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

    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数千年。张骞到达中亚后，发现那里已经大量使用中国的竹制品和纺织品。西汉使团凿开亚、欧、非三大洲的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就功能而言，还可以叫“茶叶之路” “瓷器之路” “欧亚使道”，而且地理上的具体路线也不止一条。历史上，开辟丝绸之路绝非仅仅出于贸易目的，当时的中原王朝为了巩固北方边界的安全，在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凭借传闻与使团的勇气和信念，搭建起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这个过程既是偶然，更是必然。丝绸之路尽管曲折，但仍然是连接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极大地滋养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但囿于技术条件、自然条件与政治因素，它难以承载大规模的物质转运的任务。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之路被效率更高的海运所取代。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四分之一。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与市场串联起。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该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势力滋生的温床。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

（摘编自 2013-12《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纵观两千多年中国思想家对何为人性的思考，在论证人性的思维方法上大体可以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种。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思维方式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我们运用现代的一些思维方式反思一下中国传统人性论思想中的思维方式。

    对何为人性的形而上论证的反思。在论证人性的来源上，孟子、二程、朱熹等采用了形而上的思考方式。按照现代的思维方式来看，形而上的论证是不牢靠的。康德详细地考查论证了知识的合法性问题。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知识的构成分为两部分，其一是感性提供对象的表象，其二是知性运用概念对这些表象作出判断，从而形成知识。也就是说知识的构成既要包含先天的认识形式又要包含后天的经验，二者缺一不可。康德又认为，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实质上是理性的一种误用。理性有一种天然的冲动，这种冲动会对因果序列作出无限的追溯，直至脱离经验而直接作出判断。由于知识必须包含经验成分，所以这种形而上的思维方式虽然是源于我们的认识本能，但由于没有经验成分，所形成的只是貌似知识的幻象。

    对何为人性的形而下论证的反思。传统人性论，其论证大量引用了经验层面的东西。孟子论证人之性善，举例说小孩子掉入井中，人们施以援手是由于人有恻隐之心。孟子这样通过经验获得知识的方式，同样无法通过康德理性的检验。近代经验论认为知识是通过对经验的归纳，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感念和范畴得来的。显而易见，我们是无法获取全部经验的，因此这样的知识也仅仅是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可能性，最终导致了休谟的怀疑论。在康德看来，知识不仅要有经验成分，同时也必须有自己本身提供的概念和范畴。康德指出，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以经验开始，它们并不因此就产生自经验，因为很可能即便我们的经验知识，也是由我们通过印象所接受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认识能力从自己本身提供的东西的一个复合物。没有概念，经验是盲目的，还不能构成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

    自20世纪以来，人类发现的最重要的思考方法是现象学方法。胡塞尔提出了“面向事情本身”。所谓面向事情本身，实质上就是要剔除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思考方式，可以规避预先成见，按照直观的方式实现对象的“自身被给予性”。按照现象学的面向事情本身，我们仔细审视人类自身，我们的大脑的意识，有一部分意识是超越了人欲之外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是孟子所谓的人之性善。同样我们的大脑的意识，有一部分意识是关注趋利避害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是荀子所谓的人之恶。由此可以看出，运用现代的思维方法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论之争，会使这一争论更加明确。

（摘编自孙旭武《对传统人性论指争的反思》）

    ①宋代的历史呈现着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我们既看到两宋三百年经济、文化、制度建设方面的辉煌成就，也能感觉到王朝末日的苍凉。一方面有宋徽宗这样酷爱艺术的帝王，对“太平盛世”刻意追求、大肆渲染；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实际并非“太平盛世”，而是始终伴随着外部环境的挑战。宋代的民庶、士人以及征战于疆场的军队将士，用他们的脊梁撑起了这样一个时代。这些英雄人物，也有他们的生活寄托。这个时期方方面面呈现出一种多重而复杂的生活情境。

    ②宋代外部压力沉重，就国内政治局面而言，“稳定至上”是朝廷政治的核心目标。对于民间文化发展、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宋廷因仍自然趋势而未予过多干预。相对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是在这样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社会充满活力，大师、精英辈出。由这种开放氛围，孕育出一种开创精神。

    ③葛兆光先生曾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的区别，简单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比较唐宋两代都城，能直观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和它所呈现的不同气象。唐代长安城的布局非常严整，而宋代开封相对来说商业气氛比较浓重。唐代居民住宅区基本上是坊式结构，“坊”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封闭的小区。而宋代城市结构，基本是一种长巷式、街区式的布局，是一种开敞式的氛围。南宋临安也是如此。

    ④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乃至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社会大众。当时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布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⑤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像真率会、耆英会、九老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有时，“耆老者六七人，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五物，殽膳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也。命之曰‘真率会’”。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会聚的场所。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交游访友的去处。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时人将此类以物相赠的活动，称为“人事”。

    ⑥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世俗匠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他们“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如朱熹所说，“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邓小南《大俗大雅：宋代文人生活一瞥》）

左传的“闲笔”

    历史叙事愈是通向往古，愈是庄严肃穆，充满神圣感和紧张感。早期的历史叙事是宏大的，缺少细节的；是外在叙述的，缺少内在心灵表现的；是神情紧张的，而缺少诙谐幽默的。在《尚书》叙事里历史主角是尧、舜、皋陶、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具有历史决定意义的英雄人物。这些形象通常是半人半神，庄严崇高，不苟言笑，很少见到他们心灵的变化。他们的语言常常是自上而下的训话，高屋建瓴，一言九鼎，不容置疑。因此上古史学表现出以崇高为主的关学风格，很少幽默，很少轻松，总给人一种肃穆紧张的感觉，这样的历史美学风格在《春秋》中也有鲜明的表现。

    《左传》的文学突破恰恰是对宏大事件即所谓“正笔”的历史突破。在“正笔”之外，《左传》在对小事件、小人物、小情节、小趣味的所谓“闲笔”的历史叙述上，发生了从宏大事件向生活细节、从外在叙事向心灵叙事、从拘谨肃穆向诙谐幽默的审美转向，体现了春秋文学的历史进步。童庆炳说：“所谓‘闲笔’，是指叙事文学作品人物和事件主要线索外穿插进去的部分，它的主要功能是调整叙事节奏，扩大叙述空间，延伸叙述时间，丰富文学叙事的内容，不但可以加强叙事的情趣，而且可以增强叙事的真实感和诗意感，所以说‘闲笔不闲’。”（童庆炳等《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左传》叙事往往愈是紧张处，愈使用“闲笔”，以缓解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带来的某些精神压力，从而制造一种紧张与悠闲参差错落的美学效果。

    春秋人对优游闲暇从容不迫的审美精神有特别的喜爱。成公十六年在鄢陵之战，晋国将领栾缄看到楚国子重的战旗，便想起出使楚国时向子重介绍过晋国军队“好以暇（所谓‘暇’，杜预注谓‘闲暇’，这种‘暇’在战场上就是一种神闲气定从容不迫的精神气象）”的特点。为了证明晋国军人战场上悠闲从容的品格，栾缄竟然在激烈战斗中向楚国主将子重献上一壶酒，子重竞也一饮而尽，然后两国继续投入战斗，“旦而战，见星未已。”栾缄所言非虚，晋国军人确实喜欢在战斗中摆出一副悠闲自在与众不同的气度与凤范。宣公十二年晋楚郄之战，晋国军队逃命途中，战车陷入泥潭不能自拔，楚国军队竞教导其卸掉车板，轻装逃命。晋人此时仍然有心思开玩笑：“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成公二年齐晋章之战中，晋国将领韩厥已经追赶上齐顷公，而其并不急于俘获齐国国君，而是从容地“奉觞加璧以进”，言辞温雅，谦敬有加。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晋国将领邵至几次与楚共王相遇，邵至不是求战却脱下铠甲，疾走如风，表示对敌国国君的尊敬。襄公二十四年晋楚棘泽之役，晋人张骼、辅跞向楚军挑战，二人毫无畏惧，坐在战车上一面弹琴，一面冲入楚军阵营。这种从容镇定的悠闲，不仅表现在战场上的从容不迫，也转化为春秋文学的精神品格。“闲笔”写出了春秋人的精神世界，也表现了春秋文学的艺术品格。

（作者：傅道彬，《光明日报》2017年12月25日13版，有删改）

    “诗骚”传统，又称“风骚传统”，即《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所形成的文学精神的传统。《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是对维系群体利益的“礼”“义”“和”“孝”“敬”“德”等伦常的形象再现，而《骚》则是对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感的浪漫表述。

    随着全球化引发的本土文化的深刻变化，在当代中国，文学领域内“我(们)是谁”的认同问题被推上了理论前沿，逼迫我们作出回应和解释。“诗骚传统”所特有的道德承担和哲学品格在当代社会正可以成为医治当下文学疾患的良药，成为正在重建中的具有当代性和民族性的“新文学”的重要基础。

    首先，弘扬“诗骚”传统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使当代文学重新担负应有的社会责任。由周代礼乐文化孕育而成的《诗》，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不仅蕴涵着儒家的礼教、乐教思想，也体现着儒家所提倡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与贤人政治观念。先秦时期中华人文精神不是空想的，不是神道，而是和理性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力求符合实际的、辨证理论观点的结晶。而这一点正是中华人文精神得以“自强不息”、永不衰竭的主要原因。

    其次，提倡“诗骚传统”中兼济与独善相结合的人格，使当代文学成为重塑国民灵魂的一个重要途径。“诗骚传统”形象地展示和诠释了先秦哲人的人生智慧，倡导勤学好问、刚毅自省等优秀品质。历代对《诗》的阐释发挥构成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人生诸观念，比如苦乐观、生死观、穷达观、处世原则等多方面的内在意义。忠信诚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价值系统，成为历代文人在面临重大人生抉择时的重要思想支撑点。

    再次，发扬“诗骚传统”中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使当代文学成为价值的引领者。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精神在中国古代从来不是借助抽象的概念建构而成的，而是通过诗、骚加以形象的表述，又以“诗骚传统”的延续而代代相传。《诗》《骚》在被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中，其中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倾向被逐步地发掘出来。随着历代文人的讽诵，儒家的思想也代代相传。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展示了人在现实中进与退的矛盾冲突和精神层面的取舍与延宕。历代文人在对屈骚的解读中反观自我，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找到自己。

    由此可见，“诗骚传统”实际上就是古典人文精神和中华民族文脉的载体，历代能得此传统之真义的文人，才是中国文脉与人文精神的承担者。立足当下文学时代性、民族性缺乏的现状，借助于对诗骚传统形成历史的梳理及再阐释和再承续，我们便可以找回我们民族精神的源头，找回那使人的信念清澈明晰的真理。

(摘编自《论“诗骚传统”》)

    什么是经典？尽管我们首先会想到文学经典，但不应该忘记也有宗教经典——不同宗教的不同经典、哲学经典、政治经典、法律经典以及经济经典，它们分别表达并阐明各领域里的通行的惯例。文学传统之外的经典文本的存在使得重新评价文学经典的重要性变得具有相对性。文学经典的改变并不能直接影响我们对生命和社会各方面的想法。因为文学经典既关注人们的个人生活如爱情、孤独和死亡，同时也关注个体同他人的关系，比如他和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以及从大的方面来说，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从历史和社会角度来说，所有文学经典的结构和作用都是平等的。所有的经典都由一组知名的文本构成——一些在一个机构或者一群有影响力的人支持下选出的文本。这些文本的选择是建立在由特定的世界观、哲学观和社会政治实践而产生的未必言明的评价标准的基础上的。这些文本被认为能够满足特定的需要，它们为人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行为提供选择，它们提供着针对人们在真实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难题的解决方案。这些选文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并被应用于教育。

    然而，经典不能只被描绘成一组文本，它的空间的、时间的和社会的维度也一定要被说明。我们不能只是表述为一个文学经典，即使是现代作品，因为我们必须明确我们心中指的是中国经典还是外国经典或者二者都是，即世界文学经典。我们必须明确我们考虑的是出于学校教育目的的相对严格意义上的选本，还是文学史或批评史上提到的相对宽松的选本，还是只是小说和诗歌中偶尔提到的文本。往往还会有一个由出版社和书店提供的更为宽松的选本，因为总有一些不受机构权力干涉的非主流作品的印刷和买卖。简言之，我们讨论的是“谁的”经典。每一个经典都有自己的地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范围，有它自己的市场，在那个范围里，它自己的些许僵化的规则调整着文学权威（教育者、批评家或其他专家）和一般读者之间的关系。

    有几种确认经典的方法。我把经典定义为一组知名的文本。经典的确立是那些参与文化生活的人所达成的共识的一部分。选本迎合了这种共识。另一种发现一个经典的实证方法是由罗格林提出的。他认为某个经典是被受过教育的读者记得并作为一种共享知识存在于他们心里的，而批评家意识到这种共享知识并会在他们的书评中不经意地提到。因此他相信文学评论家的经典是由那些在评论其他作家时常被提到的作家和作品组成。

    发现一个读者群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更直接的方法是以问卷的形式来询问他们的阅读倾向，了解他们的阅读偏好。前提是假设如果他们对某些作品有一些普遍的偏好，那这些作品就被认为是这一群人的经典。

    总之，经典文本的选择是建立在一个相对清晰的标准上的，这个标准往往来自某一特定的世界观或社会政治实践。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经典都是平等的，但它们所得以产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理由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吸引力。

（摘编自童庆炳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