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肃：活出不一样的“风花雪月”

桑可

    他是一位可敬可爱朝气蓬勃的“顽童”，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是一枚“不起眼”的军中绿花，也是文艺界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天使；他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也曾入围“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他是一位词作大家、一级编剧，是文艺战线的一颗“常青树”、“不老松”，他的人格魅力和火一样的热情，至今仍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奋勇向前。

    阎肃同志的一生，留下1000多部（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精品佳作，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几乎以一己之力把江姐搬上歌剧舞台，一曲《红梅赞》一时传遍大江南北，让《江姐》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在61岁的高龄担纲创作歌剧《党的女儿》，谱写了一曲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给所有的观众上了一堂撼人心魄的生动党课。他创造的《敢问路在何方》、《我爱祖国的蓝天》、《长城长》、《雾里看花》、《梦水乡》等歌曲，至今仍广为流传……

    细品阎肃同志创作的一系列文艺作品，那些汩汩流淌在时空的旋律里，始终不缺少一颗滚烫的心、一种为国抒怀的情、为民放歌的魂。他的作品，总是能沿着时代的烙印剪接出华丽的色彩，也灌注着一位军人所独有的对国家的浓情厚意。报效祖国、放歌时代、思索人生，一部部文艺作品就像一曲曲时代的号角，把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沉思考揉进了每一个音符和歌词里，让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华彩乐章在豪迈的进行曲中激情流淌。

    2014年在京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阎肃同志在发言时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正是这种别样的“风花雪夜”，这种颂英烈、咏家园、唱时代的军人情怀，铸就了他一路豪歌向天涯的人生之路。他就像一株迎风傲雪的红梅，雪岭冰霜之间绽放出夺人的光彩；也像一段斑驳的城墙，挺起岁月的胸膛向人们展现沧桑的力量。

    阎肃最爱这样介绍自己：“我是部队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无论酷暑寒冬、无论风霜雨雪，入伍60多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军营，始终与战士们血肉相连。走进基层、深入基层、和基层的官兵打成一片，他用“百姓习俗、社会风尚、民族魂魄、生活素养”不断去贴近基层、发现故事，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用自己豁达的胸襟、开阔的气象、和谐的身心，让我们见证了一位“胸有大业、腹有诗书、肩有担当、术有专攻”文艺工作者的楷模。

    刘云山同志说：“阎肃同志是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他60多年勇攀艺术高峰，80多岁依然奋斗在文艺工作第一线，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为人做事，都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壮阔的时代大潮中把个人融入时代的主旋律，阎肃用对党无限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和高尚的情操去工作，去为时代放歌。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像阎肃同志一样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不断赓续薪火、再造经典，才能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阎肃在创作的《红梅赞》中曾写过这样一句歌词：“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应该是无限欣慰的了。用忠诚去燃烧生命，用灵魂去点燃光明，用旋律去传递信仰，阎肃同志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用自己灿烂的生命，把自己的人生谱写成了一曲浩气永存的时代长歌。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1946年，那是一个“追求进步就是民心所向”的年代，阎肃考取南开中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来的新诗、老舍的戏剧、巴金的小说，最令他心驰神往的是红色延安传来的先进思潮。用阎肃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对共产党最朴素的心理就有了”。

（郭超、刘小兵《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放歌者》）

②在阎肃的生命源泉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汪深邃的清泉。与阎肃有长期合作的中央电视台副总编朱彤介绍，阎肃作品中体现出的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应该出于他的自觉追求，是在深入研究和长期思考之后外化出来的一种风格。他的作品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叠加。

（黄子娟《时代歌者的追梦人生》）

张謇社会改良实践的失败：安一域而无以安天下

    1920年前后，张謇实业建设进入鼎盛期。当时他身兼南通实业、纺织、盐垦总管理处总理，大达轮船公司总理，南通电厂筹备会主任，中国银行董事等等职务。为开辟国际贸易市场，张謇还先后与美国前任驻华公使芮恩斯磋商，重新规划、建立中美合办银行及太平洋航运业。

在中国民族资本棉纺工业初创伊始，即险象环生，纷纷失败的困难时期，唯有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取得真正的成功，并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第﹣个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企业系统。它犹如昏暗中出现的一点星火，在近代中国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社会经济变革初期，为摸索前进中的中国民族工业带来一线希望。它向国人证明：在同等的历史条件下，实业家是否具有明确的经营目标、经营思想和经营策略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张謇兴办实业，创建大生纱厂，是为了“通州民生”“民富国强”“图存救亡”。此崇高的目标，给了他历尽千辛万苦、艰难创业的决心和毅力，大生投产以后，他又以高瞻远瞩的企业家精神和风度开拓前进，为大生制定了经营企业的总方针和灵活的经管策略，从而在面对日商和沪商在南通竞购原料棉和推销棉纱的激烈竞争中，充分利用当地有利的市场条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至20世纪20年代初，张謇成为“中国第一个实业大王”。1921年，正当张謇踌躇满志地筹备举办来年南通自治会第25年报告会，顺带纪念自己七十大寿的隆重时刻，通海地区突然遭到特大台风暴雨，以后又是连续4天“疾风盛雨”，接着又遇秋潮大汛汹涌而来，外江内河同时泛滥成灾，使得张謇苦心经营的盐垦、水利等地方自治核心事业毁于一旦。张謇面对自然灾害的严重打击，并不气馁，他决定将报告会时间推迟到1927年作为南通地方自治30周年庆典。

    张謇希望今后5年期间，能够恢复破坏的盐垦、水利工程，使大生资本集团更加繁荣兴旺。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却是大生资本集团走向衰败的开始。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加剧了对华的经济掠夺，通海关布庄销路大大萎缩，使大生纱厂逐步失去了通海关布庄生产这个棉纱市场。

    1922年，一个惊人的消息突然传出：大生企业系统的两大盈利企业一厂和二厂都出现严重亏损，一直被张謇视为财源利薮的盐垦事业，由于资金需求重大，又具有相当大的风险性，水利工程尚未完全解决，如遇风潮大灾，多数赔累不堪，只好将这种“盐垦拖欠”转嫁到大生纱厂账册上，永无归还之日。由于大生纱厂历来实行“得到全分”的方针，严重削弱了企业本身的资金积累，特别是大盈之年自治锐进，又使大生企业摊子铺得太大，造成“事大本小”的尖锐矛盾。因此面对巨额亏损的困境，大生资本集团只有到处求援借债，以求苟延残喘。张謇在穷途末路时，只好将起死回生的希望寄托在“利用外资”上。他先后与日本、美国商谈贷款事宜，均未成功。

    1924年大规模的江浙之战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火一直延烧到张謇赖以生存的长江口，大生资本集团，不但销路受阻，更因这些军阀多次来通，频加勒索，已处困境中受到投石下井的致命打击。

    尽管国内形势如此险恶，张謇对欧战以后东西方列强的对华扩张计划仍未失去警惕，对日本的侵华图谋格外关注。1919年，他通电反对皖系政府的亲日卖国外交，痛骂他们“悬‘亡国奴隶’四字为帜”。1924年，尽管他正在加紧谋求日、美两国给予巨额贷款，但仍然公开谴责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他要求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租界、领事裁判权以及关税协定等等。但是他的呼吁与劝说，在列强分赃、弱肉强食的巴黎和会上，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

（摘编自刘培林、张德义《张謇传》）

神圣的米开朗琪罗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米开朗琪罗以他超越时空的宏伟大作，在生前和后世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他多才多艺，兼雕刻家、画家、建筑家、诗人于一身，饱经人生坎坷和世态炎凉，作品气势磅礴，赞美了人的伟大力量。

    米开朗琪罗6岁丧母，被寄养在一个石匠的妻子家里，13岁跟着佛罗伦萨著名画家多梅尼科吉兰达伊奥学习，以神奇的速度掌握了绘画技巧，后又学习雕塑，少年雕塑《阶梯旁的圣母》以圣母怀抱婴孩耶稣侧身坐在梯旁的姿势展现了非凡的创作技巧。当他的实力被政界人物发现，他开始被教皇控制。教皇差遣他为教堂雕刻，画天顶画，历任教皇总是强迫他带着痛苦去做一些他不愿去做的工作。

    米开朗琪罗富有创造性，坚持自己的艺术思路。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创作的大理石群雕像《哀悼基督》，是他的早期代表作，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圣母玛丽亚抱着死去的儿子无比悲痛。圣母静穆的面容，复杂的表情，超出了基督教所包含的内容，将生与死、痛苦与慈爱化为一体，赞美了人的崇高理想和优秀品质。作品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米开朗琪罗另一举世闻名的杰作——《大卫》没有沿用前人表现大卫战胜敌人后将敌人头颅踩在脚下的场景，而是选择了大卫迎接战斗时的状态，塑造了一个体格雄伟的英雄形象，充分体现人在改造世界中的巨大力量。雕像作品《垂死的奴隶》，奴隶年轻健美，试图挣脱捆在胸前的绑带，虽双目紧闭呈垂死状，但面部表情安详，表现出对压迫的反抗和对解脱的渴望。米开朗琪罗的人物雕像雄伟健壮，气魄宏大，充满无穷的力量；他在作品中倾注了自己满腔悲剧性的激情，这种悲剧性是以宏伟壮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所塑造的英雄既是理想的象征又是现实的反映，成为时代的典型象征。他的艺术创作受到很深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以现实的手法和浪漫的幻想，表现当时市民阶层的爱国主义和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米开朗琪罗代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的最高峰，成为西方美术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成就使教皇的艺术总监勃拉曼特极为忌妒，他唆使教皇强迫米开朗琪罗去画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米开朗琪罗以超凡的毅力和智慧在四年中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壁画——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纪》，以九幅主题画为主，以圣经创世纪的故事为题材，画中人物健美，栩栩如生，将造物主所创造的万物之灵完美地呈现出来。当拉斐尔看到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后，说：有幸适逢米开朗琪罗时代。

    米开朗琪罗不仅属于文艺复兴那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且属于整个人类文明史。他是人类天才、智慧和勇气的结晶，他活到89岁，度过了70余年的艺术生涯，用全部的生命和天赋呕心沥血地留下不朽杰作，甚至不惜折磨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在饱受教皇折磨，身心交瘁的时候，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痛苦而中断追求艺术的最高点的道路。这是因为他始终追求理想和真理，对未来的生活和艺术充满信心，这种信念是他不懈创作的动力。在生活中，米开朗琪罗对自己吝啬乃至残酷，但对穷人极为慷慨，他经常将钱财送给那些真正需要却又难以启齿的穷人，并且不告诉他们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对社会底层的人非常关心，他为朋友家女仆的死感到悲痛，经常关心一些穷苦的女性，让她们成家或者进修道院，即使是在濒死的时候，他还是决定把自己的存款施舍给穷人。他被世人尊为“神圣的米开朗琪罗”。

（ 摘编自《环球人物》）

相关链接：①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绘画家、雕塑家、建筑师，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最高峰的代表。他一生追求艺术的完美，风格影响了几乎三个世纪的艺术家。与达·芬奇、拉斐尔并称为 “文艺复兴美术三杰”。②他从不肯对自己更人道一些。他仅靠一点点面包和葡萄酒维持生命，每天只睡几个小时。他和衣而眠，连靴子都不脱。有一次，腿肿了起来，不得不把靴子割破，脱靴子时，连皮带肉地扯了下来。（摘自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

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

张璐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语言学大师，在其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写下了众多具有开创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赵元任在学术上获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他的天资聪颖、工作勤奋固然有相当大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极为深厚的知识背景。

    赵元任从幼年起就诵习四书五经，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都烂熟于心，对中国的文化有很深的了解，这一点看他在著作里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就足以证明了。赵元任的六世祖赵翼是清代著名的朴学大师，这位大师对赵元任有很大影响。清代朴学家们提倡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轻主观而重客观，轻演绎而重归纳。赵先生的名言“没有准备好‘例如’，别先发议论”，可以说就来源于注重事实，重视归纳的经学传统。另外，他的一些学术成就也直接得益于中国传统语文学的研究成果。如赵元任制定的《方音调查表格》，就是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的音韵学知识。

    赵元任是融会中西文化的典范。他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用来弥补自己民族文化的不足。赵先生与罗常培、李方桂两位先生历时四五年把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翻译过来，这对濒临危机的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再例如汉语语法学方面，中国传统语文学一直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语法学体系，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虽然奠定和创立了中国汉语语法学，但这两部著作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赵元任第一个使用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虽然借鉴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但并没有拘泥于这一派的做法，他以汉语活的语言为研究对象，重视汉语的语言事实，发现了不少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现象。所以赵元任在讨论汉语语法问题时，不仅从形式入手，还结合语义进行分析，这就弥补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多重视形式而轻意义的不足。

    在赵元任身上，还体现出横跨文理、精通音乐的特色，这使他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赵元任在上大学时专修数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攻读的是哲学，毕业后在康奈尔大学教过物理，对声学方面特别感兴趣。良好的数理修养着实为赵先生从事语音方面的实验研究提供了利器，他在语言学的研究上，利用了许多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如用物理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物理基础，用生物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生理机制，用渐变音高管、浪纹计等仪器来分析语音的音高、音强、音长的性质。这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语音研究趋于科学化、精确化，避免了清代朴学家们在语音分析上带有很大主观性的弊端。

    更为重要的是，文理兼通的知识结构，使赵先生能够及时地汲取当代自然科学的理论营养，形成新型的思维方式，从而对一些语言问题或现象有深入的剖析。如他在《说清浊》中阐述清浊这对概念时，就吸收了丹麦原子物理学玻尔的对补原则。

    赵元任是个多才多能的学者，他在音乐方面的精湛造诣为他精确的听音、辨音和声调、语调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帮助。关于赵元任的听音记音的本领，胡适和罗常培都曾有过赞叹。这种高超的辨音能力和他熟通音理是分不开的。另外，赵先生在语言学方面的一些成就也直接得益于他音乐方面的知识和理论。如他创制的“五度标音法”，为记录和描写各种声调提供了实用简便的方法，已经被中外许多语言学家广泛使用。而这套五度标音法的得来，就是动用了赵先生在音乐方面的才能。赵先生曾经周七弦琴作实验，得出九种汉语方言的声调曲线。作出声调曲线后，再用画格子临贴的方法，照样改画在一般的五线谱上，这就是五度标音法的雏形。

    赵元任以卓越的学术成就，被誉为“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而他这样的成就正是来源于他渊厚广博的知识背景，他尽量地多去吸取周围各科各派的学术精华，从而使他的许多成就都居于学术界的前沿。这应当是我们后学者所最要学习的地方。

（摘编自张璐《浅谈赵元任的学术思想背景》）

【相关连接】①赵元任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反响热烈，深受中国儿童的喜爱。赵元任在翻译中无不渗透着他对音乐的态度和看法，他甚至还运用如“依声调作曲”等音乐技巧来解决翻译中遇到的“不可译”问题。（节选自胡泽红《音乐与翻译的愉快联姻》）②他的《国语入门》和在此基础上扩充并出版的《中国话的文法》“在理论、方法和体系方面都奠定了国内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的基础”，其后丁声树、吕叔湘等编写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曾被赞为国内“最好的一本语法书”，在整个体系上都受到了《国语入门》的影响。（节选自胡明扬《赵元任小传》）

日月楼·苦乐交织不改其志

黄薇

    1954年，丰子恺搬了几次家，终于在陕西南路39弄93号安了家，直至终老。这幢西班牙式寓所很有特点，二楼有个室内小阳台，东南、正南、西南都有窗，上方还有一扇天窗，坐在室内可观日月星辰的运转，丰子恺就选择这间作为书房。他因此给新居取名“日月楼”，顺口诵出一句“日月楼中日月长”，苦思上联而不得，最后是马一浮撰出妙对“星河界里星河转”，并写成对联赠予他，被丰子恺视若珍宝挂在屋中。

    新中国后，丰子恺受聘于上海文史馆。由于诸多原因，他将工作重心放到了翻译上，当时俄语炙手可热，52岁的他便于1950年从头学起。丰子恺学外语追求速成，早在1931年发表的《我的苦学经验》一文中就写道：“语言文字，只不过是求学的一种工具，不是学问本身。学些工具都要拖长许多的时日，此生还来得及研究几许学问呢？”因用脑过度，他一度脑贫血晕倒，但疗养期间仍不放弃每日温习。在花了大半年读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后，他花了5个月时间将后者翻译出来，于1952年底出版。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个译本列入“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再版。从1961年开始，丰子恺又全身心投入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翻译工作，直到1965年定稿。他为此填了一首《浣溪沙》，“彩笔昔曾描浊世，白头今又译‘红楼’，时人将谓老风流”。但“文革”来袭，这部书在他去世5年后才陆续出齐。

    一个散淡自适的知识分子走进新时代，丰子恺无法躲进小楼成一统，他写过一些发自内心讴歌新中国的颂歌，也应景写过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文章。丰子恺喜欢猫，1947年他的散文名篇《白象》就是为纪念离去的爱猫而作，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许多读者读后感叹可惜，纷纷送猫给作家。丰家子女来者不拒，只只收养。猫儿太多，吃不饱，在家中淘气，丰子恺还曾专门召集家人开会，最后决议是为猫咪们提高伙食待遇，每日买三千元猫鱼。住进日月楼后，家里又恢复了养猫的传统。1962年鸣放后，丰子恺一篇记录小猫趣事的散文《阿咪》却成了罪状。有人斥责文中的“猫伯伯”（石门方言）暗指“毛伯伯”，扣上许多无稽罪名。丰子恺当时虽没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还是在劫难逃。

    他的一些漫画也被翻出来，成了向革命进攻的证据。比如他曾以苏曼殊的诗“满山红叶女郎樵”为画题，画中树上飘落下三片红叶，就解读为他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落地。丰子恺被打成“反共老手”、“反革命黑画家”，尔后名列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他一次次被拉去批斗，但回到家中，从不述说苦闷，只是要酒喝，家人也尽力满足他一天一斤黄酒的需求。

    有一次造反派闯入画院，把热糨糊浇在老人背上，再贴上大字报；他跪得时间长了，站起来踉踉跄跄，又遭皮鞭抽打。但有人回忆，批斗会上的丰子恺总是“恬静肃穆，淡然入定”。他在“牛棚”里坐得笔直，没有外人时，并不设防，仍泰然和人谈文艺、谈佛学。他曾说：“老舍死了，死了就完了。”

    1970年初，丰子恺下乡劳动改造，条件十分恶劣，患上了中毒性肺炎，后查出肺结核，但他竟感到高兴，因为终于可凭假单在家中休息了。他甚至希望自己病得久一点，躲过子女的视线，将药藏起来不吃，寄望这脆弱的安宁暂能延续下去。

    丰子恺耐不住空虚无聊。1970年到1973年间的凌晨时分，70多岁的老人躲在日月楼的小房间里，偷偷写下《缘缘堂续笔》的33 篇作品，翻译了日本古典名著《落洼物语》《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还铭记向先师许下的承诺，画完了《护生画集》的第六集，达百幅图。此前的三到五集都已如期出版，尤其是第五集，画家似有预感，整整提前了5年于1965年“文革”前夕加紧绘出，否则结果可想而知。当年这些画集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文革”期间，“日月楼”一楼被房管所造反派强占，丰老一家挤在二楼三楼，他的这些地下创作无疑冒着不小的风险。

    1975年，丰子恺在女儿学生的陪同下最后一次回石门湾，写了许多字送人，写得最多的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他于当年9月15日因肺癌离世。刘海粟是他的老朋友，用了一个月的伙食费买来真花，扎了一个花圈送来，那时养花还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说：“子恺的艺术是有生命和气节的真花。”

    丰子恺曾在怀念恩师的文章中写道：“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他认为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在每一层都绽放异彩；自己始终停留在第二层，“但亦常常勉力爬上扶梯，向三层楼上望望”。而他用艺术家的眼光观照世界，笔下万物有情，用文字或图景，永存了一个赤子之心的有情人间。

（参考资料：《子恺自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丰子恺评传》 《丰子恺的缘缘情愫》等）

相关链接：①如果要想在现代寻找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该是丰子恺了吧。他被人认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而他艺术家的直率，对万物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都使得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之中，有鹤立鸡群之感。（丰一吟《我和爸爸丰子恺》）

②早年曾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深受其佛学思想的影响……丰子恺出生时，他的母亲已生了六个女儿，他是家里第一个儿子……祖母溺爱他，父母、姑姑疼爱他，姐姐们怜爱他，连家里染坊的伙计们也喜欢他。丰子恺自小便被包围在脉脉的温情，这种温情后来就跟随了他一生，浸透在他的性格里，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发散在他的笔下，就变成平易的文字和纯仁的画风。（俞平伯《评丰子恺》 ）

屠呦呦：用一株小草改变世界

    1930年12月30日，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开堂坐诊的父亲摘引《诗经》中的一句话“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为她取名。“苹”指的是蒿类植物，人们惊叹于从取名开始，屠呦呦的命运注定要与这棵神奇的小草连在一起。

    受父亲影响，屠呦呦从小就喜欢翻看医书，对中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树立了治病救人的理想。带着这个理想，1951年，屠呦呦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

    大学四年，屠呦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以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由于实验室没有配套的通风设备，加上经常和各种化学溶剂打交道，屠呦呦很快就患上了结核、肝病等多种慢性疾病。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她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尝试在不同摄氏度的条件下制取青蒿提取物。在失败了一百九十次之后，1971年10月4日，屠呦呦终于如愿以偿地从第一百九十一号样品中获得了抗疟效果达到百分之百的提取物。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为进一步完善这种新型特效药物，屠呦呦还率队历时六年，排除干扰，克服困难，成功开发出了一种抗疟疗效比青蒿素高十倍，但复发率却极低、用药剂量更小、使用起来更方便的抗疟新药物，即双氢青蒿素。1990年3月，双氢青蒿素一举通过了技术鉴定，成为人类抗击疟疾的“有效武器”。

    当年大协作的“523”项目以“胜利完成”而告终，“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的名字。然而贡献的归属却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争议不断，屠呦呦则被很多人认为“不够淡泊名利”“个性执拗”。

    2004年，泰国玛希敦奖将5万美元和一枚奖章颁发给了青蒿素研发团体，大多数青蒿素研究参与者赞成将这笔奖金捐给盛产青蒿的四川酉阳地区的中学。这时，屠呦呦提出，必须先明确她个人应该享有50％以上奖金的份额，然后，由她以个人名义捐给酉阳。2009年，屠呦呦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出版，就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而招致批评：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研究成员的作用。反对者认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在“523”项目中的作用。

    2011年9月，81岁的屠呦呦登上了拉斯克医学奖的领奖台，斩获临床医学研究奖，那是彼时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奖项。在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的描述里，屠呦呦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人。拉斯克医学奖认为，屠呦呦是第一个把青蒿素引入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到100%活性，第一个做临床实验，这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足够支撑她得这个奖。可见这个奖项注重科学发现的思维，而不在乎是谁做的。

    四年后，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这位中国女科学家，以表彰她发现青蒿素，显著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并不认可集体成就的诺贝尔奖，把奖项颁给了在青蒿素研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个人。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无穷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感到自豪。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