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下半场规则由谁来定

    当前，整个网络空间的重心已经开始转移了，大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从原来的以美国为中心，以发达国家为重点，逐渐转变为以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中心的新阶段。

    当然，接下来的动力在我们这里，势能还在美国那里，像苹果在高端市场很长时间都会有竞争力，我们目前不可能去超越它，但是在中低端市场，我们有华为、小米这样的企业，苹果肯定没法和我们竞争。所以中美在网络空间会形成一个错位竞争，实际上也是互补的，而且无论从产业还是从能力上，包括规则制定，基本将是中美两国主导整个网络空间。而且美国主流IT企业以后的中国市场收入会超过美国本土市场收入，这些也都是我们的筹码。未来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它有它的优势，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这样就可以进行比较对等的博弈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型大国关系。

    网络空间话语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美国在上半场制定的规则和下半场的规则可能会有相当大的不同。上半场的规则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基本上以英语网民和西方价值观为主导。在发展中国家也基本上是高收入、高教育水平和高科技素养的“三高”群体，有着相对的一致性。而下半场的主力是新兴国家，它们的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包括网络使用的行为和习惯以及这些网民的文化背景，和上半场是完全不一样的。主要是低收入、低教育水平和低科技素养的“三低”群体。这个群体多元而复杂，他们使用互联网的行为特性和需求偏好，与上半场的群体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美国还希望下半场的30亿网民能够接受上半场的规则，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目前的网络空间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地位完全不对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下一个30亿网民的代表，应该倡导一种有利于互联网全球化的新规则，让全球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到网络时代。很多人在理解互联网时都有一个误区，把美国政府的价值观等同于互联网的价值观，实际上这是偷换概念。互联网在美国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实际上它的文化基因都是反美国政府、反工业时代的。所以它的很多理念，和美国政府“开放、自由、平等、共享”的政治话语实际上不是一回事。互联网精神才是真正代表着人类共享的价值观。美国政府的价值观只代表它的国家利益和政治利益，其实并不符合互联网精神。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下半场的规则制定，塑造一个更加普世、普惠的互联网世界，有利于互联网在全球的渗透，不能说美国已经达到80%-90%的普及率，整个互联网革命就结束了，应该是全球各个国家，包括很多欠发达国家的人都能上网，都能进入网络时代，互联网革命才算完成。这些国家进入网络时代，不是用美国的一套价值观，而是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发展互联网。所以我觉得，从上半场到下半场的这个转换过程中，原来的那套规则已经不适用，但是新的规则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既要认可美国的那套规则，同时也要让美国认识到将来它对这种趋势和变化也是无能无力的。

    改变规则，不是说下半场一定要颠覆上半场，而是上半场的很多东西已经不适合下半场了，那么该调整的调整，该改变的改变。对于美国来说，它独占了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与核心资源，在下半场里，它最大的痛苦就是把很多权力分出来，从它的角度来看，这和割肉一样，但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中国大百科全书》“岳飞”条说：《满江红》词“不见于岳飞之孙岳珂的《金陀粹编》中，至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袁纯所编《精忠录》始加收录，故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今人夏承焘《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等，皆对此词作者、作年提出疑问。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此词慷慨激昂、大气磅礴，实非后人所易伪托”。

    笔者认为，根据八十年代两个重要发现，完全可以判定这首词是岳飞所作。一是1980年12跃，河南汤阴岳王庙中发现了一块嵌在墙上的《满江虹》词碑，为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庠生王熙所书。虽然词的末句作“朝金阙”，与明弘治十五年（1502），浙江提学副使赵宽为杭州西湖岳墤石碑所书《满江红》末句“朝天阙”不同，其实“金阙”犹“天阙”，都是对皇帝居住的京城宫殿的美称。岳飞冤死后，奸贼秦桧及其党羽长期窃据相位，而后来的蒙古贵族也压抑汉族的民族英雄，《满江红》赖民间代代相传，因而出现异文是难免的，也是可是理解的。

    岳飞死后三百多年，形势才出现转机。明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发生“土木之变”，英宗被蒙古族瓦剌部掳走，以后历经代宗、宪宗、孝宗约七十年，为明朝的中衰时期。皇帝宠信宦官，政权常不稳定，蒙古族连年不断地侵袭掳掠，时局舆，“靖康之难”以后非常相似，动员全国上下奋起抗敌卫国就成了党务之急，岳飞才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岳飞被害后，朱仙镇人民曾听地串连建庙，秘密祭祀。明景泰元年（1450）由政府出面在汤阴修建岳庙，并赐榜曰“精忠之庙”。同时，又将杭州祭祀岳飞的“褒忠衍福寺”改名为“岳王庙”，并赐额“忠烈”。这一切可以初步判定《满江红》只能是岳飞所作。

    1986年，浙西江山县（古名须江）收集到一部《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从中发现岳飞于绍兴三年（1133）题为“舆祝允哲述怀”的《满江红》及祝氏的和作。这首词与今傅《满江红》字句多有雷同，当是岳飞在后来特定环境中改定此词的基础。

    关于此词的写作年代，历来有多种说法，笔者认为，当是作于绍兴十年（1140）秋。这年七月，在郾城，颍昌两仗中岳家军击溃了金兵的主力，岳飞话其部下曰：“直抵黄龙府，舆诸君痛饮耳！”正当他满怀信心，准备进军汴京时，高宗和秦桧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命令立即退兵。岳飞在无可奈何，极度悲愤中，改写原作，成就了这首壮怀激烈的千古绝唱。

    那些认为是明人拟作的人，除了把作者、作年视为最大疑点以外，退认为“踏破贺兰山缺”一句也是可疑的。其实中国共有三座贺兰山。一般词家都认为岳飞词是指宁夏的贺兰山，“借指金人占领下的西北一带”。但是当时它属于西夏，宋金并未在那里打过仗，岳飞何必去踏破它呢，而江西赣州的贺兰山，与岳飞“直捣黄龙府”的素志背离，肯定舆此词的写作无关。河北磁州的贺兰山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岳飞曾在此驻守经年，北宋末年金兵南侵，这里就成了抗金的主战场。所谓“踏破贺兰山缺”最有可能指此处。

    至于《金陀粹编》未能收录此词，则是因为岳珂编集时尚未发现。《满江红》一词湮没民间三百年，至时势需要时才重新现身。

（摘编自陈非《＜满江红＞（怒发冲冠）只能是岳飞的作品》）

深味与妙悟是研究诗歌艺术的特殊要求。

    中国古典诗歌多为短小的抒情诗，篇幅短小而意蕴丰富。那言外的韵味，尤其需要细细咀嚼。所以钟嵘在《诗品序》里提出“滋味”二字，并用以说诗。诗歌艺术是极其精微的，得失往往只在一字之差。而要用语言道出它的精微，又决非易事，就连诗人自己也常为此感到困惑。欧阳修《书梅圣俞稿后》曰：“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将以心得意会，而未能至之者也。”我们研究古人的诗歌艺术，如果拘于字句的表层意义，而不能品尝出声吻之间字句之外更多的滋味，就无法深入。许多长于诗词的前辈都曾指出吟诵涵泳的重要，在吟诵涵泳之际可以深深品味到诗的意蕴情趣，得诗人之用心。诗歌的品味，既不能穿凿附会，也不能停留在字句上。可以从语言开始，进而至于意象，再进而达于意境，复进而臻于风格。品味到风格，就达到了对诗人的总体把握。

    妙悟二字出自《涅槃无名论》，是指超越寻常的、特别颖慧的悟觉、悟性。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把妙悟用到了诗歌的创作上。妙悟并不是甚么神秘的东西，我们不妨也借用一下，并赋予它以特定的涵义。我们可以说妙悟是对诗歌的一种超常的感受能力和共鸣效果。诗歌创作需要妙悟，诗歌的阅读、欣赏和诗歌艺术研究也需要妙悟。这和诗的特点有关。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满足读者不同的阅读心理，读者对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同的心理期待和不同的接受方式。我们有时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诗集来读，有时抽出一本小说来读，有时抽出一本回忆录来读。抽取不同的书，我们的心境不同，心理期待也不同。诗和读者的关系是心灵间直接的呼唤与应和，无须借助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所以读者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当成了诗人。我们登上庐山，情不自禁地吟诵“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此时自己仿佛成了李白。我们给远方的朋友写信时，信手引了陶渊明的“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仿佛这两句诗是从自己肺腑中自然流出的。当然，小说中的人物也可以引起读者的同情，但那是小说家让他所创造的人物去叩打读者的心扉。而诗人却是亲自前来，并把自己的心直接贴在读者心上。所以当读者沉浸在诗里的时候，和诗人已是浑然一体不分彼此了。阅读任何文学作品都需要感受，都可能产生共鸣。而诗的特点规定了诗歌鉴赏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感受能力和共鸣效果。诗歌艺术的研究也是这样。妙悟虽可得之于天赋，但主要还是得之于后天的培养，是由于反复的实践而获得的敏捷性。在正确指导下多读多思，并练习写作，是很有好处的。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政治过度，即政治理想和行为超过了它的内在规定性，或者说政治多做了它所不应当做的事情。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主要体现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了政治的过度化，英国宫投脱欧和特朗普在美国受到很大欢迎都是政治严重超过了政治的承载边界的结果。

    为什么会发生政治过度？在于政治会不断迎合＂免于匮乏＂的需求，当年罗斯福说要＂免于匮乏＂，而匮乏是无止境的。匮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现象，在物质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又会对权利提出更多要求，因此“权利”会永远处于被不断开发的状态，永远也不会满足。

    民主政治、福利制度，都是＂免于匮乏＂的产物，曾经做出过优好的业绩。然而，能使国家兴盛的事物，却也包含了使国家衰败的因子。民主具有两面性，在民主普遍不足的时代，可以凝聚国家实力；但在民主普遍普及的时代，却也容易演变为民粹主义，使民众对国家产生无度需求。由此造成的问题，一种表现是由民主到独裁，即民主对国家提出的要求使政府日益庞大，进而反而有了控制公民的更强能力；另一种是民粹主义高涨，国家要负担起国民的更多福利要求，结果透支国家资源，使国家陷入衰败。

    在特别重大的议题上，举办全民公投、简单多数胜出的方案看起来合理、符合民主精神，然而，政治的内涵并不只是民主，还有有效的国家能力。英国脱欧公投是对二十世纪以来日益高涨的民主精神的呼应，然而，它却是对英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契约伦理的违背，是在原先做好的政治马车上，又添加了新的货物，导致这辆马车严重过载、不堪重负。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欧洲和美国，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那样，可以近乎绝对地享有和平，这也扭曲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对政治的感觉，由于经常处在危机状态和常有战争威胁，民众容易培养牺牲奉献精神，不会向国家要求过度的福利和权利，但战争威胁的显著减小和战争进入信息化阶段后，以往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动员机制已没有太大必要，民众为国家付出的意愿也显著弱化，而更多只顾个人利益和权利，于是不断消费国家财富、不断仲张权利，结果国家财政日益亏空，政治制度的边际效应也日益递减，最终随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而“向吃光主义迈进”。

    有限的权利保障能力与无限扩张的权利需求之间的对立，是“匮乏”无法化解、政治承载过度、契约伦理扭曲变形的基本成因。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各国政府，已在政治家的野心和民众的欲望共同推动下，加大步伐由有限责任政府日益向无限责任政府演变。一个富有无限责任的政府和国家可能存在或长存吗？！

（选自《读书》2017年第2期，有删改）

“购物狂欢”度量治理格局

盛玉雷

    ①“双11”来临之际，消费者、商家、快递公司、相关行政部门已经热起身来，积极准备。历经数年发展演变，如今的“购物狂欢”更趋有条不紊，社会也多了一份从容自信。

    ②从“促销日”到“狂欢节”，从一家独唱到百花齐放，随着时间的推移，“双11”的滚雪球效应愈加显著。背后的社会心态，也历经了从惊喜到挑剔、从紧张到平静的嬗变。“双11”概念初创之时，参与促销的商户仅有20多家，但活动所迸发的火花，却点燃了公众的消费激情，第二年就遭遇了快递瘫痪的尴尬。人们在实践中逐步懂得，线上购物节不只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样简单，而是一项需要各方协同参与的治理课题。以“双11”为时间节点，梳理这些年来电商等行业的成绩与问题，能够清晰感受到社会治理层面发生的变迁。

    ③当“双11”成为现象级活动，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成为一次综合大考。这场考试考核电商平台的经营水平，考验物流企业的承载能力，考评政府部门的管理绩效，也考查参与者的社会诚信。如今，快递瘫痪等情形也会发生，但应对已不像当初那般无力：物流业装上“预警雷达”，可巧借大数据手段排兵布阵；多部门主动作为，对消费陷阱强化监管……过去8年的“双11”，仅“天猫”平台交易额就实现了从5000万元到1200多亿元的跃升，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不断成长的社会共治力量。

    ④如果说“双11”发展至今形成的可观影响，有赖于对问题和挑战的及时破解，那么在新时代赢得消费市场，尤其需要社会各方面携手加强治理，积极主动谋划。从一定意义上讲，“双11”映照着社会运行机制的“健康度”，也度量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

    ⑤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度过了廉价促销的早期发展阶段，今天的消费领域，更加注重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双11”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多可能性。夯实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激活“双11”的发展潜能，就能架起一座沟通生产与消费的稳固桥梁，共同做大市场、完善服务。

    ⑥其实，“双11”早已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一个缩影。以“双11”为契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我们就能激发更多增长活力，凝聚更多发展动能。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近来，《无问西东》等影视作品相继登上热播榜首。这些作品故事情节生动传奇，叙事布局环环相扣，人物形象立体饱满。然而它们最引人注意的闪光点却不是这些，而是结尾时主人公之间关于信仰、生命和爱的对白。其作品内涵的丰富性标志着中国当代战争文艺作品的表达力和反思力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战争文艺作品的自信力开始变得真正强大，因为只有具备了足够强大的自信力，才会产生相应程度的表达力和反思力。

    就战争题材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对战争进行了回望性的思考，但在创作主旨、审美理念和写作手法等方面都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八十年代之后，战争文艺创作开始摆脱单一性态势，出现了新历史主义和国家民族形象意识较强的重构型作品，如《红河谷》等作品。新世纪以来至今，人们开始对历史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哲理反思型的战争文艺创作逐步成熟，如《集结号》等。这类作品对生命个体的战争体验进行了存在主义式的追问，对宏大战争历史进行了本质性的探索，具有浓郁的生命哲学思考和理性精神叩问的色彩，达到了中国战争题材文艺创作的新高度。《无问西东》等作品能做到在叙述历史、表现战争的同时，既真切再现了战争年代的惨烈风云，又在再现时拥有着足够的自信，对战争双方的个体都表现出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达到了从容自信、包容悲悯的哲思之境。

    究其原因，主要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既在经济层面上走向了繁荣与富足，在国际事务中呈现出底气十足的大国自信，更在文化领域建构起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新体系。这一体系接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在开放化、多元化的语境中确认了前行的思想资源。这一种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为核心的思想， 使得文艺作品具备了超越性的自我生长力，为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哲理反思品质奠定了思想资源。

    战争文艺应当表现战斗者的牺牲精神和英雄壮举，也应当探索战争的历史意义，但却不应热衷于简单地表现胜利方的欢欣之情。战争文艺应该更加关注的是战争如何影响了人，影响了人的身体、生活、命运、灵魂，从而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更好地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质和时代特征的中国故事。中国文艺虽然不能回避诸多不足，甚至也有过大量“抗战神剧”一哄而上的情况，但我们相信，有了立足于本土民族文化传统的底气和全球化的视网，有了来源于强大自信的深刻反思力，中国的文学艺术就有着更加值得期待的未来。

（摘编自赵启鹏《战争文艺的新时代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