有多少青年朋友，而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沈从文，接下来才是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等人。

徐志摩初编《晨报副刊》时，可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振臂一呼，名家云集，说声来稿，佳作纷至。他得跑稿子，甚至得央求、乞讨，逢上沈从文这么一个写得不错，又很勤勉的作家，也算是运气。从沈从文这面说，也就是提携了。沈从文只比志摩小五岁，以年龄而论，当是平辈。

志摩的可爱之处在于，只要我看得上你，只要咱俩对脾气，怎么着都行。且看接编的最初两个月里，徐志摩刊发了沈从文13篇作品。《晨报副刊》是名刊，哪个作家遇上这样的编辑，不出大名才怪呢。由此，沈从文才摆脱困境，实现了靠写稿维持生计的理想。1927年新月书店办起，1928年《新月》办起，只要徐志摩的影响力所及，出版沈从文的小说集，发表沈从文的长篇小说，全都是畅通无阻。沈从文能在数年之内，成为中国一流的作家，起主要作用的当然是本人的才气和勤勉，而徐志摩的处处提携，也是不可轻视的。

不光是写作上的提携，还有工作上的帮助。1929年9月去中国公学教书，极大地改变了沈从文的人生状态。胡适是校长，固然须他首肯，若没有志摩的鼎力推荐，怕胡适连这个想法也不会生出来的。此后去武汉大学教书，叉去青岛大学教书，也都是得力于志摩的推荐。

志摩也常把一些自己忙不过来的事，委托沈从文去做。比如选编“新文学丛书”，志摩顾不上，便让沈从文负责审稿。这样的事，难说是谁帮谁的忙，对沈从文来说也是一种训练吧。

对志摩的恩德，沈从文谨记在心。1936年出版第一个选集时，写了篇长序，开列了一串他要感激的人的名单，第一个便是徐志摩（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因为志摩已去世了）。他说――

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说到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过北平市区里作巡警，就卧倒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你们不幸看完了这本书，如果能够从这些作品里得到一点力量，或一点喜悦，把书掩上时，盼望对那不幸早死的诗人表示敬意和感谢，从他那儿我接了一点火，你得到的温暖原是他的。（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的表白是诚恳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情义，1931年11月20日上午在青岛，青岛大学的一班朋友，刚刚听说徐志摩遇难，不明底细急欲一探究竟时，最后决定由沈从文亲赴济南走一遭。“志摩死耗给他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沈从文一声不响地立刻就到济南去了。”（梁实秋《谈徐志摩》。）

    后来，沈从文在北京大学教书，解放后转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成为著名的古服饰学家。（改写自韩石山《徐志摩传》第三卷《云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

【相关链接】

美国学者金介甫在他的《沈从文传》里，说沈从文“成了作家却不依附任何作家集团”，且以此语作为一节的标题。意即一个人只要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就可以说他是不依附，不盲从。

刘节：史家风骨士子魂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当时堪称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专攻中国哲学史。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王力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

    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刘节与陈寅恪的师生情谊广为人知。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回忆，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师陈寅恪最后一程的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他是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批陈的学生，义无反顾地与恩师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却还经常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教授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刘节挺身而出，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经受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从《刘节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以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治学和研究为乐。

    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在“文革”期间，刘节先后遭受60多场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面对这类政治运动，现存的《刘节日记》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直接记录，但读书的人自能感受到他是以平常心、宽恕心处之的。这有一个旁证，据其学生姜伯勤后来回忆，作为“白专”学生的典型，他也参与批判了刘节唯心主义史学，但1959年本科毕业时，刘节却向学校的党委领导表示：“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这既可见刘节的眼光，也可见其胸襟。

    刘节对子女的教育一贯民主、宽容，据刘节的儿子刘显曾回忆，“我感觉他对我们兄弟俩是慈爱而不溺爱，严格而不严厉”。在他看来，虽然父亲可以说“孔子的门徒”，但回想起来，父亲对儿子、妻子都是很平等、民主的。“他从来不说重话，可以说对儿子亦子亦友、对我母亲亦妻亦友”。在刘显曾20岁生日时，父亲对其说“感情要专一”。当时刘显曾正在上高中，当天他亲自来学校要儿子回家过生日，“在他看来这是我的成年礼了，所以要告诉我这个重要原则。

【相关链接】刘节，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著述颇丰。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方面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迷惑，他通过对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这本书对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天籁之声  赤子之心

    ①在很多场合胡德夫被称为“台湾民谣之父”，三十多年前，他曾以一首自己创作的民谣《美丽的稻穗》唱响整个台湾。1973年，胡德夫举办了台湾有史以来第一场个人演唱会，首唱《乡愁四韵》……他以歌唱参与了台湾那个动荡的时代，并成为那个时代标志性的人物。

    ②1950年，胡德夫出生在台湾台东的一个原住民家庭，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胡德夫外文名叫Ara-Kimbo，Ara是胡德夫排湾族语名字的简称，意思是带领勇士们的人。Kimbo是胡德夫的自取名。太麻里溪、大武山、嘉兰部落，这几个地方勾勒出了胡德夫最美好的童年记忆，也是胡德夫的音乐与生命之源。

    ③20世纪70年代，当台湾人都在学唱美国歌曲时，胡德夫却与李双泽、杨弦等人一起收集整理台湾原住居民音乐，开始谱自己的曲，写自己的词，表达自己的感情，在台湾掀起了一股本土音乐创作热潮，这场运动后来被称为“台湾民歌运动”。

    ④“台湾民歌运动”影响了台湾乃至整个华语乐坛，促使台湾一直稳居华语流行音乐的中心，很多音乐人都是受此启蒙而开始歌唱历程的，包括罗大佑、李宗盛等人。发起这场运动的李双泽、胡德夫、杨弦，三个人里面，李双泽英年早逝，杨弦旅居美国，只有胡德夫唱到了现在。

    ⑤有乐评人曾这样评价胡德夫：他是天生的歌唱家，他的音乐大多建立在对大自然的礼赞上，淡化了风花雪月、情爱缠绵的流行音乐元素，更多的是悲天悯人的情怀，并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饱含对社会的情感关怀、对土地深沉的爱意以及对人生的深刻省思。

    ⑥除了歌唱家，胡德夫还有一个身份，“台湾原住民运动先驱”。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只会感叹的歌手。作为一名台东卑排族人，他目睹了原住民所遭受的种种不公，便着力为他们争取平等与权益。

    ⑦1980年，他参与创立了“原住民权益促进会”，担任会长，发动“还我土地”大游行。在经历与观察到原住民在社会边缘的悲情与苦痛之后，他全力创作，为原住民发声。海山煤矿灾变，目睹同胞受难遗骸，创作了《为什么》。

    ⑧此后，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参与原住民运动，并以《美丽的稻穗》《大武山美丽妈妈》等歌曲演唱与参与各种社会运动。这些被台湾各个年代的人誉为“自己的歌”的民歌，见证了30年台湾民主历程，歌中的“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承载着几代人对这片土地的复杂情感。

    ⑨胡德夫为原住民发声而屡受当局打压，迫使他重回故乡大武山嘉兰部落，沉寂了10年。2005年4月，胡德夫带着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匆匆》归来，获得台湾流行音乐百佳专辑第2名，歌曲《太平洋的风》获2006年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年度歌曲。2011年，第二张专辑《大武山蓝调》和他的原住民歌唱团队震撼了海峡彼岸的听众，在第13届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中获得了“最佳民谣专辑”和“最佳民谣歌手”两项大奖。

    ⑩从大武山山谷里牛背上的孩子到太平洋海边迎着海风歌唱的老人，胡德夫把时间长河里留在自己身上的印记一概抹除，他一边沉思一边从容地趟过这66年，最终把海浪般翻涌的时间归还给了屹立不动的大武山。就像白岩松评价的那样，胡德夫的歌声里，听得到“岁月与山河”，以及“一个男人所走过的路”，他用音乐表达自己的人生哲学，讲述沧桑的岁月与经历；他沉思着，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什么才是永恒；他诠释着，在沧桑变幻的岁月中，一个男人该怎样歌唱。

【链接出来】

    2016年12月17日，由《时代人物》杂志、时代人物研究院和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共同主办、华山论剑西凤酒总冠名的第七届时代人物年会2016年度“中国绅士、东方淑女”颁奖盛典在西安隆重举行，台湾知名音乐人胡德夫上榜2016年度“中国绅士”。其获奖颁奖词为：长得像流浪汉，唱得像吟游诗人。一曲乡愁，开辟一个时代；一腔悲悯，抚慰几代孤魂。他是歌手、导师，也是民运先驱，他的人生不仅有音乐，还有爱、情怀以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

童年经验赢得世界共鸣

李峥嵘

    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帕奇·亚当娜在宣读获奖结果后，如此评价：“曹文轩的作品书写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他的作品也非常美丽，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的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儿童读者的广泛喜爱”，“用诗意如水的笔触描写原生生活中一些真实而哀伤的瞬间”。

    曹文轩能获奖，是因为他笔下人物的童年生活具有浓郁的中国味道，又从这种独特的经验中提取世界性的能引起广泛共鸣的情怀。

    曹文轩是一个自觉使用童年经验的作家，曾在最广为流传的小说《草房子》里写道：“一个人永远也走不出他的童年”。曹文轩的家乡苏北，以穷而出名。贫穷的记忆极深刻。他吃过一回糠，一回青草。整天喝稀粥，十五天才能盼到一顿干饭。所谓干饭只有几粒米，几乎全是胡萝卜做成的。但，家人在困难中的坚韧和无尽的爱又给了他特别美好而温暖的记忆。他的老祖母是一个聋子，日夜思念上大学的曹文轩。她守在大路口，等待归来的人。一日，她终于等到一位军人，于是便向人家打听：“你见到我大孙子了吗？”慈爱的老祖母可以说是曹文轩作品中慈爱的祖辈的灵感源泉。形神憔悴的父亲忧心忡忡地背着病入膏肓的他行走在城市与乡村，则写进了《草房子》。他所有作品中最沉重的

    《青铜葵花》，更多地封存了与妹妹的童年生活。曹文轩作品写的是中国故事，故事背后却是人类主题。“比如，描写的父爱，任何国家的人都能产生共鸣，但是那样一个关于父爱的故事却只能发生在中国社会的背景之下。我们必须将笔触探到人性底部，那里有共通的人性，有人类共同的喜怒哀乐、共同的向往和情怀以及共同面临的苦难。”

    上一任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玛丽亚·耶稣·基尔曾评价曹文轩作品深刻地展示了生活的真实，并且能以充沛的情感打动孩子，帮助孩子永远满怀希望地直面生活。曹文轩的合作者、德国著名插画家索尼娅·达诺夫斯基谈到她为曹文轩的《草房子》创作插画时的感受说，她不止一次地为《草房子》中的人物和情节所感动，甚至产生了想为《草房子》的每一页内容创作插画的冲动。

    曹文轩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有自己的文学理论。例如他的作品有“水”的意象，他生长在江南水乡，傍水而立。“水，参与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气，我之人生观，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

    他也乐意用水来比喻自己的个性，有弹性，遇圆则圆，遇方则方。但是作品却坚持“洁癖”。他不会像有些成人文学采取自然主义的写法，“我写不了苍蝇，写不了鼻涕，写不了粪便，写不了腐烂的老鼠。”不搞语言实验，不会写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肥大的笑容”这样一个句子。更不会搞意识流、时空倒错、人称的随意转换等现代派手法的。“我成不了现代主义者，更成不了后现代主义者，我永远只能是个古典主义者。”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主席、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说，当前儿童文学十分繁荣，题材种类丰富多彩，但在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坚持写实风格的作家中，曹文轩是十分突出的一位。他的作品不仅打动了无数中国小读者，而且感染了国外读者，成为他们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是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节选自《曹文轩为什么能成为安徒生奖中国“第一人”》，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曹文轩的作品往往有一种“悲伤”的色彩。有孩子问：“曹老师，您的作品为什么总是悲伤的？您为什么不为我们写一部快乐的作品？”曹文轩说，生活中除了快乐，还有很多不快乐的东西，也是需要接触和了解的。《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等公认的儿童文学经典作品恰恰是悲伤的，而不是快乐的。“快乐并不是一个人的最佳品质。并且一味快乐，会使一个人滑向轻浮与轻飘，失去应有的庄严与深刻。”他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描写苦难，穷困的生活、经历磨难的人们、物质匮乏的乡村……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经历过各种厄运的民族，但很多年后再回顾这段历史时会发现，人们在磨难的同时，也收获了一笔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从苦难中升华出的真善美的人性——曹文轩称其为“悲悯精神”。（摘自《曹文轩为什么能成为安徒生奖中国“第一人”》）②“五七干校”时期的江南水乡农村，城市女孩葵花因为一个特别的机缘，来到了乡村男孩青铜的家，成了他的妹妹。聪明而心地善良的哑巴青铜，因这个突然出现的小妹意识到自己作为小男子汉的责任：家里只能供一个人上学，他把机会让给了葵花；为了让葵花能照相，他冒风雪站街头卖芦花鞋，而懂事的葵花不照相，省下钱来买纸笔教青铜识字。灾年没有吃的，他想办法挖芦根、抓野鸭给葵花解馋……在充满了天灾人祸的岁月里，一家人互相扶助，从容地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他们乐观地生活着，而在女孩12岁那年，命运又将她召回到她的城市。从此，这两兄妹天各一方。（摘自《青铜葵花》内容简介）③“自然主义”是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一种倾向。作为创作方法，自然主义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着重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作记录式的写照，它反映的是随便观察到的庸俗的自然。（摘自百度百科“自然主义”释义）

许渊冲：但得夕阳无限好

    得到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那年，许渊冲虚龄90岁。

    很多人都觉得，这怕是老先生此生最高的荣耀了，结果2014年8月2日，93岁的许渊冲又荣获了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奖，成为该奖项自1999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给中国文化界狠狠地争了一口气。

    时下有个热门的词叫“无龄感生活”，说的就是许渊冲这样的人。90多岁的老人，骨瘦如柴却声如洪钟，听力不好但思路清晰，记忆力更是好得让年轻人都要羡慕。家里书桌上，放着正在翻译中的莎士比亚作品集。“我已经翻完4本了，两个月译一本，目标是译完莎翁全集”。老先生的150多部译作里，有一大半都是退休后才出版的。

    这样的人生，岁月根本就困不住。

    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许先生在西南联大是同届。在他眼里，相见第一面，这个叫做许渊冲的同学就“冲劲十足”。1957年，同学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许渊冲觉得自己不能落后，在外语领域也要做出名堂。到1958年，他已有4本译著。

    看到他的一些事迹，你会觉得他真是个自负的“狂人”。

    他印过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写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他评点过自己的翻译水平，“不是院士胜院士，遗欧赠美千首诗”。他敢说“我的翻译超越了毛泽东诗词原文”。其实许渊冲并不狂，他只是像一个战士一样，坚守自己的阵地，绝不妥协。“到现在还有人不赞成我的观点。我不认为自己狂，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坚信自己是对的。”

    2004年和2008年，许渊冲提出了“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他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处找到源头，到近代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钟书的“化境”，形成一套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核的文艺理论。

    许渊冲说，在西方，翻译是科学。“科学解决不了文学问题。文学要美。要有全局观点，不要只注重表面形式，而要把文章里面的内容翻出来，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为了能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许渊冲教授选择了其中他所喜欢并能译成韵文的作品，书中许先生的译笔优美，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意境。其代表作为《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许渊冲教授对原作的理解精深独到，将原作的妙处表达得淋漓尽致，加之又熟谙中英诗律，细刻精雕，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意境。所以他的作品往往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深得广大外国读者的好评。

    翻译对许渊冲来说，也是让他身心愉快的不老灵药。“我啊，天天和古人打交道。我现在翻莎士比亚，我就跟莎士比亚打交道。我亦古亦今，我的现代就是古代，古代就是我的现代，我足不出门，来往的都是古代名人，这是超越时空的交流。所以我是非常愉快的。不翻译，我每天做什么呢？”

    有人问：“为什么要重新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呢？”他说：“100个人注解，就有100个不同的解释。我有我的新意见啊，我现在边译边参考两个版本，一个朱生豪的，一个卞之琳的。他们翻得好的地方，我保留。不好的，我改掉。”

    “翻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在我心中就像是普罗米修斯，永远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和许渊冲相交甚笃的翻译家许钧说。

    年龄不是问题。对许渊冲来说，最好的年华是现在。“因为我活得越久，学得越多，看得越多，越有经验。灵感是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逝去的。”

    许渊冲已年过九旬，但精神矍铄，正如朱自清的旧诗所云：“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恰如老先生的人生。

（选自《环球人物》，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95岁的翻译家许渊冲是个“异数”——时间好像忘了把他变成老人。傍晚，北大畅春园，他总要独自骑着自行车，遛上个把小时。骑车是他退而求其次的健身项目，游泳才是最爱。两年前，游泳馆的工作人员看他都九十多了，再也不敢放行。（文汇报《许渊冲：译道独行侠》）②谈到即将出版的27册的《许渊冲全集》，许先生说：“集子就是把几十年工作的精华都集中起来。我的翻译也有很一般的，也有糟粕的。精华也是受前人的启发。精华留给后来者，我也是中华文化的一环，把美一代代地传递下去——这是我的中国梦。”（田泳《翻译大家许渊冲：曾被指为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