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洪元：“沪剧皇帝”的创新路

解波

    1928年盛夏，父亲14岁，游荡苏州，巧遇京剧草台班，启蒙学艺。回沪以后，改学申曲。他不满意申曲唱腔的简单直白，恰巧班社所在的“小世界”游乐场里，汇集了京昆、梆子、锡剧、杂耍等林林总总的艺术表演，他随至随听，像海绵般地吸收其中的精华。后来，他追随“申曲博士”夏福麟，学习夏施展大方、宽厚洪亮的唱腔。父亲求艺心切，日日如影相随。夏演皇帝，他争扮太监；夏演公子，他争扮书童，他曾戏称自己扮演过一百六十个太监。随后“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淞沪战争爆发，申曲社班星散，父亲开始了漂荡的演艺生涯，进入游走于杭嘉湖水网地带的申曲戏班“中山社”，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班社，开始了他的嬗变。

    一夜，他观看到昆曲戏班“仙霓社”的演出，一下子被它的清幽、婉约与文雅勾住了灵魂。班主被他的真诚感动，特意送他一段昆曲。他倾听着，忽然感觉到天地相融，金玉相漱，灵魂与肉体都为之一颤，精神似乎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啊！艺术原无界限，融合可成一家！他的心中，由此展示出一条新的艺术之路：独创，唯有独创。

    1937年父亲回到上海，在《银宫惨史》中，以一曲“太子哭坟”轰动上海滩。他巧妙化用京剧中的“五音联弹”，字字紧逼，句句推进，宛如长琴暴鼓，疾雷裂电，骄阳坠落的回声，曲折表达了孤岛市民无力回天的悲愤。申曲后起之秀解洪元的名字不胫而走。

    这种创新，成了父亲一生的追求。他见多识广，融会贯通，把京剧的大气、昆曲的婉转、评弹的优雅、梆子的雄浑、民歌的幽默一起吸收到自己的艺术创造里来，以清晰坚挺、富有韵律的道白和跌宕有致、余音不绝的唱腔成为沪上出名的“解派小生”。

    他开始组建自己的“洪元剧团”，接着又不失时机地联合沪上其他名角，建立了六大头牌的“中艺沪剧团”，事业如日中天。他曾以“羊角先生”为名，自编自导自演《皆日可杀》的大戏，招来伪军的抓捕；也以《出走之后》的社会警示剧为负债的同行举办义演。他雄浑淳厚、回肠荡气的“解派”唱腔彻底征服了沪剧观众，终于在1949年初由《沪剧周刊》举办的观众投票中获“沪剧皇帝”之名。

    上海解放之初，他依旧是上海沪剧界的龙头。出任上海沪剧团团长，抑或后来只做一个普通演员，他的独创之路从未止步。随着环境变化、剧情需要和年龄增长，他由正场小生退演各色配角。可是，在他的眼里，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只有大格调，没有大场景。不论他饰演正派反派，不论他出演老生小生，也不论他的曲调是长是短，他的唱段，都能成为经典。他曾对我讲述过，唱句中的重音，唱腔中气息的运用等等，他甚至用筷子轻敲茶杯，曼声吟哦：“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悟通情与理，是艺也是戏。”……他深入堂奥，艺术灵思似潮似涌。

    晚年的父亲因患声带癌失声，失去了他钟爱的舞台，但他通过书写字数不等的纸条指导青年演员，鼓励他们广取博采，大胆创新。有的学生学唱解派一旦有所突破，他就会竖起大拇指，露出欣慰的笑容。

    可惜父亲最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我在想，父亲的生命与艺术，以独创为主轴，一直求新变异。他创造了艺术的永恒，也就获得了永生。

（2015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①解洪元，江苏镇江人，1 915年生于上海。14岁在苏州拜京剧演员杨奎官为师，后到上海师从侯国廷学唱申曲，曾深受申曲名角夏福麟熏陶。1937年回沪，相继受聘于文滨剧团、上海沪剧社。1944年先后组建“洪元”、“中艺”、“上艺”等剧团，自编自演了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新剧目，产生一定影响。1950年他与丁是娥组建“新上艺”，首先进行改制，成为民营公助的沪剧团体。1952年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二等奖。1953年加入民盟，曾任上海市沪剧改进协会主任委员和上海市影剧工会沪剧分会主席、人民沪剧团副团长。（百度百科）②解洪元依据自身嗓音条件，创造了富有可塑性的宽洪醇厚的“解派”唱腔；再加以说白抑扬顿挫，动作节奏鲜明，从而形成了豪放壮美的表演风格。他所设计的人物主要唱段独具风格，如《董小宛》中的“金殿赞美”、《巧遇记》中的“教育张启”等均脍炙人口。他的戏路极宽，不论老少、正反角色演来得心应手，个个栩栩如生。上海电视台曾为他拍摄了《艺术生命“长春”》的资料片。（百度百科）

毕生献给棋道

吴清源

    百岁吴清源羽化归仙，棋界永恒的传奇翩然离去。

    1914年出生于中国的吴清源，是千载围棋史中不可逾越的存在。从棋手成绩讲，他1939年至1956年十七年间在最残酷的升降十番棋中打败当世riben所有高手，君临棋坛，被公认为“昭和棋圣”；从围棋贡献上说，吴清源打破传统边角束缚，强调效率与速度的“新布局”，开创了绵延至今的现代围棋，并在晚年提倡“21世纪围棋”，一生走在创新前沿；从棋人合一的角度来讲，吴清源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学养，融入博大精深的棋道，实现围棋的国际融合，提升了棋手的内外之境，并毕生践行不辍。

    吴清源先生开辟了围棋技术的新天地，打造了围棋发展的一段新历程，他本人更在20世纪变乱的世界格局中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吴清源热爱围棋，终生不渝，可谓献身于棋道。他在围棋之外获得的声名为古今所有棋手所难及，但他无有他念，俗世纷扰了无挂碍，围棋是他长寿的唯一秘钥，也是他赖以栖身的唯一桃源。

    吴清源先生的足迹走过百年，那拈起了世间无数颗棋子的手，与北洋军阀段祺瑞对过弈，在末代皇帝溥仪面前下过棋，战后数任喜欢围棋的riben首相与之有过棋缘，新中国的领导人周恩来、陈毅也多次希望能够与他见面交流。而吴清源心中仅以棋为念，用这智慧之手在棋盘上挥洒创造，不顾军阀颜面杀光其所有棋，于全riben社会的舆论重压下，面对旧时代权威的代表本因坊秀哉，依然敢于下出“三三•星•天元”的颠覆性开局。吴先生是为了围棋而生的围棋天才，其一生无愧于百年来孜孜以求的那一方棋枰。

    吴清源先生发扬棋道，提携后辈，不遗余力。林海峰、芮乃伟被他收为弟子，均活跃于棋坛一线几十年。赵治勋说：“正因为吴老师的鼓励，才有了今天的我。”武宫正树说：“对于几乎所有的棋手来说，吴先生犹如苍天在上。”1984年宣布引退的吴清源仍然是棋盘前的那座伟岸之神，关注中国棋界发展，呼吁围棋国际化，担任世界大赛应氏杯总裁判长，亲临现场研棋直至九十五岁。2014年2月，即将年满百岁的他还亲自出席riben棋圣战决赛现场，并预言中最后的胜负结果。

    在吴清源之前，围棋界从没有任何一位棋手能够达到他的高度。无论围棋成就，还是生命长度。吴先生亲眼见证了百年时代的变迁，亲手推动了百年围棋的革新昌盛。2014年，中日棋界为吴先生举办的百岁寿诞庆贺仪式盛大隆重，能够拥有此等荣誉的围棋棋士，天下仅吴清源一人而已。

    2012年12月27日，与吴清源携手走过七十年生命旅程的和子夫人病逝，享年九十岁。2014年11月30日，吴清源因过度衰老而平静离世，终年一百岁。人间痛失传奇，但吴先生那为围棋而跳动的精魂却永不会从这世上消失。

    他曾说：“一百岁后我也要下棋，两百岁之后我在宇宙中也要下棋。”追求围棋之道，吴先生早已看透生死。他的离世只是一位期颐寿者的尘世句点，世界上永不消失的围棋落子之声，将是对吴清源的最好追念。

（摘自杨烁《吴清源：超脱生死 毕生献给棋道》）

【相关链接】①吴清源（1914﹣2014），出生于福建省神州市的名门望族，后举家迁入北京，很早即在围棋上表现出过人的天分。14岁东渡riben，开始其职业棋手生涯。他一生雄踞“天下第一”的无冕王位，提出新布局思想，以及以大雪山内拐为代表的吴清源定式。1961年，他不幸遭遇车祸，渐渐淡出比赛。晚年提携后进，促进围棋国际化和中国围棋的发展，他以毕生之体悟，融汇古老的中华文化，提出21世纪的围棋﹣﹣六合之棋。（摘自百度）②“碰到苦恼的事情、感受到周围压力的时候，吴老师会背诵白居易的‘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吴老师喜欢一句话：‘暗然而日章。’这句话出自《中庸》，讲述君子内敛，看上去并不发出耀眼的光芒，但会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发光。”（江涛久回忆吴清源）③“围棋是胜负的世界，善胜负者，日人称之为‘胜负师’。胜负师常有，但没世而名不称者居多。吴先生在五十年代前后，对riben一流高手作个别十局比赛，将之全部降级。专就成绩而言，足够资格称得上第一流的胜负师。但在吴先生棋的世界中，胜负只是一个附带的因素，对吴先生而言，围棋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哲理，反复争棋的最后的目的，是从中领悟建立圆满调和的道。”（摘自沈君山《天才的棋谱》一文）

    1949年，北平解放，百废待兴。李德伦为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乐队购置设备，广揽人才，四处奔走。这已超越他作为中央歌剧院指挥的权限。他的努力，为中国交响音乐艺术发展打下了基础。

    1953年，36岁的李德伦撇下妻小赴苏联留学，一去就是四年。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系，师从世界著名指挥家阿诺索夫教授。1957年秋，李德伦学成回国，担任中央乐团指挥。之后多年，他率领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把这西方音乐的经典，介绍给广大听众。他也曾率团到港澳、朝鲜、日本等多个地区和国家演出。又先后到苏联、芬兰、捷克、古巴、卢森堡、德国、葡萄牙、加拿大、美国等国访问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对乐曲的深刻理解，独特的阐释以及指挥中的才气与灵气，使得国外的同行为之折服。他成为我国享誉中外的国际级指挥大师。

    突如其来的“文革”，神州罹难。李德伦这双创造美、复活美、播洒美的大手，拿起了改锥、扳子，练出一手修自行车的手艺，他变成了“工人”阶级一员。在这场劫难中，一定要活下去的信念，使李德伦一次又一次地闯过了生命死亡和灵魂丧失的考验。这条回回汉子，巧妙应付，从容迂回，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断其刚。他把大写的人字，写得更有光彩、更为淋漓。

    当神州恢复澄澈时，李德伦已过耳顺之年。他经营了40余年的中央乐团，正常的排练演出已经屈指可数。一种焦灼的使命感驱使他义无反顾，一心要让中国交响乐重回大众耳畔，重新走向世界乐坛。他不顾多病体衰，不顾因肾癌而摘掉一个肾以后体虚乏力，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1977年3月26日是世界著名音乐大师贝多芬逝世150周年纪念日。李德伦给中央有关部门提出，计划举办大型演出。这次演出仿佛一声春雷，爆响世界。世界上音乐人群惊诧不已，惊喜万分。李德伦给中国交响乐打开了新的命运之门。

    国门大开，流行文化充斥市场，人们沉浸在流行音乐的浮躁中，一切空间，一切媒体都成了流行音乐的舞台。那虚假的“沉醉”，缺少品位的“粗豪”，被人模仿、追逐。五千年文明古国出现了文化滑坡的趋势。李德伦忧心忡忡。他无意去否定时尚，却不能不关心流行浪潮下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浮沉与走向。雅与俗，不等同于艺术上的优劣；而粗俗、恶俗，从来不属于俗文化的主流。李德伦又开始构思一个中国音乐界的“史无前例”。

    这场《交响乐之春》的大型音乐会于1987年3月1日在首都体育馆演出。演出阵容庞大，完全是挑战极限：11个音乐团体，810多名演奏乐手。指挥均由以李德伦为首的国内顶尖级的指挥家担任。《交响乐之春》共演出两场，场场爆满。特别是当李德伦指挥810多名乐手的大乐队，奏起《春节序曲》和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的时候，观众已整个消融在那双巨手创造的“天籁”之中。这场音乐会，被报纸誉为“曲高和众”、“八百勇士壮举”。

    北京当时没有一座真正的音乐厅，特别是适宜演出交响乐的场所。为了在西长安街六部口内建起一座现代化的高雅音乐的殿堂，他亲自考察、策划、上下奔走，从设计到施工，事一无巨细，都亲历亲行。这个工程开工仅有100万元，历经了3任文化部长，终在1986年完工，前后耗时等于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长。李德伦身后矗立起一座音乐届的丰碑——北京音乐厅。李德伦在建厅之初，留下一句话：这里不演流行音乐。这句话至今为音乐厅经营者所恪守。

    2001年10月1 9日零时39分，中国交响乐之父、回族最杰出的艺术大家阿卜杜拉•阿齐兹•李德伦先生归真，享年84岁。最优秀的文化精英一个个远离了我们，丁峤、李超、王连芳、马坚、马松亭……他们最终化为历史上一段段辉煌。

    但是，他们之所以为举世人崇敬仰慕，难道仅仅是那点儿学问、才能？

（节选自《中国交响乐之父——回族文化大师李德伦》，作者李佩伦，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1940年，李德伦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小提琴。1943年，到延安的中央管弦乐团当指挥。建国后，李德伦先后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指挥。李德伦多次在国内指挥演出，多次应邀赴欧美各国访问演出，并任客座指挥，享有世界声誉。

（《百度百科》）

②担任中央乐团指挥期间，李德伦致力于交响乐的普及与发展。他在北京、天津、广州等20多个城市组织乐队训练、演出，促进一些地方乐队如北京、山东、内蒙乐队的建立及北京音乐厅、广州音乐厅的兴建。并到全国各大学，工厂及机关团体举办“交响乐讲座”。

（中国音乐家网《李德伦》）

一辈子就做一件事

                                        ﹣﹣记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赵忠贤

詹媛

    赵忠贤 1964 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除去搞国防任务的五年，一直从事超导研究，他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探索高温超导体。

    超导现象最子由一位荷兰科学家于1911年发现，指某些材料在低于一定的临界温度下电阻为零的现象。“假如超导现象能在常温下实现，远程超高压输电将没有损耗，能节省很大电量。”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王玉鹏说，医疗中常用的核磁共振仪器，其核心部件就用超导磁体。

    在探索十余年后，赵忠贤迎来了第一个科研高峰﹣﹣1987年2月，他带领团队独立发现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并在国际上首次公布其元素组成为Ba﹣Y﹣Cu﹣O。国际上很多实验室验证了中国的工作，掀起了国际高温超导研究的热潮。

    赵忠贤因此于1987年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物理奖，他也成为首次获此奖项的中国科学家，这一成果在1989 年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集体一等奖。

    随后，低谷不期而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物理学界在通过铜氧化物超导体探索高温超导机理的研究上遇到了瓶颈。国内的研究也遇冷，有人转投其他领域，但赵忠贤却坚持要坐“冷板凳”。

   “热的时候要坚持，冷的时候更要坚持。”忆及这段往事，他说，“我当时很正常，不痴迷也不呆傻。我认为超导还会有突破，所以才坚持。”

多年的坚守之后，赵忠贤科研人生的另一个高峰出现在了“大家想都不敢想”的方向上﹣﹣赵忠贤与国内的同行分别打破了国际物理学界普遍认为的40K以上无铁基超导的“禁忌”。2008年，赵忠贤带领其团队不仅发现了系列5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还创造了大块铁基超导体55K的纪录，这项研究又为他赢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而他本人则在2015年被授予国际超导领域的重要奖项一 Matthias奖。

    在跌宕起伏之间，赵忠贤对“初心”的追逐从未变过，用他的话说：“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寻找更好的超导材料。”

    中国的一系列成果发布后，美国《科学》杂志曾发文盛赞：“如果以后再有更多的样品和数据诞生于中国，我们不必感到惊讶”，“如洪流般不断涌现的研究成果标志着在凝聚态物理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

然而，任何影响巨大的科研发现都不是随手捡得。两获世界赞誉的背后，是赵忠贤数十年高温超导研究中无数次制备、测试、分析、放弃、再重新开始的身影……

    人生至此，本已可安享晚年，赵忠贤却依然坚持着他的高温超导研究，“我如今的工作重点有两个，一是凝练学科方向；二是尽我所能为大家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在他衣兜里，还时常揣着一个小本，随时记录研究思路。

    1987年的美国物理学年会，是赵忠贤一个难忘的记忆。当时只有5个人受邀做特约演讲，他是其中之一。向世界展示中国超导研究的重大突破，让赵忠贤“感到光荣与骄傲”。

    实际上，赴美国做报告前，赵忠贤用的设备还是他自制的“土炉子”。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仙辉回忆：“当时使用的是自己搭的设备，数量不够，5个教授只能共用一台设备轮流做研究。”但赵忠贤却觉得那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因为“艰苦又快乐，每两三天就有新成果出现”。而他并不介意跟别人共享实验设备，“大家轮流用，还能提高使用率，节省经费”。

    后来，在科研方向遇冷时，赵忠贤越发“抠门儿”起来，20世纪90年代，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赵忠贤认定，“有钱的时候坚持，没钱的时候更要坚持”。没有合用的设备，他淘来处理品，自己改装。有些设备老得连零件都买不到了，却还一直作为项目组的基础设备被使用。他说：“别小瞧我这‘土炮’，管用着呢！” 从事高温超导研究数十年，赵忠贤经常被问：“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有时还很辛苦，不觉得枯燥吗？”

   “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又能养家糊口，还有比这更理想的选择吗？”赵忠贤说，“就像有人爱打麻符，玩到半夜，是去睡觉，还是接着玩？肯定是接着玩嘛！”对他而言，做研究就像有些人爱玩麻将一样，十分有趣，并不觉得辛苦和枯燥，“我们做科研，每天总感觉更接近真理，一旦发现新现象、做出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就像打麻将的和牌，也有大和、小和，多有意思。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思想再解放一些就好了。”赵忠贤说，在他看来，搞科研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并驾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解决它，而不断创新，则是保持兴趣的重要因素。他时常勉励实验室里的年轻人“什么都可以做，不怕失败，要不断创新、不断尝试”。

（选自2017年1月10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

   “中国‘高温超导’的年轻一代，不用像我一样坚持 40 年，。给他们十几年时间，就能获得更有影响的成果。

    2017年1月9日，赵忠贤，这位在“高温超导”领域卓有成就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我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谈到中国超导的未来，他寄望很高。

（选自詹嫒（一辈子都在寻找更好的超导材料））

钱学森二三事

    “钱学森身上有着最光辉的精神。”钱学森的第二个中国博士、两院院士郑哲敏说。

    1948年，郑哲敏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来读钱学森的博士。“他很关心祖国的状况，每周通过朋友收集中文报纸看。”郑哲敏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知道，他回国态度一直是很鲜明的。他在美国工作20年，一直是中国国籍，一直没有买房子，只租房子住。1950年，他准备回国，票也买了，行李也找旅行社打包了，但却被美国当局抓起来了。”

    “1955年我回国时，钱学森嘱咐我两件事。”郑哲敏回忆说：“第一，他说经过二次大战，美国军事后勤领域发展很快，运用了大量数学和运筹学知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强调计划发展的，用得上运筹学。他要我把这个领域的信息带回去，告诉钱伟长。第二是对我的要求：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回国不能太神气。”钱学森说：“你回去做什么事呢，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挑剔高低好坏。即使是一些很基础、很简单的研究，你也要做。”

    钱学森回国后担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第一件事就是调整学科方向。原来有弹性组、塑性组等三个研究小组，都是搞纯理论研究的，与当时的国家建设关系不大。钱学森认为，科学研究必须和中国发展建设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要调整方向。后来，流体力学调整为与航空发动机有关的方向，并增设了化学流体组、物理力学组和运筹学组。

    “钱学森不是搞技术的，是搞理论研究的。但回国后国家让他搞火箭，他欣然同意，从不讲价钱，从不讲条件。”郑哲敏说，他牢记钱学森的一句话：回国没有什么，就是来服务。

    孔祥言1956年从北大力学专业毕业后分到中科院力学所工作。

    “当时航天在全世界都属于新兴的尖端科学，涉及的专业面很广、可参考的资料很少。一次钱老问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就老实回答：知识面不够，怕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孔祥言说。

    钱学森听完就给他们做工作：航天问题不外乎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哪一方面问题不太清楚，就去找书、找资料学习，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不怕困难，是钱学森的一贯风格。王永志说，钱老回国后不久，中央领导问他“中国能不能搞原子弹、导弹”。他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中央对他的意见很重视，最后决定搞“两弹”。

    “钱学森是我的恩师。”王永志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回国，进入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当时钱老还担任首任院长。

    “钱老对年轻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王永志说，第一代战略火箭获得成功后，国家开始搞第二代战略火箭，钱学森建议，让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并推荐王永志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

    “当时我只有4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而总设计师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担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这个年龄阶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

    “钱学森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要靠老的，但更重要的要靠年轻人，要靠他们敢想，中国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发展’。”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说。

    2007年12月11日，是钱学森96岁生日。12月10日，科技日报社举办了一个“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研讨会，为他提前祝寿。

    “钱老对过生日一向低调，只是家里人简单聚聚。”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说，当他把这件事向钱学森汇报时，他说：“向我学习，我不敢当。但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是一件关系国家长远的大事，希望会议开得成功。”

    “钱学森当时如果不能回国，我们也会发展导弹、原子弹这些尖端技术，但绝对不会这么快。”曾经与钱学森一起共事的梁思礼院士认为。

    但在钱学森眼里，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决不是单个人所能取得的，他所干的不过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已。涂元季说，在钱老与别人的书信中，他反复强调，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实验，是几千名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立的创造。“我只是沧海一粟。”

王振义：让癌细胞改邪归正

    1985年，年仅5岁的小静患上了晚期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住进医院时出血严重，家人已经绝望了。关键时刻，医生给孩子用上了王振义教授研制成功的一种全新疗法：全反式维甲酸治疗。7天后，奇迹出现了：小静症状明显好转，一个月后达到完全缓解。 20多年过去了，小静依然健康地生活着。

    “小静是我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的第一个病人。在首批治疗的24例病人中，完全缓解率达到九成多。这是我最感欣慰的。”王振义教授回忆道。

    治疗白血病一般有两条研究途径：一是化疗，杀死白血病细胞。另一途径是诱导分化，将恶性的白血病细胞转变为良性细胞。在儒家“改邪归正”思想的影响下，王振义率领的研究组选择了诱导分化治疗白血病的途径。他的研究组证明全反式维甲酸在体内可使新鲜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细胞向成熟细胞分化。

    王振义从1982年就开始指导研究生开展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研究，以后又开展肝素对血小板和巨核细胞刺激作用的研究。1997年应邀与沈志祥合写了《巨核细胞与血小板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中的变化》一文，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被邀在国际刊物上撰写有关血液学的论文。他与李家增、阮长耿等合作编写的《血栓与止血》，经过多次修订，已成为我国在这领域中的代表性专著。

    2002年，王教授指导的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有一个抗白血病药物的水溶性差，实验效果很不理想，课题组陷入了停滞。听说郑州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有深入研究，当时已78岁高龄的王教授执意要亲自上门请教。郑州大学接待的同志听了随行人员的介绍，怎么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朴素和蔼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院士。这么一位著名的医学家怎么可能这么虚心地上门求教呢？人们从这件事中看到了一名科学家虚怀若谷、诚实谦逊的大家风范和品格。

    王振义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也是一名成功的教育家。60多年来，他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血液学专家。

    陈竺、陈赛娟夫妇不会忘记，是王教授手把手地指导他们进行血液病理生理的实验，耐心为他俩补习专业外语，后来又一起撰写论文。王教授每一次都坚持把他们列为论文的第一、第二作者，而把自己排在了最后！这为当时年仅31岁的陈竺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1984年，王教授力荐陈竺夫妇赴法留学。1989年，陈竺、陈赛娟夫妇俩学成回国，继续在导师指导下工作，并最终开辟出一块令人瞩目的基因研究新天地。

在学生们的眼中，王振义是一位谦逊、豁达的长者，是一位严谨求实的学者，是一位爱才惜才的大师。

    王教授的客厅里挂着一幅《清贫的牡丹》，他说：“                     ”。

（选自人民网，有删改）

【相关链接】记者：前不久您被评为“感动上海”的十大人物之一，您有何感想？

王振义：我获评的原因之一应该是在我处理“豆瓣奖”的问题上，得奖后我把450万元捐给了医院，用做学科发展，还有50万元按照贡献的大小分配给了我和我团队中的研究人员，这种做法得到大家的肯定。我没有把钱放在第一位，如果我把钱放第一位的话，很多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偏离。我认为钱是有限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人的感情和人的爱心是无限的。当你生命终了的时候，上帝不会问你有多少钱。

（选自人民日报主办的《健康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