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

       大学时的诗词习作已被老师顾随惊叹“青年有清才若此”，到得中年，更获得文史大家缪钺“实大声宏，厚积薄发，迥异于前代诸女诗人者矣”的揄扬；至于学术成就，顾随在她23岁时已经断定“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鼓励自立门派，而她将西方理论引入古典诗词研究的大胆尝试，引得缪钺主动来信盛赞“继《人间词话》后，对中国词学之又一次值得重视的开拓”。她，就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叶嘉莹。

       倡导以吟诵为主、对儿童进行古诗教学成为这位自感“老之已至”的学者的重点工作，她为儿童编写古诗读本，亲自读诵吟唱，乃至上电视亲身示范，“只希望在传承的长流中，尽到我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

       叶嘉莹认为，古诗词教育能使孩子们与古典文化相通：“关键在于选入教材的是不是精华之作，老师能不能把其中的精华讲解清楚。选的是糟粕的话也没什么用。选的是精华，老师能把精华讲出来，才算达到目的。”“好的老师应该把诗词里的生命教出来，让诗词有一种兴发感动。”叶嘉莹说。

诗教是古代的教育传统，而这个时代的诗教，对她而言，就是让诗从抽象变为具体，使今人也能体会当时诗人的感情、心智、意念、理想等，使诗词活起来。

       她曾在加拿大为幼儿园的孩子们讲古诗词，一出手就用杜甫的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学界往往以为杜诗沉郁顿挫、意蕴丰富，非经人世者难解其中况味，乃至历代对其的阐释、集注都有上百种。但叶嘉莹认为，不能看低小孩的智能而让他们读浅近的诗歌，“要选择真正好的作品，只要老师讲的明白，他们一样会理解，一样能背下来。让小孩子学骆宾王的《鹅》并不合适，这不能算一首好诗，只是骆宾王小时候的习作，对孩子们学诗、作诗没有意义。”

       叶嘉莹先用了杜甫的画像让孩子们认识这名诗人，再用地图让孩子了解杜甫颠沛流离的生活境况，最后回到诗歌本身，向孩子们讲解这首诗是杜甫出外散步，看见春天的美景而作。叶嘉莹讲完一句，就画一幅图以加深孩子们理解，全诗讲完后，再带领他们背诵、吟唱，孩子们由此对古诗饶有兴味，学得非常快。

       当时她给孩子们留了两句诗 “门前小松鼠，来往不惊人”当作业。有一个小朋友续出了“松鼠爱松果，小松家白云”这样饶有意趣的句子。

“诗不是抽象的东西，”叶嘉莹说，“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诗是感情的活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小孩子学诗，就是让他们对天地草木鸟兽、对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有关怀的爱心。”

       但现在的一些做人方式令她不能理解。生于“燕京之旧家”，叶嘉莹“提倡弱德之美，要求自己在艰难困苦中亦能持守；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也就是待己严待人宽；日三省吾身……这样的性格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使然，在这种文化里强调人的弱德，而非当一个强取豪夺、不择手段的强者。”

       现在的“读经”让她有点看不懂。她看到报纸上说，一些读经班单让小孩背书，老师不讲解内容，唱歌一样带着孩子们背，孩子连字都认不全，只能跟着老师唱。“误人子弟。”叶嘉莹评价，“读书当从识字始，字都不认、道理都不懂，背来有什么用？”

       叶嘉莹认为，应该以“兴道讽诵”的方式，老师先让孩子认字，告诉他诗里写了什么，让他明白诗人的感动何在。而“道”，则在于以讲解来引领．“教小孩是要一步一步来，现在的情况是老师都不懂，学生乱背，错字别字都不通，背得再多有什么用？”叶嘉莹反问。

      在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作为一名学者，叶嘉莹以辩证眼光观之。近体诗与现代诗，在她看来“各有所得，各有所失”，都有上品与劣作。但与古典诗歌强调内心的兴发感动不同，现代诗更侧重于机智、技巧、安排、造作，看得出制造痕迹，它的根基与美感更来自西方，“接受外国传统、受到外国诗歌影响。”

    “胡适的白话诗如果用白话说出来，就没有诗的意思了，所以只能变个花样、加入技巧，制造一些艰难。而古诗用古诗的方法说有意味，用白话说，同样也有意味。”叶嘉莹说。在她看来，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去用它寻找光明”）是很灵巧的句子，但如果用于儿童教育，“小孩不见得有什么体会”。

【相关链接】

①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从1945年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担任中学教师开始，叶嘉莹至今未中断过她的古诗词教学。11950年代起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任教，1960年代开始担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1969年定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也是加拿大皇家学会唯一华裔院士。1979年开始每年利用假期回国讲授古诗词。

②作为一个承习“新知识，旧道德”家教的女子，叶嘉莹站在通往诗词王国的道路上，诲人不倦，度人无数。叶嘉莹历经丧乱，晚年丧女，诗词给她力量，叶嘉莹借诗度过忧患，获得疗愈。

王运熙：平淡中自有丘壑

    2月8日凌晨，著名文史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运熙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所挚爱的研究，离开了他所牵挂的学生。

    王运熙1926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山县，从小就爱好古典文学。后来，王运熙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成为陈子展的助手。陈子展治学兼通新旧文学，目光宽广，思路开阔。他在和王运熙谈话时，滔滔不绝，上起先秦汉魏，下逮现代的一些学者和作家。正是在这样一种名师云集、学术氛围浓厚的情形下，王运熙走上了他的治学之路。

    从1978年到1996年退休，王运熙主持的语言文学所集中了多位学科带头人，下设6个研究室，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语文所成立以后，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完成了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

    1983年到1996年，王运熙又在原有基础上与顾易生共同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历时十余年，对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把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王运熙一生专注于学问，甘于淡泊，白首未改此心。他曾经说：“上海的大闸蟹很好吃，但不吃也无所谓；但不让我看书写书，那就一天也受不了。”虽是玩笑，却道出了他虽在陋巷却不改其乐的心境。

    王运熙赠给学生吴承学一本《文心雕龙探索》，他在书的扉页题写“治学自警语”：“全面观照，准确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他的治学亦如此，不求新、不求奇、不媚俗、不趋时，从文献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最平实的学问。在研究《文心雕龙》时，王运熙的结论与北方一些学者，如，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山东大学的陆侃如、牟世金，西北师范大学的郭晋稀等几位先生的观点并不相同，在当时引起了争论。王运熙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并不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和关学著作。他以原著文本为研究的出发点，努力把握刘勰整个文学思想体系，避免先入为主，用现代文学理论去套。因此得出的结论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逐渐被大家接受并信服。

    “王运熙先生做学问有独到的见解却不故作高深，从不说过头话，都是结合实际来讲，这种做法让人十分敬佩。“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告诉记者。

    王运熙常为学生讲起近代以来的学术流派，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中，他将自己定位为释古——既不盲目信古，也不一味疑古，而是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准确地分析、鉴定，恰切地评述、印证，最后得出平实、适中的结论。

    “创新”在王运熙那里具有不同的含义——求实即是创新。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面对的是浩繁的历史材料，人们在面对这些材料时难免众说纷纭，其中便会夹杂很多误解，而研究如果能够收集、整理、分析材料，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消除误解，这就是学术创新。

    复旦大学教授、王运熙的弟子杨明告诉记者，王运熙一生孜孜不倦，只为求真求实。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风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何理解众说纷纭。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流行的学说认为“风骨”代表“文章的内容”、“纯洁的思想”、“合乎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等。王运熙对材料进行穷尽性的搜集，然后条分缕析，最后得出结论：刘勰所谓风骨，是指作品的艺术风貌、表现效果而言，不是就思想内容的高下邪正而言。

    与此相承，王运熙也澄清了当时对建安风骨的误解。很多学者认为，建安风骨主要是指那些表现社会动乱、人民苦难的诗歌的思想内容。王运熙则认为，南朝人所说的建安风骨只是指建安诗文爽朗刚健的风貌。

    王运熙服膺《札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史记，五帝本纪赞》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将其作为治学的座右铭。王运熙的治学正是对这两句话的最好注解。

    “不作惊人之语，无剑拔弩张之势。但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于忠于学术，坚守学者的良心。”杨明对王运熙的治学品行推崇有加。

    直到去世，王运熙一直居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套48平方米的旧房子中，从1978年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每天都能听到火车进出的轰鸣声。正是在这间斗室，走出了我国文学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吴承学，也培养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批中坚力量，其中很多已然成名成家。

    王运熙是在凌晨离世的，一如往常一般平静。“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恰可比拟。

（节选自2014年2月22日《中国教育报》）

传奇女子——林徽因

杨已青

    林徽因（1904年～1955年），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才华横溢，光彩照人。林徽因写过诗、小说、散文、剧本等，还为一些刊物画过封面，但她致力于建筑事业，作为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激起我们永恒的钦佩。从上世纪20 年代到40年代，林徽因以一个文化精英与热情大方的沙龙女主人的凝聚力，聚集起同样富有才情与热情的学者和作家。与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梁思成，金岳霖，徐志摩……

    为林徽因作传的人不少，她太吸引人了，尽管我们不是梁思成，也不是金岳霖，更不是徐志摩，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喜欢她、欣赏她、深爱她，不能减少一丝一毫对她的爱慕。的确，林是20 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女性之一。有那么多文化名人为她倾倒，她身上多了一些传奇色彩。如果褪去这些传奇的成分，也不失中国女性的偶像。

    林徽因的生命，不论是波澜起伏，还是风和日丽，她不是伟大和崇高的符号，不是降到人间的仙女，也不是供后人崇拜和议论的偶像，她是一个女人，一个追求着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幸的是，一提及林徽因，总是把她和别人捆绑在一起。《林徽因》的价值，在于廓清了浮荡在主人公身上的尘埃，将她的真实面目彰显出来，在历史背景中将林徽因凸显出来，同时还生动地勾勒出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的高雅的志趣品格、多彩的生活经历，从而折射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精神。

    我们不妨看看林徽因走过的路。少女时代的林徽因曾随父亲到了欧洲，她芳华绝代，才华横溢，她像一弯新月，而周围是一群文化名人围绕着她。“当女人成了母亲，花便成了树。”作为母亲的林徽因娴静温柔，端庄慈爱，以多病之身操持着一个大家庭的事务。走出沙龙的林徽因，踩泥泞，乘驴车，和梁思成一起辗转各地，为古建筑测绘，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考察和研究中国古建筑，为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奔波，此时她是一位执著的艺术家。在抗战8 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林徽因一家颠沛流离，从云南到四川，困居在偏远的李庄。他们贫病交加，靠典当度日，却坚毅地开始了撰写《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巨大工程。1945 年美国专家给她检查身体，说她不会活过五年了，她能够支撑下来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可是她又活了10 年，支撑她的其实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激情、是一种灵魂在飞扬。

    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哈张（爱玲），我觉得林可爱得多。不论是生命的境界，还是生活的足迹，林徽因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为人妇，为人母，为人的朋友，她的才华和境界，在人生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完美的。如果说没有林徽因家的沙龙的培育，中国的现代文学星系中璀璨群星的光芒将暗淡几分。如果没有林徽因的辅助，梁思成很难完成《中国建筑史》。张清平用林徽因和梁思成终生痴迷的古建筑来比喻他们的结合：梁思成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美丽的栏杆。他们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林徽因和梁思成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夫妻楷模，另一对我认为是傅雷和他的夫人。相比较，张爱玲尽管有才气，但她终是一个异数，带着一种偏执、阴冷之气，连爱情、生活都有一种决绝，而林徽因始终有一种光辉，温暖人心。

    建筑师、教授、诗人、作家，对林徽因来说只是一个称谓，或者后人对她的某一方面才华敬佩，但很难道出林徽因的精神境界。林徽因之所以成为林徽因，让人敬慕的，不仅是她的美貌与才华，更是她外柔内韧顽强不屈的精神和爱能爱到至深至纯、诚又诚到如痴如醉的人生境界。张清平这样评价林徽因：“她的生命中有病痛，但没有阴暗；有贫困，但没有卑微；有悲怆，但没有鄙俗。”

罗曼·罗兰

徐志摩

    ①罗曼·罗兰，这个美丽的音乐的名字，究竟代表些什么？

    ②他是一个音乐的天才，在幼年音乐便是他的生命。他妈妈教他琴，在谐音的波动中他的童心便发现了不可言喻的快乐。莫扎特与贝多芬是他最早发现的英雄。所以在法国经受普鲁士入侵而产生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圣人正在“敌人”的作品中尝味最高的艺术。他的自传里写着：“我们家里有好多旧的德国音乐书。德国？我懂得那个词的意义？在我们这一带我相信从没有人见过德国人。我翻着那一堆旧书，爬在琴上拼出一个个的音符，这些流动的乐音灌溉着我的童心。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快乐与苦痛，想望的幻梦，渐渐的变成了我的肉的肉，我的骨的骨。我是它们，它们是我。要没有它们我怎过得了我的日子？我小时生病危殆的时候，莫扎特的一个调子就像爱人似的贴近我的枕衾看着我。长大的时候，每回逢着怀疑与懊丧，贝多芬的音乐又在我的心里拨旺了永久生命的火星。每回我精神疲倦了，或是心上有不如意事，我就找我的琴去，在音乐中洗净我的烦愁。”

    ③要认识罗兰不仅应读他神光焕发的传记，还得读他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这书里他描写他的音乐的经验。

    ④他在学堂里结识了莎士比亚，发现了诗与戏剧的神奇。他早年的朋友是克洛岱尔等近代法国三大诗人。瓦格纳是压倒一时的天才，也是罗兰与他少年朋友们的英雄。但在他个人，更重要的一个影响是托尔斯泰。他早就读他的著作，十分的爱慕他，后来念了他的《艺术论》，那只俄国的老象，走进了艺术的花园里去，左一脚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莎士比亚，右一脚又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贝多芬。这时候少年罗曼·罗兰走到了他的思想的歧路了。莎氏、贝氏、托氏，同是他的英雄，但托氏愤愤地申斥莎氏、贝氏，说他们的艺术都是要不得的，不是真的人道的艺术——他早年的自己也是要不得的。对罗兰这个热烈的寻求真理者而言，这就好似晴天里的一个霹雳；他再也忍不住他的疑虑。他写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陈述他的冲突的心理。他那年22岁。几个星期后的一天，罗兰接到一封写满38页纸的长信。那六旬老人说：“我接到你的第一封信，我深深的受感在心。我念你的信，泪水在我的眼里。”下面说他艺术的见解：我们投入人生的动机不应是为艺术的爱，而应是为人类的爱。只有经受这样灵感的人才可以希望在他的一生实现一些值得一做的事业。这还是他的老话，但少年的罗兰受深彻感动的地方是在这一时代的圣人竟然这样恳切地同情他，安慰他，指示他，一个无名的异邦人。他那时的感奋我们可以约略想象。因此罗兰这几十年来每逢少年人写信给他，他没有不亲笔作复的，用一样慈爱诚挚的心对待他的后辈。这样一来受他的灵感的少年人更不知多少了。这是一件含奖励性的事实。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凡是一件不勉强的善事就如春天的熏风，它一路散布着生命的种子，唤醒活泼的世界。

    ⑤但罗兰那时离着成名的日子还远，虽则他从幼年起就不懈地努力。他还得经尝种种精神的苦痛，才能实受他的劳力的报酬——对他天才的认识与接受。他写了12部长篇剧本，3部最著名的传记，10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时代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他的名字还是在灰堆里掩着——直到他将近50岁那年，这世界方才开始惊讶他的异彩。贝多芬有几句话，我想可以一样适用到一生劳悴不怠的罗兰身上：“我没有朋友，我必得单独过活；但是我知道在我心灵的底里上帝是近着我，比别人更近。我走近他我心里不害怕，我一向认识他的。我从不着急我自己的音乐，那不是坏运所能颠扑的，谁要能懂得它，它就有力量使他解除磨折旁人的苦恼。”

张大千

李永翘

    ①张大千一行来到莫高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他刚放下行李便迫不及待地打着手电进入洞窟内，他简直惊呆了。在依稀的灯光下，只见石窟内的所有墙壁都绘满了五彩缤纷、光耀夺目的各种壁画，宛如一座金碧辉煌的艺术宫殿！他看见这些壁画与彩绘激动至极，毫无倦意。他在敦煌停留的时间近三年之久，成了当时的中国画家中来敦煌最早、停留时间最长、钻研最深、临摹最多、影响最具、贡献最大的第一人。

    ②在张大千来敦煌之前，莫高窟已有两次编号，但因其很不科学，故其影响甚微。他细心比较了前两次编号的优劣后，决定对莫高窟进行一次重新编号。他经过实地仔细调查，每日领着张心智小心谨慎地从事这项十分重要却异常枯燥的工作。他们先在纸上初编后，然后在每个石窟洞外直接进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对莫高窟的编号工作，从而为莫高窟的每个洞窟都标上了清清楚楚的“门牌号码”。

    ③张大千率领众人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全面展开了，他把众人分成了几个小组，严格按照“复原临摹法”来临摹，这种临摹方法难度更大，要求也更苛刻。他每天皆是“出没于洞窟之间，手忙于笔纸之上”，“一头风沙，满身颜料”。他在敦煌时不仅要克服物质和精神上的许多困难，而且要冒着生命危险，他没有退缩，他说：“为了祖国的艺术事业，我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拼、去搏！”张大千在编号、临摹等工作中，抽空写成了《敦煌石室记》的手稿，是我国敦煌艺术研究的首部学术专著。张大千及其所率的众人临摹敦煌壁画精品300余幅。张大千带着他的临摹敦煌壁画回来之后，不论走到哪里，那里便会刮起一场猛烈的“敦煌旋风”——人人交口说敦煌、称赞敦煌、向往敦煌，敦煌光辉伟大的艺术奇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扬。“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引起轰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从此，对于敦煌的科学保护与研究被纳入了国家计划，并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相继在兰州、成都盛大展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使国人从此了解了敦煌艺术。敦煌学巨擘陈寅恪撰文《观大千临抚敦煌壁画之所感》，他说：“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更无论矣！”

    ④《韩熙载夜宴图》为五代南唐时的著名画家所绘，张大千一见到这件国宝中的国宝就爱不释手，执意要买。可是卖主要500两黄金，而他也只有这么多钱，但却是用来买房子的。他素爱北平，抗战胜利后，他来到北平后就准备在此地买房定居了。不久前，他刚刚看重了一所房产，那是一所旧王府，深得大千的喜爱。其售价也是500两黄金，他已交了定金，不日即要交割。他最后还是决定买下了这幅画。

    ⑤张大千决定了要远赴南美，但他觉得行前首先要把他所珍藏的《韩熙载夜宴图》等一大批国宝捐献回祖国。他通过徐伯郊之手全部捐赠给了祖国。

    ⑥张大千在巴西“八德园”中亲自搬动假山巨石时不慎用力过猛，突然觉得双眼发黑，金花乱冒，什么也看不到了，经医治，瞎了一只眼，成了“独具只眼”。现在，不要说画工笔画，就连写信，他也是模模糊糊的。不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他向古人学习、向外国人学习、向大自然学习。他将中国古老的破墨、泼墨画技法与西方绘画中最新的抽象自动画表现技法相融合，创立出了一种独特的破墨、泼墨，再进而发展为泼彩和泼写兼施的新技法与画风。他说：“这样画可以得其天趣，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艺术无止境，我们作画的人就应当这样，时时进步，不断创新。”

    ⑦张大千的一生视绘画犹如生命，而且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曾多次说过：“我的画笔不会停，我会一直画到死的那一天。”他一生中用废了的各种毛笔不计其数。

    ⑧张大千逝世以后，根据他留下的遗嘱，他把绝大部分的财产捐献给了国家，而他留给亲人们的只有他的数量极少的自作书画，每人还分不到一幅。（选自《张大千传》）

相关链接：张大千，中国现代黄山画派始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82岁时，他勇敢接受了一次挑战：要画一幅巨画——《庐山图》。他在绘制画的上端部分时，叫家人将他抬到画桌上去，他趴在桌子上，颤巍巍地艰难绘画，画着画着，感到头昏眼花、心动过快、体力不支。家人赶紧拿救心丸让他服下，他稍微歇一歇，继续趴着再画。他感慨道：“我这哪里是在绘画啊，纯粹是在拼老命啊！”集三年之努力，巨著《庐山图》完工，引起轰动！

张充和，她选择留在自己的世界里

慕容素衣

    在不知道充和的存在之前，我以为闺秀这种生物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绝迹了。完全无法想象，时至今日，在与我相隔数万公里的大洋彼岸，一位101岁的老人仍保持着上个世纪初的生活方式：每日晨起，即磨墨练字，吟诗填词，偶尔和同好们举行昆曲雅集，拍曲互和，以乐终日。

    这位老人，就是现居于耶鲁的张充和。

    她从遥远的民国走来，在旧时月色和习习古风中长大。她的名字，曾经和沈从文、卞之琳、俞振飞等人相连，一同成为那个年代的传奇。如今，故人早逝，时移世易，属于她的时代已经永久地过去了，她却仍然选择活在她的时代里，在去国离乡数万里之外。这是一个奇迹，独属于她的奇迹。

    和林徽因、唐瑛等民国名媛不同的是，张家四姐妹属于传统仕女。她们的爱好、才艺乃至心性都很“旧派”，即使时代再跌宕起伏，生活再颠沛流离，她们仍固执地保持着她们闺秀式的生活方式，时代影响了她们的生活轨迹，她们的生活本质却并未改变。这一点，在充和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她考北大，国文是满分，数学却拿了零分；她嫁给了洋人傅汉思，可他是个汉学家，对中国历史比她还要精通；她在美国的耶鲁大学任教，教的却是中国最传统的书法和昆曲；

    她常和一位叫咪咪的美国女士切磋中国艺术，后来那位女士成为了比尔盖茨的继母；年少的时候，她在苏州拙政园的兰舟上唱昆曲，如今，她仍在耶鲁的寓所和人拍曲。

    充和出生于合肥一个大家庭，曾祖父张树声曾是淮军将领，官至两广总督。到了充和父亲张武龄这一代，已经“弃武从文”，他索性离开了合肥，在苏州创办了乐益女子中学。

    充和是在上海出生的，后被她的一个叔祖母收养。叔祖母把还只有八个多月的充和带回了合肥老家，在那里，她一直生活到十六岁。叔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很有见识，相当重视小充和的教育。高薪为她聘请了一位老师，名叫朱谟钦，是吴昌硕的弟子，既有才学也很开通，他教充和学古文，还专门弄来了颜勤礼碑的拓本，教她练字。那时的教育是先生和学生朝夕相处言传身教，充和随朱先生从九岁一直学到十六岁，这七年间，朱先生也只有她一个学生，他留给充和的，应该不仅仅只是深厚的国学知识。

    叔祖母去世后，十六岁的充和回到了苏州九如巷。苏州生活让充和的人生路上从此多了项终身陪伴的爱好-----昆曲。

    汪曾祺在回忆西南联大的往事时，在文章中写道：“她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抗战年代，她凭着一出《游园惊梦》，惊艳了当时的重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为纪念汤显祖诞辰三百周年，她回国和大姐元和演了一出《游园惊梦》，仍赢得了满堂彩，其中一张剧照被俞平伯评为“最蕴藉的一张剧照”。

    二十一岁这年，充和以语文满分、数学零分的成绩被北大破格录取。她听过胡适讲文学史和哲学史，钱穆、俞平伯、闻一多都是她的老师。

    抗战爆发后，充和到重庆教育部礼乐馆工作，结交沈尹默、章士钊等名士，并师从沈尹默学习书法，书法可以说是充和一生至爱。她曾说，自己不爱打扮，不喜欢金银珠宝，但笔墨纸砚一定要用最好的。由于长期练习书法，她年老了臂上肌肉仍有如少女般有力。

    谈到女子，总绕不过一个情字。充和最初为大众所知，就是源于一段情事。情事的男主角大家并不陌生，他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卞之琳。相传那首知名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就是诗人为充和所作。

    1948年，充和在炮火声中嫁给了傅汉思。这段婚姻对充和的最大影响是她终于选择了远渡重洋。这个最着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最终却选择了去国离乡。她离开的时候还预想不到，二十多年后，她所着迷的文化在故国大地上被粗暴地清除，三姐夫沈从文被迫去扫女厕所，二姐夫周有光下放到农场。而孤悬于海外的她，反倒保存了一方传统文化的小天地。天地虽小，但能够容下一个优雅而干净的灵魂，已经足矣。

    充和一生醉心艺术，但始终保持着老派人游于艺的态度，书法也好，诗词也好，都是写了就写了，没想过要结集出版，更没想过要去抢占艺术史上的一席之地。

    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上写着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充和，也是这样一个“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啊。写的过程就是消失的过程，像飞鸟掠过，天空却并没有任何痕迹。

    不过，充和这样旧派的人，未必会喜欢这类新诗风味的句子。她自撰的诗中有一句意思和此相仿，足以概括平生：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这一曲微茫，正是民国年间的古韵遗响。随着那个年代的远去，已成绝唱。

相关链接：2015年6月17日，“合肥四姐妹”唯一在世者、著名书法家张充和在美国家中逝世，享年102岁。她自幼学习古文及书法，十六岁师从沈传芷等学习昆曲。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辗转重庆，研习古乐，并师从沈尹默习书法。1948年，与德裔美国汉学家傅汉思结婚，1949年移居美国，在耶鲁大学教授书法二十多载，成为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在海外的珍贵薪传。（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