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宏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

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

其奈公何！

    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讲演后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中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地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襟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于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笔而记之。

丰子恺：抒情漫画缘何依然动人

范昕

    1910年，在李叔同的推荐下，陈师曾即兴创作的文人水墨画陆续发表在上海的《太平洋画报》上。这应该是中国现代的第一批漫画。其中一幅名为《落日放船好》，简单至极，画中央是一株无叶的柳树，一位身着长袍、头戴斗笠的书生独坐船头，隐于柳树后，仿佛漂浮在无尽的时空中。“即兴之作，小形，着墨不多，而诗趣横溢”，这批画给丰子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35年之后他仍记得其中一部分的题目。

    丰子恺早期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古诗新画。图画与诗意的结合，原本不稀奇，宋代以来的文人画即有这样的传统。丰子恺这一系列作品既有对文人画的继承，也有他的特别之处：不是对诗意的简单阐释，而是在技法和意境上进行大胆的创造。

    尝试古诗新画以前，丰子恺其实热衷户外写生。上世纪20年代执教于上虞的春晖中学期间，一次他向学校请假寄居在杭州西湖的朋友处。一晚月上柳梢时，他出门写生，想去描绘月光下的西湖，却怎么也无力捕捉月夜微妙的情境氛围，只得徒劳而返。他的朋友观赏过丰子恺描绘的湖光月色之后，脱口而出唐代诗人赵嘏的诗句：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这诗句让丰子恺豁然开朗。他突然琢磨起，是不是可以放弃对西湖的直接描画，转而尝试去表达由诗句联想到的场景。他想描绘的，其实是关于西湖的诗句引发的想象，而非风景本身。这件事令丰子恺一生难以忘怀，不禁深感“诗人眼力可佩，习画应该读诗”。

    1926年，军事冲突在上海蔓延，丰子恺一家从江湾逃离，最终在沪江大学里找到了避难所。一晚，丰子恺随口问骑在自己膝上年仅4岁的小儿子瞻瞻，“你最喜欢什么事？”瞻瞻率性回答：“避难。”丰子恺纳闷，设法探问他：“你晓得逃难是什么？”瞻瞻解释道：“就是爸爸、妈妈、宝姊姊、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丰子恺恍然大悟，原来孩子理解的“逃难”是这样的！这样一次对话，激发丰子恺思考关于童年的话题。他写了一篇《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感叹“仆仆奔走的行人，扰扰攘攘的社会，在他们看来都是无目的地在游戏，在演剧。唉！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示：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

    丰子恺能够发现孩子心里和成人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他的很多画都是来源于儿女的嬉戏，看到哪个孩子有个有趣的举动，就马上画下来。孩子们碰到蚂蚁搬家，不但不去伤害它们，还用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请行人绕行。

    为丰子恺最早的“儿童相”漫画提供灵感的，则来自日常的温情一幕。一天，丰子恺完成了一天的教务，妻子抱着儿子瞻瞻，携了女儿阿宝，到弄堂门口等他回家。瞻瞻坐在母亲的臂上，口里唱着“爸爸还不来，爸爸还不来！”阿宝拉住了母亲的衣裾，在下面同他合唱。马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瞻瞻一眼就认出了带着一叠书和一包食物回家的父亲，突然欢呼舞蹈起来，几乎使他母亲的手臂撑不住。阿宝陪着他在下面跳舞，也几乎撕破了母亲的衣裾。母亲则在一旁笑着喝骂他们。这时，丰子恺觉得自己立刻化身为两个人。其中一人体验着小别重逢时的家庭团圆之乐。另一个人，则远远地站出来，从旁观察这一幕悲欢离合的活剧，看到一种可喜又可悲的世间相。

    对丰子恺而言，儿童的世界更接近真实，更具有自然之美，这正是他希望通过作品努力捕捉乃至置身其中的境地。可贵的是，丰子恺描绘日常，出于感情，也出于自然，其实也是带有诗趣的。恰如他自己所说“这种画表面都平淡，浅率的人看了毫无兴味，深于感情的人始能欣赏”。

（选自2016年02月26日《文汇报》）

【相关链接】有一天，门前来了卖鸡崽的小商贩，孩子们齐声向爸爸呐喊“买小鸡”。丰子恺和小商贩讨价不成，小商贩拔腿就走，孩子们顿时哭声一片。丰子恺再度加码讲价，小商贩还是不依，孩子们的哭声更强了。因为还会有来卖小鸡的，丰子恺就抚慰孩子们，“我们等一会再来买吧，但你们下次……”丰子恺立即把话打住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这些成人世界的道理，丰子恺没有告诉孩子们。女儿丰一吟回忆说：父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种对童真的珍视和守护，一言一行都饱含对子女真善美的教育。

（节选自望秋园《丰子恺是个慈父》）

马寅初：风雨人生一百年

    马寅初十几岁时，维新之风吹到家乡。他受维新思潮的影响渴望外出读书。1901年秋，20岁的马寅初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1906年秋，他进入美国耶鲁大学矿冶系学习，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改学经济学专业。

    当时，留美的中国学生获取学位的“窍门”是写论文时选择导师不熟悉的有关中国问题。马寅初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却把“纽约市财政”作为题目。他对纽约进行了详实的调查后，高质量地完成了论文，此文还被哥伦比亚大学选为教材。

    马寅初回国后，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30年代前期，他又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为了显示“礼贤下士”，蒋介石请马寅初担任立法院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实际上就是南京政府的最高经济顾问，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

    面对千疮百孔的民族经济，马寅初一直在寻求救国良策。抗战初期，马寅初满怀救国激情在重庆参与整顿经济。然而，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马寅初见此怒不可遏，在立法院提出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议案。此论一出，各界轰动。他还在演讲中直斥蒋介石：“有人说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是照我看，只能说是‘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家族亲戚，危害国家民族啊！”马寅初切身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认识到自己的强国理想不可能在这样黑暗的政权下实现。

    面对民族的灾难，马寅初开始关注共产党。1939年，他同周恩来、王若飞会面，听到他们对抗战形势和中国前途的介绍，让他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与周恩来的一席谈话，改变了马寅初的人生轨迹。后来，他回忆说：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

    马寅初的言行，使蒋介石恼怒万分。1940年12月，马寅初被强令“外出考察”，实际上是先后被送往贵州息烽和江西上饶的集中营关押。马寅初被捕引起了各界愤慨，共产党人也组织力量进行营救。1944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大溃败，在各界一片指责之声，蒋介石被迫恢复马寅初的自由。

新中国成立后，年近古稀的马寅初焕发了青春。1951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一上任就马上倡导北大教师开展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对中国建设的长远规划，他也进行了深入思考。1953年，新中国首次人口普查发现全国已有6亿人，增长率又达每年2.2%。马寅初忧心忡忡地认为这将会“影响工业化”，应当实行计划生育。他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写成提案。1957年，他把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后来，这篇提案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

    对于控制人口的主张，周恩来曾表示赞成。毛泽东开始也认为有可取之处。然而翌年，国内开始搞“大跃进”，人多是大好事等错误观念一度泛滥。在康生、陈伯达的煽动下，从1958年到1959年，全国各大报刊掀起了批判马寅初的风潮，《新人口论》被说成是“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好心的人劝他公开认个错，但马寅初坚定地说：“为了坚持真理，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文革”期间，周恩来起草的保护名单中包括马寅初，得到毛泽东批准，这使他免遭劫难。1972年，马寅初患直肠癌后，周恩来又亲自批准为他进行手术。

    1982年5月，马寅初安详长逝时，距他的百年诞辰只差一个月零十四天。这位百岁老人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风风雨雨一百年。

（摘自徐焰《红色记忆：70位名人的故事》）

相关链接：①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康生、陈伯达积极主张把马寅初划为“右派”。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周恩来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摘自《马寅初力主计划生育遭批判》）②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摘自1982年《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阎肃：一位受欢迎的艺术家

余秋雨

    世上有些朋友，彼此交往既不长也不深，但一见就高兴，说个没完没了。我与阎肃先生，就是这样的朋友。我在中央电视台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中，曾与阎肃先生一起担任评委很多届，从旁观察，反复思考，发现他被当代电视观众喜爱是有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他身上完全没有让人厌烦的架子。他从来不曾在公开讲评和私下聊天中，夹带一丝一毫有关自己的职位以及以前作品的信息，哪怕是暗示也没有。于是，他在观众和朋友面前，不再是官员，不再是老艺术家，不再是学者，甚至，也不再有军队背景，而只是一个单纯、轻松的普通人。于是，他成了一个似乎没有显赫履历、官位、成就的和蔼老人，这等于拆除了他与广大观众之间的层层围墙、道道阻隔。观众面对他，并不需要穿越什么障碍，直接碰撞他诚恳的言辞和话语，倾听他毫无矜持地畅怀大笑。相比之下，那些喜欢抖搂“身份”的人可能一时让观众敬畏，却很难让观众融入，观众也就很快把他们冷落了，冷落在他们的那些“身份”中。

    阎肃先生对“身份”的自我卸除，不是出于一种谋略，而是出于本心。我了解他，他在内心也对种种外在的地位毫不在乎，别人问起来，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匆忙绕过，绝不留连。

    阎肃先生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真懂艺术。他的强项，是编剧、作词和音乐。他对剧本的要求，是干净而有力；他对唱词的要求，是流畅而典雅；他对音乐的要求，是浓烈而悠扬。正是出于这种等级，他即使应邀创作一首配合“打假行动”的歌词，也能写成“借我一双慧眼吧”这样高品位的流行歌曲而广泛流传。在艺术上，等级和品位是生命所在，这比题材重要。只要等级和品位高超，哪怕是处置一个平凡的社会题材，也能闪现出审美光亮。在我的观察中，阎肃先生对于一首歌词、一段音乐的点头、摇头，总是基本符合普遍而公平的艺术标尺。他可能说得比较客气，比较简单，但他对艺术的取舍、扬抑一清二楚。因此，请他来评审各种作品，就会显得很“内行”，社会各界都服气。

    艺术良知使阁肃坚守住了审美本位。所以，广大观众都看到了，不管他出现在什么电视节目中，总是温和如春，切实可行，毫无作秀嫌疑。邀请他，不会有什么让人尴尬的风险。

    阎肃先生受欢迎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天真烂漫，好学不倦。他永远处于一种李白抬头看瀑布的惊喜状态。他不执着专业门户，不摆弄专家派头。他有很好的传统文化根基，但他从来没有在镜头前背诵名篇、甩弄典故，每次出来都是一副兴致勃勃、其乐融融的学习劲头。他像一个忘了年龄的“粉丝”，面对着各种新出现的艺术现象，天真而欣喜的表情是那么真诚。在讲评时，他没有教训口吻，更没有训斥语气，即使批评，也善良温和，让年轻的艺术爱好者们乐于接受这种镜头态度，与他在生活中充满好奇的学习精神有关。在中央电视台的多次合作中，他非常注意我的讲述，只要我提到一个他所不清楚的历史细节，或者他不明白的国外文化生态，等到休息时总会不断询问，认真的态度就像一个学生。但从他的问题就知道，他其实对那些课题的背景并不陌生。我有时也会突然一愣，心想自己年轻时，他不曾经是我的崇拜偶像么！偶像为什么永远高大？因为他心胸开阔，不断充溢。

    阎肃先生的谦虚好学，使他每时每刻都对世界、对他人保持着一种新奇感。这样的人是可爱的，他几乎喜欢一切给他带来任何审美愉悦和思维愉悦的人，因此他自己也让人喜欢了，没有人不喜欢他。

    说到这里，我想对阎肃先生做一个印象性的归纳。首先，他是一个稳稳地站在中国土地上的当代君子；其次，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的天真艺术家；第三，他是一个直到晚年还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奇迹般老人。有此三点，此生足矣。

吴晗的文章和诗

    吴晗早慧，有“神童”的美誉。

    一个证明，是他六岁就写出一首《无题》——厨中无菜市上有，饮酒何必杏花村。人人谓我读好书，吾谓耕者比我高。

    文采之外，末句里表达的对农事内涵、平民本色的体认与尊重，为不少成人所不及。他后来成为学界一流的历史学家、内战时曾与闻一多齐名的民主斗士，其来有自。

    本是书生，遭遇放不下书桌的时代，为争取继续读书、写书、教书的机会，只有走出书房，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希望合力制止内乱。内乱一日不除，就一日看不成书。时代如此，正派、有骨气的文人实在难有更好的选择。

    1946年12月4日，吴晗写信给黄裳说：“写文章是愿意的，困难的是别人不把你当作可以写文章的人，被安排做太多自己才力所不愿作的事，于是一方面疲精劳神做牛马，吃力不讨好；一方面又颇想偷闲动动笔墨，成天要接见许多生疏然而是热诚可爱的面孔，说太多自己也记不起来的话；有时还得被牵上讲台，被挤上游行队伍前排，如此如此，就永远写不出自己想写的东西，不能读自己该读的书，然而，又能怨谁，只怪自己是生在如此一个时代。”

    当时是黄裳写信约稿，吴晗遇到了知音，有了写文章的机会，自然高兴。他表示情愿写《旧史新谈》，写短文章，几百字就是一小篇。每天写半个小时，每个月写一两万字。他很快就写出了四篇，寄给了黄裳。大苦闷中，有了些小快乐。

    小快乐抵消不了大苦闷。吴晗写给郑振铎的信中曾有一句：“世界整个变了，我们也已经变了。”当时的吴晗，用不少精力参与《民主》周刊，学术渐远，政治日近，乃至置身其中，奋力其间，欲罢不能。”

    1947年6月30日，吴晗写信给黄裳说：“我极喜欢你的趣味情调，二十年前我们相熟，你的现在也许就是我的过去。那时代，我还喜欢写旧律呢。现在都是梦了，想一想，成天是政治，说的，看的，写的，谈的，连做梦都是，就是剁烂了也分析不出一丝丝趣味，情调澈头澈尾的俗。”

    1950年代初期，吴晗很希望在新时代回到他的旧行当，却因政治因素不得不就任北京市副市长。百废待兴，首善之区的父母官该多忙碌，可想而知。吴晗给朋友的信中说：“这几年来简直没有写什么，……时时不忘积习，老想有机会动动笔。但是，没有办法，时间很少，多半连报纸也看不完全。只是空想而已。”

    十大本《吴晗全集》，收录其诗作二十八首。其中《感事》二首写于1932年，后一首如下：将军雄武迈时贤，缓带轻裘事管弦。马服有儿秦不帝，绍兴无桧宋开边。江南喋血降书后，北地征歌虎帐前。回首辽阳惊日暮，温柔乡里著鞭先。

    起承转合、用典、对仗、平仄、意境都很不错，有古风。确是高水准的“旧律”。

    二十多年后，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新诗十六首。前两首如下：

    公社好，好在大而公，综合农林渔副牧，群力夺天工。

    公社好，万众一心同，工农商学兵协力，旗帜满天红。

    1949前后时代巨变，一位大学问家的诗作内容和诗风随之变化。当年旧律，当今打油，确如吴晗所说，“都是梦了”。

（选自张冠生编著的《从前的先生》）

【相关链接】吴昑（1909-1969），浙江义乌人，中国著名历史学、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其所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被当权者残酷批斗，最后不得已在狱中自杀，家破人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其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肖培根院士：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下达给了年仅26岁的肖培根。“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特长，把植物室的其他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铺盖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编写出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多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期间，肖培根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奉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该国的草药，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 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出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肖培根是新中国第一个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的技术官员，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

    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经过不舍昼夜的努力，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也找到了代用品。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了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了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灵感。”“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发。1978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期第1至第5页上，发表了肖培根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相关链接】自1963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

（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