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作家刘白羽

    ①今年8月24日是白羽老逝世三周年的日子，几年来，我常常为自己的拖沓懊恼不已。

    ②2005年8月21日听到老作家刘白羽病危的消息，我真诚地期待老人的身体好起来，可以接着做我们的访谈；没想到8月24日下午3时就传来噩耗。期望一位历经沧桑、体弱多病的89岁老人健康长寿，是对医学科学的苛求；但我坚信，老人为文学事业作出的贡献将永记于中国文学史册，老人的高尚品质会永驻我们心间。

    ③第一次采访白羽老人是1996年，在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那时老人除了腿疾，身体尚好，特别健谈。他说，恐怕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时他就走不动了，到时候他在家里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了解会议情况。采访他时，他总是先问当前又有哪些年轻作家写了哪些好作品。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特别高。

    ④一晃五年过去了。中国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我又作为记者到他家去采访他。他已坐在轮椅上。他不慎摔伤，医生在他头上用小纱网包住一块纱布贴住伤口。纱网像个可爱的瓜皮帽，歪顶在头上，给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军人添了几分俏皮和亲切。他坐在会客室的一座挺大的刘白羽铜像对面，显得反差特别大。雕像气宇轩昂，神采奕奕，威严庄重。对面而坐的老人身上，比那雕像多了许多内容；俨然一位慈祥的学者，一个和蔼可亲的邻家老伯。

    ⑤他说他走路不方便，不能出去参加活动了，想念老朋友，就让司机把他们接到家里来坐坐。每天坚持写500字左右的文字，还用录音机听外国名著，有时听得热泪盈眶。最快乐的事就是和来访的朋友谈对这些作品的新的感想，了解一些新鲜事，新作品。他并不简单地反对现代派，还专门研究了福克纳的作品，并写文章发表在我们《文艺报》上。

    ⑥我深深感到这位影响了几代人的现当代著名作家，心中最重的两个字就是人民，无论是他的工作还是他的文学创作都能体现出这一点。他每次都会说的一个话题是：我服从组织安排，做了太长时间的行政工作，自从闲下来才有完整的时间写作，有好多东西要写，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你们年轻人，不能抱怨行政事务缠身，要挤时间读书、写作。

    ⑦2001年之后，逢年过节我都会去看望老人家。每次去他都要讲一段录音机里反复听过的名篇名作，有的段落还能背上几句。2004年年初，他谈到与巴金的生死之交时落泪了。30年代巴老帮他出第一本小说集；小儿子重病，巴金和他一起度过在上海治疗的心酸日子，白羽老说，我的文学生涯从上海开始，我爱上海，我真的怀念上海的春天呀，想念我的老朋友巴金。那天，他让秘书取出刚刚出版的《天籁集》和《凝思集》，签字送给我。他说，这两本散文集里发表的都是一个垂暮之人的心灵自白，所有的悲欢苦乐有如大浪波涛在心里，写出来，为这种爱留下永恒的记忆。

    ⑧《文艺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了刘白羽两部散文集出版的消息。不久，我再去看望他，他有些伤感地说，我连一天500字都写不了了，什么都干不了的日子不好过。我安慰他，写不了就说，我记录，帮您整理。他听了我的话一下子高兴起来，转而又说，你们都那么忙，不可能常来。我信誓旦旦地表示：您现在就说说和巴老的生死之交，我的录音机开着呢!他说了一会儿，显然体力不支。我对他说，改日我再来采访您，您的经历是我们年轻人的宝贵财富。他幽默地接了一句：舍命不舍财!我说，您的意思是我拿您赚稿费吧?他用手指在空中写了三笔说：是才华的才。我谦虚地表示：我最多是木字边材，只是记者的料而已没大出息。我们非常愉快地告别时约定：过几天我就来。他握着我的手说，我随时等你采访。

    ⑨没几天，白羽老让秘书送我一套《刘白羽文集》。听说老人家身体还好，总觉得日子长着呢，就把约定拖了下来。

    ⑩我时常想起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一篇一篇翻看他的作品，一遍一遍听他没有给我讲完的故事，一次一次自责，一年又一年地怀念。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没有结束的采访，因为我失信在先。

张充和，选择留在自己时代里的人

    在不知道充和的存在之前，我以为闺秀这种生物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绝迹了。完全无法想象，时至今日，在与我相隔数万公里的大洋彼岸，一位101岁的老人仍保持着上个世纪初的生活方式：每日晨起，即磨墨练字，吟诗填词，偶尔和同好们举行昆曲雅集，拍曲互和，以乐终日。

    这位老人，就是现居于耶鲁的张充和。

    她从遥远的民国走来，在旧时月色和习习古风中长大。她的名字，曾经和沈从文、卞之琳、俞振飞等人相连，一同成为那个年代的传奇。如今，故人早逝，时移世易，属于她的时代已经永久地过去了，她却仍然选择活在她的时代里，在去国离乡数万里之外。这是一个奇迹，独属于她的奇迹。

    和林徽因、唐瑛等民国名媛不同的是，张家四姐妹属于传统仕女。她们的爱好、才艺乃至心性都很“旧派”，即使时代再跌宕起伏，生活再颠沛流离，她们仍固执地保持着她们闺秀式的生活方式，时代影响了她们的生活轨迹，她们的生活本质却并未改变。这一点，在充和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她考北大，国文是满分，数学却拿了零分；她嫁给了洋人傅汉思，可他是个汉学家，对中国历史比她还要精通；她在美国的耶鲁大学任教，教的却是中国最传统的书法和昆曲；她常和一位叫咪咪的美国女士切磋中国艺术，后来那位女士成为了比尔盖茨的继母；年少的时候，她在苏州拙政园的兰舟上唱昆曲，如今，她仍在耶鲁的寓所和人拍曲。

充和出生于合肥一个大家庭，曾祖父张树声曾是淮军将领，官至两广总督。到了充和父亲张武龄这一代，已经“弃武从文”，他索性离开了合肥，在苏州创办了乐益女子中学。

    充和是在上海出生的，后被她的一个叔祖母收养。叔祖母把还只有八个多月的充和带回了合肥老家，在那里，她一直生活到十六岁。叔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很有见识，相当重视小充和的教育。高薪为她聘请了一位老师，名叫朱谟钦，是吴昌硕的弟子，既有才学也很开通，他教充和学古文，还专门弄来了颜勤礼碑的拓本，教她练字。那时的教育是先生和学生朝夕相处言传身教，充和随朱先生从九岁一直学到十六岁，这七年间，朱先生也只有她一个学生，他留给充和的，应该不仅仅只是深厚的国学知识。

    叔祖母去世后，十六岁的充和回到了苏州九如巷。苏州生活让充和的人生路上从此多了项终身陪伴的爱好-----昆曲。

    汪曾祺在回忆西南联大的往事时，在文章中写道：“她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抗战年代，她凭着一出《游园惊梦》，惊艳了当时的重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为纪念汤显祖诞辰三百周年，她回国和大姐元和演了一出《游园惊梦》，仍赢得了满堂彩，其中一张剧照被俞平伯评为“最蕴藉的一张剧照”。

    二十一岁这年，充和以语文满分、数学零分的成绩被北大破格录取。她听过胡适讲文学史和哲学史，钱穆、俞平伯、闻一多都是她的老师。

    抗战爆发后，充和到重庆教育部礼乐馆工作，结交沈尹默、章士钊等名士，并师从沈尹默学习书法，书法可以说是充和一生至爱。她曾说，自己不爱打扮，不喜欢金银珠宝，但笔墨纸砚一定要用最好的。由于长期练习书法，她年老了臂上肌肉仍有如少女般有力。

    谈到女子，总绕不过一个情字。充和最初为大众所知，就是源于一段情事。情事的男主角大家并不陌生，他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卞之琳。相传那首知名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就是诗人为充和所作。

    1948年，充和在炮火声中嫁给了傅汉思。这段婚姻对充和的最大影响是她终于选择了远渡重洋。这个最着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最终却选择了去国离乡。她离开的时候还预想不到，二十多年后，她所着迷的文化在故国大地上被粗暴地清除，三姐夫沈从文被迫去扫女厕所，二姐夫周有光下放到农场。而孤悬于海外的她，反倒保存了一方传统文化的小天地。天地虽小，但能够容下一个优雅而干净的灵魂，已经足矣。

    充和一生醉心艺术，但始终保持着老派人游于艺的态度，书法也好，诗词也好，都是写了就写了，没想过要结集出版，更没想过要去抢占艺术史上的一席之地。

    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上写着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充和，也是这样一个“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啊。写的过程就是消失的过程，像飞鸟掠过，天空却并没有任何痕迹。

    不过，充和这样旧派的人，未必会喜欢这类新诗风味的句子。她自撰的诗中有一句意思和此相仿，足以概括平生：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这一曲微茫，正是民国年间的古韵遗响。随着那个年代的远去，已成绝唱。

相关链接：2015年6月17日，“合肥四姐妹”唯一在世者、著名书法家张充和在美国家中逝世，享年102岁。她自幼学习古文及书法，十六岁师从沈传芷等学习昆曲。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辗转重庆，研习古乐，并师从沈尹默习书法。1948年，与德裔美国汉学家傅汉思结婚，1949年移居美国，在耶鲁大学教授书法二十多载，成为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在海外的珍贵薪传。

独一无二的贫民作家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专制而保守，在萧红初中毕业以前，就为她订了婚，毕业后不再让她上学。这样，她的接受教育及自由婚姻的权利过早地被剥夺了。周遭房客的女人、农妇，和她们的女儿，以不断重复着的险恶的命运呈示给她。她感到恐怖。出于叛逆和反抗，萧红离家出走，流浪生活。这使她由一个地主的女儿沧落为流浪者、穷人，进而构成为她命运的全部，包括文学的命运。萧红的文化身份自然生成了两个视角：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穷人。

    从写作第一个小说《王阿嫂的死》开始，萧红就把她的文学，献给了“永远被人间遗弃的人们”，其实也就是穷人和妇女这两部分人。众多穷苦女性的受难与惨死，在萧红笔下，更多的是来自她们的丈夫、婆婆、尊长，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侮辱和迫害，来自文化压迫。但是，萧红并不作抽象的描述，而是把不幸和死亡连结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每一个网眼都透出人类的愚昧。萧红说过，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

    萧红在尝试创作时，曾经接受过左翼政治的影响，但在一生的写作过程中，基本上弃除了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坚持个人的自由写作。在她那里，穷人与女性的双重视角，充满着人本主义色彩，与当时建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左翼文学是很不同的。

    萧红与文学史上以表现乡土著名的右派作家，如废名、沈从文等人也有根本的不同。废名笔下的中国农村不曾出现压迫、苦难与挣扎，他写的是现代的“世外桃源”，恬淡、空灵，周作人称之为“梦想的幻景的写相”。沈从文在一些作品中虽然也写及农村的苦痛，但是，他和废名同样喜欢制作牧歌情调，说到底，它源自东方的一种文人情结。

    萧红没有这种文人气，她直接介入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没有距离，没有创作家的所谓“美学观照”，她把自己也烧在那里面。

    即便是女作家，在写作中也未必一定用女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生活。比如张爱玲，在她叙述的时候，她是冷静地旁观着的，使用的是“第三只眼”。五四时的涂女士、卢隐，都是持女性视角的，但也跟许多知识分子作家一样，缺少穷人的视角。像萧红这样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复眼”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惟一的。

    英国作家，女性主义者伍尔芙说：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拿这句话来概括萧红的写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萧红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同时，她将小说散文化，逶迤叙来，无边地伸展，只需忠实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通过自由联想连缀起来，而无需依赖虚构的想象。

    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学生机勃发。鲁迅曾经为《生死场》作序，赞赏作者的描写的细致、明丽和新鲜。胡风写了读后记，称作“不是以精细见长的史诗”。他认为作者把一种女性的纤细感觉与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相结合，在女性作家中是独创的。

    萧红同聂绀弩谈文学时，曾经这样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她不承认小说有所谓“范式”或者“顶峰”，不同意对她的小说的散文化写法的批评意见。她坚持自己。

    五四之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她的文学资源主要来自新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刚刚形成，说不上深厚，但因此也就最少腐朽和保守的东西；它是现代的，开放的，尊重个性与自由的，这就给她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创造空间，带上更多的个人天才的特点。

(摘编自林贤治《回首看萧红》）

相关链接：①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促进了现代小说观念的更新。（徐晓红《论萧红的小说创作》）②《生死场》是描写东北人民愚昧麻木的，是描写东北大地苦难生活的，是描写整个民族痛苦遭遇的，但更是描写东北人民对自身的拷问的，更是描写东北大地对“生”的追求的，更是描写整个民族对“自强”的渴望的。……阅读萧红的作品能够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这些对于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我们如何不断奋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今天我们再读萧红的意义所在。(刘勇《今天为什么再读萧红》）

李小文：特立独行的“布鞋院士”

新京报记者  贾鹏  实习生  罗婷  曹忆蕾  北京报道

    貌不惊人，神功盖世。这是很多人认为李小文像《天龙八部》里扫地僧的理由。

    在北师大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谢云看来，李小文是国内遥感界泰斗级的专家。但第一次见面让谢云很意外。当时，为了让学院在遥感领域进一步发展，领导邀请了在中科院遥感所的李小文，“那时他才53岁，已经有那么多成果了，在我们眼里那就是偶像。”

    一天，谢云下楼时，发现迎面上楼的男子穿着白衬衫黑裤子，手里拎着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半圆形黑包，脚上是一双布鞋，“特别土，我还想这人来我们这儿有什么事，别人告诉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小文。”

    偶像的这身装扮，让谢云很意外。他后来听同事讲，李小文第一次到学院报到，就因为这身装束，被门卫挡在了外面，以为他是来推销的农民。

    李小文在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做所长，白天在研究所上班，晚上回北师大做课题。地遥学院晚上11点关门，李小文经常忙到很晚，每次回来都要叫值班室帮忙开门。李小文去找系主任，“咱不是要办成国际一流大学吗？你在美国时，看哪个国际一流大学晚上11点钟就把门锁了？”后来院里把钥匙分给了李小文一把，再也不影响他忙到半夜了。

    李小文说：“我做课题的原则就是能够交差。”但身边师生都知道他对科研有多严谨审慎。学生胡容海说老师的“能交差”，指的可是把项目申请时下的承诺全部完成。他审阅学生的报告，勘误是逐字逐句的。学生的小组汇报做完，他说，“公式是不是再好好推一推”，抠出每一个符号的疏漏。李小文的研究论文被广泛引用，波士顿大学地理系主任Strahler教授曾评价，李小文是遥感基础研究领域最顶尖的两三位科学家之一。

    李小文的快乐来自学生。有人曾问李小文喜欢带什么样的学生，李小文的观点是“有教无类”，“只要愿意跟我念书的，我都愿意带。”

    他经常用古诗词解释复杂的遥感理论。谈到遥感的优势，李小文引用苏东坡《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讲到自己的成名作“遥感几何光学模型”，他说其实就是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一诗中的“草色遥看近却无”，春草直生，远看绿色浓郁，但站到近处看，绿色就没有那么浓密了。

    李小文喜欢和学生打赌，学生们也知道，老师和自己打赌另有用意。有一次，一名学生在实验观测中发现，太阳可以从东北方向升起、西北方向落下。李小文起初认为这有悖于人们的常识，为了给学生一个发现真理的机会，他就和这个学生打睹。师生俩分头查阅资料，仔细论证。最终，学生赢了老师。他曾在博客里提到“老师合格的标准”：让学生做自己的“掘墓人”。

    李小文在中国科学院做讲座的一张照片走红网络，照片里，蓄着胡须的李小文穿着黑色外套，没穿袜子的脚上蹬着一双布鞋，不经意地跷着二郎腿，低头念着发言稿。山村老人形象与院士身份形成的强烈反差，让很多人惊叹，“一派仙风道骨，完全就是古龙笔下的侠士”。“李小文”作为关键词，迅速排在了搜索引擎的第一位；他在科学网开设的博客，点击量迅速超过了400万次。媒体蜂拥而至，有时，他会在电话里赔笑，“理解一下，理解一下”；有时，他会用商量的语气说：“再等等，等这波热点过去吧。”他希望赶紧出个新闻，为自己那张被热炒的照片降降温。

    一名博友说，李小文有文人的风骨，而这种风骨，就是现在学术界缺少的真性情，是学者本分的回归和做学问应有的那种心态。

(摘编自《新京报》2014年4月29日)

相关链接：①李小文(1947～2015)，遥感、地理学家，1985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所长。(摘自中国科学院学部与院士网)②汶川地震后第二天，李小文在自己的博客上“道歉”，说大家都关注汶川的灾情，“但到现在我们还出不了一幅图”。看见时任总理温家宝去灾区，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里看的还是地图，而不是遥感出的现势图，李小文说，“我们搞遥感的，真是恨不得打个地洞钻下去，就算地震殉国算了。”(摘自杨三喜《微观中国：再无“扫地僧”》)

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公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多万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文心清如许，译笔生豪情

    1912年，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他幼年失怙，家境中落。然而，他痴迷读书，从无懈怠，从秀州中学到之江大学，教会学校的背景培育了他中英文俱佳的文学功底，诗文清秀，才华颖脱。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执教之江大学，对这位学生的才华“一唱三叹”，赞为“不易才”。

    20世纪30年代，朱生豪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此时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进行文化围剿。他在当时上海的世界书局任职，耳闻目睹令人窒息的文化封锁，思想上愤懑彷徨。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了解到朱生豪的中英文功底，向他作出了重要建议——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这个建议让这位温和腼腆、“渊默如处子”的青年文人，胸中翻涌起了豪迈的激情。朱生豪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某国人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朱生豪说的“某国”就是当时觊觎中华、到处挑衅的日本。

    莎士比亚戏剧大部分为诗体剧。一位学者曾评说：只有诗人方得译出诗人之剧。朱生豪在新旧体中文诗词方面极富才华，他的英文诗歌创作也十分有灵气，具有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风格。然而，莎剧如按中文诗体来译，难度极大，且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受限颇多，最终，朱生豪决定用散文体来翻译莎剧。

    尽管如此，朱生豪在处理剧本中的歌词及念白时，仍尽量采取诗体形式，在韵律、节奏和意境的把握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图存留莎翁原本的风貌。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戏剧场景，分别采用了自由体诗或诗经体、骚体、古体诗等中国传统诗歌体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中角色所处的环境与情绪，竭力避免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

    翻译莎剧需要的不仅是激情，也不仅是才华。梁实秋先生译莎剧，最后宣告要与莎士比亚“断绝来往”。虽为危言，并非耸听，梁公花费30余载始得译完莎翁全集。林语堂先生也曾面对翻译莎剧的邀约，但婉拒之，言到老年再作打算。

    然而，译莎并非年长者的专利。莎士比亚发表了第一部剧作是在26岁，青年的热血激情只有同为青年的译者才会更加感同身受，化至笔下。朱生豪翻译莎剧，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

    朱生豪深爱莎剧，在着手翻译之前早已熟读并反复揣摩了原作。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他写道：“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是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在译著进程之中，他更是每每大声反复吟诵，以此定夺文意优美且适合剧院演出的表达方式。

     他在1935年23岁之时开始筹备译莎大事，而手头的工具只有旧版《牛津词典》和《英文四部词典》。从1936年开始的九年间，大部分译作陆续完成。由于日军侵华，译莎手稿两次毁于战乱。直至1944年病逝，他坚持重译被毁的部分，并继续握管不辍，一共完成31部半莎剧的翻译工作。

    自1954年以来，朱生豪散文体译本在大陆以单行本、戏剧集、校订补译本全集、英汉对照（注释）版等多种方式出版，出版延续时间之长、出版频率之高、印刷数量之大可谓空前，超过任何其他莎剧中译本。

    朱译本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广泛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莎翁名句，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哈姆雷特》）“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威尼斯商人》）等均出自朱生豪的翻译。

（选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01月16日，有删改）

相关链接：朱生豪翻译语言生动、华丽，初读便有起身想动起来的冲动。诚然，翻译是文字的功夫，更是文字之外的打磨。译文对戏剧舞台的亲和力实在是身体力行得来的，并无半分的臆断想象啊。（戏剧导演陈薪伊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