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九叶诗人唐祈先生

    唐祈先生生长于南昌，但他更喜欢说自己是苏州人，因为他家祖籍苏州，我们算是同乡。所以，我与他初次见面就显得挺热络。那时我们都远离江南故地，在大西北的兰州。

    唐先生从小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他的母亲是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非常喜欢写古体诗，舍得在孩子的教育上花费，先后给他请了两个家庭教师，一个给他讲国语、英文和数学，一个给他教国学，讲《孟子》、《诗经》。他的姑外婆经常来找他妈妈聊天，她们聊的内容，多是古体诗的写法。有一次，她们聊得起劲，没有想到边上的唐先生也听得津津有味。他的诗歌之路就这样迈步了。后来，全家随父亲来到兰州，正值抗日救亡高潮，他也加入到了这一大潮中，在写诗的同时，还从事了进步戏剧运动。这时，接触到了不少在兰州的诗人，也写了不少诗歌。

    1987年，我们学校的诗社请唐祈先生来做讲座。那时的唐祈先生已经67岁了，但身子骨看上去相当硬朗。唐祈先生很健谈，而且记忆力好。那天的讲座主要是介绍性地阐述九叶的诗学主张，特别谈到苏州人性格和苏州文化品格。他说，外面人总是认为，我们苏州文人多，文人比较文弱，这是一种误解，或者说是对“勇敢”的片面理解。勇敢指的是文化气质的支撑和道义观念的表现。苏州历史上不乏仁人志士，有杀身成仁者，有为民请命者，有暴力起义者。

    2001年8月上旬，我去参加第五届国际青海湖诗歌节。期间，居然遇到唐祈先生的一位老学生，蒙古族诗人阿海林。他是唐先生的嫡传弟子，我是庶出的。但是，在精神气度上，我觉得自己与唐先生颇有相似之处。唐祈先生是东西南北人。他生长于东南，到西北上大学，所以他经常说他是东西南北人或东南西北人。经常有人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的回答和唐先生一样。我们俩共同的特征就在于这“南北通透”的个人性格与写作风格。唐祈的牧歌揭示了一位南方诗人对于西北草原生活的体验，体现出中国诗歌文化的南北融合。当然，在年轻时代，我是自己的选择，他是不得已的，东南故土已是日寇铁蹄下的焦土，他只能转向西北国统区。所不同的是，我只把西北作为一个炼钢炉，锻炼一下我的青春和意志；1991年甫一毕业，我就逃离了。而他1942年大学毕业后，留在了西北，任兰州省立工专教师。

    中年之后，唐祈先生到西北也是自己的选择，而且比我更坚定。1979年，他做出了惊人的举动，毅然离开京城，远赴大西北扎根落户，乃至认西北为故乡。

    有一个疑问曾经萦绕在我心头：大西北真正吸引唐祈的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唐祈先生曾经自答：“到西北高原找回我年轻时写诗的‘基地’，找到曾哺育过我的诗的少数兄弟民族。”其实，他回到西北这一决定和举动并不仅仅是为故地重游，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意义；而是为“培养新一代少数兄弟民族青年诗人尽我微薄的力量”。他喜欢在“少数”和“民族”之间加上“兄弟”二字，他对少数民族的感情可见一斑。

    从1979年到1989年整整10年间，他确实为少数民族尤其是民族诗歌尽了力——不是“微薄”的，而是很大的力，培养出了不少小有成就的少数民族青年诗人。唐祈先生那时候身体好，干劲足。他自己也觉得老当益壮，说：“这批青年诗作者也给予了我一种西北高原的青春的力量，鼓舞我同他们一道在诗歌的大路上向前走去。”

    唐祈先生的诗歌创作起步于西北高原。唐祈对西北精神风貌的迷恋和向往，其实是一种文化自觉的选择。作为华夏文明中人，他自己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需要刷新，但在汉语文化语境本身之中，他很难实现突破，除了向西方，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寻找刺激性的资源外，他也在向周边少数民族汲取精神养料。就文本资源而言，他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民歌。我还记得，在他任主编的新版《中国新诗》杂志里，登载了不少那类民歌，比如青海的“花儿”。有一段时间，我去旁听了一些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的课程，在诗歌创作中也有意化用少数民族文化的资源。就是因为受到了唐祈先生的影响。

    运用西北少数民族刚健的精神资源和朴拙的文本资源，来更新或补充熟透了的汉语中心主义文明，唐祈先生是这个方面的老先锋，而且坚持得最久。

（摘编自《环球人物》）

【相关链接】①唐祈的创作以独特的牧歌意绪揭示了一位南方诗人对于北方人民生活的体验，由此体现出中国诗歌文化的南北融合，这种融合在唐祈的作品中主要体现为以南方人的心态和眼光打量北方风情、建构了独特的抒情话语，在情绪内涵上则是沉思、迷惑与希望的交织。（百度百科）

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警“能人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域志》。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心以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

（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

相关链接：①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学问广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槽、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顾亭林诗文集》等。（摘自《辞海》第六版）②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袁行霈先生的诗意人生

    今年4月，是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古典文学专家袁行霈先生的80华诞。著名雕塑家吴为山满怀敬意，为先生塑了一尊青铜头像。头像传神至极，眉宇间透露出他的慈祥、睿智、儒雅与清逸，让人联想起先生“如山峦之有云烟”的诗意人生。

    先生治学的领域很广，据《袁行霈教授著述目录》所载，各类著作30余种，主要论文70余篇，涉及文学史、文明史、文言小说、诗学、目录学、考据学等诸多方面，而成就最卓著的还是中国古典诗学特别是诗歌艺术的研究。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是先生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之一。该书最大的特点是用诗一般语言来阐述诗歌理论，分析诗歌意境，给人以思想的启迪与诗意的美感。

    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是先生几乎倾尽毕生精力的研究对象，一部《陶渊明集笺注》，一部《陶渊明研究》，耗费了先生二十多年的心血。因此，这两部著作是陶渊明研究的重大收获，被誉为“集大成之作”。

    这些年来，陶渊明成了先生“多年朝夕相处的朋友”，笺注陶集成了他“跟那位真率、朴实、潇洒、倔强而又不乏幽默感的诗人对话的渠道”。

    先生曾提出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八字箴言：“博采、精鉴、深味、妙悟”，他写有一篇学术随笔《学问的气象》，认为作诗讲究气象，做学问也讲究气象。“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自服，毋庸标榜而下自成蹊。”这分明是对学问诗一般的礼赞！

    先生在北京大学执教50余年。如今，已是北大名师的葛晓音教授曾撰文，深情回忆当年听先生讲课的情景：“他的课着重在诗歌的意境和艺术表现，正是学生们最为渴求的内容。而他的讲课艺术也和他讲的内容一样，非常讲究。节奏的快慢疏密、声调的抑扬顿挫，都把握得恰到好处，让学生跟着他清晰的讲解进入意境。”

    先生每次讲课教室里都挤得水泄不通，连走廊里、窗户外面都站满了人，有时实在挤不下了只得临时换大教室。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幸福地描述当时的情景：“教室里坐满了我的学生，一双双眼睛投出渴求知识的光，集中在我身上，使我兴奋、喜悦、感激。因为这些光束的撞击而产生的灵感纷至沓来，一向寡言的我，竞滔滔不绝地讲出一连串连我自己也觉得新鲜的话语。从学生的颔首微笑中，我听到他们心中的回响。这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交响乐队的指挥，在组织一片和谐的乐音……”

    先生的课堂不仅在燕园，也延伸到了国际上。特别是近年来，先生主持的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更是培养了许多在国际上传播中华文化的高端人才。

    先生非常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常说：“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老师！”

    先生曾编辑过自己的诗文短札《愈庐集》，诗、文各一卷。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评论此书：“冲淡平和，乐观谦逊，诗意很浓。”

    先生效法古人作《论诗绝句一百首》，自先秦至清代，涉及历代诗人（或诗集），每人一绝，并有自注，相互映发。这种以诗论诗的形式，正如先生在自序中所说：“其含蓄蕴藉之妙，比兴寄托之深，措辞炼句之精，涵泳玩味之趣，又非长篇大论所可比拟。”充分体现了先生的诗心与诗趣。

    袁行霈先生说“寂寞有时也是很美的”。先生在散文《黄昏》中写道：“黄昏仿佛是专为供人沉思的。书上的字迹渐渐模糊了，抬头向窗外望去，落日的余晖散射在天幕上，宛如罩上了薄纱。开灯还嫌早，索性掩卷闭目，在沉思中打发这白昼和黑夜交界的时分。”

    寂寞的读书生活在先生看来，竞充满如此“很美的”诗情诗韵。

（选自《党建》有删改）

相关链接：袁行霈的父亲是清末举人，长于诗文书法，后因病不能执笔，遂由他代写信札诗文，培养了他对古典文学的兴趣。1953年袁行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1957年大学毕业，被林庚教授选中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教学与科研生涯。

（百度百科）

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1930年至1949年期间，是钱穆把自己的民族忧患意识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自己史学思想体系的时期。

    1931年夏天，钱穆应聘执教北京大学。他讲课史料充分，并能彼此相关，上下相顾，遵从客观，不发空论。对制度经济、文治武功等，选择历代的精华，阐述其发展流变与相承，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历代人的有关意见，来陈述有关的各项得失。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还从事学术研究，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大有贡献。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而《史记》也有不少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致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如上所述，钱穆研究《竹书纪年》厘订今传世本的错误，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注释的矛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立一说必推之子书、史书而皆须准确无误，证一伪必考其时间、地点而确皆无误，真是丝丝入扣。至于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则是世所罕见的。然而，钱穆初衷不想单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想使研究战国史的人对这一段纷乱的史事有比较清晰明朗的年代顺序为信据。

    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据杨树达日记，陈寅恪先生对钱著评价很高。杨先生在日记中写道：“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此书实为清代考证诸子之学的总结。

    1937年5月，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实用类文本阅读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实用类文本阅读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这是他在北大上课的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钱穆不同意近代学者那种把汉学和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可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钱穆在此独出心裁地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这种卓然不群的见解，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近代学者言清代学术诸书，如章炳麟、梁启超等的著作，均未尝提及清代学术与宋学的联系，遂使人迷失其渊源。如今钱穆特为指出，才真正显露出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钱穆写成《国史大纲》。钱穆在书中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其基本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演进上是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化，与其他民族是不同的。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再看钱穆书中的取材布局、用词造句皆耗费了不少心血。有些读史的人，不明白这部史书的布局，何以详于汉唐而略于辽金元清，详于中国而略于外族？在取材上，何以详于制度而略于人事，详于文化而略于战争？在词句上，何以不用太平天国而用洪杨之乱？因为辽、金、元、清是异族统治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乱世，汉唐是华夏民族治理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治世。如果治乱不分，内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国岂不是可以根据辽、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顺地拥有与统治我广土众民吗？《国史大纲》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相关链接：①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镬（【jǔyuē】规矩法度），时切其响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自序）②钱先生主张学习西学，但是吸纳和消融西学，必须应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必须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上海大学陈勇《固守传统与融会中西》）

邵逸夫

    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不少电影院也不得不关门停业。邵氏兄弟毅然决定坚持下去，邵逸夫意识到，尽管在南洋已建立起自己的影业基础，但是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有声电影相比，自己的无声电影定将被淘汰，于是他提出了拍摄有声电影的建议。

    1931年，邵逸夫前往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从美国好莱坞买回了所需的“讲话机器”。虽然邵逸夫在自己的电影院里安上了有声设备，但有声影片还没拍出来。他不得不自己坐下来写剧本，两只脚被蚊虫咬得吃不消，他只好打上一桶水，把脚泡在水里。一写半个月，可是都不满意。他一边继续拍无声片，一边摸索有声片的拍摄技术。终于在摸爬滚打出一身电影制作的真功夫后，1932年，他自任制片和导演，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轰动一方。据说放映的时候，观众对电影中的人说话十分惊奇，只要一有声音出来，就大声欢呼！这部影片成本1万元，而仅在广州一地的放映收入，就达60万元。这一成功不仅使邵氏机构转危为安，也为邵逸夫后来大规模进行电影制作轰开了道路。邵逸夫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有声电影的开山鼻祖。

    1957年，邵逸夫正式移师香港，次年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20世纪60年代后，邵氏公司长期称雄港岛，曾拍摄过上千部电影。邵逸夫说：“我生产电影，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和愿望。我们的核心观众就是中国人，他们怀念祖国大陆，也怀念自己的文化传统。”从1958年到1973年，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在历届亚洲电影节中共得大小奖项46项，创下中国电影史纪录。

    他每天最低限度看一部电影，几十年来坚持不辍。好的电影和坏的电影他同样喜欢看，他要看好的电影好在哪里，坏的电影怎样坏。他不但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而且是中国最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精通了电影中的任何工作：剪辑、摄影、化妆、剧本、导演，样样内行。而他取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他做事认真。他曾说：“我做事的态度，便是要把每件事都做好，即使是最微细的部分，也要彻底做好。一样事情不做到十全十美，我是绝对不放松的。”邵逸夫在每部邵氏作品的包装上都印上“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宣传语。为了保证影片质量，他对影片严格把关。出现劣片，若无法补救，宁愿烧掉，邵氏在37年间烧掉的影片以十部计。“邵氏出品，必属佳片”此话绝非诳语。

    作为亿万富翁，邵逸夫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早在1973年他就设立了邵氏基金会，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从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内地。从那一年起，他平均每年都拿出1亿多港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邵逸夫对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他曾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成长靠教育。”如今以“逸夫”两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它文化、艺术、医疗设施遍布中国各地。

    在很多人心目中，“逸夫”早已不是一个人名，而是一个美好的符号，代表着“达则兼济天下”的仁者情怀。这位让人尊敬的百岁老人，在人们心中搭建了一座“逸夫楼”。

（摘编自耿晓星、韩梦泽《百年传奇邵逸夫大传》）

相关链接：①他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见证了中国电影从黑白到彩色的全部历史。他的邵氏电影曾经几乎垄断香港的电影工业，他的TVB迄今仍是屹立香江的电视巨无霸……他就是邵逸夫。（《新华日报》2014年1月8日）②邵逸夫一点都不掩饰自己对商业片的偏好。他坦言：“经营邵氏影城，是做生意。如果拍一部纯艺术的电影，少人看，就少得益。如果香港人喜欢艺术，可以去艺术中心。我宁愿捐钱给艺术中心，做艺术节。但是拍电影，就是要拍大家都看的片。”（百度百科）③邵逸夫历年捐助社会公益超过100多亿港元。截至2012年，他共捐赠内地教育47.5亿港币，捐建项目超过6000个。汶川和雅安地震后，他都捐出1亿港币。（《人物周刊》201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