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

【美】兰斯顿·休斯

    七点整，一辆大型轿车在布克蒂华盛顿旅馆前面停了下来，一个穿制服的白人司机从车里走了出来，向大门走去，打算向服务台询问有没有一位名叫布朗的黑人教授住在这里。其实这位教授正坐在门厅里。

    司机一进来，教授就迎了过去。“是钱得勒先生的汽车吗？”他带点踌躇地问道”

    “对，先生，”白人司机对这位穿戴整齐、身材矮小的黑人说，“您是布朗博士吗？”

    “我就是。”教授微笑着稍稍欠身说。司机给布朗博士打开了临临街的大门，他们上了车。汽车驶过一条长长的黑人街。坐在轿车里的教授对于黑人区的大街总是呈现同样的低劣的、讨厌的景象感到很遗憾。教授移开了目光不再去看这种又贫穷又邋遢的典型黑人大街的令人不愉快的情景。

    钱得勒一家在中西部和南方都很有势力，是美国巨富之一。现在这位钱得勒先生和他的夫人，就要邀请布郎教授到他们的住宅来吃晚饭。

    教授坐在这辆又宽大又暖和的轿车里，在美丽的林荫大道上迅速地前进，黑人贫民区已经远远地落在他们后面了。

    教授叹了口气，望着汽车外边宽广的草地和好看的住宅，这些住宅里面住的都是白人。过了一会儿，汽车转进一条郊区道路，只见一些吊着常春藤的围墙，修得很整齐的灌木，还有黄杨木等，这些都表明这里不仅仅有住宅，还有庞大的庄园。不久，汽车穿过充满了喷泉和树木的园林，开到了一座像旅馆一样大的私人住宅前。一盏挂在高大门廊上的巨大吊灯，散发出柔和的光线，直照在轿车镀有铬合金的黑色车身上。白人司机跳下车来，恭恭敬敬地为黑人教授把车门打开。男管家领着教授走进一间大客厅。

    这时钱得勒先生和他的夫人走上前来，一一同教授握了手。他们又介绍了另一位将和他们一起进晚餐的客人布尔威克博士。

    “很高兴认识您，”布尔威克博士说，“我跟您一样，也是社会学家。”

    男管家送来一大银壶雪利酒。他们都坐下来，开始有礼貌地谈了起来，布尔威克博士开始问起布朗教授的那本书——《偏见的社会学》，问他认为黑人问题是否能有解决的一天。

    布朗博士亲切地说：“我们是在前进。”这句话是他经常说的，虽然他老是感到自己是在说谎。

    布尔威克博士说：“没有一所为黑人办的大学——虽然这儿的人口有将近百分之四十是黑人。我们又不能把他们当作本校学生收下。这个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太不幸了。”

    “确实，确实。”钱得勒先生说，“但是，等你们黑人有了发展——我们希望他们将来有所发展，我们委员会计划帮助他们发展——那时候他们的系将由像您这样的人来主持。”

    “您说得很对。”布朗博士圆滑地答应着，他想到他们会捐赠一个社会学的讲座，他自己将成为讲座的第一任教授，也许每年可以收入一万元。但是他的脑子里忘不了刚才坐车经过的黑人区大街，满街的肮脏、悲惨景象，还有那热水总是冰冷的只住黑人的旅馆，那个他讲课的黑人教堂，以及其他所有隔离黑人、歧视黑人的待遇——从来就没有对黑人有过平等的待遇！

    “饭已经好了’。”男管家说。

    他们站起来，走进餐厅，边喝汤边轻松地交谈。

    “您的《偏见的社会学》，”布尔威克博士说，“在结束处有一段话是我非常赞成的。”

    布朗博士不住地点着他的黑脑袋，心里想的却是有亍一年一万元的收入，夏天他可以把他的一家带到南美洲去，在那儿他们就可以有三个月的时间不当黑人。

    钱得勒说：“现在我们再谈谈您的学院——大学吧，我相信您称它为大学。要使它成为第一流的大学，您需要的是？”

    “我们需要”布朗博士说起来了。眼前来了黄金机会，这工作可能变成一年一万元的职位，他本人可以有足够的钱，至少能带领他的一家到南美洲去旅行，在那里他们就可以不当黑人了。“我们需要，钱得勒先生”

    布朗博士的小学院所需要的东西在钱得勒夫妇的眼里都算不上一回事。布朗博士这种明智的、稳健的提出要求的方式使钱得勒夫妇的慈善心肠大为高兴。在适当的时候布朗博士起身要走了。汽车叫来了，他与布尔威克博士和钱得勒夫妇一一握手。这些白人对布朗博士感到满意，于是他们就鞠躬送别。

（有删改）

帽子

周波

    东沙从来不戴帽子，所以，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戴帽子的样子。

    冬天的海岛比北方还冷，大街上走着很多戴帽子的男人，东沙不学他们，总说男人不应该这样。夏天太阳很毒，别人撑着阳伞或是戴上遮阳帽用来防暑，他却情愿将肌肤晒黑，也绝不戴帽。有朋友问他是不是天生有抗严寒酷暑能力，东沙说戴上帽子像上了锁，既不自由也不舒坦。也有同事戏说他：“幸亏你没参军，要不然，不戴军帽要受罚的。”东沙笑着说：“幸亏我没去参军。”

    后来，东沙去乡镇走马上任了。大家都恭喜他终于戴上了帽子，还笑称那是一顶无形的官帽子。东沙不承认，逢人便说：这是帽子吗？帽子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见？

    东沙去乡镇工作的第三天，遇上了强台风，台风裹挟着暴雨在岛上整整肆虐了两天。傍晚时分，接到进港渔船遇险的报告后，东沙率领一支七人小分队准备赶赴现场。办公室主任忙不迭地找来五顶草帽，说是雨具之前都分发到一线去了，不够用，东沙是镇长，论职位他该分到第一顶草帽。可是，他当场把草帽让给了年轻人。东沙说：“我从来不戴帽子。”同去的副镇长见东沙率先示范，也随即让出了自己的草帽。当东沙他们浑身湿透地出现在码头时，一些干部群众被感动了，竖起大拇指赞扬着说：“这才是爱民如子的好干部，这就是我们的东沙镇长。”奔走上船的东沙，那会儿则是打了一个很响亮的喷嚏。

    老婆如晶之后从别人口里听说了这件事，马上在家里嚷开了：“感冒了怎么办？这是想充好汉呢还是怎么的？论职位，你是一镇之长，这么大的风这么大的雨，你戴了草帽没人会说闲话。”然后，电话一路跟着到他办公室，不停地要东沙多喝开水，吃上几粒防感冒的药。东沙正忙得不可开交，生气地说：“都别把小事放大好不好，本来我就没想法，现在很多人夸大其词，你也一样。”

    确实，东沙感到台风过后的头一天上班和过去有点不一样。他一早去单位上班，还没进镇院子大门，东沙就听到了大家热情的问候：“镇长好，镇长好……”东沙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想：“这是怎么了？过去可不是这样的。”他刚走到自己办公室，就被记者堵在了门口：“这么恶劣的天气，让出仅有的一顶草帽给普通干部，一般领导是做不到的，您当时是怎么想的？”东沙一听顿时有了一种反胃的恶心感，他想了想说：“不要拔得这么高，也不要给我戴高帽，有些事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子，不要多问了。”记者仍穷追不舍地问：“那是什么样子的？”东沙只好说：“是我自己不喜欢戴帽子。”

    进了办公室门的东沙突然看见桌上放着一顶草帽，一股无名之火猛地窜上来。他把主任叫来，责问道：“这顶草帽怎么回事？”主任不知情，开始自我检讨：“昨天我失职，没备好足够的雨具，让镇长受凉了。镇长平时到下面检查工作多，有了草帽就有备无患。刚才气象预报说，台风刚过去，最近几天阳光会很强烈，天气也会比较热，镇长得防暑。”东沙愠怒地说：“这种事不要考虑，拿去，大男人还怕这个？你难道不知道我从来不戴帽子的，要戴你们去戴！”

    晚上，东沙一脸疲倦地回到家。他对如晶说：“放心吧，我没有感冒，你男人坚强得很。”如晶说：“你的形象够狠的，不过，有时候当镇长还真需要这样一个光环。”东沙愣愣地看了看老婆：“这也算树立了一个光辉形象？可我觉得有些灰头土脸的。”

    东沙说起一桩事。还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回调皮地用篮球砸破了邻居家的窗户。那会儿正是冬天，屋外面贼冷贼冷，东沙戴着一顶厚厚的皮军帽。邻居到他爹那儿告状，他爹气不打一处来，一把将他的皮军帽给拽了下来。东沙当时一动不动，他只感到头上一下子冷了。当晚，东沙就发起了高烧，他奶奶哭哭啼啼地一边咒骂他爹，一边给东沙叫魂。

    如晶很惊讶地说：“你从来没告诉过我这件事，一顶帽子居然把你搞成这样子，以后我冷不丁撞你一下，你不会被吓死吧，灵魂还在吧？”东沙笑着说：“在的，不在的话怎么和你生活在一起啊。”如晶扑哧一笑，说：“小时候的一件事，有时会留下可笑的阴影，怪不得家里和帽子有关的一切你都很忌讳，上回我买了帽子叫你看你也没看。”东沙说：“还是不说帽子的事了，我爹现在还很内疚呢。”如晶说：“这事太小，单位里又不能讲，讲了人家也不会相信。再说，你现在的形象已树立，可不能颠覆掉了。”如晶接着问丈夫：“那你以后还会戴帽子吗？”东沙说：“不知道。”（有删改）

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噪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整，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修，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 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 ：“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去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遇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老兵

胡玲

    单位招门卫，一直没招到人。应聘者要么嫌工作时间太长，要么嫌福利待遇不好。

    这天下午，一个人影在办公室门口晃动，我走过去，吓得差点儿叫出声来。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丑陋无比的男人，四五十岁的样子，瘦削的脸上布满了道道伤疤，像无数条狰狞的蜈蚣匍匐于脸上。男人个子很高，背有点儿驼，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肩上斜挎着一个褪了色的绿军包。

    我是来应聘门卫的。男人朝我讨好一笑。他笑的时候，脸上的疤痕显得更加突兀可怕。

    听到有人来应聘，人事部的赵经理高喊一声，应聘的，过来！

    男人扯了扯身上的军装，走了进去。

    看到男人，赵经理也吓了一路。你脸上的疤怪吓人的。赵经理面带愠色。男人像做错了事情一样，有点儿歉意地脸红起来。

    你是哪里人？赵经理朝男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问。

    我是湖南桑植的，贺龙元帅的故乡，男人的语气中透着一丝骄傲。

    带证件了吗？赵经理问。

    男人从绿军包里掏出一个红绸布包着的东西，打开，里面是三个红本本。男人将红本本小心翼翼地递到赵经理面前，这是我的证件，请您过目。

    赵经理拿着三个红本本瞄了几眼，丢在了桌子上。你有做门卫的工作经验吗？

    没有，我以前一直在老家种地，媳妇前段时间检查出得了重病，需要很多钱，我才出来打工的。男人的肩膀微微颤抖了一下，丑陋的脸上闪过一抹悲凉之色。

    不行，没有经验的我们不要，你走吧！赵经理斩钉截铁地说。

    我能吃苦，还有一身力气，干门卫工作应该可以的。男人憨厚地说。

    赵经理斜了男人一眼，没好气地说，门卫就是保护我们单位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你年纪一大把了，怎么做得了。

    我可以的，真的可以，我练过散打，也懂一些安全救助知识，一定能够干好门卫工作的！男人有点儿着急地说。

    我说不行就不行，你就别哆嗦了！赵经理的头摇得像拨浪鼓。

    您让我试试吧！哪怕工资低点儿也行，我媳妇病得不轻，我急需钱，急需一份工作。男人带着央求的口气。

    对不起，这里不慈善机构。赵经理冷冷地说。

    男人强挤出一丝苦笑，从桌子上拿起三个红本本，认真地用红绸布包裹好，轻轻地装进包里。那谨慎细心的样子，仿佛他放进去的是价值连城的稀有珍宝。

    男人黯然地走出了办公室。

    几星期后，单位购买了一批办公家具，需要搬到五楼办公室去。单位后面有座桥，桥上每天聚焦着许多等活儿干的人，我决定去好运里找个搬运工来帮忙。

    桥上，站着许多人，他们有的拿着扁担，有的拿着杀铁铲，有的坐在三轮车上。我走过去，一大群人蜂拥而上：有活儿吗？多少钱？给我做吧！

    有一批家具要搬到五楼，五十块钱做吗？我问道。

    钱太少了，做不了。一听我报的价钱，一群人悻悻散去。

    我正准备加价时，一个声音响起：这活儿我干。我顺着声音望过去，又看到了那个满脸伤疤的丑陋男人，他依然穿着那身旧军装，挎着绿军包。

    还没找到工作吗？我问他。

    男人苦涩一笑，是呀，一个多月了，什么工作也没找到，别人要么嫌我老，要么嫌我脸上有疤。实在没办法，我就和他们一样在桥上蹲点，也好寻些力气活儿做。

    到了单位，男人二话没说，放下绿军包，找起一张桌子就上楼去了。

    没多久，男人就把所有家具搬上了五楼。虽然是冬天，但男人的旧军装已经被汗湿透了。

    我递给了男人八十块钱，男人又退回我三十块。说好了五十块的。男人朴实地笑着说。

    男人走后，我发现他的包掉在我这里了。

    我打开男人的包，打开红绸布，看到那三个红本本。一本是退伍证，证书照片上的一张脸年轻帅气，英姿飒爽。退伍证的纸张虽已泛黄和起皱，依然能清楚地看见上面的字迹：南滨市某步兵部队，陈青山同志于1994年4月光荣退伍。一本是部队颁发的二等功证书。一本是伤残军人证，写着陈青山在某次救火中不慎烧伤了脸。

    男人很快就折了回来，十分着急的样子，看到我手里的包，他松了一大口气。差点儿忘了我最重要的东西。男人说。

    男人脸上的伤疤，在阳光的照耀下像一朵美丽的鲜花。我怀着敬重的心情，双手把包递到男人手中。

（有删改）

流浪的弦音

安庆

    捏掉头顶的一片树叶，秋天了。瞎子那年说：“我想认个干娘。”瞎子每走一个村都这样说着他的愿望。

    瞎子唱的是地方戏，小段子、整轴子的戏都唱。唱得累了，停下二弦嘘口气，瞎子说：“俺想认个干娘。俺娘死得早，俺……”瞎子很伤心。

    瞎子再接着唱。瞎子连个干娘也认不下啊。

    瞎子不服气，不服气的瞎子那年终于认下了一个干娘。

    那是在瓦塘村，瞎子听见树叶落进水塘“噗”的声音，瞎子拉完了最后一个音，它似一种断帛之声，瞎子擒住了一片树叶，几滴泪落在那片叶子上。

    瞎子的两手还执着那把二弦。瞎子知道面前还蹲着一个人。别人都走远了，蹲在跟前的人说：“孩子，我是个寡妇，你愿认吗？”瞎子的手颤了一下。“你愿认吗？”瞎子这次听准了。“娘。”瞎子“扑通”一声跪下，二弦响了一声，像从他心里跑出的一个音符。

    干娘去扶他。干娘说：“给娘拉一曲吧，算认娘曲。”

    瞎子说：“娘，阿炳也是瞎子，我就给娘拉阿炳的《二泉映月》。”

    场地静着，稍息之后，弦声骤起，尔后弦声悠悠扬扬起来，一泓泉水在瞎子的弦声中流淌着，一弯月儿映照进池塘。瞎子看不见，但瞎子知道干娘的身边又站满了人。

    曲终。干娘起身说：“孩子，娘给你做饭去，今后再来瓦塘，你不用吃百家饭了。”

    “娘！”瞎子的泪“哗”地流出来。

    那年瞎子二十一岁。

    瞎子依然到处去拉他的曲子，唱他的坠子。瞎子习惯了游走，瞎子脚下的路就是手里的那根棍子。瞎子和干娘有一个约定，就是每双月的十九回一次瓦塘村。瞎子说：“娘，我不能天天待在瓦塘，我还要出去唱坠子呢。”

    干娘说：“记住，娘等你。”

    每一次走时，干娘都把他送到村外的十字路口，问干儿往哪个方向去，然后孤独地瞅着瞎子远去的身影，看天上的几只鸟儿叫唤着伴着干儿往前走。那是她家房檐下的鸽子。有一次，是夏季，十八的中午雨就下来了，十九还未停。干娘打着伞在村外的十字路口等瞎子。不见瞎子的身影，干娘心里急得慌。干娘沿着一条路往前走，走一段再回来；又沿着另一条路往前走，走一段还不见瞎子，再回来……

    从另一条路回来时，干娘看见路口站着一个雨人。干儿说：“娘，我踩着脚下的路知道泥路上走过一个人，娘，我连累你挨淋了。”干娘攥着儿子的手往家走。回了家，干娘为他换衣裳，又赶紧为他做姜汤。

    每次回来，干娘都给他烙那种很香很香的饼，把他身上的衣裳换了洗了。干娘好啊，干娘让他的心里有了娘，干娘使一个瞎子在漂泊的路上有了一个温暖的驿站。

    瞎子的心就动了。

    那天瞎子说：“娘，你想听一个孩子的故事吗？”瞎子说：“十三岁那年我接连失去了爹和娘。在一个雨天干爹把我拉回了他家，干爹说要从此养我做儿子。那个女人就是因为干爹收留我而带着他们的女儿离开干爹的，从此于爹就一直养着我，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干娘紧紧攥着他的手。

    干娘说：“儿的命苦。”

    瞎子说：“爹知道我认了个好干娘，一直想当面来谢谢干娘。”

    干娘握着瞎子的手点着头。

    瞎子的干爹和瞎子一起来瓦塘是一个秋日。瞎子和干爹走进院子时，一群鸽子往高处飞，又在院子里旋着不远离。瞎子听干爹干娘一见如故地攀谈起来，脸上就有笑漾起来。

    后来瞎子对干爹干娘说：“爹，娘，你们都是苦命人，你们握握手吧。”瞎子说着把两双手往一起拉。

    两双手就紧紧地握住了。

    瞎子把手也握上去。

    三双手紧紧地握住了。

    干爹和干娘的脸上都有了泪。

    瞎子坐下来静静地展开二弦，一曲乐儿悠悠地漾起来，时光慢慢地从他的脸前滑过去。

    瞎子依然走在路上，手里的棍子就是脚下的路。瞎子走着走着就禁不住想：我终于找到能和爹在一起的娘了。

    瞎子想着，棍子击地，竟然在路上唱起来。

（选自《此岸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