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属于艺术之范畴，必须具有艺木的终极属性，即诗性。诗性当是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突出特征。小说必须立足于现实且对现实进行艺术化和文学化处理，而不能直接描摹现实，过度的绝对的“写实”、过分注重“故事性”，则会使其沦为平庸。唯有“艺术的真实”，才能使小说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恒久的魅力，才能使读者感受到浓郁的诗意。而反观当下的小说创作，一些作品过分注重对于真实的开掘和叙写，偏执地沉溺于故事性追求，而缺乏或者忽略将其提纯为艺术的手段和能力，以至于使作品几近于新闻、纪实等体式，在迎合了大众猎艳猎奇阅读心理的同时，却丧失了其原本应有的文学蕴涵和诗性品格。另外，现今某些小说创作者似乎过度热衷于书写“恶”与“丑”，而忽略了对于“美”的发掘。小说并非不可以写“恶”与“丑”，但写的目的应是为了反衬出“美”，而且要注意限度和分寸，过度的书写甚或是带着欣赏的眼光、陶醉的心态去表现“恶”和“丑”，只会使人心生厌恶，从中更不可能感悟到“美”和“诗意”，这显然有悖于文学的审美追求和目的。

    还有必要重视小说的语言。语言能力始终是一位小说创作者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语言水平也始终是标示小说水准的首要特征。而当下某些作家，在创作诗歌、散文时，也许还能重视语言的运用与雕琢，但在创作小说时，由于过分注重故事性，则往往忽视或者漠视语言。这就造成了一些作品语言水准的低下，准确性欠佳，冗长、粗鄙、直露的语言在小说文本中大行其道。语言应该是小说的本体，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小说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实现、小说诗性的呈现，要借助于语言。语言水平的低下，就是作品文学性和艺术性的低下，容易造成诗性的缺失。小说创作者们应该秉持汪曾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理念来进行小说创作，重视炼字造句，重视叙述语言风格的选取，追求语言的准确性，力求“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无可替代性”。此外，还应充分重视汉语作为表意语言和非形态语言的特点，警惕过度使用“欧化”句法，而应从古代文言文中汲取营养，在简约和内蕴上下足功夫，方能彰显出汉语有别于其他语言的特有魅力，使语言更具诗意，从而整体提升作品的诗性。唯其如此，方能从语言层面上为诗性的建构增加一枚沉重的砝码。

    最后，要注重意象的营构。“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曾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为出彩的因子。当然，意象并非为诗歌所专属，它广泛存留于各种艺术形式中。如果在小说中能营构出鲜活的意象，必然能够增强其诗性魅力，从而焕发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意象应该成为小说内容和意旨的聚合体与浓缩体，它涵盖、表征、提炼小说文本的终极诉求。一个鲜活的意象能够产生恒久的诗意和震撼力，能够在读者的心中芳华常驻，让读者时时品味——正如“交叉小径的花园”之于博尔赫斯，“边城”之于沈从文，“晚饭花”之于汪曾祺，“野地”之于张炜……带给读者的诗意感受和审美冲击力是何其强烈而持久！凡此诗性十足的小说作品，似乎皆离不开一个鲜活而成功的意象。这昭示出意象的营构对于小说诗性建构的重要性。当代小说创作者们应该从中汲取经验，在自己的作品中苦心经营意象，因为意象是主观和客观、现实与抽象的统一体，如果能够塑造出一个鲜活的意象，不仅能够增强作品的诗性，承载更广阔的思想蕴涵，而且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主旨，同时也能够生发出事半功倍的审美效应。

（摘编自仕永波《小说亟待提升诗性品质》，有删改）

    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两年后，武王去世，周公摄政。周公分析了殷代列王的为政之道，得出了殷亡于“失德”的结论。鉴于此，他提出了施行“德政”的政治纲领。而要保证“德政”的实施，首先是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其次是要为统治者制订一套系统的行为规范。二者可以统称为“礼”。这是一场比武王克商意义还要重大的革命。

    风俗的转换要比政权的转换困难得多，也复杂得多。如何移风易俗？儒家认为，应该“因俗制礼”，即尽可能利用既有风俗的形式和内在的合理部分，再加整理、提高，注入新的精神，如此方可使人民喜闻乐见，被其所化。因此，《周礼》中的大司徒官政之法有几条很重要的原则：一是“辨五地之物生”，全国的土地可以大体分为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类，其物产及居民的体质特征也各不相同，这是为政者首先要分辨的；二是“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辩明上述五类地区，目的在于摸清各自的风俗，然后才可以藉此而施以“十二教”礼仪；三是“以本俗六安万民”，要沿袭当地原有的宫室、族葬、衣服等六类旧俗，使人民安于其居。以此为基础，再在乡、州、党、族、闾、比等每一级行政区内设置库、序等教育机构，把儒家的理想和伦理道德化解在各种礼仪之中，如冠礼、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等等，使人们在喜闻乐见的仪式中，接受礼的熏陶。

    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在人的身上不可避免地会残留着动物的习性。人类要进步，就必须自觉地剔除违背文明的动物习性，这就需要礼。《礼记·曲礼》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令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从这一点出发，就要求人们将带有动物性的风俗向文明时代的礼靠拢。比如到西周时，尽管一夫一妻制已经确立，但原始时代以女子为中心、婚姻关系不稳固的对偶婚的残余依然存在。为了移易这类陋俗，儒家制定了婚礼，规定了婚配的手续和仪式，并对双方的血缘关系作了严格的限定。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的道理，将“不娶同姓”作为礼规定下来。

    儒家在如何建设周代社会的问题上，没有按照殷代的模式，再“克隆”出一个王朝，而是要创造出一个人本主义的社会。为了实现平稳过渡，他们一方面刻意保留各地的基本风俗，如房屋的形制、食物的种类、衣服的样式等；另一方面则通过推行各种形式的礼，来移风易俗，走近文明。从周代开始，礼乐文明就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并绵延两千余年。当海外的遣唐使、留学生到达长安时，最令他们钦羡的，是先进的礼乐制度、衣冠文物。他们将它引入本国，加以仿效，希望“进于中国”。

    《礼记》云：治国以礼则“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治国无礼则“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显而易见，放弃礼和礼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便无法建立和维持了。

（摘编自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在研究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不难发现，主流经济增长模型中并没有考虑碳排放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传统分析普遍认为，在全球碳减排的背景下，若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短期内碳排放约束将对潜在经济增速产生不利影响。然而，随着全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持续升温，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开始从不同方面考虑在较长时期内碳排放约束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传导机制。。

    碳排放约束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效应，主要是在控制了碳排放水平和降低碳排放总量的条件下，经济增长路径会随之发生变化，挖掘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将转向大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单位碳排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水平。由此，碳排放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建立两种不同的路径机制。

    机制一：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进而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碳的“结构性减排”。也就是说，通过将有限资源优化配置到单位产值碳排放更低的领域，从而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和碳减排的双重目标。

    机制二：通过产业内部技术升级带动生产效率提升，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碳的“效率性减排”。在这一作用机制下，资源结构并没有得到优化配置，而是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技术效率，实现在既定资源配置条件下降低单位产值碳排放量和内涵式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将碳排放约束条件加入主流经济增长分析范式，即将产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调整和生产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升的效率性调整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进而通过控制关键影响因素，模拟分析碳排放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收敛与最优理论增长路径的演化特征。其中，机制一通过将碳约束施加于资本、劳动项，体现碳约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带来的生产水平提高；机制二通过将碳约束施加于全要素生产率项，体现通过碳约東推进技术创新从而带动产效率提高。

    虽然碳排放约束的作用机制一和作用机制二均对稳态下产出水平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机制一中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有终点的，而机制二中的技术进步却是无止境的。因此，碳排放约束的第一种作用机制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小，而碳排放约束的第二种作用机制的影响力力将会越来越大，充分发挥机制二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将更有利于实现经济系统稳态下产出水平达到更高的稳态值。

（摘编自靳祥锋、任栋《碳排放约束下的经济増长机制研究》）

说意境

叶朗

    很多人说：什么是意境？意境就是“情”“景”交融。其实这种解释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使用的“意境”或“境界”，他的解释就是情景交融。但是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情景交融所规定的是“意象”，而不是“意境”。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艺术的本体就是意象，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创造意象，都应该情景交融，而意境则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具有的。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般规定性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意境的内涵大于意象，意境的外延小于意象。那么意境的特殊规定性是什么呢？唐代刘禹锡有句话：“境生于象外。”“境”是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的“象”的突破，只有这种象外之“境”才能体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

    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西方古代艺术家，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再现一个具体的物象，所以他们，比如古希腊雕塑家追求“美”，就把人体刻画得非常逼真、非常完美。而中国艺术家不是局限于刻画单个的人体或物体，把这个有限的对象刻画得很逼真、很完美。相反，他们追求一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中国园林艺术在审美上的最大特点也是有意境。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楼、台、亭、阁，它们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这些建筑本身，而是如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说，在于可使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意味的世界。陶渊明有两句诗说得好：“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艺术就是要去寻找、发现、体验生活中的这种意味。有意境的作品和一般的艺术作品在这一点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生活中某一个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的意味，而且超越了具体的事物和事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整个人生的意味。所以，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有意境，也不是任何好的艺术作品都有深远的意境。清代王夫之就比较过杜甫的诗和王维的诗。他认为杜甫诗的特点是：“即物深致，无细不章”，有人写诗就是怕写不逼真，杜甫则太逼真了。而王维诗则能取之象外，所以他说杜甫是“工”，王维是“妙”。

    中国艺术的这种意境，它给人的美感，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人生感、历史感。康德曾经说过，有一种美的东西，人们接触到它的时候，往往感到一种惆怅。意境就是如此，这是一种最高的美感。当然这不等于说西方艺术没有意境，西方艺术中也有这样的作品，例如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它不仅唱出了俄罗斯民族的苦难，而且唱出了人类共同的苦难，所以它引起了全世界听众的共鸣。

（摘编自叶朗《说意境》）

    随着时代发展，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传统社会的架构并没有完全坍塌，乡村社会错综的人际交往方式、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关系依然广泛存在。作为农村中有声望、有能力的长者、贤人，乡贤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依然重要，他们协调冲突、以身作则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

    现代社会存在两种乡贤，一种是“在场”的乡贤，另一种是“不在场”的乡贤。有的乡贤扎根本土，把现代价值观传递给村民。还有一种乡贤出去奋斗，有了成就再回馈乡里；他们可能人不在当地，但由于通讯和交通便利，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家乡发展，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和财富都能影响家乡。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浓浓的乡愁情怀，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农民工，只要出自农村，即使身在异乡、异国，对于故土就有深深的眷恋和认同。在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很大改变的当下，他们保持着精神的稳定和内心的坚守，很大程度上就是传统的乡贤文化给了他们心灵的慰藉。

    在乡村的传统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的情况下，如何让乡土社会更好地粘合起来，让社会转型中的个人和家庭得到社群的关注，让“风筝不断线”，让人走得再远也不至于“失魂落魄”、没有认同感，乡贤就是能起到这种作用的关键人物。乡贤大都对传统和现代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扎根本土，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乡村情况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具有新知识、新眼界，对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把握。因而，现代乡贤成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传统与现代有了“可译性”。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周边的人，用村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让现代的法律和契约精神与传统的价值和伦理得以协调。

    在以城镇化为主要表征之一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受到冲击，在改革发展进程中会出现很多难以预料的矛盾。乡贤在村子里地位比较高，村民比较能够听得进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使社会改革发展进程在乡村这一层面变得更加平顺，有利于农民、农村顺利融入现代化进程，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乡贤就像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把社会矛盾化解于无形。乡贤用自己的知识和人格修养成为乡民维系情感联络的纽带，让村民有村落的归属感和社区的荣誉感，这样的乡贤文化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

    当代中国需要乡贤文化的复兴。这不是传统士文化的回归，而是要实现社会贤达和社会体系的有机融合、现代社会治理在乡村基层的有效落实。传统社会的乡贤不仅是道德模范和价值观的引导者，而且是乡民行为的规范者和约束者。传统乡村，人们生活在熟人社会中，并不太重视法律和契约的作用，而更加看重有威望的乡贤对于社会公正的维护。我们当然不能回到过去那种状况，但在依法治乡、完善现代乡村治理的同时，也应强调乡贤对于当下乡村稳定的重要作用，以更好地让村民行为有法度、价值有引领、操守有规范。

（《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30日07 版）

    巴蜀文学的发展历经两千余年，在中华文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间的发展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着多个阶段，呈现出多姿多样的发展面貌。

    巴蜀文化与巴蜀文学的发展并非同轨运行，直到西汉文翁入蜀兴学，巴蜀文学才逐渐发展起来。巴蜀文学刚刚起步时，就出现了以蜀中四贤为杰出代表的作家，掀起了文学高潮，中间没有酝酿期，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汉代巴蜀文学的代表是汉赋，这些辞赋辞采飞扬、体制宏伟，代表了汉帝国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魏晋有南北之分，南朝诗歌创作兴盛，而蜀中却无一知名作家。到了唐代，巴蜀文学重新又焕发出光彩，迎来了又一个文学高峰。陈子昂在唐诗发展史上的贡献如日月高悬，彪炳千秋。唐代两个著名诗人李白、杜甫，前者生长在蜀至二十四岁始离开四川，后者旅居巴蜀达九年，其绝大部分诗歌创作于四川，尤其是律诗名篇。宋代是继唐代之后巴蜀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高峰。宋代对文官的优待以及崇文轻武政策，加上五代末期大批文人入蜀，使四川人才济济，导致宋代巴蜀文学繁荣昌盛。苏舜钦、三苏、文同、张孝祥等，都是宋代文坛上的名流。从元代到清代，四川遭受多次战争创伤，人口急剧减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均遭到重创难以复原。元明清时期巴蜀文坛难以如唐宋时期辉煌，但也出现了元代虞集、明代杨慎、清代张问陶、李调元、彭端淑等著名作家，成为巴蜀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抹余晖。

    巴蜀作家往往具有创新精神，站在当时文学创作的最前沿，作品代表了整个文坛的最高成就。汉赋是在司马相如手中定型的，他的辞赋创作完成了从骚体赋到散体大赋的转变，为汉代辞赋创作奠定了基础。唐诗中的杰出作家陈子昂、李白，在促进唐代诗风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最高，代表了盛唐诗创作成就。薛涛是唐代最为出名的女诗人，与宋代李清照一样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杰出女作家代表。五代时期西蜀成为词创作的中心，宋代巴蜀作家又一次引领风骚，苏轼的诗、文、词创作代表了宋诗、宋文、宋词的最高成就，成为宋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也有一些作家是入蜀后才声名渐显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自古诗人例到蜀”。“初唐四杰”诸人皆曾入蜀，高适和岑参也留下了许多吟咏蜀中山水风物的诗篇。杜甫为避安史之乱到四川定居，足迹踏遍蜀中各地，杜甫的七律是在蜀地定型的，同样也代表了唐诗中七律的最高成就。陆游曾表示自己“心未尝一日忘蜀”，而且还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巴蜀文学也不乏女诗人，甚至代有其人。如汉代的卓文君，唐代的薛涛，五代的李舜弦、花蕊夫人、黄崇嘏，宋代的蒲芝、谢慧卿，明代的黄峨，清代的王淑昭、林颀、梁清芬等。巴蜀多女作家的一个前提是家族文学的兴旺，从宋代眉山三苏起，直到清代绵州三李，中间出现数量众多的文学家族，这是巴蜀文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此外，巴蜀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藏羌彝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和睦共处，在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中，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学作品。

（摘编自王永波《从时空维度看巴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