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存辍学走上写作之路

    时代的列车轰隆隆地前行着，拥挤的人群，熙熙攘攘。有的人是只负责观看风景的普通乘客，命运的方向不由他过问；有的人扮演的是列车员的角色，在时代的大环境下，作为先锋，引领着这辆列车的前进。

    爱玲，便是后者。

    1942年，爱玲和炎樱回到了上海，仿佛在上海，也只有上海，才是她上演人生大戏和好戏的舞台。对于在港大没有毕业，爱玲一直耿耿于怀，只能转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继续深造，为的是“至少拿张毕业文凭”。弟弟张子静很高兴，因为他也准备报考，姐弟俩终于可以在同一所学校碰面了。可是，由于经济上的窘迫，学费无从着落，子静记得姐姐“叹了一口气”。

    回到上海，爱玲投奔了姑姑，住在郝德路192号的爱丁顿公寓。姑姑虽然继承了不少遗产，一度生活阔绰，可是因为投资股票，恰逢时局动荡，一下破产了。即便是在洋行、电台里打几份工，也只能解决自己的温饱，无力再顾及爱玲的学费和生活费。于是，便告诉爱玲，当时她的父母协议离婚的时候，约定她以后的教育费用由父亲承担，而爱玲港大三年的学费全部由母亲出，现在应该由父亲承担了。可是，爱玲始终觉得拉不下面子，那个父亲，以及他的家，自己曾经发誓是不打算再理会了的，4年期间，父女情分已然了断，如今放下自尊突然管父亲拿钱，仿佛是在一间暗无天日的屋子里找到一个出口那么艰难。张子静回到家后，趁后母不在家的机会，向父亲简要介绍了姐姐的窘境，张廷重听罢，立刻陷入了沉思，可能不是心疼钱，只是在犹疑和女儿见面是不是觉得很尴尬，毕竟对于女儿离家出走之事他始终耿耿于怀。不过，考虑片刻，他还是对儿子说：“你叫她来吧。”过了几日，爱玲终于见到了阔别4年之久的父亲，不过不再是那幢逃走的别墅，而是在另外一幢小洋房。爱玲后来在小说《怨女》中对于衰落的父亲，做了更为生动的描绘：“到底清朝亡了国了，说得上家仇国恨，托庇在外国租界上，二十年来内地老不太平，亲戚见了面就抱怨田上的钱来不了，做生意外行，蚀不起，又不像做官一本万利，总觉得不值得。政界当然不行，成了投降资本，败坏家声……守着两个死钱过日子，只有出没有进。”

    爱玲与父亲在相隔4年后重新见面了，双方有些物是人非的沧桑之感，彼此都有些陌生，只是简单地把自己的学习计划向父亲说了说，便无二话。父亲也没多说什么。“学费我叫你弟弟送去。”十分钟的短短会面，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以至于横亘在父女心中的那份心结，始终没有机会打开。张子静回忆说：“那是姐姐最后一次走进家门。此后她和我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不过，学费总算拿到手了，爱玲转学进入了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学习，子静也进入了经济系一年级。不久，炎樱也转学到了这里，两人继续着港大时期的友谊，形影不离。然而，这份简单的快乐，没有延续多长时日，便宣告结束了。虽然学费已经解决了，可是母亲自1939年去新加坡后，杳无音讯。倔强的爱玲，又不想成为姑姑的负担，哪怕她算是自己最亲的人，也不想让姑姑的生活雪上加霜。实际上，从父亲家里逃出的那一天开始，爱玲就放弃了继承张家的财产，或者嫁入豪门依靠一个自己或许根本不爱的男人过着体面光鲜生活的机会，似乎受到母亲、姑姑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也决计走上职业女性的道路，用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用自己的脚，丈量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么阔远。

    于是，坚持了两个月不到，爱玲又辍学了。子静跑去劝说姐姐去当老师或者编辑，都被爱玲否决了，她觉得自己性格内向，孤傲不群，不善于表达，反正，她早有自己的安排，宽慰弟弟说：“我替报馆写稿就好。这阵子我写稿也赚了些稿费。”

    1942年，窘迫的境遇并没有把爱玲推向生活的地狱，反而为她打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新世纪，前途无限光明的大门。两年之后，上海最璀璨的一颗文学新星冉冉升起了。（摘自《永远的张爱玲》）

【相关链接】①张爱玲的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张爱玲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其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搜狗百科》）②张爱玲的教育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虽然她日后能够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凭的是自己的勤奋努力，但她的家除了是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外，还可以说是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祖父是科举出身，她的父亲有旧式的文化教养，她母亲则是“知识女性”。（摘自余斌《张爱玲传》）

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

陈海波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那屈辱的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喜欢读唐诗宋词、历史演义的于敏，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的精神，倾慕岳飞的精忠报国。

    1941年，在耀华中学读高三的于敏遇到了两位恩师，深受启发。语文老师王守惠讲解古诗文时，必会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个大的时空中，将写作背景、文学渊源和价值以及作者的家事讲得透彻明了。数学老师赵博研讲课时喜欢讲授数学题的各种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来由。

    1951年，于敏研究生毕业后，受到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不过，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国际前沿。后来，钱三强告诉于敏，决定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于敏虽然当时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但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毅然走上了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

    1960年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做了初步探索，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产生了六十多篇论文，但均作为秘密文件保存。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当氢弹原理的方案传到北京后，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听完于敏的汇报后十分兴奋，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该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就造出氢弹。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接下来的一年，于敏他们忙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次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仍不觉得圆满，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才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完全一样！”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成功后，氢弹需根据实战降低过早“点火”几率等作了优化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和武器并装备部队。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于是向邓稼先建议上书中央，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果不其然，1992年，美国提出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那次上书为我国争取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因此，于敏又被视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战略家。

    于敏毕生信奉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种“宁静”使于敏在子女的记忆中是失声的。儿子对父亲的唯一记忆就是一个字：忙。女儿总算找到了一个“声音”，听着很好笑：有一天，小于元淘气跑进爸爸房间，听到他正对别人说ρ（音近“肉”），高兴地跑出来对妈妈说：“今天有肉吃了！”

    于敏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文革”期间，于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但他无悔：“如果我说假话，我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我宁愿现在挨整，绝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

    于敏，在这个世上大多“沉默无闻”，但他从未抛弃“献宏谋”的一片丹心。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1月10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与往年科技奖励大会上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致辞不同，于敏没有做获奖答词。因为他始终认为，我国氢弹等核武器事业的成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最初他都不同意自己报名评奖，说要把机会留给更年轻的人。（陈海波叶乐峰《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速写》）②在氢弹的理论探索中，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克服重重困难，自主研发，解决了氢弹研制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他一生只有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1999年，国家为两弹一星元勋授奖；另外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国家最高科技奖颁奖。（百度百科）③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晚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感动中国颁奖词）

人生当架几座桥

    ①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谈起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10岁那年，叔叔送我一本地图。在中国地图一页，我看见台湾地区用墨涂黑了。我问：‘为什么台湾要用墨涂黑呢？’叔叔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因为我国和日本打仗打输了，被日本人占了。’我当时很气愤，心想，中国的领土为什么被日本人抢占了呢？一定要把台湾夺回来！”从此，茅以升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知识，掌握本领，报效国家。

    ②茅以升从小天资聪慧，但他更得益于后天的勤奋刻苦。中学时，祖父教他读古文。祖父先将文章抄录一遍，要求他在第二天上课前背熟。没想到，祖父刚抄录完，茅以升已能背诵出来。茅以升锻炼记忆力的故事很多，最著名的是他背诵圆周率的故事。1940年，茅以升任职的唐山工程学院迁到贵州平越县。校庆那天举行游艺会，同学们欢迎茅院长表演个节目。茅以升不会唱歌、跳舞，就说：“我表演背圆周率吧。”他一口气背到小数点后一百位，同学们热烈鼓掌，赞叹不已。

    ③1933年春天，茅以升受命在钱塘江上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大桥。当时在杭州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叫作“钱塘江上造桥”，意思是指不可能做成功的事。因为钱塘江的潮水和流沙都是别处罕见的。潮水来时，潮头壁立，毁坏力惊人。流沙是极细极轻的沙粒，一遇水流即被冲刷走。江底流沙覆盖，深达40多米。所以，杭州人说“钱塘江无底”，在钱塘江上造桥被认为是异想天开。而当时，中国所有的现代化大桥都是外国人修的。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茅以升认为在钱塘江上造桥是可以成功的。

    ④钱塘江大桥正式开工后，遇到的困难一个接一个。外面传着闲言碎语，说什么“这样干下去，哪里会成功？”银行也中断了贷款。茅以升的母亲听到这些事后对他说：“唐僧取经，八十一难；唐臣（茅以升的号）造桥，也有八十一难。只要有孙悟空，有他那如意金箍棒，你也同样能渡过难关。”那时的“孙悟空”就是造桥的全体员工，“如意金箍棒”就是科学里的一条法规：利用自然规律，克服自然界的一切障碍。茅以升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和建桥工人的智慧，先后攻克了80多个难题，发明了“射水法”“沉箱法”等施工方法，大大提高了工程效率。

    ⑤钱塘江大桥既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又是我国桥梁工程师的摇篮。茅以升把工地办成学校，吸收大批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参加工程实践，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桥梁工程人才。我国一些重要桥梁工程，如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一些负责人都曾经历过钱塘江大桥建设的洗礼。建国后，茅以升又参与修建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先后担任专家组组长、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总设计师，为武汉长江大桥的顺利建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⑥建桥讲究处处平衡与和谐。一座瘸腿、不平衡的桥梁，怎能让车辆行人平安到达彼岸？同样，人架设知识的桥梁也是如此。茅以升既通晓工程技术，在文史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一生学桥、造桥、写桥，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他写的《桥名谈往》《二十四桥》，博古通今，文笔极好。特别是他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桥话》，更是难得的文学佳作。毛泽东曾对茅以升说：“你的《桥话》我看了，写得很好。你不仅是个科学家，而且也是个文学家哩！”

    ⑦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和平的日子，茅以升都始终如一地勤奋工作，即便到了晚年仍然壮心不已。他说：“我还有一桩心事，就是台湾问题。1945年，台湾光复后，我曾到台湾去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看到了台湾的迷人景色，还看望了那里的老同学和朋友。1955年，我到日本访问，恰好住在下关（原名马关）的‘春帆楼’．当年，李鸿章签字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就是住在‘春帆楼’．看到李鸿章住过的房子，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架设连接海峡两岸人民的大桥。这是我在有生之年想要完成的一件大事。”

（取材于《郭梅尼人物通讯选》）

【相关链接】

①茅以升（1896﹣1989），中国桥梁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茅以升于30年代打破外国人的垄断，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主持修建了一座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铁两用桥。钱塘江桥的建成，成为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

②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茅以升内心有一种预感。他下令在大桥南2号桥墩上留下一个长方形大洞，对于这个原设计中没有的重大改变，茅以升没有向任何人解释原因。持续3个月的淞沪会战终以上海陷落结束，11月16日，南政府决定炸桥以阻断敌人，深明大义的茅以升心情沉重地点了点头：“造桥是爱国，炸桥也是爱国！”一语未竟，热泪夺眶而出。原来在桥下预留的大洞，就是为这一天预备的。12月23日，茅以升正式接到炸桥的密令。当晚，他来到书桌前，奋笔写下8个大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这一愿望终于在抗战胜利后得以实现，在茅以升的亲自主持下，钱塘江大桥又得以成功修复。

（摘自“百度百科”）

女校长的刚烈

王开林

    民国史上，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师范大学女校长，杨荫榆是不可忽略的。

    杨荫榆出身书香门第，1907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入青山实践女子学校，嗣后转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1911年，杨荫榆毕业回国。1913年，她担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14年，她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监。1918年，教育部首次甄选教师赴欧美留学，她在获派之列，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1922年，杨荫榆获得硕士学位，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喝过洋墨水的女学究，受到章士钊的赏识。两年后，她荣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也许是不幸的婚姻遭遇破坏了杨荫榆的心境，这位被人咒为老孤婆灭门妇的女学究性格刻板，遇事较真，一点也不通融，总给人一种捉摸不透和格格不入的感觉，再加上他一次离婚、两次留洋的特殊经历，当时，一般男女都对她敬而远之。

    身为大学校长，杨荫榆强调校风校纪，反对女生分心于功课之外，这并无大错。但她昧于大势，不知权宜变通，办学手法欠缺灵活，独开招怨之门。她撰文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一时间这句话被女生当成笑谈，暗地里讥讽她为国民之母之婆。

    1925年8月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了对付学生的驱羊（杨）运动，先是以校评议会的名义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然后招来军警，截断电话线，殴打女生，关闭伙房，强行解散预科甲、乙两部的4个班级。北洋政府教育部更是火上浇油，命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此举彻底激怒了北京学界众多知名人士（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菜、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杨氏惹火烧身，成为头号标靶，遭到口诛笔伐。北洋政府教育部扛不住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好将杨荫榆当成替罪羊，免去她的教职，以息公愤。

    平心而论，在安稳的时期，杨荫榆何尝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校长，可是他身处乱世，劲敌太多，政治上歧道纷出，尤其令她无所适从。她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荒废学业，用心是好的，处理方法却是糟的，引警入校，使对抗骤然升级，尤为不妥。

    鲁迅对杨荫榆的打击绝对具有毁灭性质，使她身败名裂，从此与反动一词有了洗脱不净的干系。她羞愤出京，回苏州赋闲。1927年，杨荫榆重出江湖，再作冯妇，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兼授外语。由于她声名狼藉，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并不待见她，更谈不上应有的尊重。当时《苏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鲁迅的学生，多次在报纸上重提女师大旧事，指斥杨荫榆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反革命分子，弄得杨荫榆在苏州的处境极为狼狈，整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探沸汤、如坐针毡。

    1935年，杨荫榆辞去教职，但她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久，她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苏州盘门小新桥巷11号创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招收女生。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奸淫掳掠，恶行累累。当时，杨荫榆居住的盘门，四邻的小户人家饱受日军蹂躏，她开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社是女学生集中的地方，自然也无法幸免。杨荫榆忍无可忍，跑去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曲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有名有数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他们从杨荫榆四邻抢走的财物。如此一来，街坊上那些被日本兽兵视为花姑娘的妇女都将二乐女子学术社视为首选的安全庇护所，杨荫榆出于正义感和邻里之谊，对她们来者不拒，悉数收留，为此她拿出积蓄，扩建房舍。这种情形显然不是敌酋所乐见的，于是他们想出毒招，征用杨荫榆的住宅。杨荫榆怎肯搬家，于是双方形成激烈对抗的局面。

    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来到杨荫榆家中，用一番鬼话哄她出门。在吴门桥上，一名兽兵突然朝她后背开枪，另一名兽兵则猛然将她踹入冰冷的河水里。他们发现杨荫榆落水后还在继续扑腾，又连发数枪，直到河水泛红，这才扬长而去。一个为杨荫榆造房子的木工将她从河里打捞上岸，装殓遗体时，棺木太薄，不敷所用，只好在棺外仓促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既没刨光，也没上漆。杨绛认为：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抗战期间，在前线杀敌与在危城斥敌，同是英勇壮烈的举动，何况杨荫榆一介妇人毫无惧色，为了争取自己正当的居住权而据理力争，正气凛然地痛斥气焰万丈的日本兽兵，丝毫也不逊色于任何一名热血男儿。她晚节无亏，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也值得敬佩。当代作家陈群写过一篇文章《杨荫榆之死》，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抗日，有各种方式，有拿枪的，有徒手的，有杀敌的，有斥敌的，杨荫榆的行为，不愧是抗日英雄的行为。听闻此言，在九泉之下受屈多年的杨荫榆应该可以略感欣慰了。

（选自《读者》2013年第2期，有删改）

    汤道耕（艾芜）出生在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祖父给他取名叫做“道耕”，是希望他能够“耕读传家”。

    汤道耕的祖上来自湖北，迁徙的路艰辛而漫长，凭的是“人生贵自强，自强则白手可成家，他乡可发迹。勿畏难而诿命，何患事不成耶”的豪气，积得一份家业，这种人生贵自强，白手成家的豪气在后辈的血液中暗暗传承，直到汤道耕这里，光着脚，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再次印证了祖先独自闯荡天下的勇气和韧劲。

    1925年的暑期，汤道耕从四川省师范学校肆业。他踏上成都望江楼下有些摇晃的木船，沿着府南河顺水而下，悄悄走出了亲人们的视线，开始了三十年背井离乡的生活。在路上，群山的优美与静寂，山民的淳朴与穷困，盗马贼的凶悍和灵巧，边地少数民族的独特风俗，缅甸的异域情调……他来到，看见和说出。

    从四川到云南，道耕看到太多兵匪造成的祸乱对穷苦人家正常生活的骚乱。道耕为了安全夹杂在商队中，像那个时代和那个土地上的一只眼睛，来到，看到，并注定了后来用自己的笔说出那些无人知晓的山里人家的苦难与悲怆。

    赤脚流浪，墨水瓶挂在脖子上，一步一步，汤道耕走成了著名作家艾芜。

    艾芜在丁玲的介绍下加入了左联。在“左翼作家联盟”这个词组中，别人看中的是“左翼”，而更能吸引道耕的却是“作家”，他希望从这个组织里的作家那里能够学习到文艺写作知识，也结识一些写作上的朋友。

    真正有时间在上海的亭子间坐下来以后，艾芜开始用笔温习自己当年的漂泊史，这使他在这个喧嚣嘈杂的大都市中找到难得的宁静。1933年冬，他完成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其中《三峡中》讲述的是一些典型的社会底层游民的生活，故事中的环境就是一个典型的“江湖”。读书流浪人的艾芜，加上小时候熟悉的读物，包括他的笔名，父亲所入的游民组织哥老会都对他产生潜在影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作者对游民生活不由自主地有着一种同情。他的叙述已经带有真实和幻想相混合的色彩，同时这种想象还受到左翼革命思想的制约。

    艾芜的中篇小说《春天》得到茅盾等人的好评，这篇小说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层面去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饱含着艾芜对家人、故乡的深情。这种流行于左翼文坛的文学范式后被称为“社会剖析小说”，影响深远。

    1961年，艾芜被安排到云南去体验生活。一路的参观给艾芜带来写作的激情，他似乎再次找到了原来创作《南行记》的感觉，迫不及待的写作“南行记续篇”。这无疑满足了《南行记》读者对“续”的好奇，也再次给艾芜带来荣誉。

    1981年2月，艾芜受邀进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南行。云南的一路上，回忆着自己的经历，倾听着别人的遭遇，震憾于死亡一样的沉默，血的控诉，更加让艾芜感到人世之沧桑凄凉。9月起第三次南行的写作陆续发表，合集叫《南行记新篇》。

（选自王毅《艾芜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艾芜是笔名，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的影响，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选自“百度百科”）

②艾芜的文章想象大胆，情调浪漫的色彩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而艾芜的性格却是认真刻苦、一丝不苟，他被称为“墨水瓶挂在脖子上写作的作家”。（选自2007年8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艾芜和沙汀的友谊》，有删改）

③三次南行，对于艾芜的写作乃于他的一生都意义重大。南行，似乎成了艾芜一生的一条主要线索，成了艾芜写作的一个原点，他一次次地回到这里。（选自黄岳年《南行百年说艾芜》，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