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肃：活出不一样的“风花雪月”

                                                                                               桑可

       他是一位可敬可爱朝气蓬勃的“顽童”，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是一枚“不起眼”的军中绿花，也是文艺界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天使；他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也曾入围“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他是一位词作大家、一级编剧，是文艺战线的一颗“常青树”“不老松”，他的人格魅力和火一样的热情，至今仍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奋勇向前。

       阎肃同志的一生，留下1000多部（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佳作，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几乎以一己之力把江姐搬上歌剧舞台，一曲《红梅赞》一时传遍大江南北，让《江姐》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在61岁的高龄担纲创作歌剧《党的女儿》，谱写了一曲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给所有的观众上了一堂撼人心魄的生动党课。他创造的《敢问路在何方》《我爱祖国的蓝天》《长城长》《雾里看花》《梦水乡》等歌曲，至今仍广为流传……

       细品阎肃同志创作的一系列文艺作品，那些汩汩流淌于时空里的旋律，始终不缺少一颗滚烫的心、一种为国抒怀的情、为民放歌的魂。他的作品，总是能沿着时代的烙印剪接出华丽的色彩，也灌注着一位军人所独有的对国家的浓情厚意。报效祖国、放歌时代、思索人生，一部部文艺作品就像一曲曲时代的号角，把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沉思考揉进了每一个音符和歌词里，让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华彩乐章在豪迈的进行曲中激情流淌。

2014年在京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阎肃同志在发言时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正是这种别样的“风花雪月”，这种颂英烈、咏家园、唱时代的军人情怀，铸就了他一路豪歌向天涯的人生之路。他就像一株迎风傲雪的红梅，雪岭冰霜之间绽放出夺人的光彩；也像一段斑驳的城墙，挺起岁月的胸膛向人们展现沧桑的力量。

       阎肃最爱这样介绍自己：“我是部队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无论酷暑寒冬、无论风霜雨雪，入伍60多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军营，始终与战士们血肉相连。走进基层，深入基层，和基层的官兵打成一片，他用“百姓习俗、社会风尚、民族魂魄、生活素养”不断去贴近基层、发现故事，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用自己豁达的胸襟、开阔的气象、和谐的身心，让我们见证了一位“胸有大业、腹有诗书、肩有担当、术有专攻”的文艺工作者楷模。

刘云山同志说：“阎肃同志是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他60多年勇攀艺术高峰，80多岁依然奋斗在文艺工作第一线，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为人做事，都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壮阔的时代大潮中把个人融入时代的主旋律，阎肃用对党无限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和高尚的情操去工作，去为时代放歌。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像阎肃同志一样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不断赓续薪火、再造经典，才能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阎肃在创作的《红梅赞》中曾写过这样一句歌词：“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应该是无限欣慰的了。用忠诚去燃烧生命，用灵魂去点燃光明，用旋律去传递信仰，阎肃同志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用自己灿烂的生命，把自己的人生谱写成了一曲浩气永存的时代长歌。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1946年，那是一个“追求进步就是民心所向”的年代，阎肃考取南开中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来的新诗、老舍的戏剧、巴金的小说，最令他心驰神往的是红色延安传来的先进思潮。用阎肃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对共产党最朴素的心理就有了”。（郭超、刘小兵《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放歌者》）

②在阎肃的生命源泉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汪深邃的清泉。与阎肃有长期合作的中央电视台副总编朱彤介绍，阎肃作品中体现出的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应该出于他的自觉追求，是在深入研究和长期思考之后外化出来的一种风格。他的作品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叠加。（黄子娟《时代歌者的追梦人生》）

神圣的米开朗琪罗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米开朗琪罗以他超越时空的宏伟大作， 在生前和后世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他多才多艺，兼雕刻家、画家、建筑家、诗人于一身， 饱经人生坎坷和世态炎凉，作品气势磅礴，赞美了人的伟大力量。

米开朗琪罗6 岁丧母，被寄养在一个石匠的妻子家里，13岁跟着佛罗伦萨著名画家多梅尼科·吉兰达伊奥学习，以神奇的速度掌握了绘画技巧，后又学习雕塑，少年雕塑《阶梯旁的圣母》以圣母怀抱婴孩耶稣侧身坐在梯旁的姿势展现了非凡的创作技巧。当他的实力被政界人物发现，他开始被教皇控制。教皇差遣他为教堂雕刻，画天顶画，历任教皇总是强迫他带着痛苦去做一些不愿去做的工作。

米开朗琪罗富有创造性，坚持自己的艺术思路。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创作的大理石群雕像《哀悼基督》，是他的早期代表作，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圣母玛丽亚抱着死去的儿子无比悲痛。圣母静穆的面容，复杂的表情，超出了基督教所包含的内容，将生与死、痛苦与慈爱化为一体，赞美了人的崇高理想和优秀品质。作品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米开朗琪罗另一举世闻名的杰作——《大卫》没有沿用前人表现大卫战胜敌人后将敌人头颅踩在脚下的场景，而是选择了大卫迎接战斗时的状态，塑造了一个体格雄伟的英雄形象，充分体现人在改造世界中的巨大力量。雕像作品《垂死的奴隶》，奴隶年轻健美，试图挣脱捆在胸前的绑带，虽双目紧闭呈垂死状，但面部表情安详，表现出对压迫的反抗和对解脱的渴望。米开朗琪罗的人物雕像雄伟健壮，气魄宏大，充满无穷的力量；他在作品中倾注了自己满腔悲剧性的激情，这种悲剧性是以宏伟壮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所塑造的英雄既是理想的象征又是现实的反应，成为时代的典型象征。他的艺术创作受到很深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以现实的手法和浪漫的幻想，表现当时市民阶层的爱国主义和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米开朗琪罗代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的最高峰，成为西方美术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成就使教皇的艺术总监勃拉曼特极为嫉妒，他唆使教皇强迫米开朗琪罗去画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米开朗琪罗以超凡的毅力和智慧在四年中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壁画——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纪》，以九幅主题画为主，以圣经创世纪的故事为题材，画中人物健美，栩栩如生，将造物主所创造的万物之灵完美地呈现出来。当拉斐尔看到西斯廷天顶画后说：有幸适逢米开朗琪罗时代。

米开朗琪罗不仅属于文艺复兴那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且属于整个人类文明史。他是人类天才、智慧和勇气的结晶，活到89岁，度过了70余年的艺术生涯，用全部的生命和天赋呕心沥血地留下不朽杰作，甚至不惜折磨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在饱受教皇折磨身心交瘁的时候，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痛苦而中断追求艺术的最高点的道路。这是因为他始终追求理想和真理，对未来的生活和艺术充满信心，这种信念是他不懈创作的动力。在生活中，米开朗琪罗对自己吝啬乃至残酷，但对穷人极为慷慨，他经常将钱财送给那些真正需要却又难以启齿的穷人，并且不告诉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对社会底层的人非常关心，他为朋友家女仆的死感到悲痛，经常关心一些穷苦的女性，让她们成家或者进修道院，即使是在米开朗琪罗濒死的时候还是决定把自己的存款施舍给穷人。他被世人尊为“神圣的米开朗琪罗”。

（摘编自《环球人物》）

相关链接：①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绘画家、雕塑家、建筑师，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最高峰的代表。他一生追求艺术的完美，风格影响了几乎三个世纪的艺术家。与达·芬奇、拉斐尔并称为文艺复兴三杰。（摘自《辞海》第六版）②他从来不肯对自己更人道一些，他仅靠一点点面包和葡萄酒维持生命，每天睡眠时间很少，和衣而眠，连靴子都不脱。有一次，腿肿了起来，不得不把靴子割破，脱靴子时，连皮带肉扯了下来。（摘自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

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长沙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毛泽东度过了他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1915年9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长沙板仓人，1903年留学日本，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成为近代以来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年轻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1917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在一师期间，毛泽东总共花了160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上面。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18年，毛泽东从长沙一师毕业，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节选自金冲《毛泽东传》）

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同时，他又矛盾地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事致使工作被耽误，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一分灵感，九分汗水；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这正是马尔克斯成功的秘诀。

    马尔克斯热情谦和、平易近人，是难得的古道热肠。他与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拉美文豪）的“恩怨情仇”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然而，他从未在略萨走向诺贝尔文学奖的道路上使绊。2007年，适逢《百年孤独》诞生40周年、自己80岁生辰，他主动向略萨示好，请后者为新版《百年孤独》作序。

    上世纪50年代，他曾流亡巴黎，寄居在一家小客栈的阁楼中。当时他穷困潦倒，不仅付不起房租，就连一日三餐也无法保证。后来，当他不得不离开巴黎、流亡墨西哥时，房东放了他一马。万万没想到，这个一文不名的穷书生30年后会带着一大沓钱连本带息加倍地专门回来补交房租。当时，房东已经过世，房东太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接待了马尔克斯这个“唯一记得来补交房租的人”，并说她不想也不能收这个钱，因为她被来者的诚信感动，同时也要替天上有知的丈夫做一件大事：对世界文学尽一份力！

    1982年，他辗转联系上心仪已久的嘉宝。嘉宝是电影史上的“默片女皇”，他青年时期的偶像，但那时已然是个无人问津的孤独老妪。马尔克斯的造访使她喜出望外，他们促膝长谈。见马尔克斯不断用手揉他的眼睛，嘉宝便戴上老花镜、取来放大镜。原来是一根睫毛掉进眼睛里了。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

    然而，当终于有中国出版方斥百万美元巨资买下了《百年孤独》的版权时，它同时也成了中国不少年轻人“死活读不下去的作品”。年轻读者正渐行渐远，他们不再关注马尔克斯及其所代表的伟大的文学传统。除了《百年孤独》，其实马尔克斯的其它作品，甚至中短篇小说也乏人问津。

    斯人已矣。文学的伟大传统呢，如今安在？作家的丰富遗产呢，也许只是聊作谈资、偶尔被人一提罢了。（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文中称马尔克斯），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在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4月18日，病逝于墨西哥城，享年87岁。②略萨与马尔克斯可以说是一生的朋友和敌人。早年略萨与马尔克斯是亲密无间的好友，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两人开始决裂，决裂的原因也一直被认为很诡异。1976年马尔克斯到墨西哥参加电影首映时巧遇略萨，马尔克斯上前打招呼，略萨一记老拳将马尔克斯打倒在地。2007年，两人和好。

我的父亲俞师傅

俞宁

    父亲精通旧学，骨子里却是个新式的知识分子。有人称他俞先生，有人叫他俞教授，近来还有人说他是某个领域里的“大师”、“巨匠”。只有我才知道父亲最喜欢人们怎样称呼他。

    大概是1974年，我和父亲从北师大主楼西侧往新华书店旁边的理发馆缓缓而行，迎面飞来一辆半旧的自行车，骑车的人左脚鞋跟蹭地代替刹闸停了下来。用沧州一带口音问候一声：“俞师傅，干嘛去？”嗓门之大，震得我耳鸣。父亲也用那种口音回答：“韩师傅，理发去。”说完二人点头一笑就各奔前程了。我问父亲：“这是谁呀？怎么叫您师傅？”父亲说，那是中文系的一个青年教师，“他干活有力气，是把好手。”

    大学教师、有力气、劳动好手……不知道21世纪的国人是否会觉得这事有些难解。

父亲1958年初被错划“右派”后就必须用劳动来“改造思想”。到了“文革”，父亲的工作变为打扫主楼六层走廊加男女厕所的卫生。

    1966年老舍在太平湖投水，那时父亲正在接受“疾风暴雨式的批判”和“劳动改造”。我生怕父亲会受他的启发，弃我而去。未满十一岁的我连问带摸，找到了太平庄师大的主校园，又摸上了主楼的六层，一眼看见父亲正用拖把很努力地擦拭着走廊的水磨石地面。我拉了拉他的后衣襟，他转过身，也不问我为何突然到学校来找他，指着地面说，“你看，你看！是不是跟镜子似的？嘿嘿，甑亮！”说罢还给我示范劳动程序：先在左边墙角与地面的交接处狠狠地前后擦两次，然后横抡三下，从左墙根擦到右墙根，再在右墙角与地面结合部前后狠擦两次。“横三竖四。这是我总结出来的擦地秘诀。”父亲很骄傲地告诉我。

    1971年和1972年之际，父亲参加了后勤基建科的劳动，砌院墙、盖房子。开始，后勤的师傅们让他当壮工，和泥、运砖。时间长了，父亲就从和泥搬砖的“小工”升级到上脚手架“跑大墙”的“大工”。1974年冬我到北京市西城区长安街房管所当了一名瓦工，学徒三年，出师一年后，又升为二级瓦工。父亲的手艺不比我这个专业瓦工差，在细微的地方，甚至比我强。一次他指着一所平房的墙角说：“这个角儿，是我把的。”把角儿的“把”字有把关的意思，是“技术含量高”的工作。我瓦用工匠的眼光考察了一下父亲把的角儿，父亲的活儿干得真地道！横平竖直不说，选砖对角十分细致，外加“游丁走缝”绝没有超过一公分的，根本看不出是非专业工匠干的活计。

    后勤的师傅们称父亲是“三级教授，四级瓦工。”我当时的感想是给他当儿子，实在是窝囊。他的古汉语知识是我望尘莫及的，现在就连我的专业瓦工，他都要略胜一筹，给儿子留个饭碗行不？恢复高考以后，我报考英文系，就是想躲开他的强项，给自己找一个发展空间。没想到，多年以后我到北外读研究生，发现两位全国顶尖的英语教授，一个专文学，一个专语言，都比不上父亲那口纯正的剑桥音。

    一次父亲忽然问我：“你懂什么叫师傅吗？‘师’字好懂，‘傅’字就有点儿微妙了。”说着就开始给我细解“傅”字的来龙去脉。对于父亲拿手的训诂之学，我是一窍不通。他当时给我讲的，我似懂非懂，父亲的大意是，“傅”字原是指侍弄花草的人。侍弄之外还负责展示花木，还要认准花木的优美之处并将其展示在世人面前。所以后来古代官职有少傅、太傅，都是培养太子、向世人展示太子才能和品质的官儿。作为师傅，一个人须有见识、肯于劳动、善于劳动并且无私地把劳动对象的优秀品质展示出来，而自己甘居幕后……

    父亲嘱咐我的话，他自己完全做到了。至今我还记得一个学生三年饥荒时期到我家来补课，父亲掰开揉碎给他讲，补课之后，还把我们十分紧张的口粮拿出一些来给他吃。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周，他还为一个学生的书写了序。那个师傅的概念，恰好是他生命的写照。我父亲引以为傲的事，是干哪行就能成为哪行的师傅。我很幸运，我的父亲就是我的师傅。

（本文选自《文史知识》2016年第12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俞敏先生一生精研语言学，学问博大精深，治学科学严谨，著述宏富。他通晓英、德、俄、日等多种语言，对梵语和藏语等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汉语方言也很有研究，在语言学的各门类诸如语言学理论、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文字学、词源学、方言学、语音学等方面卓有建树，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

（“百度百科”）

申泮文：一生两个“主题词”

主题词：化学

    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1940年毕业留校任教，此后70余年时间里，申泮文从未离开过南开和自己钟爱的化学教育事业。

    1996年，申泮文已80岁高龄。这一年他开始着手“干一件大事”——“出版一部赶超国外教科书水平的教材”。

    早在20世纪50年代，申泮文就翻译出版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化学教材《普通化学》。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主导着全国高校一年级本科生化学教材的建设工作。然而，随着对国外高等化学教育的深入了解，他发现自己一直行进在“错误的道路上”：国外高校本科一年级的化学课程一般被称为“GeneralChemistry”，自一百多年前我国引入高等化学教育起，就将其译为“普通化学”。

    “实际上，‘普通’一词并不准确！其正确的含义，应该是把一级学科化学的概貌讲授给刚刚进入化学殿堂的学生 ，所以称为‘化学概论’更为合适。”申泮文认为，“这门面对一年级新生的课程，应该由那些对化学学科整体发展有着深刻把握、经验丰富的教授亲自授课。”

    在申泮文的坚持和努力下，南开大学成立了“近代化学教材丛书编委会”，启动新教材的编写工作。4年之后，《近代化学导论》刚一出版，即被列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与此同时，南开大学也正式将本科一年级化学课程 “GeneralChemistry”定名为“化学概论”

    “你把化学元素周期表给我‘变’到电脑里去。”如今已是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的车云霞，仍清晰地记得当年跟随申泮文读博士时他给自己指定的“博士论文”题目。

那一年，申泮文开始接触计算机，钻研多媒体编程技术，并萌发了“研制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教学软件”的念头。于是他率领一批博士、硕士和本科生，运用计算机技术，对以往的教学手段进行改造。

    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电子教科书《化学元素周期系》终于在2000年底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并随即获得2001年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这套包含60多万汉字、4000多幅图片和1000多幅动画的软件，采用人机对话方式，以元素周期表为主菜单，将各种元素结构通过三维动画进行生动的演示，显示了丰富活泼的教学内容。

    北京大学的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这套软件自学，从而使一年级的化学课时减少一半。中科院院士朱清时评价说：“这一成果代表了我国大学多媒体教学和研究的水平。”此后，申泮文又把这套软件译成英文出版。

    在“化软”之后，申泮文又组建了分子科学计算中心，他的想法是要“打造一个教学与科学研究为一体的创新平台 ”。担任中心主任的周震教授由衷地赞叹：“实验、理论、计算，申先生用活了拉动化学学科发展的这三驾马车。”

    那段时间，人们总能看到这位白发先生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校园穿梭。许多人感叹，这位耄耋老人哪来这么旺盛的精力？因为他们都知道，77岁那年，申泮文罹患癌症，切掉了五分之四的胃。

主题词：爱国

    “如果在科学家和教育家这两个身份中选择，我宁愿做一名教育家。”申泮文这样说。抗战胜利后，申泮文受命承担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复员返校的公物押运工作。历经一年波折，跨越3500公里路途，他和同伴将300多吨公物运回平津，为西南联大的历史画上最后一个句号。

    2005年，申泮文以“我国执教时间最长的化学教师”的评语，入选“中国10位最令人感动的教师”。那一年 ，他90岁。

    90岁那年，申泮文还开通了博客，成为最老的博主，博客的名字开门见山——“申泮文教育家博客”。

    “我最关心的是教育，我们教育工作者要增强危机意识，为国家的教育事业提供意见。教育改革可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在申泮文的博客中，对“石头”有所阐述，他认为的 “石头”有二：一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成功案例，如西南联大和张伯苓创立的南开教育体系；二是国外先进教育的规律和经验。

    每年新生入学，南开大学的很多院系都邀请他开办“铸我南开魂”系列校史讲座，对于这样的邀请，申泮文不论多忙都从不拒绝。他说：“爱国主义教育是育人的根本，是我们教师最崇高的责任。”

    “要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一生的时间就干了这两件事！”申泮文倚在病床上，捻着胡子悠悠地说，神情怡然。

（2014年08月15日《 光明日报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