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鉴宝节目以来，古董市场开始热闹起来。一些鉴定古董的门道和术语，诸如“掌眼”、“打眼”、“蚯蚓走泥纹”都变得妇孺皆知。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广大群众对古 董的热情与日俱增，但对真赝古玩的鉴识能力，却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

    古董这个行当，水很深，需要长年累月的实践经验加理论知识，任何一门类想搞明白，没几十年功夫下不来。好在上天有好生之德，给咱们这些外行人留了一条活路，叫做知识盲点。

    所谓知识盲点，是指一些文史上的小常识、小细节。这些东西大家耳熟能详，实际上却和想象中不一样，形成了一个知识结构的盲区，不留神就会犯错误。如今市面上假货很多，大部分都 是低仿品，造假者水平不高，做工粗糙，经常会露出一些常识性破绽。只要我们掌握一些知识盲点，就能够觉察到这些相对醒目的破绽，不致上当受骗。

    比如说吧，李白有一首诗，叫《静夜思》。这诗大家小时候都背过，而实际上，这首诗的原文不是我们熟知的那个版本。在宋代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里，原诗是“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 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到了明代，《万首唐人绝句》被修订了一下，第三句“举头望山 月”改成了“举头望明月”。到了清代沈德潜的《唐诗别裁》，第一句“床前看月光”改成了“床 前明月光”。到了蘅塘退士编撰《唐诗三百首》，把这两句修改综合到了一起。如果有人要卖给你 件屏风，说是明代的，上面刻着《静夜思》全诗。你过去一看，发现它起头第一句是“床前明月 光”，那就可以直接把这假货扔出门去了。

    再比如说，陆游有一首《示儿》，也是众人皆知。它开头一句“死去原知万事空”，其实最初的版本写的是“死去元知万事空”，因为在明代之前，“原来”、“原知”都是写成“元来”、“元知”，元字做本来、起初意。后来朱元璋嫌恶元朝，连元字也看不得，遂下令将“元来”改为“原来”，才成为现在通行的用法。了解了这个知识盲点以后，若有人给你看一样南宋的古董，里面出现“原来”字样，不用再做别的鉴定，一定是假的。

    还有一个成语，叫“纸上谈兵”，说的是赵括夸夸其谈，在长平被坑杀了四十万赵军。可仔细想想，赵括是战国时候的人，纸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西汉年间刚有纸的雏形，到了东汉蔡伦，真正意义上的纸才出现。实际上，“纸上谈兵”这个成语最早出现，要到晚清那会儿，和赵括联系到一起，差不多是民国时期。如果你看到一件古玩古书里提及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直接扔开就是，假的无疑。

    此前古董届出现过一对明代青花暖水瓶，很精致，所有者宣称是郑和用过的，着实唬住不少人。可当这对暖水瓶的题款一亮出来，连我这样的外行人都乐了。那提款写的是“明成祖朱氏棣 皇帝皇宫御用大明永乐六年戊子秋”。稍微有点文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明成祖是庙号，皇帝死了才有，怎么可能在永乐六年就出现呢？

    有人兀自强辩，说庙号说不定是皇帝生前就准备好的？这又是一个标准的知识盲点。实际上，朱棣死后的庙号是明太宗，一直要到一百多年以后，嘉靖皇帝在位时，才把朱棣的庙号改为明成祖。后世的人习惯叫成祖朱棣，但当时的人可绝对不会这么称呼。

    所以说，如果造假者胆敢在永乐六年的御用瓶底写下“明成祖朱氏棣”的话……恐怕下场比方孝孺还惨！人家方孝孺只诛了十族，这个造假的恐怕连微博关注的人都得被株连吧？！

（选自马伯庸《外行人的古董鉴定法》）

    哲学通常被认为是智者心灵和思想的舞蹈。杨绛先生九十六岁开始讨论哲学，她要讨论的两大主题是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

    杨先生强调人生贯穿灵与肉的斗争，而人生的价值大致取决于灵对肉的支配。这里的“灵”，并不是灵魂。杨先生说：“我最初认为灵魂当然在灵的一面。仔细思考后惊讶地发现，灵魂原来在肉的一面。”她说的灵魂，指不同于动物生命的人的生命，一个看不见的灵魂附在一个看得见的肉体上，就形成了一条人命，且自称为“我”。这个意义上的灵魂，相当于每一个人内在的“自我意识”，它是人的个体生命的核心。在灵与肉的斗争中，表面上是肉在与灵斗，实质上是附于肉体的灵魂在与灵斗。所以，杨先生说：“灵魂虽然带着一个‘灵’字，其实并不灵，只是一条人命罢了。”我们不妨把“灵”字去掉，名之为“魂”，也许更确切。肉与魂结合为“我”，是斗争的一方。那么，作为斗争另一方的“灵”是什么呢？杨先生造了一个复合概念，叫“灵性良心”。其中，“灵性”是识别是非、善恶、美丑等道德标准的本能，“良心”是遵守上述道德标准为人行事的道德心。她认为，“灵性良心”是人的本性中固有的。作为肉与魂的对立面，这个“灵性良心”当然既不在肉体中，也不在灵魂中，它究竟居于何处，又从何方而来？对此杨先生没有明说。

    杨先生对天地生人的目的有一番有趣的讨论这个目的决不是人所创造的文明，而是堪称万物之灵的人本身。天地生人，着重的是人身上的“灵”，目的当然就是要让这个“灵”获胜了。天地生人的目的又决定了人生的目的。惟有人能够遵循“灵性良心”的要求修炼自己，使自己趋于完善。不妨说，人生的使命就是用“灵”引导“魂”，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灵魂”。用这个标准衡量，杨先生对人类的进步有所质疑：几千年过去了，世道人心进步了吗？现代书籍浩如烟海，文化普及，各专业的研究务求精密，皆远胜于古人，但是对真理的认识突破了多少呢？如此等等。

    她曾说过，人需要锻炼，而受锻炼的是灵魂，肉体不过是中介，锻炼的成绩只留在灵魂上；灵魂接受或不接受锻炼，就有不同程度的成绩或罪孽；人死之后，肉体没有了，但灵魂仍在，锻炼或不锻炼的结果也就仍在。她的结论是：“所以，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

    信仰的实质在于不管是否确信灵魂不灭，都按照灵魂不灭的信念做人处世，好好滋养精神。孔子说“祭神如神在”，一个人若能事事都怀着“如神在”的敬畏之心，就可以说是有信仰的了。杨先生指出：“许多来自社会各界的精英人士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的精神境界。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偏离‘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这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凡是对我们时代的状况有深刻忧虑和思考的人都知道，杨先生的这番话多么切中时弊。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溯源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的“正始”条，其本义是指整个社会道德沉沦，即使普通民众都应当奋起救赎。顾炎武区分了两种情形：亡国和亡天下。他认为前者不过是改朝换代，后者则是如孟子所说，仁义之途被堵塞，社会沦落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境况。文中反映出对当时知识界空谈误国又屈膝侍清的愤慈。他最后感叹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1915年，梁启超有感于民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写下《痛定罪言》一文，旨在唤醒人们在指责政府无能的同时也当作深入的自我检讨。文章题目表明不仅是痛定思痛，而且是在自我反省。他认为欲雪国耻，关键在于“我辈之自新”：“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显然，梁启超对顾炎武的观点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不同于顾炎武，他所讲的“天下”实指国家，“兴亡”也是指国家的振兴与危倾；“匹夫”主要指习惯称为“士大夫”的知识界人士；“责任”是指通过政治上的社会改良以救亡图存，包括整军、理财、劝工、兴学和议政等。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于《周易》《大学》《中庸》等典籍，不过以孟子之学最为集中。顾、梁二人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都尊崇孟子的思想并直接援引孟子的言论，这绝非巧合。究其原因，主要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天下情怀。孟子认为任何个体既然居天下之广居，就应该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既关乎道德，也关乎政治。其次是民本思想。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程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振聋发馈。再次是主人意识。孟子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他认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甚至直言“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最后是以正心为本。宋代杨时曾指出《孟子》一书的主旨是要“正人心”。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还以史为鉴，指出莱封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而之所以失其民在于失其心。限于历史条件，在孟子的时代，“普天之下”与“四海之内”几乎是同义词，但先哲毕竟意识到“天下”包括不同的“国家”。今天，地球可以看成是一个村落，我们有理由以“天下”指称人类生存的世界；“兴亡”兼涉从个体道德修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兴衰；“匹夫”当指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的高低；“有责”即要求每一个人秉持主人公态度，从我做起，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样的人近于孟子所说的“天民”，他依当行于天下之道而行之，不为世风的偏转所左右。采用古希腊晚期斯多葛派的称名，便是“世界公民”。马克思曾以“世界公民”自称，他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紧紧联系在一起。

    高远的境界当落实于日用之常，是先哲讲求的体用不二、知行合一。如果每一个人都自觉履行公民职责，我们的国家便会长治久安，每一个体也将从中受益。

（选自胡家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删改）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

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论语·阳货》)

    所谓“被遗忘权”，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全球覆盖作为数字化记忆发展的四大驱动力，改变了记忆的经济学，使得海量的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别除所耗费的成本更低，记忆和遗忘的平衡反转，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肌肤上：遗忘变得困难，而记忆却成了常态，“被遗忘权”的出现，意在改变数据主体难以“被遗忘”的格局，赋予数据主体对信息进行自决控制的权利，并且有着更深的调节、修复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伦理的意义。

    首先，“被遗忘权”不是消极地防御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而是主体能动地控制个人的信息，并界定个人隐私的边界，进一步说，是主体争取主动建构个人数字化记忆与遗忘的权利，与纯粹的“隐私权”不同，“被遗忘权”更是一项主动性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可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对网络上已经被公开的有关个人信息进行别除，是数据主题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使用的权利。

    其次，在数据快速流转且难以被遗忘的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对调和人类记忆与遗忘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大数据时代不能“被遗忘”，那意味着人们容易被囚禁在数字化记忆的监狱之中，不论是个人的遗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都是一种个人及社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想象未来，而不仅仅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

    最后，大数据技术加速了人的主体身份的“被数据化”，人成为数据的表征，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忆。大数据所建构的主体身份会导致一种危险，即“我是”与“我喜欢”变成了“你是”与“你将会喜欢”；大数据的力量可以利用信息去推动、劝服、影响甚至限制我们的认同。也就是说，不是主体想把自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是客观的数据来显示主体是什么样的人，技术过程和结果反而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的力量。进一步说，数字化记忆与认同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不由数据主体掌控，而是数据控制者选择和构建关于我们的数字化记忆，并塑造我们的认同。这种大数据的分类系统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指向特定的目的。因此，适度的、合理的遗忘，是对这种数字化记忆霸权的抵抗。

（摘编自袁梦倩《“被遗忘权”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