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1916年，蔡元培是应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回国的。这位他当年的旧部言辞恳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当时的北大还是老样子，是个“臭虫窝”、“大染缸’’。对于北大这种状态，几任校长都无能为力。或许是“国事渐平，教育宜急”打动了蔡元培，这与他这么多年来教育救国的奋斗历程不谋而合。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踏入北大。从此，北大这一潭死水掀起大波澜。蔡元培开始了他一生最为辉煌和伟大的教育改革。先生在此，北大重生。他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在学术为天责的前提下，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随后，陈独秀来了，胡适来了，梁漱溟来了……一时间，北京大学集合了当时最优秀的学术头脑。

    蔡元培留学德国，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而且，他发现学校不会因为校长的去留而出现教学秩序、教学质量大的波动，因为学校是由教授来管理的，校长和各学科长由教授会公选出来。

    早在1912年，蔡元培起草颁布的《大学令》中就提出教授治校的相关内容，如第十六条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

    蔡元培来到北大当校长时，北大仍没有评议会，因为当时的教育部始终不允许成立。这次蔡元培据理力争，得到当局的同意。在北大的第一年，蔡元培就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以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随后，北大评议会决定在北大各学科（系）设立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

    蔡元培成功地革新了北大，他的办学理念深得高等教育界的认同和效仿。蔡元培之后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在任期间始终奉行蔡先生的办学理念和主张。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抗战后期筹划复校时重温蔡元培的经验，刻意模仿。

    直至今日，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往事仍被反复提起，后人渴望予以复制甚至超越，但人们往往失望地发现，有很多无法复制的东西，比如先生的人格魅力。

    他是一位谦谦君子，但仍时有金刚怒目的一面。1922年10月，北大发生了“讲义风潮”，蔡元培的校长室外聚集了几百名学生，起哄呐喊，要求废除收取讲义费的决定，蔡元培对学生破坏纪律十分生气，他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直到逼得学生慢慢散去。

    更多时候，先生是个“老好人”，冯友兰、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聆听先生的教诲时如沭春风的感觉。蔡元培经常写介绍信，哪怕只有一面之缘，只要有一技之长无不相助，其提携后辈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在混乱的民国时代，争名逐利、爱财弄权是时代的底色。蔡元培是开国功臣，是教育总长，是北大校长，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足可谓位高权重，但大先生蔡元培竟没有自己的房子。

    从绍兴山阴县笔飞弄走出来，求学、入仕、从教、革命、游学，到回到教育，蔡元培怀着救治病中之家国的热切，努力培养大写的人，为时代营造风气。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相关链接①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教育领域。孙中山先生也从北大改革中受到巨大启发，认识到思想学术带动社会政治变革的内在规律，于是他后来大力改组国民党，采取切实举措，为国民党注入了新的活力．可见，北大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影响到中国社会层面的变化。（摘自《我们怎样才能更靠近蔡元培》）②在北大改革中，祖父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他主张，“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迭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任他们自由发展”。为了扭转北大的学术风气，祖父凭借其渊博的学识，融合中西文化的眼界，以兼容并包的用人方针，使北大聚拢了一批学有专长的教授。（摘自蔡磊珂《我是祖父的追随者》）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青蒿素之母”

    ①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屠呦呦的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当获奖消息传来时，屠呦呦已是一个耄耋高龄的老人。她不是院士，没有海外留学经历，没有博士头衔，甚至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

    ②屠呦呦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1951年考入当时的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在大学里，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表现出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工作。

    ③1970年，屠呦呦参与一个大规模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立项主要是由于战争需要。越战期间，美军和越南部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热带战场上均受到疟疾的困扰。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四五倍，这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受挫。越南方面求助于我国。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之下，1967年5月23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商请国家科委、卫生部等部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此后，“523”就用以指代此次疟疾防治研究项目。按照部署，“523”项目分临床研究、中医药、化学合成药三组。屠呦呦加入了中医药组。她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同查阅历代医药记载，挑选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疾药方，并实验这些药方的效果。

    ④2009年，屠呦呦出版了《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据此书记载，1971年10月她和同行们从中药青蒿中获得具有100%疟原虫抑制率的提取物，取得中药青蒿抗疟的突破；经去粗取精，于1972年11月8日得到抗疟单体——青蒿素。1973年，青蒿素的抗疟功效在云南地区得到证实。后来，山东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等单位也从黄蒿中获得青蒿素结晶。同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和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开始着手青蒿素化学结构的确定工作。1975年底，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确定了青蒿素的确切结构，后又在1978年确定了青蒿素的绝对构型。1977年，《科学通报》介绍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1979年，《化学学报》发表《青蒿素的结构和反应》一文，更详细地介绍了青蒿素的相关化学反应。青蒿素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这种新结构的抗疟药解决了喹啉类药物催生的耐药性疟疾的治疗问题，并在过去30年里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的生命。

    ⑤当年，在大多数学术权威都被打倒的情况下，38岁的屠呦呦被委任为组长，重点负责中草药抗疟的研究。虽然身患结核等慢性疾病，但她仍坚持工作。无论是野外采集标本还是室内实验研究，她都积极主动地完成。为确定药物对人类的有效性，屠呦呦和研究组成员充当了第一批以身试药的志愿者。虽然都知道这样做极有可能对自己的肝肾功能造成伤害，但是大家依然义无反顾。“我们需要尽可能快地证明这种好不容易发现的治疟药物的临床效果。”屠呦呦回忆起当年行为时说。经过长期研究，按照523办公室的安排，屠呦呦终于以研究小组代表的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但她的成就一直没有被公众认知。

    ⑥2011年8月22日，由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等人在科学网上发表博文《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屠呦呦和另一位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张亭栋才开始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2011年9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美国拉斯克医学奖的颁奖大会上，当满头卷发、戴着眼镜的屠呦呦将一座金色奖杯高高举起时，好奇的中国民众才第一次看到她陌生的面孔。拉斯克医学奖一直被业内誉为“美国诺贝尔奖”。从奖项设立至今，获得拉斯克奖的300多人中有80余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拉斯克奖也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评审委员会表彰屠呦呦突出贡献时说：“屠呦呦领导的团队将一种古老的中医治疗方法，转化为今天最强有力的抗疟疾药。数亿人因此受益。这一数字未来还会不断增长。”在颁奖典礼上，台下观众对这位81岁的老人报以热烈的掌声。

    ⑦“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这是刚刚摘取2015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时，屠呦呦通过前来看望她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外界表达的获奖感言。

    ⑧“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振奋，衷心地祝贺屠呦呦首席研究员获得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与医学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说，“屠呦呦多年艰苦奋斗、执著地进行科学研究，围绕国家需求，克服困难，一丝不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党和政府关心中医药、重视中医药、支持中医药发展取得的结果，是举国体制、针对中医药工作全国一盘棋取得的胜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科学家群体共同努力的成果，是中医药为人类做出的新的贡献。”

（选自《人物周刊》，作者林晓娜，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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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读大学时选择了绝大多数人毫无兴趣的生药学专业。这让她的父亲颇感意外。但她此时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清晰的目标。她对父亲说：“药物是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我认为只有生药学专业才最可能系统地探索中医药领域。中医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这样的情怀支撑着她在提取青蒿素的路途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老伴李廷钊至今都记得，在进行青蒿素动物实验时的那段时间里，屠呦呦每天回家一身的酒精味，那是她亲自服药试验留下的味道，而这样的以身试药，最后导致她肝中毒。

（选自高毅哲《屠呦呦：呦呦鹿鸣，一鸣惊人》，有删改）

“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

    经济学家杨敬年在2016年9月4日结束了动荡而不悔的一生。

    杨敬年1908年出生在湖南汨罗。那年，还叫“光绪三十四年”。但在他出生前一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新旧交替，整个国家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动。

    他的家庭又偏偏支离破碎。父亲离家出走后杳无音讯，母亲在他10岁时改嫁。家境既贫寒又破碎，他不得不选择那些提供免费读书的学校。

    到1932年，他几经周折考入了当时不缴纳学费的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去江苏省民政厅的工作机会，选择到南开大学继续念书。皇天不负有心人，杨敬年在1945年如愿被选拔为第八届留英公费生，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1948年,40岁的杨敬年在50%的淘汰率下拿到博士学位,他放弃了去美国工作的机会，应约回到南开。当时,天津解放在即,他心中窃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1974年，他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1976年，唯一的儿子又急病离世。“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获得平反，能名正言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杨敬年已71岁，但仍决定要再工作20年。他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渴望把在动荡中浪费掉的时光追赶回来。

    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里,他坚持“以义制命”原则，做尽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跟学术相关的事,包括翻译7部经济学著作,校审、定稿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能署名,很少甚至常常毫无报酬,“无所谓,只要能够工作”。

    杨敬年将发展经济学引入国内，也是在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的人。该学科目的是通过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规律，以寻求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近代来，中国面临的中西碰撞和差距，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方面，对发展经济学的需求是可以想象的。

    90岁时，杨敬年翻译了74万字的、被公认为现代汉语中最好译本的《国富论》。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杨敬年还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他在发言稿中讲述翻译历程，“用了1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晨从3点到7点连续工作四个小时，翻译大约三千字，下午校对”。到2016年已是第16次印刷，共发行了7．2万册。

    杨敬年在晚年写的《人性谈》还对制度与人的发展做出了严肃的思考，探讨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提出世界一切动乱在于两个根本问题：政治方面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人性有善恶，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则让好人变坏。他肯定了制度对人的决定性影响，但不否认人的主体性。

    面对那些动荡，他没有过惊天动地的抵抗，却始终在“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在一个变动的年代，我们个人究竟该怎样和自己、周围人乃至整个世界对话？活着时很清醒的杨敬年逝去了，而这样的人格却依然在为后世“醒”着。

    “杨先生70多岁对我讲的那句‘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不仅是我的,而且已经成为我儿子的座右铭了。”学生赵津说。

（摘编自罗东《“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王京雪《超越生命长度的力量》等）

【相关链接】杨敬年说：“我的年龄是100多岁，但在旁人看来我的生理年龄只有70岁，而我的精神年龄却只有30岁。”百岁之年，杨敬年又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

（韦承金《尽心尽性智圆行方——追记杨敬年先生》）

百年锐思周有光：老藤椅，慢慢摇

王道

    2013年1月23日，我第一次走进位于北京后拐棒胡同的周有光先生的书房。周有光先生刚过108岁生日不久。书房不大，墙旧旧的，书橱也小。令我意外和惊喜的是周老的精神。原以为茶寿的老人，不是躺在床上，就是说话不清楚了，但周老神智清晰，双目有神，安坐在略显逼仄的书屋里，接待着一拨又一拨的来访者。

    周老是语言学家，每次与他交谈，他的话题都离不开自己的专业。由于各地方言不同，推广普通话就成为必然。“1956年，成立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陈毅当主任，我是成员。别人笑话说，你们自己都不会说普通话，还推广。但话不能这么讲，因为先要有标准，才能学好普通话。”周老说。

    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上半年，周老遭遇几次病患，几次住院治疗，甚至出现过“病危”，但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用老依旧很精神，思路清晰，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地说，很有条理。说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先生告诉我，我的身体不太好，但人都是要死的。说这时他一脸的平静，好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可谓看淡生死。

    保姆小田说：奶奶（张允和）在的时候，他们经常晚上一起吃点东西，喝杯牛奶，说说话；上午和下午都会喝一杯红茶或咖啡，还互相碰杯。这就是所谓的“举杯齐眉”吧。奶奶走后有半年爷爷心里很不痛快，半年后他开始恢复，但生活方式简单多了。

    2014年冬，周有光的好友、妻弟张寰和在苏州去世，这个消息瞒着周有光。稍后我去拜访周老时，周老向我问起，他学着保姆的叫法说：“五舅妈（周孝华）好吗？五舅舅（张寰和）好吗？”我只得回答说：“好，都好。”

    2015年夏，周有光的妻妹张充和在美国去世。张充和是周有光和张允和的“红娘”。当年在他们的婚礼上，张充和高兴地唱起昆曲《西厢记》。周老至今不知道张充和去世的消息。

    但是一个更意外的消息牵动了周老的心。当时尽管他还在医院，但隐约中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因为儿子晓平已经好多天没来陪他了。周晓平于2015年1月22日去世，享年82岁。此前几天，他还在父亲周有光的110周岁生日会上忙碌着。

    很多拜访过周有光先生的人都知道周晓平，他儒雅。温和，热情，负责，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

    周有光与张允和育有一儿一女，即晓平、小禾。抗战时期，小禾随父母到重庆居住，突患疾病夭亡，成为周有光夫妇的人生之痛。不久，晓平又被流弹击中，幸亏美军医院及时为其手术，才得以生还。

    在周有光先生108岁生日时，晓平说：“这段时间记者写文章，说我爸抗战时中了流弹捡回一条命，其实是我中了流弹，搞错了。”说起往事，晓平一脸轻松，父母身上宽容的基因，传承到他身上。

    说起父亲对自己的教育，晓平说：“父亲从不硬性规定我读什么书，各种书都可以看，四大名著要看，而且要看懂，还要看各国的名著。”周有光不太喜欢收集字画，他说艺术虽然很重要，但过多地沉溺其中不值得。他认为读书一定要读真正能够获得知识的书。或许正是这样无意的引导，让晓平走上了科学之路。晓平说：“父亲晚年生活中我陪伴他的时间较多，不知不觉中我和他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父子关系。我妈说我们是‘多年父子表兄弟’。”

    在拜访周老的那天，我去见了沈从文的长子龙朱，龙朱是代表家属去接周老出院的。晓平去世的事龙朱当时很为难，但最后还是决定告诉周老。当着一众小辈的面，龙朱介绍了晓平的病情和住院情况，希望尽可能以一种老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说明晓平的离世。没想到周老很平静，似乎他心里早已知道，但是在得知儿子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独处时，他还是黯然神伤。

    犹记得较早那次拜见周老前，我预先打印了关于合肥张家纪事一书的两个预选书名，请周老定夺。先生手持放大镜仔细地看，然后慢慢斟酌。周老为我题字“历史进退，匹夫有责”，“要从世界看中国，不可从中国看世界”，书名定下，他还为我的书题写书名《流动的斯文》。

    从“斯文”说到孔孟之道，晚年的周有光先生主张儒学的现代化。他认为，儒学的历史任务是维护帝王政权，建设稳定而繁荣的封建社会，在两千多年中做出了伟大的成绩。儒学不仅能为封建专制服务，也能为现代社会服务。儒学中有跨越时代的至理，“孔子、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许多高明的说法，非常了不起。”他说。

    2013年9月又去拜访周有光先生，我特地带了一段视频，录的是张寰和先生对周有光先生的问候。当时周老饶有兴趣地看着平板电脑，还用手触模了下屏幕，接着像是报告新闻般介绍，上个周末这个东西卖了六十万台，不得了哩。我吓了一跳，因为这条新闻是新近发生的，周老随看随记随用，对新鲜事物时刻关注，真是“闻道”到家了。

    犹记得周有光先生对我名字的解读：“你的名字好啊，王道，中国儒家讲究王道，不搞霸道那一套！”

    2015年7月29日我去拜访周老，见他脸色渐渐红润，精神正在恢复，不禁欣然。保姆的一句提醒更让我惊喜——他的头上长出了一些黑发，有些白发正在消退。我跟先生开玩笑说这是“返老还童”，对先生说的关于“人的死亡与否”等话，我说他是“童言无忌”，先生哈哈大笑，像个可爱的孩子。

相关链接：因为写作关于合肥张家纪事的书，作者多次采访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先生，最近一次是2015年7月29日。2015年，周老已110岁高龄，依旧精神矍铄，口齿清晰。周老对自己住院治疗并不忌讳，他侃侃而谈，有种“视死如归”的平静和坦然，周老的豁达和开朗，促使作者动笔，还原这位可亲可爱、渊博睿智的人瑞学者。

傅璇琮：他这辈子只干了三件事

    傅璇琮195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原以为就此走上学术坦途，未料两年后被打为右派，从北京大学“贬谪”到商务印书馆。

    从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四合院，二十五六岁的傅璇琮感觉自己“心情其实过中年”。他被安排校读、重编云龙旧编的《越缦堂读书记》，索性沉潜文章，以读书为业。傅璇琮在《<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一文里回忆初拾编辑行当：“一下班，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在商务印书馆悠闲的生涯很快结束，几个月后，傅璇琮被调到中华书局，开始了纷乱繁重的编书生涯。傅璇琮白天审读、加工稿件，夜里读书。每逢星期天，他就到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带去的馒头就着开水当一顿午饭。

    1980年代学界尚且冷清，傅璇琮先生接二连三发表几部重要著作，其中，对学界最有启示作用的无疑是《唐代诗人丛考》。当时学人通常只关注大作家，傅璇琮则把目光投向中小作家群体，通过对二三流诗人境况的考订勾勒出当时诗坛的样貌。这部书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除了个人著书立言，傅璇琮也常常“为人作嫁”，在傅璇琮经手编辑的书籍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国内对出版外籍华人的作品还极其慎重。傅璇琮接到稿件通读后，立即写出审稿意见。《万历十五年》原稿由英文写成，作者自己译成中文，因此译稿里有不少诘屈聱牙之处。傅璇琮请他在北大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对原书做润色加工。但黄仁宇坚持要亲自审阅各章的修改润色稿。当时传递文稿只能用跨洋信函，书稿来回修改、寄递，直到1981年6月才大致定稿。《万历十五年》首版中华书局初印27500册，几乎顷刻售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料峭春寒风乍起还寒”学术背景下，傅璇琮以史学家的识见和出版人的胆识推进了《万历十五年》的问世。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是国内外古典学界的“高天风筝”，傅璇琮手上曾牵过多少“风筝线”！

    傅璇琮先后主编了《全宋诗》、《唐才子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煌煌巨制。但对他而言，最为惬意的却是一套小书《学林漫录》。这套丛书收集了文史学界的一些轻松漫谈的文章，所讲不过是“书人书事”。“漫录”的“漫”字，来自杜甫诗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傅璇琮以为，只有像老杜那样经历半生戎马战乱，又磨砺了诗艺，集聚了知识，才当得起这信手拈来，漫不经心。这里发表过启功、俞平伯、钱仲联、吴小如等学人的文章，篇篇“如朋友之间，促膝交谈”，亲切可喜。

    傅璇琮先生一生都乐于扶植、支持后辈学者。1981年6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陈尚君专程到中华书局拜访傅璇琮。傅璇琮读到了他的文章《<全唐诗>误收诗考》，主动邀请他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2005年起，傅璇琮先后被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博导，再度回归大学讲坛。傅璇琮在清华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课程，除了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文系教授也悉数到场，还有北大、社科院、外地赶来听课的同学，盛况空前。

    30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受到了傅先生成果的影响。他这一辈子，就是在看书、写书、审阅书稿中度过的。他是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

【相关链接】①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先生走了。然而可以置信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集出版家、学者于一身的傅先生曾经成为一座丰碑，永远被仰视，永远受崇敬。（罗时进《傅璇琮：一座永远被仰视的学术丰碑》）②他喜欢到学生宿舍和我们小坐谈学，亲自帮我们借论文资抖，他同学生谈论问题时态度和蔼，总是乐呵呵，从不发怒。（清华学生追忆傅璇琮）

为人但有真性情

——怀念王瑶师

陈平原

    先生走了，走得那么突然，弟子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半个月来一直恍恍惚惚，直到追悼会归来，才确信大树已倒，烟斗不再飘香。记得曾与先生谈起陶渊明的自撰挽歌，先生十分欣赏：“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只是学生不肖，无法达观，也未能忘情，只能借此等世俗文字略表心意。

    当年在广州念书，曾听过先生一次演讲，内容并没听清（先生山西口音很重），只是为先生那口衔烟斗怡然自得的神态以及那“莫明其妙”但确是发自肺腑的朗朗笑声所征服，就此决心北上求学。那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一个老学者，能于大庭广众中如此毫无顾忌地开怀大笑，足证其胸襟的坦荡以及充分的自信。五六年来追随左右，令我感叹不已的，主要还不是先生的博学深思，而是先生的“真性情”。有学问者可敬，有“真性情”者可爱，有学问而又有真性情者可敬又可爱。此等人物，于魏晋尚且不可多得，何况今日乎？

    先生的治学道路，正像他正在编撰的论文集副题所示：从古代到现代。先生早年治中古文学卓有成就，50年代初撰《中国新文学史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开创者。其中的“魏晋风度”不只是先生的治学范围，更是先生的立身处世之道。先生客厅里挂着鲁迅《自嘲》诗手迹和题有《归去来辞》的陶渊明画像，可作为其精神、情趣的表征。

    我从先生念书数载，最大的收获并非具体的知识传授，而是古今中外经史子集“神聊”，谈学问中的人生，也谈人生中的学问。在我看来，先生的闲谈远胜于文章，不只因其心态潇洒言语幽默，更因为配合着先生的音容笑貌，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

    先生爱喝酒，但似乎量不大，也未见先生醉过。大前年春节，先生留几位在京的弟子在家里吃饭，听说我不会喝白酒，先生直摇头：“搞文学而不会喝酒，可惜，可惜！”四十多年前，先生撰《文人与酒》一文，曾引杜甫诗“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八六年先生为陶渊明学会题辞，又引录了这首诗。先生“诗”不大作，“酒”却是常喝的。整天醉醺醺自然不足为法，可“终年醒”者也如陶令所讥笑的“规规一何愚”。

    学术上先生相当宽容，只要能言之成理就不再苛求。可对人生，先生却并不怎么宽容，甚至可以说有点峻厉。几十年风风雨雨，多的是恩恩怨怨，先生不放在心上，并非健忘，而是推己及人，感叹“我在那位子上也许也会这样做”。可理解人性的弱点并不等于泯灭是非，先生谈到有些人和事时声色俱厉，就因为其并非“身不由己”，而是“人品问题”。先生喜欢品评人物，也喜欢谈论轶闻琐事，不是因其有趣，而是安危显大节，琐事见性情。先生往往于一些并不怎么起眼的小事中分析、判断一个人的性格、趣味和才情，而且确实有先见之明。我相信先生此等“识鉴”的本领是从魏晋文人那里学来的。先生喜欢把深刻的生活感受凝聚成甚具幽默感而又容易记忆的简短句子，这除了自身的敏锐和机智外，我相信跟《世说新语》的影响不无关系。多少人一辈子说不出一句属于自己的有意思够水平的“好话”，先生却留下那么多耐人咀嚼的妙语，怎能不令人羡慕？

    先生为人坦荡、达观，但又有点高傲、任性，有时甚至近乎专断——这一点子女及弟子的感受可能与外人不同。先生明显“内外有别”，对一般朋友和客人注重礼节，可对子女和弟子却从不讲客套，批评起来一点不留情面，不只一个弟子被当面训哭。先生从不当面夸奖学生或者问寒问暖表示关心，似乎高傲而又冷漠；但大家都知道先生很有人情味，只是不愿表露。先生常暗地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可当面偏又装得若无其事，决不允许向他道谢。

    今年5月7日是先生七十五诞辰，我曾戏拟了一副祝寿的联语：“清茶三盏纵论天下风云说了自然白说，烟斗一根遍打及门弟子挨过未必白挨。”如今，先生走了，再没有人拿着烟斗敲打我们这些没出息的及门弟子了。

八九年岁末于北大畅春园

【相关链接】①在上世纪50年代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先生终日战战兢兢，但却坚持自己的探索和思考从未放弃。——钱理群《从痛定中挤出的回忆与理解》②凡有机会与先生接触过的人，大概都为他那机智的谈吐，诙谐的语言，豁达的气度，潇洒的风姿以及极有特色的、可以称之为“王瑶之笑”的笑声所吸引。——钱理群《从痛定中挤出的回忆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