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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论述类文本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安徽省舒城中学2017年高三语文仿真试卷(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这是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的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字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的最大功绩是创立了汉语拼音系统。1955年以后,根据国家需要,他专职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研究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问题,主持和拟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主导和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1961年出版著作《汉字改革概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文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此后他还陆续出版了《世界文字发展史》《比较文字学初探》《朝闻道集》等30余部重要著作。

(1)、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周有光为那些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完全得益于他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 B、1952年,周有光发表《中国拼音文字研究》时,他的身份还不是语言学家,但他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 C、由于周有光选择了语言文字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年代,他能够不被席卷进去而保全了自己。 D、在宁夏五七干校,周有光提出了适合宁夏发展的一些设想。文革之后,当地政府重视他的这些设想。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顶是(    )
A、在抗战时期,周有光有时候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这是当时有良知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B、中国当政者希望人民尽快接受社会主义观念,迫切需要简单易学的汉字学习方法,因而周有光等人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获得成功。 C、周有光对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的事例的回忆,说明了精神会餐胜过物质饮食,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D、只有有了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中国的扫盲运动才能成功。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成功地推进了社会进步。 E、在周有光看来,语言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是语文现代化的更为重要的任务,他退休后的工作重点,即在为此而努力。
(3)、结合文本,请概括说明周有光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有哪些?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文后小题。

世纪老人顾毓琇

    110年前,无锡学前街一所书香老宅迎来了一个灵慧可爱的婴儿。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个婴儿漫步学海诗坛,研习文理珠玑,成就了与郭沫若、朱自清、钱钟书、徐悲鸿等大家齐名的声望,而他所诞生的那所老宅,也因他的俊敏与其家族的荣耀而独得“一门五博士,毓秀称翘楚”的美誉。

    这美誉中的“毓秀”,正是他的名字——顾毓琇。

    彼时,顾毓琇的家族在无锡可谓书香门第,名人辈出。无锡顾氏乃东林书社领袖顾宪成之后,家中祖母为秦观后裔,母亲则是王羲之的后裔,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这一家人“具有极优美之家风”。

    顾毓琇的大半生正值中国各种矛盾爆发的混乱时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反帝运动”、“抗日战争”……古老的中国没有片刻安宁,也无时无刻不牵动着顾毓琇的心。

    1929年他学成归国,在国内从事电机工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同时身为文人,他将满腔热情诉诸文字,创作了一部部鼓舞人心的话剧作品。

    “书生投笔从戎热,国士贡言献爆狂。岂为揪杆争黑白,欲凫肝胆报炎黄。”这是顾毓琇在抗日战争年代写下的诗句,言辞间充满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以及热忱的报国之心。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写下了很多抗日诗句:“好男谁说不当兵,好女今朝亦请缨。”“不辞石柱中流砥,宁别沙坪万里征。”这些喷薄着性情与才华的诗句,无不凝固着诗人顾毓琇赤诚的爱国之心。

    翻开顾毓琇的作品集,一首首诗词清雅、俊逸,无不流淌着他丰富的思想情感,渲染着他多姿的精神追求。伴着诗词的唱和,音乐的世界里他亦留下了自己的足音。

    精通音律的顾毓琇,在我国古典音乐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日本音乐界对他极为称赞,称他为“中国古典音乐的泰斗”。

    顾毓琇对我国的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有着十分精湛的研究。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对我国古代音乐史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同时对国外一些著名的乐章也做了翻译和介绍。1940年,他走马上任国立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并很快提出了以“三四八”为黄钟标准音的建议,这是很专业的一个讲法。这个建议经过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通过后得以施行。

    受到笃信佛教的祖母影响,他学会了在面对各种可能使人沦陷的虚荣时,心中自留一片净土,时刻保持对人生的清醒认识。而在此基础之上,他还曾撰写出版了《中国禅史》和《日本禅史》。

    行走世间一个世纪,顾毓琇不断拓展着生命的领域,践行着人生的修行。心与行的修行铸就着他的生命,使得他的道路越走越宽。

    1950年,已伴随战乱的中国度过半生的顾毓琇做出了一个选择,应母校麻省理工学院之邀担任客座教授,这一去竟开启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海外漂泊生活。

    顾毓琇虽然身处国外,却一心挂念着祖国,在旅居美国期间,写下了大量的怀乡思国的诗词。1957年,他在《蝶恋花》一词中写到“重阳更比重山远”,他只能在梦里湖山寻觅遍,足见他的爱国思乡情切。

    后来有人曾记载,就在他加入美国国籍以后两个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后不久,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他毅然决然地冒险飞回了中国。其间辗转经过伦敦、香港,回到了阔别24年的故土。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他回国的次数越来越多,也为国家的建设不断献计献策。

    2002年9月9日,顾毓琇走完了他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作为世纪老人,他堪称是一位文理通融、博学多才的传奇式人物。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顾毓琇(1902年12月24日-2002年9月9日),他是国际上公认的电机权威和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1927年,曾获得国际上素有电机与电子领域“诺贝尔”奖之誉的“蓝姆”金质奖章(Lammer Medal)。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笛声化作民族魂

乔忠延

    昆明甬道街边的聂耳故居很平常,三间土木结构的房屋,好在是座两层楼。严格地讲,这不是聂家的祖业,是房东杨家的房产。聂耳就出生于这里。他童年在这里度过,直到十八岁振翅远飞。

    进入院落,悠扬的音韵便萦绕在耳畔。不过,那并不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而是竹笛吹出的稚嫩音韵。对这笛音,小学课本中有篇文章曾有还原,“悠扬的笛声飘扬在林间小路上,许多行人被吸引了,都站在细雨中静静地听他吹笛子。”确实,聂耳能把笛子吹得优美迷人,但是,那其实是后来的事,是聂耳勤奋地拜师学习提高技艺的结晶。先前并不是这样,他吹出的声音不悠扬,也不婉转,甚至有些刺耳。教聂耳吹笛子的师傅姓邱,名字如同姓杨的房东一般,没人记得。可是,若是没有他的启蒙教导,就不会有后来响亮于神州大地的聂耳。而且,这位邱师傅还不是音乐教师,只是一位木工。吹笛子是他做木工活儿歇息时的业余爱好。

    勤奋好学,让聂耳叩开了通向音乐的门扉。不止如此,勤奋好学也让他叩开了通向知识的门扉。聂耳上学不久后,父亲便去世了,家庭陷入困境,连他的学费也没有着落。母亲卖掉心爱的八音钟才凑够学费,可还缺书钱。在学校里,聂耳长知识,长思想,随着个头的增高,眼界也更加开阔了。他看到祖国积弱积贫,时刻梦想着国家能富裕强大。他把满腔热情寄托于变革,为之呼吁奔走,并鼓动同学和自己一道呼吁奔走。然而,时局能忍受弱贫保守,却容忍不下激进变革,聂耳被列入另册,难以在昆明再待下去,只有告别昆明。

    离开昆明后,聂耳飘零到上海,靠在商号当伙计维持一日三餐。还是音乐,改变了聂耳的境遇。有一天,他看到《申报》刊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招收学员的广告,身上沉睡的音乐细胞马上被激活了,便去报考。担任主考的音乐家黎锦晖,一眼看出聂耳身上潜在的音乐天赋,因此录取了他。成为歌剧社的一员后,聂耳如鱼得水,他担任首席小提琴手,但是只要是歌剧社需要的事,他都主动干。时不时还上场演出,要么扮演卖臭豆腐的小贩,要么扮演一身乌黑的煤矿工人。他才华横溢,活泼可爱,大伙儿见他耳朵大,就亲切地叫他“耳朵先生”。叫着叫着,干脆就叫成了“聂耳”——事实上,聂耳的原名是聂守信,此后称聂耳才名副其实。

    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寇侵犯,东北沦陷。聂耳不再只想着歌唱,他要呐喊!他结识了作家、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聂耳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明快激昂的歌曲,他要用歌声惊醒沉睡的雄狮,用歌声点燃焚烧侵略者的烽火!

    聂耳的激情在蕴积!聂耳的怒火在燃烧!

    1935年,一部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开拍了。这是一部电影,更是呼唤共同抗日的呐喊。剧组在呐喊,聂耳也加入了呐喊——聂耳的呐喊声化作了这部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唱出了抗日救亡时代万众的心声,表现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后来更成为国歌,散发出永恒的魅力。曾经,这浑厚昂扬的旋律,激愤着国人,奋起抗战、抗战,把侵略者赶出国门。如今,这浑厚昂扬的旋律,又激励着国人,奋起建设、建设,把华夏神州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站在昆明甬道街聂耳故居里,听那悠扬的稚嫩笛音。那笛音,经过千锤百炼,最终怒吼出的,是民族魂,中华韵!

(有删改)

【相关链接】1935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由他创作剧本的影片《风云儿女》开拍。当时,聂耳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聂耳看过歌词后,立即要求由他进行谱曲。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幸的是,1935年7月中下旬,《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聂耳已溺亡于日本,年仅23岁。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申泮文:一生两个“主题词”

主题词:化学

    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1940年毕业留校任教,此后70余年时间里,申泮文从未离开过南开和自己钟爱的化学教育事业。

    1996年,申泮文已80岁高龄。这一年他开始着手“干一件大事”——“出版一部赶超国外教科书水平的教材”。

    早在20世纪50年代,申泮文就翻译出版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化学教材《普通化学》。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主导着全国高校一年级本科生化学教材的建设工作。然而,随着对国外高等化学教育的深入了解,他发现自己一直行进在“错误的道路上”:国外高校本科一年级的化学课程一般被称为“GeneralChemistry”,自一百多年前我国引入高等化学教育起,就将其译为“普通化学”。

    “实际上,‘普通’一词并不准确!其正确的含义,应该是把一级学科化学的概貌讲授给刚刚进入化学殿堂的学生 ,所以称为‘化学概论’更为合适。”申泮文认为,“这门面对一年级新生的课程,应该由那些对化学学科整体发展有着深刻把握、经验丰富的教授亲自授课。”

    在申泮文的坚持和努力下,南开大学成立了“近代化学教材丛书编委会”,启动新教材的编写工作。4年之后,《近代化学导论》刚一出版,即被列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与此同时,南开大学也正式将本科一年级化学课程 “GeneralChemistry”定名为“化学概论”

    “你把化学元素周期表给我‘变’到电脑里去。”如今已是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的车云霞,仍清晰地记得当年跟随申泮文读博士时他给自己指定的“博士论文”题目。

那一年,申泮文开始接触计算机,钻研多媒体编程技术,并萌发了“研制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教学软件”的念头。于是他率领一批博士、硕士和本科生,运用计算机技术,对以往的教学手段进行改造。

    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电子教科书《化学元素周期系》终于在2000年底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并随即获得2001年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这套包含60多万汉字、4000多幅图片和1000多幅动画的软件,采用人机对话方式,以元素周期表为主菜单,将各种元素结构通过三维动画进行生动的演示,显示了丰富活泼的教学内容。

    北京大学的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这套软件自学,从而使一年级的化学课时减少一半。中科院院士朱清时评价说:“这一成果代表了我国大学多媒体教学和研究的水平。”此后,申泮文又把这套软件译成英文出版。

    在“化软”之后,申泮文又组建了分子科学计算中心,他的想法是要“打造一个教学与科学研究为一体的创新平台 ”。担任中心主任的周震教授由衷地赞叹:“实验、理论、计算,申先生用活了拉动化学学科发展的这三驾马车。”

    那段时间,人们总能看到这位白发先生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校园穿梭。许多人感叹,这位耄耋老人哪来这么旺盛的精力?因为他们都知道,77岁那年,申泮文罹患癌症,切掉了五分之四的胃。

主题词:爱国

    “如果在科学家和教育家这两个身份中选择,我宁愿做一名教育家。”申泮文这样说。抗战胜利后,申泮文受命承担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复员返校的公物押运工作。历经一年波折,跨越3500公里路途,他和同伴将300多吨公物运回平津,为西南联大的历史画上最后一个句号。

    2005年,申泮文以“我国执教时间最长的化学教师”的评语,入选“中国10位最令人感动的教师”。那一年 ,他90岁。

    90岁那年,申泮文还开通了博客,成为最老的博主,博客的名字开门见山——“申泮文教育家博客”。

    “我最关心的是教育,我们教育工作者要增强危机意识,为国家的教育事业提供意见。教育改革可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在申泮文的博客中,对“石头”有所阐述,他认为的 “石头”有二:一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成功案例,如西南联大和张伯苓创立的南开教育体系;二是国外先进教育的规律和经验。

    每年新生入学,南开大学的很多院系都邀请他开办“铸我南开魂”系列校史讲座,对于这样的邀请,申泮文不论多忙都从不拒绝。他说:“爱国主义教育是育人的根本,是我们教师最崇高的责任。”

    “要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一生的时间就干了这两件事!”申泮文倚在病床上,捻着胡子悠悠地说,神情怡然。

(2014年08月15日《 光明日报 》,有删节)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百岁杨绛:坐在人生边缘,看时间跑、地球转

傅小平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寿诞。

    有人赞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

    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

    有人说得到她的一本书总要珍藏起来,她说:“我的书过了几时,就只配在二折便宜书肆出售,或论斤卖。”

    有人向她恳求墨宝,她说:“我的字只配写写大字报。”杨绛不惯于向人赠书,她认为赠书不外是让对方摆在书架上或换来几句赞美的话。

    有人请她出国访问,她说:“我和锺书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她说她最大的渴望是人们把她忘记。

(一)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旧式的柜子、桌子。室内也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她非常满足于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

    她和钱钟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钟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钟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诚如钱钟书堂弟钱钟鲁所说,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写作,平平淡淡度日。

    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她谢绝出席研讨会。她还将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800万人民币。

(二)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在评论家徐岱看来,一部《洗澡》就足以奠定她在百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不可轻视的位置。

    1958年,她准备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原著是西班牙文,她不懂。就先找来国外的译本看,如英文、法文、德文的,比较了五种译本以后,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杨绛想到,要想保证原汁原味,只有从西班牙文翻译。就这样,她开始自学西班牙文。两年后,杨绛开始翻译《堂·吉诃德》。1965年1月,第一部翻译完毕,并开始译第二部很快“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直到1972年春,从干校回北京,杨绛接着日以继夜翻译《堂·吉诃德》。1976年,《堂·吉诃德》第一、第二部全部定稿。次年,杨绛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底,《堂·吉诃德》出版。因为翻译《堂·吉诃德》,杨绛获颁西班牙国王亲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

(三)

    回首百年人生,杨绛欣慰于自己“甘当一个零”。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杨绛总能“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在杨绛看来,所以含忍是为了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她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更多来自于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她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她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到了“文化大革命”,支撑她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这份坚定的信仰。“我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正是这种坚信,让她和钱钟书即使在不幸中,依然书写着浪漫的人生传奇。而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杨绛,愈加通透。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有删改)

【注】杨绛先生:凡有学问、有名望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先生”,不一定完全指男士。如宋庆龄被称为先生。杨绛,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妻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十面埋伏显英雄

林道远

    很早就想写汪德龙,可越熟悉越难写。每当苦思何处落笔,不知咋的,总会想起两个场面。一个是首届“杏花村杯”全国电视书法大奖赛现代刻字组现场决赛。主持人公布“二月花”的题目后开始计时,汪德龙不慌不忙,率先完成设计,最终以遥遥领先的最高分夺得金奖。发表获奖感言时,他一脸茫然,僵在那里,半天才说出“感谢”之类的话来,主持人赶忙给他“台阶”:“看来他比较内向。”事后德龙告诉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汪德龙就是这样,人很憨厚、谦和,低调、寡言,但艺术上却充满灵气、锐气,集诸多艺术于一身……这使我想到他为张艺谋导演的影片题写的两个片名:《英雄》《十面埋伏》。汪德龙这位艺坛精英,打自“英雄”出名之后,人们误以为他只是一位书法家。殊不知,他在艺术上还有许多过人之处,因为憨厚、低调而鲜为人知,一旦显山露水,方知早已“十面埋伏”。

    汪德龙生于历史文化名城潮州。他从小便喜欢画画,小巷里的墙角、台阶、路面成了他的画板。“文革”期间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后仍笔不离手,怀揣一个速写本。1976年到了部队如鱼得水,绘画才能刚一显露便被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他的本职工作是跟剧组做舞台美术设计,根据剧情需要创作不同环境下的仿真世界,比如海底的珊瑚、漂移的海草、历史考证下的碑帖、巨大的石雕、古印等等,小到一枚树叶,大到一个世界,全是以假乱真。本是默默无闻的工作,他却常常爆出我们意想不到的成就。

    德龙出名,只因“英雄”二字。张艺谋导演电影《英雄》时,十几个人书写的片名都不合意,刚刚为中日韩合拍的电影《武士》题写片名的汪德龙经人推荐也送去作品。他特意把“英”字处理成梯形,给人一种仰望高楼的感觉,最后一捺采用了流动线条,像武术动作“扫单腿”,而“雄”字左边部首往上提,有点闪躲的意味,营造出影片的氛围与意境,张艺谋一眼看中。随着影片隆重上映,当“英雄”二字以磅礴雄浑之势在银幕推出时,汪德龙也出名了。接着,张艺谋导演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都请汪德龙题写片名。他那古朴、奇峻、沉稳的书法艺术,从荧屏、银幕和各种展览大厅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英雄”成了他第一张“名片”。

    2011年,正当人们误认为德龙只是书法见长时,《书法名家报》隆重推出了《汪德龙刻文艺界名人百方印辑》,一时间好评如潮。行家评价“不俗!”多家报刊纷纷发表他的篆刻作品。他的印作很随意,很轻松,在痛快爽利中透着奇崛与灵动,在整体的观照中不难发现他在艺术的“通”上所作的努力。德龙治印,也有个“不俗”的故事:他在首届“杏花村杯”赛事和全国第四届刻字艺术展中双双获得金奖之后,成了后几届的评委,已经小有名气。不少人误以为刻字与篆刻是一回事儿,纷纷向他求印。此时,他的篆刻“还拿不出手”,但他答应了。他想,艺术是相通的,只要敢闯肯努力,定能“曲径通幽”。德龙艺术上敢闯,早有先例:二三十年前一度兴“烫画”,有朋友以为会画画的都会,也向德龙索画。德龙拿起烙铁往三合板上一烫,要花得花,要鱼得鱼,大喜,不久便有烫画作品送人,至今我的居室还挂着他烫的徐悲鸿的两匹奔马。如今,德龙的篆刻也出名了,“方寸”之间尽显才华。

    一番“十面出击”取得战果之后,汪德龙又“埋伏”起来了。汪德龙到底“埋伏”有多深?最知根知底自然是他的爱人袁东敏。小袁当面说道:“德龙生活上整个的弱智。”叫他买白醋,他买了瓶醋精回来;叫他买袋淀粉,他买回来“自发玉米面”;一次,小袁去香港,回来看厨房里米面什么都没动,“吃什么呢?”抬头看到挂在窗口的长条大南瓜不见了,一问,德龙每天割一段蒸着吃,没做饭……德龙一旁听着、傻笑着:“别把我说成陈景润。”小袁说:“差不多。”

    小袁继续数落着:他从潘家园(文物市场)回来,在屋里拿着石头看,能看半天,有时看到睡着了,石头“咣叽”掉地下;他一写字画画,电话都听不着,听着也不接;上班易受干扰,中午一吃过饭又溜回工作室,从不午休;练字练出名堂那阵子,他每天晚上练到一两点钟……

    小袁总结了一句话:“德龙就是一门心思用在他那些书画篆刻上。”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侠者黄大年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黄大年,就是这样一位侠者。

(一)

    一般侠者,顶多“江湖”上流传着他的传说,而“黄大侠”却在太平洋上威名远扬。

    话说2009年,恰逢某国航母舰队耀武扬威正在太平洋演习。听说黄大年回到中国,这个舰队自动后退100海里。此事,外媒有报,新华社有转,惊动中外。航母舰队何以后退?盖因黄大年身怀绝技使然。

    他是国际知名地球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擅长“给地球做CT”。他回国前研发的高科技整装技术装备,能在快速移动条件下探测地下和水下隐伏目标,广泛应用于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尤其潜艇攻防和穿透侦查等军民两用技术领域。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的航空重力梯度仪系统,能精确探测位于国界和交战区地下隧道以及隐藏在民用建筑物地下的军事设施。他曾在某国军队的“潜艇”和“飞机”上做过试验,搞过技术攻关。

这样的高手,自然让人联想到“一个人顶几个师”的钱学森。而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那一代“前辈高手”,恰是黄大年自小的偶像,他曾在自己的朋友圈用邓稼先的例子发出过“黄大年之问”——“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

(二)

    1982年,黄大年从长春地质学院大学毕业,题赠友人以照片,上书9字:“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感叹号落笔之际,侠气跃然纸上。

    1993年初冬,他奔赴英伦深造,启程前回望同学,大声说:“等着我,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

2009年,他51岁,正是科学家的黄金年龄,绝学练成,声播宇内,却选择归来,成为东北地区引进的第一位“千人计划”专家。

    一边是洋房名望,英伦风景,剑桥流水;一边是祖国召唤,从头开始,道远任重。

    选择面前,黄大年义无反顾。他最短时间辞职、售卖别墅、办回国手续。

    “他肯定会回来。”熟悉他的亲友,无不如是说。

    “多数人选择落叶归根,但是高端科技人才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更能发挥价值。”他说,“现在正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批人应该带着经验、技术、想法和追求回来。”

(三)

    黄大年是一个“被仰望、被追赶的传奇人物”。

    作为侠者,与高手过招,他从未败过。他在英国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任研发部主任时,手下管着300号“高配”人马,包括他国院士。大家服他。在英国,他带领团队实现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回国不久,他出任“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项目第九分项的首席专家,这是国内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深探项目。

    作为侠者,他志存高远,不愿做花匠。英国的生活很好。但在他看来,“在这里,我就是个花匠,过得再舒服,也不是主人。国家在召唤,我应该回去!”“作为一个中国人,国外的事业再成功,也代表不了祖国的强大。只有在祖国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满足。”他回国后,国家“巡天探地潜海”得以填补多项空白。因为他,中国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作为侠者,他拼命“疯魔”,将生死看淡。他说,“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他身体不好,常年大把吞速效救心丸,却说“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去年底,他晕倒在万米高空,被送医院,人未醒,双手却紧抱电脑,掰不开。醒后第一句话是:“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作为侠者,他不图名利,却名动朝野。有一项地球勘探项目缺领军人物,但这个上亿元项目却一分钱也分不到他头上,他二话不说,披挂上阵。学校屡次催他抓紧申报院士,他说,“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

    “大年是我见过的最纯粹、最赤胆忠心的科学家!”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说。

“千人计划”联谊会,大家公选黄大年任副会长。

    高风懿行,自成楷式。

(节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0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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