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科学

      儒学与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代以来，一些学者认为，儒学排斥科学、阻碍科学，与科学和现代化势同水火。对这种观点，有必要予以辨析。

      对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在儒学作为中国哲学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在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在儒学作为人文科学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果再进一步提炼和概括，则可以说，儒学与科学之间是善与真的关系。儒学和科学的旨趣，当然都涵盖真、善、美三个领域。但从本质上说，儒学是一种追求以仁为核心的善的哲学；而在科学的价值取向中，求真是基础性的。从这个角度说，儒学与科学不是互斥的，而是相容、互促的。

       儒学所求之善以科学之真为前提之一。在求善的问题上，尽管儒学一向重视言传身教的作用，但也强调从求真的角度对什么是善、为什么要求善以及求善的方式方法有准确深入的认知。儒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时认为必须道问学。在一定意义上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前提。所以，儒家历来强调以德摄知。孔子明确主张“未知，焉得仁”“知者利仁”，把知作为得仁的手段，视利仁为知的目的。孔子所确立的以德摄知传统，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孟子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董仲舒认为：“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二者都强调知为仁和义服务。朱熹认为：“学者功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功夫日益密”，强调穷理之知与居敬之德相辅相成，以及知服务于德。王夫之强调见闻之知，认为“人于所未见闻者不能生其心”。戴震则提出了“德性资于学问”的命题，明确把学问置于德性的基础地位。

       儒学把明道德之善作为知的基本方向，但并没有否定和忽视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而是把对自然万物之知主要限定在德性之知的范围内，视知为实现善的手段。所以，儒学并非与求真绝缘，也绝不反科学。只不过在儒学看来，求真主要是“穷天理、明人伦”，自然之真必须从属和服务于伦理与性命之理以及政治之真。正因为如此，儒学对于科学具有内在的需求。譬如，敬授民时，需要天文历法；“安民富而教之”，需要农学；“疗君亲之疾，救贫贱之厄”，需要医学；治国安邦，需要地理学；等等。

       儒学所求之善可以为科学之求真提供导向和规范。求真有端正目的、提高效率的问题，二者均需要善的导向和规范。我国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目的，大都深深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其最常见的目的有：追求儒学所提倡的富国安民，实践儒学的忠、孝道德，扫除儒家经典所包含科技知识的阅读障碍，准确理解儒家经典的本义，等等。儒学对现代科学家端正研究目的，也有一定助益。爱因斯坦认为，现代科学家应树立崇尚真理的价值观。其基本价值取向不是官本位，也不是金钱本位、名誉本位，而是事实本位、真理本位。树立崇尚真理的价值观，离不开人文素养的支撑。尽管历史上儒学在培育我国科学家崇尚真理的价值观方面存在局限性，但可用的思想资源还是不少的，如儒家提倡的天下为公的理想、敬事而信的作风以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实态度等。

       科学的求真要提高效率，也离不开善的规范。为了提高研究效率，科学家必须恰当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科学界与社会以及事业与名利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适当吸收儒家伦理必将大有裨益。儒学所倡导的许多道德规范，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有效的伦理基础。例如，“诚”能够引导科学家实事求是，不作伪；“信”能够引导科学家坚守诺言，保持信誉；“恕”能够引导科学家推己及人，团结同事；等等。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7月18日）

    舍形而悦影，这往往会叫我们离开真实，追逐幻影，脱离实际，耽爱梦想，但古来不少诗人、画家偏偏“舍形而悦影”。徐文长画的《驴背吟诗图》，用扭曲的线纹画驴的四蹄，不写实，却令人感到驴从容前驰的节奏，仿佛听到驴蹄踢踏的声音，使画面更加生动而有音乐感。

    中国古代诗人、画家习惯于脱离物态形骸而沉入万物的精神世界，把玩真实的生命和气韵，采取避实就虚的方法，通过“离形得似”“不似而似”的表现手法来把握事物生命的本质。离形得似的方法，正在于舍形而悦影。影子虽虚，恰能传神，表达出生命里微妙的、难以模拟的真。这里恰是生命，是精神，是气韵，是动。中国古代画家画竹子不也教人在月夜里摄取竹叶横窗的阴影吗？

    法国雕刻家罗丹创作的特点正是重视阴影在塑形上的价值。他最爱到哥特式教堂里观察复杂交错的阴影变化，把这些东西运用到他雕塑的人物形象里，成为他造型的特殊风格。我深深地被他的艺术形象感动，觉得这些新创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形象和古希腊的雕刻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艺术贵乎创造，他的雕刻是从形象里面发展，表现出精神生命，不讲求外表形式的光滑美满。但他的雕刻中确没有一条曲线、一块平面而不有所表示生命跃动，神致活泼，如同自然之真。罗丹真可谓能使物质而精神化的了。

（选自宗白华《美学散步》，有删改）

    庄子和惠子的濠上之辩，是《庄子》中最发人深省的故事之一。庄子和惠子在濠梁之上游玩，庄子说：“白鱼从容游动，这鱼真快乐啊！”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

    庄子所说的游鱼之乐，绝不是对游鱼之乐的“知”，从认知的角度看，不存在游鱼之乐，而是对游鱼之乐的体验——他体验鱼会如此——其实鱼并不如此，但他根本不在乎鱼非如此。惠子所诘难的“知”，是科学认知的“知”，而庄子所说的“知”，则是生命的体验。

    惠子虽然“泛爱万物”，但他与万物是分离的，物与物之间是孤立的，他所谓联系是以人的知识谱系将万物连接，并非是万物自身所具有的联系。他是“看”世界，人在万物之外，人是世界的观照者；他是分析世界，世界成了人的“理”的对象，世界被“理”所征服。庄子看到了惠子守其孤明而不与万物相通之心，致力于凿通孤立世界之间的界限，是人与物关系的“绝地天通”。庄子以诗意的眼光超越“人”的态度，超越科学、功利的视角，以天心穿透世界。他在桥上看鱼，鱼在桥下优游，在他的感悟中，桥没有了，水没有了，鱼和我的界限没有了，世界即如一大河流，他和鱼都在这河流中优游。鱼非我眼中所见之鱼，而是在我生命中游荡的鱼，我也非故常之我，而是“丧我”之我。在“神遇”而不是“目视”中，会通合一。

    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如果站在人与天分离的角度看，天是天，物是物，我是我；如果站在诗意的立场看，我与世界的界限打破了，我和世界融为一体，还归于世界的大本。我们通常所说的诗意的眼光，就是从生命的角度看世界。庄子所反复强调的“天地与我并生”、“磅礴乎万物以为一”云云，即是说，“人在世界中”，人并不在世界之外。人在世界中，是世界的“在”者，而不是“观”者。人本来就是世界的一分子，人用人的目光看待世界时，似乎从这世界抽离出来，世界是我的“对象”。在“对象化”中，世界丧失了本身的独立意义，世界变成了人的知识、价值的投射，人也在对象化中撕裂和世界密合的整体。庄子所反对的就是人为自然立法的做法。庄子认为，这合于“人”理，并不合“天”理。庄子将会通物我的纯粹体验境界，称为“物化”。“化”于物，我就是物，没有了物我之间的界限。“物化”的概念是由《齐物论》结尾处一个关于梦化蝴蝶的故事中引出的。“物化”是和“对象化”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将人从“对象化”中拯救出来，让生命自在显现。

    庄子的境界，解除人精神的“套”，因为人在“套”中，就很难真正感受到欢乐。山林之想，云水之乐，其实，并不在山林云水本身，而在人的心态。说心态并不是说庄子哲学强调主体性，相反，他是要放弃这种主体性。心态自由、平和，当下即是云水，庙堂即是山林。正像宗白华先生所说的：“你看一个歌咏自然的人，走到自然中间，看见了一枝花，觉得花能解语，遇着了一只鸟，觉得鸟亦知情，听见了泉声，以为是情调，会着了一丛小草，一片蝴蝶，觉得也能互相了解，悄悄地诉说着他们的情、他们的梦、他们的想望。”元赵子昂有《落花游鱼图》，后人多有仿作，画的就是庄子之意，画上他题有一诗云：“溶溶绿水浓如染，风送落花春几多。头白归来旧池馆，闲看鱼泳自沤波。”他通过落花游鱼发现了自己久已疏落的世界，那个人真性自在优游的世界。

（选自《美学概论》）

    中国传统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文化被称为礼乐文化，政治被称为礼乐政治，对礼乐的崇尚和实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明、文化、政治的基础，诗教、礼教和乐教则构成了国民教育的主干。就中国古人对诗、礼、乐的理解来看，我们很难分清它到底是属于美学还是伦理学的问题。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乐则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也就是说，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或者美学与道德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其一体性要远远大于分离性。

    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美与善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与善不可相互取代，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后，中国儒家向来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所谓以美储善，就是通过对善的渗透和包容，使美成为道德的容器和存在的境域。春秋时代，孔子对西周政治推崇备至，一段时间梦不见周公就心怀惶恐。但他在讲西周政治的特色时并没有讲到善或道德的问题，而是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说明人文性的美并不仅仅是为善的到来铺陈前奏，而是对至善之境具有整体的涵盖和弥漫性。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孟子认为涵养内在的“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的状态，由此显现的形象的光辉就是崇高。

    在中国古代，美一方面涵养道德，一方面则引领道德；它在个体层面涉及“以美立人”的问题。在国家层面涉及“以美立国”的问题。一种美德共济、美善相乐的雅化国风正是借此形成的。在美与德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思想者之所以以美和艺术作为国家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原因在于美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者之所以持之以恒对人民进行诗教和乐教，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看到了美和艺术对人性之善的发蒙、滋养和化育作用。从中国历史来看，由儒家确立的社会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之所以具有纵贯数千年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借助美和艺术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活化了社会伦理秩序，软化了诸多人伦规则的机械和僵硬，使其更合乎人性和人情。

    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刻的体认美育之于中国当代学校乃至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国家道德建设开启一条更趋行稳致远的道路。

（选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有删改）

    对中国文化道的大传统与术的小传统二者互为因果关系的厘清，除了有助于还原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认识到该文化的整体有机外，亦对今天我们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不可否认，今天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和实践的一大误区，就是重视大传统而忽视小传统，对在术名下的小传统视为不入流的、细枝末节和雕虫小技的甚至封建迷信的东西，而将其打入中国文化的另册之中。

    但是，二者的互为因果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却决定了，无论是道的大传统还是术的小传统都是极其重要的，它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故我们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不能厚此而薄彼，而是既要重视大传统，又要重视小传统，更重要的，我们还要进一步认识到，就中国文化的“下学上达”“心以身显”和“即用显体”的性质而言，“以小见大”非常重要。

    事实胜于雄辩。当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现实经历表明，今天外域民族开始接受乃至崇拜中国传统文化，首先一般是通过诸如中国烹饪、中国武术、禅定、中医这些人们更为喜闻乐见并可切身体会的术的形式得以实现的。例如，正是通过遍及世界各地的中餐馆，使外国人在大快朵颐之中切实地体验到并沉醉于中国文化独一无二的“味道”。例如，20世纪西方中国文化热的出现，其直接导源于李小龙、李连杰的中国武术功夫在西方观众中的风靡。也正是在其静若止水动若霹雳的一招一式中，使观众领悟到讲求“一阴一阳”“大道无形”的中国文化大化之道的神奇。例如，阿尔茨海默病素被西医视为难以攻克的不治之症，然而，美国神经医学专家的课题研究却发现，在专家指导下练习太极拳，在延缓该症的发展上可以达到与服用药物同样的疗效。这一案例使西方医学界不能不领略到“中国功夫”在强身健脑方面令人称奇的奥妙。

    “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一如古人所说，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之旅固然离不开道的文化大传统的思想指导，其具体举措却要求我们应从术的文化小传统起步。正是经由这种切身的践履之术，不仅可以让我们自下而上地跻身于形上之道的至境，也可以使我们由近及远地步入“化成天下”的文化之伟途。

（张再林《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关系的启示》）

    真正高层次的诗歌鉴赏，应该透过对诗歌字句语词的诠释、结构美感的把握、诗人生平遭际的了解以及诗人心性思想的深刻领悟，直至与诗人的心弦发生生命的共振才能最终完成。而这几个方面可以用“文学本位”“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予以概括。

    “文学本位”的鉴赏视角是一种深入诗歌内部语境的解读，它以语词涵义的训诂诠释、经史典故的查勘考据为基础，延伸到对诗歌字法、句法、章法的研析和审美。但是古代很多诗评家皆深信一切“评点笺释，皆后人方隅之见”，诗之高妙者实乃“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种不求甚解只求会心的印象式的鉴赏风气直到清代才有根本性的改变。如金圣叹对杜甫诗的评点方法显然迥别于传统的诗评家，十分注意作品文本的形式技巧。他要“分解”唐诗，像庖丁解牛那样，“细读”这个具体文本，通过对诗歌具体语词形式的把握，达到对诗歌整体神韵的体会。可是，如果对文本的解读太具体了，就很容易变得机械、呆板，而且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所说的“言外之意、味外之味、象外之象”等现象也的确存在。

    “知人论世”作为诗歌鉴赏的一个视角，是根据诗人的生平际遇，如家世背景、仕宦经历、婚姻爱情等推断诗歌作品中蕴涵的思想情感，进而诠释诗歌语词的深层意蕴。后来历代诗评家大都奉此为圭臬，因此便成为了诗歌鉴赏中最普遍、最传统的一种方法。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在采取这种鉴赏视角时，常常会对历史背景材料的分析过于具体，甚至穿凿附会，使得诗歌的鉴赏失去文本应有的艺术美感。比如宋之问的《渡汉江》中“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极其生动逼真地把离家日久的游子在返乡途中惴惴不安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是，当“知人论世”的考据和分析，认定这是宋之问从流放地逃亡洛阳途经汉江所作时，读者心中那份美好的情感顿时烟消云散。所以，即便“知人论世”，也不能忽视诗歌文本内在结构的艺术美感。

    “以意逆志”，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读者在鉴赏诗歌时，应当以己之心，设身处地地忖度诗人之心，这样方能领会诗歌的本旨。“志”作为诗人当时的“心境”，不仅是作诗的冲动和前提，也是由语言文字凝结在诗中的情感和思想。比如宋代诗评家以散发着儒家人伦光辉的理想人格来诠释杜诗，得出杜甫“一饭不忘君”的结论。这种对杜诗的解读，显然是以己心忖度、逆料杜甫当时之心境，对杜甫在困厄逆境中，仍然无时不北望朝廷、忠贞不渝之精神的极大肯定和颂扬。但是，这种说法是否有“过分”之嫌呢？杜诗是否处处皆表现“一饭不忘君”的忠君思想呢？人们在运用“以意逆志”的解读方法鉴赏诗歌时，先在心中定下一个自己的“意”，而后为了迁就自己这个“意”，不惜削足适履、曲为解说，这难免附会穿凿。所以，“以意逆志”还须回归诗歌文本本身，结合“文学本位”与“知人论世”，有理有据地以己之“意”去体悟诗人凝结在诗歌语词中的“志”。

    当然，从以上三方面的鉴赏视角去鉴赏一首诗歌，未必就真正能做到对一首诗作的全面欣赏，但有法可依，总比模糊的感受与盲目的偶合要切实多了。

（摘编自朱子辉《文学本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试论诗歌鉴赏的三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