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演奏家闵惠芬   琴音一曲余韵长

曹玲娟

    5月12日上午10时05分，素有“二胡皇后”美誉的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因病在沪去世，享年69岁。这位“超天才的二胡演奏家”，最终挥手告别，留一曲琴音，缭绕人间。

    年少结缘，终成一代“二胡皇后”

    闵惠芬曾告诉二胡爱好者顾兆农，自己的第一把二胡是美术老师给做的，“用蛤蟆的皮做的，都不是蛇皮。”

从摸到二胡伊始，闵惠芬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天赋。8岁，闵惠芬跟从父亲闵季骞学习二胡，13岁考入上海音乐附中，师从王乙先生，19岁跳级入上海音乐学院本科民乐系，师从陆修堂先生。1963年，闵惠芬便在第四届“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可谓年少成名。

    “她参加‘上海之春’那年还不满18岁。”上海民族乐团团长、艺术总监王甫建说，闵惠芬曾告诉他，那届比赛《二泉映月》是必选曲目，她正是凭借自己超出年龄的理解和演奏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闵惠芬出生在江苏，听惯江南丝竹吹打、民谣小调，跟阿炳也算同乡。对这首自己演奏的成名之作，闵惠芬生前似乎总还有点不够尽兴的感觉，“阿炳拉《二泉映月》其实是可以一直拉下去的，当时的录音技术只能录6分钟，所以人们现在听到这首曲子，在结尾时有点意犹未尽。”

    随后的艺术生涯，闵惠芬获奖无数。她先后访问过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十几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所到之处，均获高度评价。1973年，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大师奥曼迪称赞闵惠芬是一个“超天才的二胡演奏家”。波士顿交响乐团听了她的演奏后，首席评论员撰文称赞她为“伟大的弦乐演奏家”。

    “我也算二胡发烧友。”顾兆农说，同样拉二胡曲《赛马》，“一听就知道是不是闵惠芬，她的演奏特别有激情。”二胡在闵惠芬手里，热情内涵、动人而不媚，夸张而不狂，哀怨而不伤，情感气势与神韵合而为一。有人甚至如此评价，“听闵惠芬拉二胡，要跪着听。”

    与病魔抗争三十三载，二胡拉出了她第二条生命

    在艺术的道路上，闵惠芬有足够的幸运与成功，但她长期与病魔抗争。36岁时，闵惠芬就罹患皮肤癌，6次手术、15个疗程的化疗没能击垮她，这位坚强的艺术家康复后依然活跃于舞台，用她的音乐激励着观众。

     “她很乐观，也很豁达。之前已经经历过一次生命的考验了，对人生有一种彻悟的感觉。对她来说，自己的事业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活着一切为了二胡。”王甫建回忆。

    闵惠芬曾这样说过，“我的生命依恋着许许多多的生命，是二胡拉出了我第二条生命。民乐、二胡已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生来就属于它们。”她悉心研究“器乐演奏声腔化”课题，推出了大量耳熟能详、韵味浓郁的二胡曲。她说，“二胡的声音，像中国人在说话。”也因此，由她演奏的《洪湖主题随想曲》《川江号子》等源于声乐素材的作品，无不体现出她声腔化演奏的特点。

    闵惠芬常说，“民乐既要让外国人喜爱，也要让中国人喜爱，才算成功。”她的毕生精力，都用在二胡和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上。她曾提出“中西合璧”的观点。传承千年的民族音乐借鉴西方的音乐技术，用新的语言和方式来传达，或许更加能够使现代的观众接受。

    “她重要的一个代表作，就是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王甫建认为。《长城随想》是作曲家刘文金与闵惠芬写就的经典之作，全曲纵横驰骋、延绵起伏，恰如长城龙行之势。王甫建说，每当乐队宏大的引子之后闵老师奏出第一个长音，那种气定神闲、大开大阖的演奏状态，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个有着半个世纪演奏经历、曾身患重病的老演奏家。

    “无论是在海内外的任何一个演出场所，她每一次开始演奏时，几乎都是一样的神情和姿态——自信、专注、端庄，闭目凝神，音乐大气磅礴，挥洒自如。”这一影像，深深刻在王甫建与很多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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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闵惠芬演奏的东北民间乐曲《江河水》，曾使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感动得伏案恸哭，“拉出的人间悲切，听起来使人痛彻肺腑。”法国报纸评论她的演奏，“连休止符也充满了音乐”，“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她是中国二胡艺术的一面旗帜，对二胡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在与病魔的抗争中，完成了艺术的升华。——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二胡演奏家胡志平。

（选自2014年5月13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王大珩

    我的小名叫膺东，生于1915年。那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二十一条”。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25日袁世凯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当时激起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把5月7日称为“国耻纪念日”。父亲因此给我起了“膺东”这个小名，寓意是满腔义愤打击东洋——日本帝国主义。

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上世纪初曾留学日本，是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母亲极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欠发工资，家里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父亲看我有点灵气，从小就引导我学科学，激发我爱科学的兴趣。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当看到筷子半截斜插入水杯中，出现挠折现象时，父亲就指出，这叫折光现象；在小学时，父亲就带我去看他亲自做地磁观测；在初中时，带我进行气象观测实习。在父亲的教育辅导下，我超前学完了中学数学和微积分。

     1932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名师的教育熏陶下，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会了从事科学工作的思想方法，更重要的是长辈们的道德为人、爱国思想、对事业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进取精神。

    在留学英国期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过着几乎是工人和被雇佣者的生活，有机会洞察资本主义世界的形形色色。交往过德高望重的学者教授，也见到过市侩气十足的学术人物。同时还体会到一些处世之道，即只有通过自己的钻研实践，才能成为知识里手；只有做出贡献，并争取出人头地，才能被同行看得起，才能交上朋友，并在学问知识上得到互益。同时也理解到，在解决问题时，如何分清主次，洞察现象，发现分析问题而不受陈规约束，这也是科学发展和前进所必行的。这些思想上的认识和收获，对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从事的各项工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我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正值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的时候，经济上通货膨胀到天文数字。当时，英国的公司曾打电报来，欢迎我再回公司任职。与此同时，吴有训老师通过地下党组织，引导我到解放区去创办大连大学。在这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上，我选择了到解放区的道路，我的路子走对了。

    在党的培养下，我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更加理解了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和生产实践相适应的道理；人民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人，要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世界；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并深感由于专业决定，个人的知识能力是有限的，事业要靠群策群力来完成，一切要服从祖国的需要。

    这些思想引导我努力做到先公后私，不计个人名利，爱惜人才，培养后进，团结协作，以及顺应实际情况，因势利导等，同时也要敢于向错误做斗争。在多年的实践中，我认为一个人的机遇，是靠主观和客观多方面条件促成的，除了上述因素外，说到底，还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因素。1994年，我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成就首届大奖，在颁奖大会上致辞中曾谈到，我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同志们集体智慧的体现，同时还因为我的夫人在生活上和健康上对我的精心照顾，以及在教育、培养子女方面承担了主要家庭责任，使我得以全心致力工作。

    现在我已年逾八旬，身体还算健康，愿以喜看祖国日益昌盛，迎接21世纪的欣喜心情继续贡献我的微薄之力。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选自《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有删改）

吴宇森的坚守

贺晓闽

    我整理吴宇森先生历年导演的四十四部片单时，发现他出品的数量和心智的增长几乎同步。从1973年第一部影片《过客》开始，到1982年《八彩林亚珍》的近十年时间里，他拍了十多部讨好市场的喜剧片，却一直没有进入事业的拐点。其实，从教会学校走出来的吴宇森，最喜欢的是好莱坞的黑帮片、西部片以及黄金时期的歌舞片，这些电影的共同点是画面充满动感，故事跌宕起伏。而拍摄喜剧片，并不是他的追求，而且饱受争议。分析当年商业营销的影响，吴宇森慢慢明白，确定自我风格，才是对理念的一份坚持。

    回到现实生活中，吴宇森的内心似乎被照进了光，光无法言说，但通过挽留，可以多留在心中，使作品的光影与情感的温度融合。四年之后，吴宇森决定进行一场冒险赌博，他选用了一群被称作“票房毒药”的男人，如周润发、张国荣等，执导了《英雄本色》。该片在徐克的帮助下大获成功。这次冒险是值得的，大投资、大制作、大场面，从此奠定了吴宇森暴力美学的电影风格，让他把多年来在影坛积郁已久的失意与强烈的表现力浸透到每一个画面，其酣畅如行云流水般的剪接，在今天看来也是无可挑剔的。这不仅成为他的人生丰碑，也成为香港的电影丰碑。那年吴宇森四十岁，正是一个男人的青壮年，生命的春天和事业的春天一起到来。

    冒险未必就是实实在在的危险。它牵涉到人的认知模式，也牵涉到人的诸多观念，比如自信、决断。央视记者李小萌在《面对面》栏目中采访吴宇森时说，在《英雄本色》创作现场，吴宇森豪气毕现，他是进行了一场赌博，并且赢了，他和“票房毒药”的男人们征服了命运，相互迸发出了无比耀眼的光芒。我想说，证明自信的不仅需要实践，更需要时间。后来，吴宇森的影片让人们认识到，他的电影每次获得殊荣，都是内心历练的结果。他知道，达摩克里斯之剑依旧高悬头顶。

    1989年的《喋血双雄》也是吴宇森的重要代表作。在影片中，他用极为自信的手法让暴力世界中弥漫出无法言语的浪漫，华丽而控制自如的镜头、精练的对白以及舞蹈般的枪战动作都令人为之倾倒。特别是片尾在教堂里的生死决战：烛光映出的圣母像，背影中掠过的白鸽，一对最不应成为朋友的生死之交，共同执行着自己心目中的正义。正如吴宇森所说：“这是我最想用镜头来表达的东西，哲学式的电影，骑士般的角色，都是我心中的理想。”如果说《喋血双雄》让吴宇森把握了好莱坞动作片的命脉，那么《变脸》则让吴宇森在片中找到了东西方世界共同崇尚的那种“人道主义”和“家庭观念”。这部被认为“最具吴宇森风格”的作品，同时也为吴宇森带来全美华裔艺术基金会颁发的最高荣誉——“金环奖”，让他成为继李小龙、成龙之后，进入好莱坞的第三位华人明星。

    吴宇森的电影好看，他所讲述的故事不远不近，有爱有恨。不管是功夫片还是谍战片，都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表达，感觉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他背负的真实生活。这些人里，有庞大机构里的大人物，也有机构压榨下的弱小者，还有为了某些利益冒险的暴力者、潜伏者。但这些人的故事，能让人产生共鸣，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家庭、亲情、变迁，一切都被结合在一起，那么自然而然，像我们身边的故事。所以他的粉丝中，白领、军官甚至科学工作者的比例明显上升，因为，这不仅是电影。（选自《人物传记》，有删改）

灵性鬼才黄永玉

    美丽的凤凰古城除了作家沈从文，还出了另一位奇人，就是画家黄永玉。他少年自学版画、雕塑、绘画、文学，皆造诣高深。他博学多识，才情非凡。历经世事风雨，却依然不改天真、顽皮、倔强、幽默的天性，被称为一代“鬼才”。

    少年辍学的黄永玉到过广州、上海、台湾、香港，干过苦力，搞过舞美，做过编剧，历尽了沧桑。在严酷的时代里，漂泊让黄永玉把世界看了个透，颠沛流离的经历让他对人生善恶有了更深的了解。

    和爱憎分明的性格一样，黄永玉的画也常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画纯水墨，淋漓尽致，不染丝毫丹青；需要用色彩了，又大红大绿大紫等“俗”色一股脑上来。国画讲求飞白，此中最显功力，黄永玉却丝毫不理会这些规则：“我的画没空飞白，要飞去自个脑子里飞去！”但他的另一类写意画，却异常地空，偌大的画面上只有一个极小然而特征极明显的人或物。兴致来了，皮纸、高丽纸，水粉、丙烯、国画色无所不用。反面泼墨，正面点染；巧拙互补，工写结合，一切出于表达内心情感的需要。

    黄永玉刻版画出身，很早就被誉为“中国版画界三神童”之一。1956年，他在木刻艺术最炉火纯青的阶段，创作了中国版画史上的经典之作《阿诗玛》。这幅版画以美丽的撒尼族姑娘为原型，用十幅木刻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与传统木刻画崇尚黑白两色不同，他的版画大胆添加了丰富的色彩，成为中国版画史上创新的一页。那一年，黄永玉才32岁。

    受这一次创作的启发，黄永玉的中国画也慢慢形成了水彩与水墨结合而相得益彰的新风格，而两次“丰盛”的欧洲之行也令其得益不少。从塞纳河到佛罗伦萨，黄永玉大量写生观摩，归来后又在万荷塘边苦练近万张白描荷花。借助西方绘画的冷暖色对比，黄永玉终于在造型、色彩与风韵上打通了中西方的经脉。他画的荷花就有着别样的美感：浑然红黄蓝绿，挥洒浓淡枯焦，最终呈现出的不再是寻常荷花高标独立的清雅之美，而是浓墨重彩的绚丽与灿烂。

    除了美的事物之外，黄永玉也和他所钦佩的大师林风眠一样，从不忌讳任何“丑”的事物。有一年，黄永玉和吴冠中等人到重庆旅行写生，听人说“北京不得了，现在批黑画了，有个人画了个猫头鹰，结果出大事了”。他不以为然：“画个猫头鹰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也画过。”回到北京后，黄永玉好奇地跑去看展览，一看才知道，他画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挂在中间，是被批得最严重的一个。“文革”开始后，黄永玉因猫头鹰事件被打成“黑帮”，一家人被赶进一间狭小的屋子，屋子光线很差，体弱多病的妻子经受不住打击病倒了，多方求治不见好转。黄永玉心急如焚，忽然灵机一动，在内墙上画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子，窗外花草绚丽，艳阳高照，顿使满屋生辉。经常看着这幅画，妻子的病居然慢慢好了。

    有人问黄永玉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他眯缝着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腾地坐起来，把烟斗重重一磕，不耐烦地说：“过日子就是平平常常，有时候有意思，有时候很没意思。不要成天到晚地找意义。”

（摘编自《鬼才：黄永玉的旷达人生》）

【相关链接】①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黄永玉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盛夏时节，他背着画箱，顶着炎炎烈日四处写生，饿了渴了，就坐在路边吃点随身带的面包，喝几口凉水。而当时他已经年近七十。（摘编自百度《黄永玉简介》）②黄永玉在写作之余也常常读书，他认为读书对人生有着重要意义。在《书的回忆》这篇文章中黄永玉有这样的总结：“读书能使人的思想有节奏感，有灵活性，不那么干巴巴，使尽了力气还拐不过弯来。读一点书，思考一点什么问题时就不那么费力，而且还觉得妙趣横生。”（《耄耋之年的黄永玉》）

独一无二的贫民作家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专制而保守，在萧红初中毕业以前，就为她订了婚，毕业后不再让她上学。这样，她的接受教育及自由婚姻的权利过早地被剥夺了。周遭房客的女人、农妇，和她们的女儿，以不断重复着的险恶的命运呈示给她。她感到恐怖。出于叛逆和反抗，萧红离家出走，流浪生活。这使她由一个地主的女儿沦落为流浪者、穷人，进而构成为她命运的全部，包括文学的命运。萧红的文化身份自然生成了两个视角：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穷人。

    从写作第一个小说《王阿嫂的死》开始，萧红就把她的文学，献给了“永远被人间遗弃的人们”，其实也就是穷人和妇女这两部分人。众多穷苦女性的受难与惨死，在萧红笔下，更多的是来自她们的丈夫、婆婆、尊长，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侮辱和迫害，来自文化压迫。但是，萧红并不作抽象的描述，而是把不幸和死亡连结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每一个网眼都透出人类的愚昧。萧红说过，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

    萧红在尝试创作时，曾经接受过左翼政治的影响，但在一生的写作过程中，基本上弃除了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坚持个人的自由写作。在她那里，穷人与女性的双重视角，充满着人本主义色彩，与当时建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左翼文学是很不同的。

    萧红与文学史上以表现乡土著名的右派作家，如废名、沈从文等人也有根本的不同。废名笔下的中国农村不曾出现压迫、苦难与挣扎，他写的是现代的“世外桃源”，恬淡、空灵，周作人称之为“梦想的幻景的写相”。沈从文在一些作品中虽然也写及农村的苦痛，但是，他和废名同样喜欢制作牧歌情调，说到底，它源自东方的一种文人情结。

    萧红没有这种文人气，她直接介入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没有距离，没有创作家的所谓“美学观照”，她把自己也烧在那里面。

    即便是女作家，在写作中也未必一定用女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生活。比如张爱玲，在她叙述的时候，她是冷静地旁观着的，使用的是“第三只眼”。五四时的淦女士、卢隐，都是持女性视角的，但也跟许多知识分子作家一样，缺少穷人的视角。像萧红这样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复眼”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惟一的。

    英国作家，女性主义者伍尔芙说：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拿这句话来概括萧红的写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萧红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同时，她将小说散文化，逶迤叙来，无边地伸展，只需忠实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通过自由联想连缀起来，而无需依赖虚构的想象。

    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学生机勃发。鲁迅曾经为《生死场》作序，赞赏作者的描写的细致、明丽和新鲜。胡风写了读后记，称作“不是以精细见长的史诗”。他认为作者把一种女性的纤细感觉与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相结合，在女性作家中是独创的。

萧红同聂绀弩谈文学时，曾经这样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她不承认小说有所谓“范式”或者“顶峰”，不同意对她的小说的散文化写法的批评意见。她坚持自己。

    五四之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她的文学资源主要来自新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刚刚形成，说不上深厚，但因此也就最少腐朽和保守的东西；它是现代的，开放的，尊重个性与自由的，这就给她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创造空间，带上更多的个人天才的特点。

（摘编自林贤治《回首看萧红》）

相关链接：①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促进了现代小说观念的更新。(徐晓红《论萧红的小说创作》)②《生死场》是描写东北人民愚昧麻木的，是描写东北大地苦难生活的，是描写整个民族痛苦遭遇的，但更是描写东北人民对自身的拷问的，更是描写东北大地对“生”的追求的，更是描写整个民族对“自强”的渴望的。……阅读萧红的作品能够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这些对于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我们如何不断奋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今天我们再读萧红的意义所在。(刘勇《今天为什么再读萧红》)

傅璇琮：他这辈子只干了三件事

    傅璇琮195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原以为就此走上学术坦途，未料两年后被打为右派，从北京大学“贬谪”到商务印书馆。

    从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四合院，二十五六岁的傅璇琮感觉自己“心情其实过中年”。他被安排校读、重编云龙旧编的《越缦堂读书记》，索性沉潜文章，以读书为业。傅璇琮在《<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一文里回忆初拾编辑行当：“一下班，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在商务印书馆悠闲的生涯很快结束，几个月后，傅璇琮被调到中华书局，开始了纷乱繁重的编书生涯。傅璇琮白天审读、加工稿件，夜里读书。每逢星期天，他就到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带去的馒头就着开水当一顿午饭。

    1980年代学界尚且冷清，傅璇琮先生接二连三发表几部重要著作，其中，对学界最有启示作用的无疑是《唐代诗人丛考》。当时学人通常只关注大作家，傅璇琮则把目光投向中小作家群体，通过对二三流诗人境况的考订勾勒出当时诗坛的样貌。这部书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除了个人著书立言，傅璇琮也常常“为人作嫁”，在傅璇琮经手编辑的书籍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国内对出版外籍华人的作品还极其慎重。傅璇琮接到稿件通读后，立即写出审稿意见。《万历十五年》原稿由英文写成，作者自己译成中文，因此译稿里有不少诘屈聱牙之处。傅璇琮请他在北大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对原书做润色加工。但黄仁宇坚持要亲自审阅各章的修改润色稿。当时传递文稿只能用跨洋信函，书稿来回修改、寄递，直到1981年6月才大致定稿。《万历十五年》首版中华书局初印27500册，几乎顷刻售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料峭春寒风乍起还寒”学术背景下，傅璇琮以史学家的识见和出版人的胆识推进了《万历十五年》的问世。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是国内外古典学界的“高天风筝”，傅璇琮手上曾牵过多少“风筝线”！

    傅璇琮先后主编了《全宋诗》、《唐才子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煌煌巨制。但对他而言，最为惬意的却是一套小书《学林漫录》。这套丛书收集了文史学界的一些轻松漫谈的文章，所讲不过是“书人书事”。“漫录”的“漫”字，来自杜甫诗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傅璇琮以为，只有像老杜那样经历半生戎马战乱，又磨砺了诗艺，集聚了知识，才当得起这信手拈来，漫不经心。这里发表过启功、俞平伯、钱仲联、吴小如等学人的文章，篇篇“如朋友之间，促膝交谈”，亲切可喜。

    傅璇琮先生一生都乐于扶植、支持后辈学者。1981年6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陈尚君专程到中华书局拜访傅璇琮。傅璇琮读到了他的文章《<全唐诗>误收诗考》，主动邀请他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2005年起，傅璇琮先后被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博导，再度回归大学讲坛。傅璇琮在清华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课程，除了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文系教授也悉数到场，还有北大、社科院、外地赶来听课的同学，盛况空前。

    30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受到了傅先生成果的影响。他这一辈子，就是在看书、写书、审阅书稿中度过的。他是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

【相关链接】①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先生走了。然而可以置信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集出版家、学者于一身的傅先生曾经成为一座丰碑，永远被仰视，永远受崇敬。（罗时进《傅璇琮：一座永远被仰视的学术丰碑》）②他喜欢到学生宿舍和我们小坐谈学，亲自帮我们借论文资抖，他同学生谈论问题时态度和蔼，总是乐呵呵，从不发怒。（清华学生追忆傅璇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