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图书革命影响深远

    书籍进入数字世界不是用像素代替油墨这么简单的一回事。我们阅读、写作和出售书籍的方式可能由此发生深远变化。但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500多年来一直与读书联系在一起的一些重要特性将受到削弱。

    数字图书革命有着远大前途和巨大机遇。能够即时搜索数以百万计的书籍，将使找到所需信息变得更加容易。观点将由此扩散，创新将由此激增。用不了多久，你就能建立起一个包括自己所有藏书在内的虚拟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中的每一个字都可以方便地被搜索到。这将对学术研究产生无法估量的重大影响。

    亚马逊网站的数据显示，在使用了电子阅览器“kindle”后，人们购买的书籍比以前多得多。对图书销售而言，容量无限的随身书店是个好消息。对知识的传播而言，也许也是个好消息。但对注意力这一21世纪最有限的资源来说，却未必是个好消息。

    实体书依然是集中注意力的逐行阅读这一“濒危物种”的保护区。在线阅读时，你一会儿看看博客，一会儿收发电子邮件，一会儿又浏览电子版的《纽约客》杂志，自然而然就分散了注意力。因此我担心读书的最大乐趣之一（完全沉浸于另一个世界）将受到削弱。我们可能会像读杂志和报纸那样读书：这儿看看，那儿翻翻。

    将书籍放在网上还会改变我们寻找书籍和讨论书籍的方式。你知道，在你读书时，随时都可以与他人就你所阅读的段落甚至句子进行对话。

    从经济角度而言，电子书也可能改变阅读和写作的惯例。销售电子书意味着，向潜在购买者提供“免费样品”以吸引他们购买整本书成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例如，“kindle”阅览器允许读者免费下载很多书籍的第一章内容。

    不难想像，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书籍的序言将发生何种变化。目前，写序言时的假设是，人们已经买下了这本书。将来，当序言是“免费赠送”时，情况就不同了。序言要用来吸引读者购买整本书。

    至于非小说类书籍和短篇小说集，将出现“点菜式”的定价，读者可以花99美分购买某一章节，就像现在可以购买一首单曲一样。

    人和其他动物所不同的，是具有学习的能力。人的行为方式并不固执地受着不学而能的生理反应所支配。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是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因之，学习必须打破个人今昔之隔。这是靠了我们人类的一种特别发达的能力，时间中的桥梁——记忆。在动物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有记忆，但是它们的“记忆”是在简单的生理水准上。一个小白老鼠在迷宫里学得了捷径，它所学得的是一套新的生理反应。和人的学习不相同的是，它们并不靠一套象征体系的。人固然有很多习惯，在本质上是和小白老鼠走迷宫一般的，但是他却时常多一个象征体系帮他的忙。所谓象征体系中最重要的是“词”。我们不断地在学习时说着话，把具体的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概念必然是用词来表现的，于是我们靠着词，使我们从特殊走上普遍，在个别情境中搭下了桥梁；又使我们从当前走到今后，在片刻情境中搭下了桥梁。从这方面看去，一个动物和时间的接触，可以说是一条直线的，而人和时间的接触，却比一条直线来得复杂。他有能力闭了眼睛置身于“昔日”的情境中，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即时间的选择累积。

    一个依本能而活动的动物不会发生时间上阻隔的问题，它的寿命是一联串的“当前”。但是人却不然，人的“当前”是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累积。如果记忆消失了，我们的“时间”就可以说是阻隔了。

    人有此能力是事实，人利用此能力，发展此能力，还是因为他“当前”的生活必须有着“过去”所传下来的办法。人的学习是向一套已有方式的学习，唯有学会了这套方式才能在人群中生活下去。这套方式并不是每个人个别的创制，而是社会的遗业。小白老鼠并不向别的老鼠学习，每只老鼠都得自己在具体情境里，从“试验错误”的过程中，得到个别的经验，它们并不能互相传递经验，互相学习。人靠了他的抽象能力和象征体系，不但累积了自己的经验，而且可以累积别人的经验。上边所谓那套传下来的办法，就是社会共同经验的累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构筑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构筑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对于宋代的王安石及其领导的“王安石变法”，当时人和后来人都有不同的判断和评价，直到现在学术界还有很大的争议。大致来看，对其人品、学术水平等，当时人和后来人中多数人是肯定的；而对其变法的看法，则分歧很大。

    从南宋到清末的700多年间，学术界和政界对王安石变法大多持否定态度，甚至把北宋亡国归罪于王安石变法。到清末民国时期，中国面临千古未有的大变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革派认识到王安石变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先进性，进而积极研究、赞扬王安石变法。梁启超的重新评价与高度赞赏，不仅在学术界产生广泛而长久的影响，而且在政界也有重要影响。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中讲道：“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王安石变法确实想通过一系列的兴利除弊措施改善民生，特别是通过“农田水利法”，在全国掀起一场古代罕见的兴修农田水利的高潮，兴修了一万多处水利田。同时，更重要的是想通过改革变法富国强兵，保证国家政权长治久安。从孙中山的讲话可以看出，他的“民生主义”思想，某种程度上受到王安石“新法”的影响。在清末民国时期，学界政界很多人士积极主张学习西方，但很快发现西方文化也存在巨大缺陷，需要在中华文化中寻找智慧加以补充改进。在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带动下，政界很多人士积极研读王安石的著作，宣传王安石的“新法”。仅1935、1936年两年，各类报刊就发表了100多篇论述王安石的文章。他们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非常欣赏，并尝试在制定政策时对某些变法思想有所借鉴。

    清末民国，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传播到西方国家。担任过美国农业部长和副总统的华莱士，自述从20世纪初就深受中国留学生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的影响，深入研究了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表现出来的“三不足”（天变不足惧，祖宗之法不足守，流俗之言不足恤）精神和气概，对现代许多政治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曾引用“三不足”称赞他。据研究，“三不足”之说，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替王安石和宋神宗总结出来的。其实，王安石批评汉儒的“天人感应论”、人君过失导致天象异常灾变之论是“蔽而葸”；批评“灾异自天事耳，何豫于我”的说法是“固而怠”，都是错误的，不可取的。但王安石并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没有不加区别地笼统否定前人。比如，他对夏商周三代也是推崇备至，多次公开主张“法先王之意”。“三不足”之说，虽然不能表现王安石的全部真实理念和精神，但确实反映了他不畏艰难、果断变法的改革家风范。

    （摘编自姜锡东周一星《略论王安石变法的现代影响》

    基于生态环境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维护和生态问题的治理，形成全社会协同效应，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逐步实现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使得生态治理被提升到更高的战略高度。生态治理不仅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更需要人民群众的内在认同与积极参与。

    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和实践者，其环保认知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生态治理能否顺利推进。不可否认，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对于周边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尤其对于环境污染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但现实中人们对于环保认知的深度、广度和准确度还有所不足。生态文明价值观整体呈积极良好态势，但多数人更关注一些负面环保问题，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国家、社会和他人一般拥有较高的环保期望，但自我行为约束意识较差，对于一些“环境不友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早已习以为常，这些都是当前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保认知不可回避的问题。

    人民群众应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环保事业。但调查中发现，人们在一些行为习惯性方面，仍然表现为生态行为能力较弱的状况，个体生态行为习惯的养成更多与自我需求相关，虽认知面广，但参与程度较低，行为跟进的广度不够，主动参与环保行动和环境监督的意愿不强，环保自觉性还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强化人民群众生态行为的主体自觉性，需要注意在生态治理的实践中积极完善环保的奖惩机制，通过各种积极的政策鼓励并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努力提高个体生态行为的主体自觉性。

    生态环境治理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合力作用。构建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是发挥人们合力的必要保证。这就需要积极畅通群众的参与渠道，不断健全举报、听证、舆论监督等制度，引导环保领域各类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为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提供更多的组织依托，提高人们参与的组织化、规范化水平。同时，还要在其组织性、行动力、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进一步加强。需要采取相应的扶持政策，积极支持各类民间环保组织的运营和发展，使它们凝聚更多的民众力量，对于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发挥更多作用。

    总之，持续有效地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形成社会协同效应，是化解生态危机的关键所在。只有每个个体从自身做起，提升生态认知水平，积极参与环保行动，才能促进生态治理各项重要任务的完成，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摘编自郭倩倩《生态治理亟须引导全民参与》）

从赣南、湘西、四川嘉陵江、河南何家冲出发的4支红色大军，最终汇聚在西北黄土高原。他们的远征，从此有了一个让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名字：长征。虽然，这支队伍当时还十分弱小，而病榻上的鲁迅却坚信，这些九死一生的红色种子，就是“民族的脊梁”。作为一部无与伦比的伟大史诗——长征，给予我们的，是一种怎样的启示？

（一）

一条长征路，是一条鲜血浸透的红飘带。

包括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25军在内的4支大军，出发时总人数为20.6万，到长征结束仅剩5.7万人，有16.6万名红军将士战死或失散在途中。张震将军回忆湘江之战时说，仅他们一个团，就顶住了敌人一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鲜血，染红了湘江，染红了一座又一座山头。突破包括湘江在内的四道封锁线后，在不到50天时间内，出发时8.6万人的中央红军，锐减到3万人。

“再大的牺牲，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从赣南一直征战到陕北的老红军唐进新回忆说，每一战都有大批战友倒下，“但活下来的人毫不退缩，因为我们有红色的理想。”这红色理想，就是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就是北上抗日实现民族独立。共产党人创建的红色政权，点燃了像唐进新一样的劳苦大众心中的理想之火，也激发了他们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雪山草地，是许多老红军难以忘怀的地方。多少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勇敢生命，倒在了川西水草地上。老红军李中权回忆说：“饿得摇摇晃晃，连抬腿的力气都没有。可一旦爬起来，就向前走，向着党中央的方向走！”

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使红军战士的生命意志和能量空前迸发：粉碎了3倍、5倍乃至10倍于己的强敌的围追堵截……他们身后，留下的是惊人的数字：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5座经年被积雪覆盖，跨过大河24条，历经11个省份行程二万五千里……

（二）

一条湍急的河流横亘在红军北上的道路上。这，就是大渡河。

杨得志率领的红1团，从数百里之外突然出现在安顺场渡口。17勇士从浪尖上突向对岸。船少人多，大队人马无法迅速渡河。杨成武指挥的红4团以昼夜行军240里的神速，奔袭到泸定桥，在敌人未来得及毁掉桥时，22名突击队员冒死爬上了摇摇晃晃的铁索：一个战士中弹跌入河中……其余的人仍奋力前进。红军冲到了对岸。

历史的昭示在于，在濒临生死绝境的关头，成立14年的共产党人痛定思痛后，行使了独立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权力。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的共产党人，将中国革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长征，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全局上的指导地位。面对兵力对比悬殊局面，毛泽东以一系列军事史上罕见的手笔，指挥红军在川黔滇万水千山间纵横驰骋：四渡赤水、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包围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

长征，检验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党的领袖与普通的士兵生死相依、情同手足；红军指挥员一马当先，冲锋在前。

在彝族聚居的大凉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不仅使红军通过了这方多少年来没有一支汉族军队通过的地方，而且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火把。长征道路上，红军先后经过了瑶、苗、回、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成千上万的民族兄弟加入了队伍。红军的模范行动，使沿途2亿群众耳目一新，认识到红军是完全不同于任何旧军队的人民军队。

（三）

在奠基陕北的第3年，史沫特莱来到延安。是时，由长征大军改编的八路军正浴血奋战在抗日战场上。这位美国女记者在她《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写道：长征虽已结束，红军仍在创造历史。

经过长征考验，红军的意志、毅力，都发生了飞跃。正是这些人，成为民族独立的中流砥柱。抗战爆发后，参加过长征的炊事员、卫生员都能到敌后发动起一片群众。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都参加过长征。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的9位，10位大将中的8位，以及90%以上的上将、中将和少将，经历过长征的考验。

从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到三峡精神、青藏铁路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它们的源头，无不来自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百折不挠、敢于胜利的长征精神。

事实上，从长征结束的那天起，长征及其精神的影响，就开始超越国度。美国总统罗斯福看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后，曾3次约见这位年轻人。今天，在长征路上，仍有众多外国人，沿着红军足迹一路追寻。在他们眼中，跨越中国西部的长征和横穿中国北部的长城一样，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强渡大渡河的孙继先，新中国成立后做了我军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的司令员。指挥那场战斗的聂荣臻，成了我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开拓者。长征胜利35周年时，聂帅亲自选址，把卫星发射场建在了大凉山。当一枚枚火箭从这方千百年来只有火把的地方直射云霄时，全世界都看到了尾翼上两团鲜明的标记：长征。

长征，已经留在了人类的史册上。长征精神，将继续闪耀在中华民族的奋斗进程中。

（摘编自贾永《长征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