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契约

               [美]威尔·斯坦顿

我和玛吉结婚的时候，经济上很拮据，且不说买汽车和房子，就连玛吉的结婚戒指还是我分期付款购置的。可是如今却大不相同了，人们结婚不但讲排场摆阔气，而且还聘请婚姻顾问，签订夫妇契约。听说有些学校还要开设什么婚姻指导课呢！

我想，签订一份契约也许会使我们的家庭生活走上正轨。于是，我决定和玛吉谈谈。

“玛吉，”我说，“婚姻对人的一生至关重要，可是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在胡扯些什么？”她不由得一愣。

我说：“这里有一份夫妇契约的样本，是由一对名叫莫里森和罗莎的夫妇签订的，它适用于任何夫妻。”

玛吉显然对这话题感兴趣，“讲下去。”她催促道。

我打开书念道：“第一，分析每对夫妇过去的生活是否有遗传病史，是否有吸毒嗜好和犯罪历史，是否有……”

“别说了，我不想再听下去。”她失望地说，“只有傻瓜才会和这种人结婚。”

“当然，”我解释说，“这并不是说莫里森和罗莎也有过这类事情。但是，了解情人的过去总要比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好得多。这样蜜月结束后，即使碰上令人难堪的事情，你也不会感到束手无策了。”

“这些对我们来说已经为时过晚了。”

“怎么会为时过晚呢？一切可以从头开始，要是我们现在也签订一份契约的话……”

“签订什么？”玛吉吃惊地问。

“签订契——约。”我故意拖长了音调。

“为什么？”玛吉疑惑地问。

“因为契约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约束力。另外，它还能合理地分配我们之间的责任和权利。”我停顿了一下，建议说，“让我们也签订一份契约吧！比如每逢单年由你决定到哪儿去度假，双年则由我说了算。”

“要是轮到我做主时，正碰上手头没钱，那我们不是只有呆在家里了吗？”她反问。

“不错，但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情况。”我说，“另外，契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可以酌情处理嘛。”

“如果契约可以随意改变，那它还有什么用处呢？”玛吉反驳说。

“言之有理。”我说，“想不到你还知道这些基本常识。”

“如果你也懂得这些常识，就不会提出签订什么契约了。”

“要知道，女人经常喜欢谈论平等和自由。一张契约至少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辩解说。

“你不懂，亲爱的，”玛吉两眼紧盯着我的脸，激动地说，“平等对女人来说无关紧要，关键是男人是否值得她们爱。要是一个女人真心爱上了一个男人，她就会做一切事情来使他快活。这绝不是那张该死的契约所起的作用，而是她自己情愿这样做。”说完便转身走进隔壁的厨房。

没想到玛吉懂得这么多的道理。我终于认输了。

“要喝咖啡吗，亲爱的？我刚煮了一壶。”玛吉探出半个身子温柔地问道。

“咖啡？太好了。”我转过身来看见她嘴里咀嚼着什么，“你在吃什么？”

“油煎饼，想尝尝吗？”她笑着问。

我的天啊！我和玛吉共同生活了十七年，难道她还不知道我讨厌油煎饼？她自己也是一看到油煎饼就会呕吐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玛吉，你喜欢吃油煎饼？”我不解地问。

“是啊，怎么啦？”她神秘地眨了眨眼。

“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我给你要了杯咖啡，问你是否要油煎饼，你拒绝了，说是你不喜欢。”

“是的，你记的不错。”她爽快地说，“可是当时你口袋里只有五毛钱，还是向别人借的。”

“可油煎饼只需要一角钱呀！”

“别打肿脸充胖子，那样你回家的车钱就没啦。”说着，她忍不住大笑起来。

我坐在她身边，贪婪地吃着热腾腾的油煎饼，嘿，味道还真不错啊！

过了一会儿，我也从包里拿出两只油煎饼——早晨我瞒着玛吉买的，递给她一只说；“我以前不吃油煎饼，但我可以从头学起！”

第九封信

金立明

    “我很好！一切都很正常。胳膊恢复得很快，刚做过透视，再过一个星期就可以拆石膏了……”她提笔写道。

    可是她想写的却是：“快回来吧，我唯一的远在天边的骨肉！我糟透了。现在，我仅有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再看你一眼了。我这骨折不是通常的骨折，刚从医院里回来，我能从医生们的眼神里看出来，很快，我就要离开人世了。”

    可是她是母亲，她不能这么写。

    死是肯定的了，对于她的孩子来说，这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打击。可是要是她赶了回来，停止了两个月后即将完成的学业，面临将是双重的灾难。而一份就已经过重了……我不能再给她添加那另外的一份了……自从有了这一想法后，每天，她都强打精神，开始想为她的孩子再做一些她所能做的事。她开始一封一封地写起信来。这是她一直保持着的习惯，每周一封信。

    为了瞒住事实，每一封信都用的是一种平和而又轻松的语气。

    写满了八封信后，在写第九封时，她的四肢便有些不听使唤了。她有些后悔，她想到现在就是再想改变主意，想让她的孩子马上回来，怕都已经来不及了。可是这第九封信她还是坚持着写完了。有时一整天，她只能写上一两句。

    死期临近了，病房里那位专职护士答应了她这严肃的请求，同意在她死后将按着顺序，照样每周一封地发出这些已提前写好、封好了的信。

    那在英国攻读学位的女儿每次收到母亲的信时，都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喜悦。说透了，在这异地，只有这才是促使她不断努力的真正动力。

    “……新来的保姆姓陈，人挺不错，不像有的保姆，一吃完饭，洗完碗，就进屋里睡觉去了。那天刮大风，所有的灯都灭了，她一直陪我聊天，直到天明。”

    “……在家时，小狗总是等你回来给它开晚餐罐头。你走了都快四年了，可直到现在，它仍没有改过这一习惯哩。那天傍晚，见它始终站在门口朝着后院的马路呆望，时不时地呜呜哀叫几声，我就完全知道，那是它在殷切地盼着你回来给她准备晚餐哩……”

    学期终于结束了。脱下那套为拍照而穿上的博士服后，她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而就在这个时候，第九封信也就随着到来了。

    “具，不要难过，不能不告诉你的是，在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已辞世近两个月了。请不要惋惜我们没能最后见上一面。……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了。你没有父亲，一直靠打工挣钱学习，你的成长极其不易。但好在千辛万苦，你还是入了正轨。

    “两个多月前，在你写信告诉我，说你将闭门不出，直到获得学位后再给我写信时，我便有了这一想法。

    “前面那八封信都是我在重病时写成的。你没有看出破绽来，我很高兴。……别哭泣，具，你不是常人，也别浪费路费再赶回来看我的骨灰盒了，这没有太大的意义。关于我的病情，我已附上这段时间的病历。

    “你自幼就比谁都美丽。自你长成后，看着你简直是一种享受。你比我怀你时所想象的要全面多了。但可惜的是，从小时候起，你就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常因为衣服而受同学们的嘲讽，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在获得学位后，我希望你能开始一种真正的生活，希望能像那始终处于劣境中的辛迪瑞拉一样，总有一天，你的美丽，你的心地，你所秉有的一切都能得到公认……”

    “哦，不！……妈妈！”看到这里，具再也忍耐不住地痛哭起来……“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常要用惨痛的、确确实实的牺牲，去换取那些所谓的虚无的利益啊！为什么利总是高于益，占据了心灵里这最最主要的位置呢？”

    时隔很久，她仍在想着，仍分辨不清：母亲究竟是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还是一件错事呢？

    （选自《深圳特区报》）

烟花惊艳

肖复兴

    我家住的小区里，有家小理发店。十四年前，我刚住进这个小区，它就存在。十四年来，花开花落，世事如风，变迁很大，它依然偏于小区一隅，没有任何变化。别的理发店都重新装潢了门面，在门前还装上了闪闪发光的旋转灯箱什么的，连名字都改作美发厅了。它依然故我，很朴素，也很有底气地存在着，犹如一株小草，自有自己的风姿，并不理会花的鲜艳和树的参天。而且，别的理发店里伙计不知换了几茬儿，甚至老板都已经易人。它的伙计一直是那几个，老板始终是同一个人。什么事情，能够坚持十四年恒定不变，都不容易，都会老树成精的。

    想说的是今年大年三十的事情。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快一年，但印象很深，每一次去小店理发，见到老板都忍不住想起这件事，而且会和他谈起。他总会哈哈大笑，笑声回荡在小店里，让回忆充满暖意和快乐。

    因为常去那里理发，我和这位老板很熟，其实，小区好多人图个方便，更图老板手艺不错，都常去小店。大家都知道每年春节前是他生意最好的时候，他会坚持到大年三十的晚上，一直送走最后一位客人，然后回江西老家过年。他买好了大年夜最后一班的火车票，他说虽然赶不上吃团圆饺子，但这一天车票好买，火车上很清静，睡一宿就到家了。

    一般我不会挤在年三十晚上去理发，那时候，不是人多，就是他着急要打烊，赶火车回家。但那几天因为有事情耽搁了，我一直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才去他那里。时间毕竟晚了，进门一看，伙计们都下班回家了，客人也早已经不在，店里只剩下他一人，正弯腰要拔掉所有的电插销，关好水门和煤气的开关，准备关门走人了。见我进门，他抬起身子，热情地和我打过招呼，把拔掉的电插销重新插上，拿过围裙，习惯性地掸了掸理发椅，让我坐下。我有些抱歉地问他会不会耽误乘火车的时间。他说没关系，你又不染不烫的，理你的头发不费多少时间的。

    我知道，理我的头发确实很简单，就是剪一下，洗个头，再吹个风。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活儿了。但毕竟有些晚了，还是有些抱歉。迎来送往的客人多了，理发店的老板都是心理学家，一般都能够看出客人的心思。他看出我的心思，开玩笑对我说，怎么我也得送走最后一个客人，这是我们店的服务宗旨。

    就在他刚给我围上围裙的时候，店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位女同志，急急地问：还能做个头吗？我和老板都看了看她，三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件墨绿色的呢子大衣，挺时尚的。我心想，居然还有比我来得更晚的。老板对她说：行，你先坐，等会儿！那女人边脱大衣边说，我一路路过好多家理发店都关门了，看见你家还亮着灯，真是谢天谢地。

    等她坐下来，我替老板隐隐地担忧了。因为老板问她的头发怎么做，她说不仅要剪短，要拉直，而且关键是还要焗油，这样一来，没有一个多小时，是完不了活儿的。等她说完这番话时，我看见老板刚刚拿起理发剪的手犹豫了一下。

    显然，她也看出来了老板这一瞬间的表情，急忙解释，带有几分夸张，也带有几分求情的意思说：求您了，待会儿，我得跟我男朋友一起去见他妈，是我第一次到他家，而且还是去过年。虽说丑媳妇早晚得见公婆，但你看我这一头乱鸡窝似的头发，跟聊斋里的女鬼似的，别再吓着我婆婆！

    老板和我都被她逗笑了。老板对她说：行啦，别因为你的头发过不好年，再把对象给吹了。她大笑道：您还是真说对了，我这么大年纪，也是属于“圣（剩）斗士”了，找这么个婆家不容易。

    我知道，老板的时间紧张，便赶紧向老板学习，愿意成人之美，让出了座位，对老板说：你赶紧先给这位美女理吧，我不用见婆家，不急。她忙推辞说，那怎么好意思！我对她说，老板待会儿还得赶火车回家过年。她说，那就更不好意思了。但我抱定了英雄救美的念头，把她拉上了座位，然后准备转身告辞了。老板一把拉住我说，没你说得那么急，赶得上火车的。正月不剃头，你今儿不理了，要等一个月呢！我只好重新坐下，对老板说，那你也先给她理吧，我等等，要是时间不够，就甭管我了。

    那女人的感谢，开始从老板转移到我的身上。我想别给老板添乱了，人家还得赶火车回家过年呢，便想趁老板忙着的时候，侧身走人。谁知悄悄拿起外套刚走到门口，老板头也没回却一声把我喝住：别走啊！别忘了正月不剃头！看我又坐下了，他笑着说，您得让我多带一份钱回家过年。说得我和那女人都笑了起来。

    老板麻利儿地做完她的头发，让她焕然一新。都说人靠衣服马靠鞍，其实人主要靠头发抬色呢，尤其是头发真的能够让女人焕然一新。但是，时间确实很紧张了，老板招呼我坐上理发椅时，我对他说，不行就算了，火车可不等人。老板却胸有成竹地说，没问题，你比她简单多了， 一支烟的工夫就得！

    果然， 一支烟的工夫，发理完了。我没有让他洗头和吹风，帮他拔掉电插销，关好水门和煤气的开关，拿好他的行李，一起匆匆走出店门的时候，看见那位女人正站在门前没几步远的一辆汽车旁边，挥着手招呼着老板。我和老板走了过去，她对老板说：上车，我送你上火车站。看老板有些意外，她笑着说，走吧，候着您呢。老板不好意思地说，别耽误了你的事。女人还是笑着说，这时候不堵车， 一支烟的工夫就到。

    汽车欢快地开走了。小区里，已经有人心急地放起了烟花，绽放在大年夜的夜空，就像突然炸开在我的头顶，挺惊艳的。

（节选自2014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

    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冷漠、如此无情，仿佛他们抬着我穿过一座死城博物馆，穿过一个与我无关的、我所陌生的世界，虽然我的眼睛认出了这些东西，但这只是我的眼睛。这是不可能的事：三个月前我还坐在这里，画花瓶，描字，休息时带上我的果酱黄油面包下楼去，经过尼采、赫耳墨斯、恺撒、西塞罗、马可•奥勒留的画像前，再慢慢地走到楼下挂着《美狄亚》的过道里，然后到门房比尔格勒那里去，在他那间昏暗的小屋里喝牛奶，甚至可以冒险地抽支烟，尽管这是被禁止的。这怎么可能呢？他们一定把躺在我旁边的那个人抬到楼下放死人的地方去了。也许那些死人就躺在比尔格勒那间灰蒙蒙的小屋里，这间小屋曾散发着热牛奶的香味、尘土味和比尔格勒劣等烟草的气味……

    抬担架的终于又进来了，这回他们要把我抬到木板后面去。我躺在手术台上，看见自己的身影清晰地映照在上面那只灯泡的透明玻璃上，但是变得很小，缩成一丁点儿的白团团，就像一个土色纱布襁褓，好似一个格外嫩弱的早产儿。这就是我在玻璃灯泡上的模样。

    医生转过身去，背朝着我站在桌旁，在手术器械中翻来翻去。身材高大而苍老的消防队员站在木板前，他向我微笑着，疲倦而忧伤地微笑着，那张长满胡子茬的肮脏的脸，像是睡着了似的。我的目光扫过他的肩膀投向木板上了油漆的背面。就在这上面我看见了什么，自来到这个停尸间之后，它第一次触动了我的心灵，震撼了我内心某个隐秘的角落，使我惊骇万状，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黑板上有我的笔迹。在上端第一行。我认出了我的笔迹，这比照镜子还要清晰，还要令人不安，我不用再怀疑了，这是我自己的手迹！其余的一切全都不足为凭，不论是美狄亚还是尼采，也不论是迪那里山地人的侧面照片，或是多哥的香蕉，连门上的十字印痕也不能算数。这些在别的学校里也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决不相信在别的学校有谁能用我的笔迹在黑板上写字。仅仅在三个月以前，就在那绝望的日子里，我们都必须写下这段铭文。现在这段铭文还依旧赫然在目：“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哦，我现在想起来了，那时因为黑板太短，美术教师还骂过我，说我没有安排好，字体写得太大了。他摇着头，自己却也用同样大的字在下面写了：“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这里留着我用六种字体写的笔迹：拉丁印刷体、德意志印刷体、斜体、罗马体、意大利体和圆体。清楚而工整地写了六遍：“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医生小声把消防队员叫到他身边去，这样我才看见了整个铭文，它只差一点就完整无缺了，因为我的字写得太大，占的地方也太多了。

    我感到左大腿上挨了一针，全身猛地震颤了一下，我想抬起身子，可是坐不起来；我向自己的身子望去，现在我看到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我的包扎解开了，我失去了双臂，右腿也没有了！我猛地仰面躺了下来，因为我不能支撑自己。我失声呼叫，医生和消防队员愕然地望着我。可是医生只耸了耸肩膀，继续推他的注射器，筒心缓缓地、平稳地推到了底。我又想看看黑板，可是现在消防队员就站在我跟前，把黑板挡住了。他紧紧地按住我的肩膀，我闻到的是一股烟熏火燎的糊味和脏味，这是从他油腻的制服上发散出来的。我看到的只是他那张疲惫忧伤的面孔，现在我终于认出他来了——原来是比尔格勒！

    “牛奶，”我喃喃地说……

（节选自《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习惯

刘国芳

    老人挑一担莴笋上街去卖，老人早上四点出门，天蒙蒙亮的时候，老人到街上了。

    路上落了雨，老人身上淋湿了，天还凉，老人在风中冷得发抖。

    有人上街买菜，看见老人在发抖，就说：“落雨就不要出来呀。”

    老人说：“不要紧。”

    买菜的又问：“莴笋几多钱一斤？”

    老人说：“五角。”

买菜的没讨价还价，称了三棵，把钱给老人时，买菜的又说：“你这是何苦呢，五角钱一斤的莴笋，你这一担总共也卖不了几个钱，淋病了划不来。”

    老人说：“劳惯了，不要紧。”

    买菜的不再说了，走了。

    天完全亮了，街上人也多了。一个孩子跟着大人过来买菜，孩子也看见老人在寒风中冷得发抖，孩子于是跟大人说：“我们买莴笋吧？”

    大人说“你不是不喜欢吃莴笋吗？”

    孩子说，“你看那老奶奶，一身都湿了，我们买了她的莴笋让地早点回家。”

    大人听从了孩子，过去问着老人说：“莴笋几多钱一斤？”

    老人说：“五角。”

    大人和孩子也没还价，拿了几棵给老人称，老人称着时，孩子问着老人说：“奶奶，你冷吗？”

    老人说：“不冷。”

    孩子说：“下雨就不要出来呀？”

    老人说：“不要紧。”

    孩子和大人走开后，孩子跟大人说：“我觉得这奶奶好可怜。”

    孩子说着时，到处看，忽然，孩子发现街两边除了一些菜贩子外，卖菜的全是一些老人。孩子惊讶于自己的发现，孩子说：“妈妈，街两边卖菜的怎么全是老人呀？”

    大人说：“现在乡下年轻人都不愿作田，只有老人作田。”

    孩子说：“为什么只有老人作田？”

    大人说：“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孩子说：“所以，这上街卖菜的都是老人。”

    大人点头。

    卖菜的老人还在那儿，一个人过来买莴笋，又一个人过来买莴笋，他们都看见老人淋得一身，看见老人冷得发料，瑟瑟发抖，如同一头孤独地站在寒风中的老牛。他们就很同情老人了，他们说：“落雨就不要出来呀，一担莴笋又卖不了几个钱。”

    老人说：“习惯了，不出来倒不晓得做什么？”

    买菜的就不作声，买了莴笋走人。

    很快，老人挑来的莴笋卖完了，老人挑了空担子往回走。街边有人卖包子，老人摸摸索索掏出一块钱买了两个包子，然后边吃边往回走。

    半路上又落起雨来，老人到屋檐下躲雨，躲着时，一辆汽车停在老人跟前。随后，车上走下来一个人，这人跟老人说：“娘呀，你怎么又出来了，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出来卖菜，你怎么不听？”

    明显，这人是老人的儿子，老人回答儿子说：“不出来卖菜，你叫我做什么？”

    老人的儿子说：“淋病了怎么办？”

    老人说：“哪那么容易生病。”

    老人的儿子让老人上车，老人不上，老人说：“过一会就不下了，你走吧，我不习惯坐车，我喜欢走，我还是走回去。”

    老人的儿子抬头看看天，雨小了，老人的儿子便摇摇头，开车走了。

    儿子把车开走后不久，老人也往家里去。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后，老人到家了。一到家，老人便放下担子，然后往地里去。落了雨，地里的菜青翠碧绿，面对一地的青青翠翠，老人笑靥如花……

（本文有删改）

角峰上飘动的白云

吴小军

    十多年前，我曾在粤北一个山区支教。我支教的学校叫角峰小学。学校只有一幢一层两间的老房子，是五六十年代的建筑。从角峰最高峰往下看，它像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线上绑着的一个灰色小盒子。弯的是山路，灰的是教室。稻子渐渐黄了的季节，这个小盒子就成了一阶一阶梯田上黄金拥簇着的幸福魔盒，孩子们笑声里的快乐总是不断地从盒子里溢出来，溢满角峰村的每一个角落。

    孩子们的快乐感染着我。每天我都要哼着歌儿从借住的村长家出发，一蹦一跳地走过一片一片金黄之间那瘦瘦的绿色，踩着这诗一般曲折的田埂，听着虫鸣啾啾泉响叮咚走向教室。

    角峰小学是个小村子的麻雀学校，有三个低年级共十个孩子，就一个老师在教。村子是个自然村，离行政村有五六公里山路。村里的孩子要上高年级就要到行政村小学去。因为那里没有宿舍，大部分孩子上完三年级就不读了。要么在家干农活，要么随父母漂在城里。今天我给三年级的三个孩子上堂作文课，题目是《有意思的一天》。在说明写作要求后，我给了他们十五分钟时间。时间到了，我点名让他们起来念自己的作文。

    最高的孩子也最瘦，一双大眼睛写满了山村孩子的羞涩与腼腆。他小声地念自己的作文：“昨天，我去放牛。牛很听话，没有乱跑。这一天真有意思啊。”

    我表扬了他。然后叫起了第二个孩子。孩子有些胖，圆圆的小脸上红通通的，鼻头上还挂着细密的小汗珠。他扑闪着眼睛，大声地念道：“前天，我去放牛，牛很听话，吃得很饱，牛牛你快长大！”

    我笑了，小声说：“啊，又是放牛啊？”我知道村里的大人大都外出打工去了，这个年纪的乡村孩子，放牛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我点头示意孩子坐下，点名让第三个孩子站起来念她的作文。

    这是个扎着小辫子的女孩，个头最小，她站起来“哇”地一声哭了：“老师，他们把我的作文写了！”我拿过她的本子，上面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清清楚楚地写着两行字：“今天早上，我去放牛。我把牛绳拴在荔枝树上，让它吃草，然后我就来学校了。一路上刀子像金子，我数着金子到了学校。”

    我好奇地问：“一路上有刀子么？”男孩子们笑了。

    小女孩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此时是一片汪洋。她一边抽泣一边指着窗外金黄的稻田说：“就是有刀子啊。”

    我笑了，开心地说：“孩子，你的作文最棒！这是诗啊！”三个孩子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招手让孩子们跟着我走出门外，站在教室前面，我指着那棵拴着牛的荔枝树问：“孩子们，现在，你们是这棵荔枝树了，请告诉我你会看到什么。”有说看到牛，有说看到山，有说看到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我指着高高的角峰说：“现在，你们是高高的角峰了，请告诉我你们看到了什么。”有说看到下山的路，有说看到远处的村子，有说看到山下的小河水流呀流。

    我指着高高的角峰上飘着的白云说：“现在，你们是天上自由的白云了，请告诉我你们看到了什么。”一个孩子问：“是哪里都可以飘吗？”我认真地点点头。孩子们笑了。高个男孩说：“我看到了县城！”胖的男孩说：“我看到了大海！”

    我看着小女孩。小女孩哭了：“我看到了爸爸妈妈打工的鞋厂！”

    三个孩子都哭了。

    我搂着三个孩子，眼角也湿润了：“孩子们，把你们看到的写下来吧，你们就是白云，高高的角峰顶上飘动的白云！”

    三个月后我离开了角峰，这一别就是十几年。一直到去年秋天，我陪摄影协会的朋友到那拍梯田才回到了村里。老村长好不容易才认出了我，他说：“那三个孩子后来都考上了大学，是我们村最早的大学生，现在都在外面工作哩。”他看看金黄稻田拥簇中的角峰小学，又说，“那个女孩现在是一家公司的老总，前段时间带了一帮人回来考察，说要回来搞乡村旅游，要将咱们这漂亮的角峰变成金山银山哩。”

（选自《惠州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