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此背景下，宋代的货币流通和信用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开创了古代金融的新篇章。

    宋代在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信用形式有借贷、质、押、典、赊买赊卖等多种形式。借贷分为政府借贷和私人借贷。政府贷借主要表现为赈贷的形式，在紧急情况下通过贷给百姓粮食或种子的方式，帮助他们度过困境。私人借贷多为高利贷，它可以解决社会分化和“钱荒”带来的平民百姓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满足特殊支付和燃眉之急的需要。质、押是借贷的担保形式，由质库、解库等机构经营。质属于动产担保，它必须转移动产的占有；押属于不动产担保，通常将抵押物的契约交付债权人即可。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可用变卖价款优先受偿。典作为不动产转移的一种形式是在宋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典权人向出典人支付典价后，在典期内就占有了出典人典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支配权，出典人也不必向典权人支付利息。宋代的商业贸易非常发达，但存在着通货紧缩现象，故赊买赊卖行为也很普遍，几乎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所有物品都能进行赊买赊卖。从实际效果看，它解决了军需、加强了流通，更重要的一点，它向束缚生产流通扩大和发展的高利贷构成了冲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业贸易对货币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社会中货币供给和流通状况不尽理想，表现为货币流通区域的割据性、货币供给数量的有限性，以及大量流通的铜铁钱细碎和不便携带的特性，其结果是抑制了经济发展。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在高度发达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保障下，通过民间自发力量的作用或官府的强制推行，宋代社会陆续出现了诸如茶引、盐引、交子、关子和会子等新型纸质信用工具。茶引、盐引要求相关人员先用粮草或现钱的付出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凭此类纸质信用工具异地兑取现钱或政府专卖货物。这些信用工具的使用，除了可发挥信用功能外，也使得政府和商人在买卖货物领域能够共同获利，既有利于商人从政府专卖的物品中分得一份利益，又有利于政府实现增加收入、补给军需等目标。早期的交子、关子、会子要求相关人员先交纳现钱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再根据需要持交子、关子、会子到指定的地区兑取现钱。这类信用工具携带方便且具有汇票性质，可以保障大宗交易、跨地区交易货款的顺利结算。它们的使用，弥补了货币的不足，节省了货币流通需求量。此后这种交子、关子、会子逐步发展为纸币。可见，宋代新型信用工具的大量使用，是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新生事物，它缓解或解决了交换过程中的诸多不便与矛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

（摘编自王芳《宋代信用的特点与影响》）

    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特别是感情的内涵，主要是通过它的艺术旋律表达出来的。

    书法艺术旋律是一篇书法整体的抑扬顿挫、起承转合，整体的跌宕起伏、大起大落、大开大阖。这里重要的是整体，其次才是局部。在整体旋律中，每一个字的用笔与结体，又以其大小、粗细、斜正、枯湿、长阔、轻重、快慢、断续，作出了与旋律相协调的变化，从而增加了整体旋律的艺术魅力。孙子兵法：“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书法旋律也是如此。

    行气，有助于加强整体旋律的艺术感染力，但代替不了整体的旋律，它不是旋律的同义语。行气，是书写字句时气势的连贯与呼应，它的产生也是由于书法家对于诗文感情的感受或由于形式的需要。但是，它的产生是源于字句的各行各句，于是所表达出来的艺术魅力也便局限于本行的范围，而缺乏宏观的视野与整体的安排。

    旋律，是从整体布局出发，用包括行气在内的多样的艺术手段，以托出诗文的感情或是景色为目的所安排的大开大阖的艺术节奏。有时，由于内涵的需要，甚至暂时把诗句的书写运行在中途停断一段时间，留下一段空白，也是艺术旋律的表达手段之一，这就更不是仅仅着眼于局部的行气所能包括的了。

    没有整体的艺术旋律，便没有深沉的艺术。千百年来，书法作品，把诗词文赋所描写的人世间如此复杂的事物、如此不同的感情，都放置于一个同样平齐方正的算盘式的固定框架中，把本来看起来、读起来节奏长短、错落有致的诗句文辞，一律写成了难以断句、千篇一律的字群，这将如何去感动读者感情的心弦？

    中国历代书法，在用笔、结体上，创造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在局部行气上，有许多有益的探索，但长期忽略了对整体艺术旋律的研究和运用，这大大埋没了书法艺术震撼读者感情的力量。

    宋陆放翁诗曰：“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书法亦然。如向音乐借鉴，安排书法的整体旋律，其实和为歌词谱一支曲相仿，是诗文感情的波澜起伏决定了书法旋律的跌宕起伏。再读一遍白居易《琵琶行》当是有益的，其中关于乐声的描写，那其实也是一篇对书法旋律的描写。向绘画借鉴。绘画中疏密、粗细、断续、曲直的对比，中锋、侧锋、顺锋、逆锋的运用，布局和变形的画理，都能使书法艺术得到借鉴。书法中画意的布局，不仅能使诗文中画意的描写得到加强，更能使诗文的感情得到充分的抒发。历代一些有创意的书法家中，同时也是画家的甚多。还可向武术借鉴、向大自然借鉴，从文学中研究、从社会生活中学习。

    在艺术旋律这片辽阔的天地里，中国书法必将会产生千万朵撼人心魄的艺术花朵。

题壁涂鸦有好诗

    从数量上看，题寺壁、驿壁、斋壁，是题壁诗的大项，精彩多多，影响也比较深远。南宋偏安后，朝廷避谈恢复，逸乐于歌舞升平，诗人林升讽刺当朝者忘怀国耻只顾享受，曾经写过一首《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郁闷至深，不形于色，淡淡道来却针砭有力，可作史实诵读。另有无名氏的《题壁》，讽刺也很深刻，“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最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较中原有几程”，说临安（杭州）远郊官道上的白塔桥边有“卖地经”（卖地图）的，路过的官员只买《朝京里程图》，以便尽快进京朝拜腾达，对沦陷的中原故土却无人问津。宋朝每十里设置一邮亭，每三十里设置一驿站，“地经”上标识邮亭和驿站通常都比较清楚。此诗似不经意的一问，直刺朝廷官员的苟且，针砭有力，此种冷峻非常的平淡奇崛，最不易作。后人谈诗论史，言及南宋淡忘故土恢复事，多举此二诗，足见其影响。

    古代民间有怨苦不敢疾呼时，或选题壁方式，广而周知，企盼公正降临。因为这些题壁文字大都有不便直言的苦衷，故多匿名，并且以隐字暗喻等手法曲婉出之，聊可舒啸不平。明李应升《书驿亭壁方寿州诗后》有“最是临风凄切处，壁间俱是断肠诗”，展示出题壁诗反映民间苦情的一个侧面，实际上，也点出题壁诗作为诗歌文学表达现实的重要性。

    赋诗题壁，或可看作民间发表诗文的一方阵地，所以时有苛政杂税灾患等反映百姓疾苦而不愿具名的讽世诗，题于楼馆粉壁。官府如果察纳民风，通常会及时采集这些无名氏的题壁诗，作为体悯苦情的仁善之道。题壁，岂止是文家墨客遣怀斯文的私事？知道“有录方有史”的地方父母官，向来不会忽略题壁文化。且不说幸逢诗文家题壁留下的历代佳话，可以光炳地方史志，也应该掂量得出诸如宋包拯《书端州郡斋壁》“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等正气高标的题壁文化的厚重。自包拯题后九百余年，拜谒肇庆和合肥包孝肃祠者已难以计数。古今拜谒者皆诵读包拯题壁诗以寄托现实，也顺便净化一下容易沾染世尘的风气和灵魂。其意义影响何须赘言，奈何今之旅游胜地，宁可斥资万万修筑惊天动地的天桥地道，却不愿砌墙立壁，让当代的李杜苏黄留题挥洒。

    其实，放眼九州，景点因历代名家佳诗佳题而成为中华著名山水胜迹的，大都流传着地方因题壁诗文而受益的种种好故事，所以文化功德的事，不可轻率断定其大其小，即使沧桑变异，兵燹战祸已致某地自然风景荡然无存，如果题壁诗文尚有著录可查的话，好故事则是镌刻在史册的永久不灭的精彩。

    中华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气之根。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的早期，各种思想学派精彩纷呈，多角度地体现中华智慧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派众多，各有持论，各有辉煌，虽有差异，但不是彼此隔绝。《易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中华传统文化是由各派思想从各种角度切入的关于宇宙人生、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相异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人文文化，它最关注的是现世而非来世，是人间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中国历来不是政教合一、皇权与神权共治的国家。传统中国的治国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据思想家的教导和智慧，而非神谕或上天启示。在中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和历代思想家的学说主要是现实的智慧，而无关来世。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的都是这种世俗精神、人世情怀。

    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关怀，并非没有超越性和神圣性。中华传统文化把为国家为民族而勇于牺牲作为最高价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个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圣性，因为它怀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殉道，以身殉国，而不是临难图苟免，贪生怕死。中华民族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也没有宗教殉教者，没有对宗教战争杀戮者的赞美，有的则是对为国牺牲者的歌颂。屈原的《九歌·国殇》就是对战死沙场的勇士们的歌颂，“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是极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文化，一部中华文化史，同时是一部中华文化思想创造史。各个时代都有各自做出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和传世经典文本。至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代表自己时代性的文化珍品。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和时代性特征，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历经5000年发展从未中断，全赖这种创造力。尤其处在发展迅速、风云变幻、竞争激烈的当代世界，一个国家仅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无创造性，不能创造出与时代相符合的当代文化，不会拥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气。文化遗产是历史，它代表先先人的创造和智慧。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要源远，还要流长；不仅要根深，还要叶茂；不仅要有传统性，还要有现代性。因为传统文化遗产能够保存，能够发挥它泽被子孙后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荫应，而应该是后世子孙的继承、发展和创造。

（摘编自陈先达《论文化自信的底气》，《光明日报》2017年09月11日15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之问”，属于国际关系的理念范畴。而国际法则是国家相互关系上行为的规范，是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加以规范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理念引领方向，规则决定成效；规则服务于理念，而理念的落实也离不开规则。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先进性，需要放到国际法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的法律本质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顺应了时代要求。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国际法归根到底是由其所处时代国际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命运与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要求国际法制度与时俱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契合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要求，指明了新时代国际法的方向与目标。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中华传统文化以整体和谐为最大特征，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在国家间交往中，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兼相爱，交相利”，坚信“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原则，重视各国之间建立和而不同、和睦相处、平等互利的友好关系。在法治方面，也在很早就形成了一系列约束国家行为的规则和惯例。在这些规则及其背后的规则意识基础上，中国古代历经“止有‘际’而非‘国’的春秋战国和“止有‘国’而非‘际’”的王朝更迭，又在近代受到西方国际法的冲击和百年战争洗礼，逐渐形成了中国看待世界、看待自身的独特视角，这些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文化源泉。

    从国际法自身发展的轨迹和逻辑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为国际法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新的价值目标。国际法在每个历史时期所反映的价值目标，体现的都是当时国际社会的价值追求，代表的是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利益，这又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基础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程度。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提出和倡导了一系列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包括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国家平等原则等。但这些原则只适用于资产阶级“文明国家”之间，掩盖不了资本贪欲的野蛮扩张。两次世界大战后，和平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切的焦点问题。不使用武力、民族自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原则和集体安全体制得以确立。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格局面临数百年未有之变局。世界日益成为地球村，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应对全球性挑战也越来越需要各国加强合作。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旧的利益局限，为国际法指出了以人类为中心、以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和共同的前途命运为依归的根本价值追求，反映了全人类的普遍愿望，使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赢得了道义制高点。

（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有删节）

    从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小说，中国的文学艺术始终如《礼记》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更是成为各自时代特有的艺术符号，形成了一条反映中国文化创新前行的审美曲线。

    任何国家的富强，都需要优秀文化提供相应的精神引领与智力支持，当今世界以位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科学为主导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迅速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产品形态和生活方式，人们的思想更加多元，新时代的文化创新只有立足传统，才能不忘民族之魂；只有拥抱未来，才能适应时代之需。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智慧之源，承载着中华民族古老而长青的光荣与梦想。我们要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融合，用新的体验与知识找回、激活、重组个体身上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优秀文化基因，使传统文化再次获得生机与活力，平昌冬奥会的“北京8分钟”，以现代思维和手法，远用智能科技完美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凤凰展翅、龙凤呈祥、梅花、长城、中国结等。通过“北京8分钟”，我们不仅看到了文化的魅力，也看了科技的力量。

    传统文化是创新的不竭源泉，继承传统又不拘泥沿袭，才能超越传统，独辟蹊径，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新贡献。文化创造应当高度关注和反映当代中国各领域的建设成就，以广大人民投身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实践为表现对象，创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形式新颖的文艺作品。

    中国当代文化创造不但要出精品、出品牌，还要出思潮、出流派，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艺术思潮和设计流派。现代以来，欧美产生了一批明显有别于古典艺术传统的现代艺术国际大师，如毕加索、马蒂斯等，以全新视角和艺术手法观察表现世界，对现代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以来，中国艺术也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艺术家，如齐白石、张大千等，但他们总体上还是延续着中国绘画传统。在超越传统的当代艺术方面，我们还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大师。因此，文化创造不能仅仅将思维和视野局限在传统的现代化转化上，而是要超越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思维阈限，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语言。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对未知世界和宇宙空间的想象与叙事，创造出了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构成东方神话故事特有的审美体系，与希腊神话相呼应；但在现代科幻文艺方面我们却不尽如人意，除了《三体》，我国目前鲜有优秀科幻文艺作品能跻身全球文化市场。科幻文艺是依据一定的科学如识和科学原理的文化创造，比神话传说更具有科学精神。在科幻文艺创作方面，培育民族的科学意识，大胆放飞想象的翅膀，是进行文化创新的一个可行路径。

    文化创新的三个向度是面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理性选择，是单纯对传统与现代融合向度的拓展与完善，更能体现文化发展的当代特性与走向。有利于全面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有利于全方位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也有利于实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升。

（摘编自管宁《文化创新的“术”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