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是“寡言君子”，也是治校大师

    ①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后，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他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成功地执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②1931年12月，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发表就职演讲，这篇立言名篇中可圈点者极多。他说：“办学校，尤其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他又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能发表这样今天读来仍新鲜的“重要讲话”的人，才算是真正了解了教育的意义﹣﹣梅贻琦任校长后，不到10年，清华的面貌便彻底改观，声名鹊起。

    ③今天，我们可以随口列出清华很多杰出人物及其事迹，却很少提到梅贻琦。这跟他的教育风格很有关系。梅贻琦用的是“黄老之治”，这种思想推崇黄帝时期的政治清明，发扬老子的清净俭约，奉行无为而治。“黄老之治”希望人尽其才，故梅贻琦治校也信奉让每个人充分表达，只要提出有利于清华的建议，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黄老之治”奉行法度，故梅贻琦尊崇科学，科学即法则；“黄老之治”奉行无己，故梅贻琦可以忘我地去服务。他说，清华的教师出名、学术成果出名、优秀学生出名，而校长却不必出名。

    ④梅贻琦的寡言少语使一般人或以为他严肃，或以为他谦和，或以为他没有主见。其实他并非不懂幽默，他的反应是才士也为之叫绝的。有人奇怪，那么多校长来来去去，为何独有他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立足，梅贻琦回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人愿意倒梅（霉）！”他的寡言也并非没人欣赏，陈寅恪就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⑤作为一名学养极厚的物理教授，他自幼熟读经史，背诵如流，曾对朋友笑言：“假如有谁背诵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⑥不少人都能回忆起梅贻琦的律己。他做清华校长时，取消了原有的一些校长特权，不再让学校为他家中工人付工资，并拒绝领取包括手纸在内的一切免费供应。1943年，梅贻琦的母亲去世，当天，同事建议他不开联大常委会。他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1941年，美国空军来华抗日，急需大量翻译，梅贻琦号召联大外文系的男同学参军。1943年，他又动员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去当美军翻译官。在此期间，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虽然还不到四年级，却提前参军。女儿梅祖彤也随军做了护士。

    ⑦梅贻琦的风度令人难忘。学者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长长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拉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

    ⑧因工作繁重，梅贻琦积劳成疾，1960年被确诊罹患癌症。他终身从事教育，毫无积蓄。新竹国立清华大学为其垫付一部分治疗费，医院又酌情减少了一部分，还是不够。清华校友们商议募捐，半年间募集台币65万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看到凝聚着爱心的募捐记录，“阅后半晌无语，后曾流泪颔首”。

    ⑨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溘然长逝。蒋介石特颁“勋昭作育”挽额一方，副总统陈诚送的挽联是：“崇朴学以黜浮华，实大声宏，盛绩久为文苑重；树良规而垂教泽，薪传火尽，道徽犹系国人思。”梅贻琦的墓前广植梅花，刻石“梅园”，为于右任所书。清华海内外校友，每到新竹必去祭拜。当地人士每日清晨也去凭吊，十年如一日，成为新竹一景。教育家蒋梦麟曾说：“中国崛起于近代文明国家之林，（梅贻琦）厥功之伟，莫之与京（争强比胜）。”

    ⑩梅贻琦之执掌清华，是清华之幸，也是中国之幸。

（有删改）

奇绅鸿儒刘大鹏

郝岱

    一个普通的晚清文人，在国内“名不出乡里”，但在沈艾娣所著《梦醒子》一书中却被称为“第一奇绅士”。一个农村绅士，何以被冠以“第一奇绅士”的美誉？刘大鹏究竟奇在何处？

    刘大鹏并非是先知先觉的圣贤，聪明过人的天才。刘大鹏在日记中自述“生而顽钝，年七令甫能言。”他七岁才会开口说话。七年不鸣，一呜惊人。童年刘大鹏在私塾先生刘丽中门下读书16年，毕业后，他又先后在太原县桐封书院、太原府崇修书院学习深造10年，仅读书就长达26年。在人生旅途的第一站，他读书时间长达半辈，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可谓一奇。

    刘大鹏在刘丽中、杨深秀（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等名师的精心培育下，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积累了渊博的知识，树立了如何做人做事的高尚道德理念，确立了报效国家和人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日后创业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大鹏完成学业后，就到大谷县南席村当了整整21年的私塾先生，后到太原县女子学校任教十余年，他教书时间又占据了人生的半辈。

    刘大鹛在世85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可谓一瞬间，他在有生之年既要教书，又要种地，还要经营煤窑，忙里抽闲，用毛笔手抄洋洋34部巨著，亿万字手稿。对儒家经典烂熟于心，能够熟练背诵的经典著作达六十多万字。刘大鹛超人的智慧和惊人的毅力，非凡的创作天才，德高望重的思想品德，实乃奇人奇才也。

    刘大鹏34岁时开始记日记，直到临终前五日，连续写了五十一年的日记。日记真实客观地记叙了清末民初、抗战期间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人情世故等，可谓包罗万象，是中国这段历史的缩影，史料珍贵，堪称百科全书，更被山西省图书馆誉为“镇馆之宝”。

    刘大鹏的德才、廉洁名扬省城。阎锡山掌握山西军政大权后，急需人才为其效力，曾多次派人请刘大鹏出山，先生屡屡婉言谢绝，不接受聘任。读书做官，仕人之追求，刘大鹏却是送到嘴边的肉不吃，可谓奇也怪也。

    在人生的旅适中，他一直努力拼搏，曾务农、务工（开煤窑）、经商（租赁餐具、轿等业务）、教书、写书，走完了光辉的人生历程。

1915年，58岁的刘大鹏当选为山西省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省议会议员选举大会。有些议员为了拉选票，纷纷向代表行贿或宴请。有参选议员对他行贿，他以“不义之财不可取”的修身之道一一拒绝。世上哪有和钱财有仇有恨之人，唯有刘大鹏既不贪财也不受贿，实属奇人也。

    日寇占领太原县后，狂轰滥炸，烧、杀、抢、奸无恶不作。每当鬼子进村扫荡，村民纷纷扶老携幼逃难时，刘大鹏却视死如归，独自一人留村，并上到屋顶，指天骂日。有一年，日寇的一名军官久闻先生大名，恳请先生为其题写一副条幅，先生冒着杀头的危险，婉言谢绝，日本人无奈，只好灰溜溜地离开。1934年，山西遭受大旱，阎锡山政府的苛捐杂税却有增无减。刘大鹏看到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愤怒至极，他以鲍伯平的化名上书南京中央政府，请求中央政府责令阎锡山减免税收，收到预期效果。

    这几则真实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刘大鹏爱国亲民的高尚情操和政治远见，不贪生不怕死的气质和风度，可谓奇人奇事也。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人共乐千秋节；乐不可无，乐不可极，乐事还同万众心。

    这是刘大鹛先生在1897年为晋祠同乐亭题写的一副楹联。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山西代表团讨论会上，谈到改善民生时，现场吟诵多年前在晋祠看到的这副楹联。李克强总理日理万机，在众多的晋祠楹联中，竟然熟记刘大鹏的这副楹联，先生的高尚品德和意境，引起总理的共鸣，飘扬五洲四海，实乃奇事也。

（摘编自《文史月刊》2016年第10期）

【相关链接】

①刘大鹏，字友凤，号卧虎山人，著名的地方史学者、地方文化学家。著有《晋祠志》《晋水志》等地方志，尤其是《退想斋日记》，二百多册，五十多万正楷毛笔字，记述了近、现代中国和晋祠发生的重大变迁。

②乡邦文献，关怀有缘，表扬潜德，著进连篇，天不应遗，杀青何年。晋水潺潺，相与呜咽，千秋万祖，其视此锈。

——刘友凤先生碑铭

中国之蒿

    1969年，屠呦呦和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几位同事一同参与到“523任务”中。那一年，屠呦呦39岁，职称是助理研究员。

    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是家中五个孩子中惟一的女孩。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谁能想到，诗句中的“野之蒿”，竟真的与屠呦呦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由于屠呦呦的专业属于西医，中药所送她到中医学习班，用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屠呦呦很快崭露头角。她被任命为中药研究所“523任务”研究组组长，带领4名小组成员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屠呦呦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她还四处走访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由此，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640多种草药，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并没有成为屠呦呦重点关注的对象。

    那时，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胡椒上。这种在中国极为常见的植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84%。这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数据，但此后的深入研究却事与愿违。屠呦呦发现，胡椒只能抑制疟原虫的裂变繁殖，灭杀效果却非常不理想。放弃了胡椒，她把目光又转向了效果并不突出、却在中医药典籍治疟药方中屡屡被提及的青蒿。

    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先秦医方书《五十二病方》已经对植物青蒿有所记载；公元340年，东晋的葛洪在其撰写的中医方剂《肘后备急方》一书中，首次描述了青蒿的抗疟功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说它能“治疟疾寒热”。

    但是，当屠呦呦利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青蒿提取物的抗疟能力时，结果却并不理想，最初，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为68%，但效果极不稳定，有一次实验，它的抑制率只有12%。

    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为什么同样的提取物却得出千差万别的结果？屠呦呦一时找不到答案，她重新翻出古代医学典籍，一本一本仔细翻查。直到1971年下半年的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触发了屠呦呦的灵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绞汁使用的办法，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这是不是为了避免青蒿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被破坏？福至心灵的一个闪念，推开了紧锁青蒿素奥秘的大门。

    此后的情节被众多的讲述者概括为，屠呦呦用沸点只有53℃的乙醚，成功提取了青蒿素。其实，提取青蒿素实验的真实过程是繁复冗杂的。

    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中，屠呦呦提到了当时的一系列实验。这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中记载的实验过程，穿插着大量的化学分子式、专业术语和数据，在记者这样的外行人看来如同“天书”。只有几句高度概括的纲领性描述能够大致明白，读起来亦颇为艰涩：“青蒿成株叶制成水煎浸膏，95%乙醇浸膏，挥发油无效。乙醇冷浸，控制温度低于60℃，鼠疟效价提高，温度过高则无效。乙醚回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疟效价显著增高且稳定。”

    她还特别提示：分离得到的青蒿素单体，虽经加水煮沸半小时，其抗疟药效稳定不变，“可知只是在粗提取时，当生药中某些物质共存时，温度升高才会破坏青蒿素的抗疟作用”。

    在实验数据的一份效果对比图表中，利用水浸得到的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低只有6%；乙醇浸膏得到的挥发油毫无效果；乙醇冷浸得到的提取物则可达到95%的抑制率；乙醚提取物的抑制率则是100%！那是一种黑色、膏状的青蒿抗疟物质粗提物，离最终的青蒿素晶体尚有一段距离，但确定无疑的是，打开最后宝藏的钥匙找到了。

（节选自《北京日报》2011年10月25日）

相关链接：①疟疾，又称为“打摆子”。在人类与疟疾的持久战斗中，起初最有效的治疟药物源于另一种植物——金鸡纳树。19世纪，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金鸡纳霜”。随后，科学家又找到了奎宁替代物——氯喹。氯喹药物一度是抗击疟疾的特效药。但是，疟原虫渐渐表现出了强大的抗药性，上世纪60年代，疟疾再次肆虐东南亚，疫情蔓延到无法控制的局面。②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2015年10月，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陈吉龙

    六岁，他就开始读经书、学八股；八岁起开始接触史学，启蒙者是他的母亲。后来在父亲指导下，他从头至尾点读完了《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花了半年时间，点读了编年体通史《通鉴辑览》，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与此同时，他还跟母亲学习了《说文解字》。

    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生十一岁，已开始读报，关心时事。1898年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心目中的楷模。他读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文章、著作，思想上受了很大影响。

    他十五岁开始阅读正史，或抄录或点读，极其认真，且阅读速度惊人，能日读十四卷，每读书必从头至尾看完。十六七岁间，其父按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教子弟读书的常用方法，要他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读一遍，以便在做学问之初，可知整个学问的概况及分类，知道天下学问有哪几种，每种源流派别如何，对学术史作一鸟瞰。他读得很认真，花了两年多时间，将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只是集部读了一半。

    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又阅读了《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书，着重学习怎样阅读史书及写作札记的方法。后来在经学名家丁桂征先生的指引下，他又花了三四年功夫，将有关小学的书及《十三经注疏》精读一遍，使经学、文字学成为治史的得力工具。1904年，他在邑人创设的“读书阅报社”听了元史专家屠寄先生的一次讲座，深受影响，开始研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的研究。那年他二十三岁，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

    先生每读书必用朱笔圈识，或眉批，或将材料抄录，加题识或按语，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写成读书笔记。待有心得，意见成熟，即写成札记、论文或专著。如此五十年如一日，形成了先生扎实的治学功力及精切严谨的学风和文风。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志哀，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抗议。美籍校长卜芳济竟蛮横地将当时的国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全校师生愤而离校，并谋创光华大学。张寿镛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胡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执教光华。当时已应沪江大学之聘的先生，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赴光华任教，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

    他进光华后，每周上课十多节，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课极富魅力，很多受业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以刚劲挺拔的书法板书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虽自称是个专门读书的人，但他历来反对死读书。他认为读书不能脱离实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说：“我已年过半百，决不向日本人低头！”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那时候常州，城门口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他特地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乡。

（摘编自陈吉龙《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

相关链接：①吕思勉(1884-1957)，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他学识渊博，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又极富获取新知的热情。治学领域广泛，在中国通史与多项专史的研究上都有建树，并撰写了大量教学用书和通俗读物，同时关注国事，心系民生。

——李波《吕思勉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

②先生不喜走访知名人士，自述见名人辄自远，不涉无谓的社会交际。没有学历学位，无党无派，遵从父训，一生唯好教书授业，小学、中学、大专、大学都教过。1926年进入光华大学，不久即受聘为史学系系主任，遂自托为终身归宿，前后凡30余年。

——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

一位有远见的大科学家

刘力源

    治学的竺可桢有着宽阔的视野，尤其是他的远见是为许多领域内学者所称道的。

近几年雾霾天气多发，人们知道了PM10、PM2.5的存在，在竺可桢1936年的日记里虽没有这样精确的专用名词，却有关于空气中尘埃数增加造成污染的记录：“作近三年来南京之微尘数，知各月均有增加，1935年倍于1934年，而1934年又倍于1933年。但此项增加只限于空气最下一层。”

    让学者王作跃佩服的是竺可桢的国际视野。“竺可桢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要研究南北极，他早就意识到全球气候是一个整体，中国的气候会受到全球气候、尤其是两极气候的影响，这种观点在当时即使放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比较新的。”王作跃说。当时大部分科学家都专注于自己的领域，或者更注重国内的发展，竺可桢的眼光则非常开阔。“这也是为什么1952年周恩来总理刚开始考虑原子弹研制问题，就派人去问他的意见的重要原因。竺可桢当时就讲得非常有道理，他的建议后来也被原子弹工程印证是很有远见的”，王作跃说。另一个让王作跃印象深刻的是，竺可桢一直以来强调基础科学要和应用科学并重：“在科技政策里，他一直强调基础科学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这在中国20世纪强调应用科学而忽视基础科学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他一直清醒地认识到基础科学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很重要的，这在他不同历史时期的日记里都很明显。”

    许多人初识竺可桢的学术思想，是从初中课本的那篇《向沙漠进军》开始。“这篇文章着眼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他是大师，就是有这种视野、这种气派，也有这个能耐。”学者何亚平说。留美回国后，竺可桢非常重视搞清楚中国的“家底”，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有些什么资源，各地的气象气候条件如何，动植物在哪些地方适合种养……解放前这些资料基本上是空白的。“建国后，竺老就倡导建立了自然资源考察委员会，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摸底普查。他的目标很清楚，搞清资源不仅可以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为了可持续地发展，竺老实际上是中国关于可持续发展最早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这些为学者们频频竖起拇指的专业眼光，都源于竺可桢的一生勤学和认真的态度。何亚平说，看竺老的日记就能发现，只要有空闲，他多数时间都是在看书。“我印象里，他的读书笔记在日记里占了近三分之一的比重，他读书读得非常细，会做摘录，甚至发议论，同意也好，值得商榷也罢，他会表达他的独立思考，绝不迷信他人的东西，即使是专家权威的东西。还有一点，因为与他研究气象、物候的专业兴趣有关，他无论到哪都会去找当地的地方志，对各地的历史人文风俗都有比较详细的了解，积累．了非常丰厚的第一手材料”，竺可桢身上的这些特质让何亚平由衷佩服。“事实上，在抗战时期担任浙大校长，竺可桢并没有多少时间做科研，但他硬是挤出时间写出了《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最终结束了国际上的一个长期的争论。到了80多岁，他又写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迄今为止，尽管计算机这么发达，运算速度这么高，把历史资料经过整编后概括出来的世界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大趋势还是竺老当时概括的那个方向。这让外国人都赞叹不已。”

    即使“文革”中赋闲在家，竺可桢也没有真正赋闲。“他从未停止对科学院及各学科、各有关研究所科研工作特别是理论及前沿工作的思考。”学者李玉海说。为了及时掌握国际上最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动向，年迈的竺可桢经常独自一人乘公共汽车前往情报所，查阅国外文献，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这是一般老年人难以做到的。

爱国志士丘逢甲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的1896年，丘逢甲回到广东蕉岭写下了这首著名的爱国诗篇《春愁》，其拳拳爱国心也成为今日两岸同胞共同的纪念。

    丘逢甲出生那年恰逢甲子年，其父认为是吉兆，故而命名为逢甲。丘逢甲自幼就志向高远，十分崇拜郑成功，以郑成功凛然的民族大义自许。郑成功这位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也是甲子年生，更使他从小就刻意向先贤学习，言行之中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丘逢甲生性聪颖，十四岁时以《西江月》词牌填词一首：“兴起八叉手健，吟成七步方雄。更兼经史满怀中，只觉大才适用。却布知时甘雨，愿乘破浪长风。他年位若至三公，定有甘棠雅颂。”十六岁考取秀才，二十五岁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因不愿做官告假离职返台，开始从事教学，培育民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丘逢甲预见台湾前途危难，以“抗倭守土”为号召创办义军，并动员亲属入伍。1895年4月17日，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割让给日本。丘逢甲愤然召集台湾乡绅咬指血书，联合电奏清政府抗争，表明“万民誓不服倭”，要求废约抗战、保卫国土。但清廷回电称“台抗京危”，不予理睬。在台湾人民“无主可依”、“无人肯援”而强敌压境的危急情况下，悲愤至极的一介书生丘逢甲力倡建立了以清朝为正朔的“台湾民主国”，与台湾绅民一起自主保台。丘逢甲倾尽家资，组织和率领数万义军，横刀跃刀与日寇浴血奋战。经过二十多个日夜艰苦卓绝的激烈战斗，气壮山河的保台抗争失败。经部将劝说，丘逢甲不得不挥泪内渡，回到祖籍广东镇平县。

    回到大陆后，丘逢甲仍想着收复台湾，他写诗自勉道：“乾坤苍莽正风尘，力挽狂澜仗要人。岂有桃源堪避世，不妨蔬水且安贫。天阊辽阻愁呵壁，时局艰危痛厝薪。只恐南阳难稳卧，中原戎马待纶布。”

    丘逢甲认为“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欲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抗日保台失败后他更是切身体会到“非开民智养人才，莫能挽救国难”。内渡回大陆后，他先后在潮州韩山书院、潮阳东山书院、澄海景韩书院任主讲。1901年春，在汕头正式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为广东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学校。1904年夏，丘逢甲在蕉岭县城桂岭书院创办专门培养小学师资的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1904年冬，在蕉岭东山、员山创办创兆学堂各一年。他通过自办、鼓励别人办、派出得力弟子到各地活动等形式，在嘉应、兴宁、长乐、平远、福建上杭和武平、江西寻乌等地办学，“劝办学校以百数”。

    丘逢甲大力推行新学，主张“德、智、体”等全面发展。智育方面引进西学，积极改革教学方法，聘请一些英、日籍学者及归国留学生为教师。要求教师因材施教，主张开放式教学，崇尚学术争鸣。鼓励学生自学、多思、善问，要有“与众有异的主张”，勤读报刊，关心国事。

    丘逢甲盛赞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号召粤籍巨商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精。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利用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庇护被侦捕的革命志士；广东革命军政府成立后，丘逢甲被推举为赴南京筹组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广东代表之一，被选为参议院参议员，在辛亥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丘逢甲回大陆后一直念念不忘故土台湾，谋求祖国统一，临终弥留之际，嘱咐家人：“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

（接编自《梅州日报》）

【相关链接】①丘逢甲平日最厌恶迷信、鸦片和赌博，在早年的诗词中一再提及，指为中国人的三大积弊，明白指出鸦片对国民的残害。而这些在当时被视为时尚，好此道者大有人在，尤其一些达官贵人将其视为时尚，而他独具慧眼视为毒害，这在当时可说是见解独到。（接编自《台湾周刊》）

②在其兴学十余年中，培植人才至多。广东革命志士多半出其门下。后来的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广东军政府总参议朱执信、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等均受教于丘逢甲创办的学校，皆成为后来革命的中坚力量。（接编自搜狐军事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