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迷人之谜

柏琳

    鲍勃·迪伦是谁？

    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1941年5月24日，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少年时他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

    1959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同年，他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1963年，他第二张专辑中的《答案在风中飘》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

    70年代末，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更关注他的诗歌天赋。

    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选自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2015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鲍勃·迪伦的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②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最多变的灵魂”，但迪伦认为：“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

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余英时

    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劝。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选自《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有删改）

国药大师——金世元

    “博学”是所有和金世元接触过的人对他最深的印象，只要是涉及中药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实践经验，他都能一一解答，因此许多人都尊称他为“国药泰斗”。

    金世元，1926年12月出生于北京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7岁时，父亲送他去了一家私塾读了七年的国学经典。

    1940年2月，14岁的金世元到北京药庄当学徒。做学徒的当年，金世元便开始学“炒药”。一口大铁锅放到灶上，底下柴火一烧，烟熏得眼睛不停地流泪，手上烫起泡是常有的事。“炒药”中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炒姜炭了。炒姜炭既要忍受火烤，还要忍受呛嗓子的强烈刺激。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很多黄烟，并带着一股强烈的姜辣的刺激味道，让人涕泪俱下，就连流的汗都是黄色的；等到姜炒成黑炭冒黑烟时，脸上、身上流的汗水全都是黑的。学徒三年，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晚上还要看药书，背《汤头歌》、《四百味》。三年学徒，金世元脏活累活抢着干，且虚心求教、认真观察、处处留意，不仅了解了诸如饮片炮制、成药制作等中药制药的全过程，而且掌握了一些中药制药的特殊技巧和方法。当然他也记住了老师傅常对他说的一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还是做学徒的当年，他被选送到北京市中药讲习所系统学习中医药学知识。白天在药庄干活，晚上徒步往返20多里到讲习所，师从中医名宿汪逢春、赵树屏等。两年时间他风雨无阻，准时到讲习所专心听老师讲课，认真做笔记，并刻苦攻读中医典籍，这为他从事中药事业、钻研中药学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7年金世元以优异成绩通过中医师资格考试，获得了中医师营业执照。他不顾个人利益得失，放弃开业行医，继续从事自己的中药事业。

    1961年金世元调入北京卫生学校，创建中药专业。他亲自选编教材，主讲中药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文革”期间，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他白天干农活，晚上写书，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29万字的《中成药的合理使用》一书，为指导临床中医正确辨证用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金世元，1990年被遴选为全国唯一的中药学指导老师，2012年与王水炎院士合作担任“医药圆融”导师，2013年被遴选为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作为一名教师，在教授学生专业技术之前，他首先要求学生树医德，守药德，并让学生将此作为从事中药工作的基础。他还注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认识中医药文化。从教50余年，金世元桃李满天下，硕果结四方。

    1985至1990年间，金世元根据自己多年临床应用的有效处方成功研发出“射麻口服液”，不久又与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合作，将著名中成药“乌鸡白凤丸”以新工艺研制成口服液剂型，两种药均被卫生部审核批准投产供应市场。

    1995年至1998年，金世元被聘为中药鉴定专家，参与全国中药材市场整顿工作。他以精湛的鉴别技能和丰富的炮制经验对制售伪劣药材和违反炮制规程的行为予以当面揭穿，为净化、规范中药市场，保障百姓用药安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保证药品质量，金世元几乎走遍了全国主要的中药材基地，在考察中还对各地中药材栽培进行技术指导。为了提高药商的药材鉴别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伪劣药材对人体的危害，金世元还为各地的药商们讲授药材的鉴别知识。为了把自己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毫不保留地传给后人，金世元先后主编了专业著作30余部，先后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到2017年，金世元已经从事中药工作77年了。在这77年的风风雨雨中，金世元为中药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全部心血，也获得了党和国家给予的崇高荣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术”代表性传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国家基本药物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回眸自己的一生，金世元感触良多：中药是大自然的精华，人也必须依赖大自然才能生存；人与中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关系；药如人生，中药不仅能治病，制药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教人、育人。

（选自三户町的《国药大师——金世元》，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现在呢，主要就是带学生。带学生，有四句话的嘱言：“热爱中药事业，恪守职业道德，继承传统文化，发扬优秀精华。”我们中药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它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面对的顾客是病人，病人吃药并不只是解决痛苦，更是抢救生命。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说做这项工作，必须得有德。

工作七十七年，我没有过念头要改行，选择了这项工作，我就志笃意坚。

（摘编自金世元在《开讲啦》第216期的励志演讲）

晚清名臣沈葆桢

    沈葆桢的故居在福州城区宫巷11号。这是一幢建于明天启年间的大宅，面积达1500平方米。当年的沈宅布局严谨，装饰富丽。1936年，客居福州的郁达夫，曾对这条巷子有这样一番描写：走过宫巷，见毗连的大宅，都是钟鸣鼎食之家……两旁进士匾额，多如市上招牌。

    沈葆桢有三个身份：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大清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台湾。这三个响当当的身份，也勾勒出他非凡的一生。

    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沈林两家既是近邻又是近亲。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不高，少时多病。他从小就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聪慧好学，林则徐早早看好了这个外甥，将自己最疼爱的二女儿林普晴嫁给他。姨表亲通婚，在当时是亲上加亲的大喜事。沈葆桢与妻子感情非常好，两人还曾相伴赴京赶考。

    沈家并不怎么有钱，因为沈葆桢是个著名的清官。他先是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又外放九江知府，仕途更迭，唯一不变的是贫穷的生活。当时，将要到省城赴任的沈葆桢身无分文，还曾向人“挪川费百金”作为盘缠。到了省城，他租了二进三间排的房子，“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为此他还发出了“屋价之贵，可谓极矣”的感叹。1855年，35岁的沈葆桢刚刚被破格提升为九江知府，举债购买了这个宅院。沈葆桢装修好房子，安顿好父母妻儿，自己就安心到江西任职去了。第二年，江西闹起了太平天国运动，沈葆桢采取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扬名官场。此后，平叛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沈葆桢的主要工作。

    1865年，沈葆桢的母亲过世，朝廷终于给了他27个月的假，沈葆桢回到这里过了几天清静日子。在他留下的大量家书中，几乎每封信都要嘱咐子女读书，并告诉他们，读书主要为了立品做人，做官倒是其次。可惜那时中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困境，无法让人有一丝的安宁。1866年，沈葆桢接到熟人左宗棠的邀请，出任福建船政大臣，这时他还重孝在身。

    左宗棠请沈葆桢出山并非一帆风顺，也曾三顾茅庐，二人在这个古香古色的小院里畅谈了很久，左宗棠准备打造中国自己的海军，而沈葆桢是他心中的不二人选。左宗棠第一次来到沈宅，恳请沈葆桢出山继承船政事业，沈葆桢婉言拒绝。左宗棠保证在接管之初，由他和沈葆桢联名署签奏折，并给他推荐著名商人胡雪岩相助，所有人马，归其调遣。沈葆桢还是犹豫不决，左宗棠干脆上疏，推荐沈葆桢主持船政。清廷降旨，署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本无心官场的沈葆桢，还是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出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将办公的地点设在了自己的宅子里。宫巷11号这个普通的民宅成了中国近代船政工业的思想发源地。沈葆桢建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船厂，8年时间，造出了5艘商船和11艘兵舰，而就是这些轮船，后来装备起中国第一代海军舰队。沈葆桢还创办了“近代中国船舶工业与海军人才的摇篮”——福建船政学堂，培养出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甲午海战中牺牲的刘步蟾和林永升、清海军总长刘冠雄、中国海军元老萨镇冰……

    沈葆桢虽多受林则徐儒雅之风的熏陶，但是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他果断宣称“铁甲舰不可不造，日本不可不防”！于小事方面，有部下偷了外国人的汗衫，他认为此事有辱国格，将此人斩首示众。

    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后，沈葆桢被派往台湾加强防务。此后，他兴建台南的亿载金城和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城，建设苏花公路前身、新中横公路前身等，废除渡台禁令，鼓励民众到台湾开垦，促成了台湾政经中心由南部转移到北部。2009年，台北市府为了纪念沈葆桢，将市府大厅命名为“沈葆桢厅”。

    1879年7月，久受病痛折磨的沈葆桢在南京与世长辞。他告诉儿孙“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

（节选自《文史参考》）

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

——记“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周有光，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这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曾被大作家沈从文称为“周百科”。他治学严谨、为人乐观豁达，是一位不慕名利的学者。

    周有光十岁进入苏州新式学堂读书，中学毕业后，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又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

    1955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后就决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他和他的同事经过努力最终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发挥作用的方案。也正是由于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周有光被不少人尊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他本人却一直觉得被这样称呼不好。他说：“读过我书的人，绝不会把那顶桂冠随便加在我头顶上。”周有光的外甥女毛晓园说：“他觉得汉语拼音有一个发展过程，不要把功劳都归在一个人身上。”周有光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

    进入全球化时代，周有光努力推进语文现代化进程，并指出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语文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前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张森根说：“除了对汉语拼音的贡献，周老在创建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以及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方面的学术成就都具有深远的影响。”1991年，周有光将目光从研究拼音、文字等转移到对文化学、时代变化等问题的探索上，阅读、思考与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写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据张森根介绍，周有光迄今为止出版的40多本著作中，约有一大半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

    “生活中，周有光老先生拥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在学术上则总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他曾对我说过，自己是对这个世界认真思考了的。”《周有光文集》策划人之一叶芳说。

    对待学术问题，周有光的态度一向严谨，不避讳别人的批评。在《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的“尾声”中，周有光提倡“不怕错主义”，他认为自己的百年口述史中出错是难免的，所以他不仅不怕别人提出批评，相反更希望听到不同意见。“为了追求真理，周老欢迎读者对他的文章提出批评。为了学术的发展，他也决不当和事佬。”

    在很多亲朋好友眼中，周有光既是一位思维敏锐的学者，也是一位待人宽厚的老人。每年过生日，都有不少人去看望他。叶芳曾说过，近年周有光先生身体很弱，坐那么长时间听别人说话是很耗费体力的，“但他特别宽容，不会阻止别人说话，静静等着人家离去。这是一种很高的人格”。乐观，是身边人对周有光的另一个印象。张森根回忆，周有光先生年轻时身体很弱，一位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但现在他活得比三个35岁还长，周老幽默地说：“不能怪算命先生，那是因为科学发达了，我所以能活得健康。还有，就是上帝把我忘记了。”

（有删改）

【相关链接】1955年，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全国汉族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他还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1979——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促成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之后，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公布。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编的《汉语拼音词汇》，成为电脑中文词库的基础。（百度百科）

“当代李清照”一一沈祖棻

    一提到沈祖棻（fēn），人们都不约而同地要在她的名字前冠以“当代李清照”的称号。吴宓曾盛赞沈祖棻：“棻词殊佳，宓所识女中第一。”

    沈祖棻1909年生于苏州一个保留着浓厚的文化传统但已衰落的地主家庭。家庭的文化熏陶使她自幼就对文学显露出强烈的爱好和天赋。1932年，这个年仅23岁的大学生，愤然执笔，以一阕《浣溪沙》，将“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山河破碎的忧患，传递得浓密婉转，令中央大学文学院长汪东拍案叫绝，更令祖棻由此赢得“沈斜阳”别号——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

    1934年，沈祖棻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1937年与小她四岁的金陵大学同学程千帆在安徽屯溪结婚，那是南京被日机疯狂轰炸后他们的匆忙避难之地。抗战期间，他俩辗转在成都、乐山等地的几所大学任教。1942年，沈祖棻在金陵大学授课时，物色了一些有造诣的学生成立正声诗词社，她还将四位学生的诗词结集成《风雨同声集》出版。正是“月里山河连夜缺”的动荡岁月，这群师生用他们对古典诗词的挚爱，坚守了对中华文化的深情。

    沈祖棻是著名词人和评论家，然而，无论创作还是研究，她的一生都备受干扰：年轻时便遭逢战乱，飘摇动荡的岁月里，读书人的三尺书桌岂能安宁？ 38岁时剖腹产女，庸医将一块手术巾遗留在她腹内，此后几年备受折磨；她与程千帆夫妻情深，却聚少离多。1956年，沈祖棻从南京来到武汉，与任中文系主任的丈夫共同执教于武汉大学，孰料时隔不久，程千帆就被打成右派，在他蒙冤和被遣送乡下劳动的近20年中，一家三代的生活多靠沈祖棻操持、负担。除了“八口曾为巧妇炊”的繁琐艰难，作为“右派家属”，更要吞咽无尽的冷眼、歧视；夫妻俩城乡两隔，惟有书信往还，她那首读来辛酸的七律，题为《千帆沙洋来书，有四十年文章知己患难夫妻，未能共度晚年之叹，感赋》。

    好容易盼得到“文革”结束，沈祖棻却于1977年不幸死于车祸。那个悲伤欲绝的苦夏，程千帆挥泪、挥汗整理亡妻遗稿。这是一对患难夫妻与文字知音最后的对话，也是他对沈祖棻最体贴、周全的纪念吧，词在而人亡，让她的作品存世并传扬，成为程千帆最大的心愿。他整理、出版了她的大量遗作，包括她最负盛名、滋养了无数读者的古诗词鉴赏文字《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诗浅释》。

    沈祖菜填词的方向不是吟风弄月或仅诉一己悲欢，而是侧重于寄托国家兴亡之感，所谓“乱世死生何足道，汉家兴废总难忘”。如果说，李清照早年还有众多词作，记录了优裕日子里的闲情雅趣，沈祖棻则是从年轻起就不得不直面悲惨了：日寇肆虐，苍生蒙难，将士喋血……那些人间愁苦或壮怀激烈，不能不涌入她的笔端。从1932年到1949年，她填词500多首，其中400多首创作于抗战时，好些词让人读来愁入肝肠或热泪盈眶。1944年8月的衡阳之战，守城战士喊着“来生见”的豪言，与日寇殊死拼搏。沈祖棻闻讯，写下悲歌慷慨的《一萼红》，被词坛称为“千古一叹”。

    抗战结束后的时局凋敝，民生多艰，沈祖棻在词里也多有反映并痛加针砭。最为难得的是，无论写乱世儿女的流亡之痛，相思之苦，还是伤心“无限斜阳，有限江山”，她都绝无标语口号式的直露浅白，或辞胜于情的矫揉造作。那些急管繁弦，被调度得细密婉丽，既情动于衷，又有深湛的学养支撑，发声吐字遂珠圆玉润、余韵悠长。

    沈祖棻1976年6月的日记写道：“与早早（外孙女）折夹竹桃二小枝，野花草三茎，松枝二小枝，插瓶，灯光下美好有致。”不要忘了，那正是“文革”末期，大地还笼罩着瘴气，她也行至晚年，又饱经摧折，而情致依然细腻婉约．读来不由得心生感叹：虽然沈祖棻绝无寻常闺阁诗人的小女儿口吻，但那几茎野草、闲花、树枝多么能透露信息，对女诗人来说，最理想、最相宜的场景，真应该是携一卷诗书，寻芳归来，再从容把玩案上清供。

    人人都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这言之凿凿的公理，不知是由多少代诗人的悲剧性人生堆砌和淬炼而成，假如李清照、沈祖棻们有幸一直安享太平安闲岁月，比如，早上慵懒醒来，闲看帘外绿肥红瘦；或行舟至藕花深处，惊起一滩鸥鹭……那么，诗词写得清浅、纤柔些又何妨呢？所谓的诗家之幸，不要也罢。

相关链接：①沈祖棻，字子苾，笔名绛燕、苏珂。我国现当代最优秀的词人、诗人、文学家，文论家，著名教授，曾任教于华南多所高等学府中文系。有“当代李清照”美誉，与丈夫——著名文学教授程千帆合称“程沈”，曾被师友赞为“昔时赵李今程沈”。②李清照，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李清照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士大夫家庭，出嫁后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时，流寓南方，境遇孤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