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

张伟

    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道，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后来又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

    这笔精神财富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里。上世纪80年代林庚从北大退休，便一直居住在这里。学生们从门口偶尔路过，能看到林庚先生正静坐在藤椅上，他的侧影清癯而安详。

    这些学生再也听不到林庚讲课了。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

    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照钱理群的说法，“美得一上台就震住了大家”。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便倒下，大病一场。

    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的心里消失。”张鸣说。

    隐居中的林庚，惟独在有人请他为学生讲课时绝不推辞。“对学生，对年轻人，林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待。”张鸣说。在他那间20多年毫无变化、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阳光从东、南、西三面的窗户里洒进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学生袁行霈回忆，他从不对学生耳提面命，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学生去看望他时，他起身迎接。离开时，又总是要送出大门，说声“谢谢”。

    这位曾经的北平现代派诗人、后来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一生追慕的是“寒士文学”和“布衣感”。他推崇不在权贵面前低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尘埃。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骨气。他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不过，“文革”中林庚曾被选调入“两校写作小组”。这段历史，成为有人指责林庚的罪名之一。但钱理群向记者转述，在一次为一本古书做注的讨论会上，江青曾送给林庚一枝花，托他“转交夫人”。林庚不卓不亢，接过花，随手放在桌上，没有任何受宠若惊的表情。“这起码说明林庚先生的态度。他是温和的，他不是激烈反抗型的文人，这与他的性格，一向相符。而他对政治里的事情，原本并不清楚。”钱理群说。他认为，此前和此后，林庚与政治。再无半点瓜葛，可以作为一个证明。而林庚晚年的隐居，被钱理群看作“从根底上是自由的精神”。

    “在做人上，他是成功的。”钱理群评论，“相比一些在世时被推上高位，被别人供奉的人，林庚的结局是最美的。”

    “他并不显赫，社会上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学生却永远铭记。”钱理群说，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得到的最高评价。

（选自《民国那些人》，有删节）

相关链接：

①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②张鸣：北大中文系教授③袁行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

汉学家叶嘉莹

上官云

    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温家宝致信祝贺，称先生七十年来孕育桃李，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丈化作出重大贡献。在致答谢词时叶先生说：“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她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著作等身，精研古诗词，培养无数学生，被称为“大师的老师”。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旧北京一个传统世家，1924年，那时的叶家奉行儒学，恪守礼仪。闲暇时，父亲与伯父会声情并茂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也会各执一册诗词双双研读。受此环境熏陶，叶嘉莹开蒙很早，六七岁便诵读《论语》，十几岁能写格律诗词。1941年，她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诗词名家顾随，打下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

    她容貌端丽，天资聪颖，是典型的民国“闰秀”。直到今天，叶嘉莹仍然打扮得十分齐整：留着纤长指甲、佩戴粉边眼镜，仪态优推。或许是出于天然的气质，辅仁读书期间几乎没有人敢随便跟她讲话，“直到毕业时同学道别，我才听说有男同学编排我‘孤芳自赏’‘我行我素’。很多人说我爱情诗讲的那么好，长的又不难看，但事实上，我真地没有感情方面的经验。”

    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中国近现代史同步，她也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幸与不幸：1937年扰战爆发，父亲随公司迁往后方，杳无音讯；17岁刚刚考取辅仁大学，母亲因病去世；24岁婚后随丈夫迁至台湾，遭遇白色恐怖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却始终贴身携带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的价值。天地之间，除了这些笔记，再也没有记录老师讲课的东西，是他把诗丰富关好的生命传达出来，所以，拼尽一切，我也要把这些东西带出来。”在恩师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叶嘉莹的生活，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自问自答，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叶嘉莹远赴哈佛教授中国古典诗词，并与人合作做古诗词研究。那段时光，让她受益匪浅的是哈佛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二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你们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当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城取得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她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2008年，还荣获了首届“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单看文学领城的成就，很难把这位学者跟柴米油盐联系起来，而她将二者平衡得很好。虽然投入诗歌会忘记一切，但她一直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不会因为能够读一点书就骄傲，在家里，媳妇儿就是媳妇儿。”在北美教书时，为了节约开支，她“算计”租房地点：要离教书的学校近、离女儿学校近、离莱场近。“我白天带了三明治上班，背着大书包下班先到莱场，抱着一堆纸袋子里的菜回家，洗菜切菜，洗米做饭，包括吸尘扫地都是我来做。”这样的生活，她过了几十年。在台湾，女儿刚出生，她甚至会亲手洗涮尿布。在外甥眼里，舅妈就是洗碗做饭、伸手掏水沟的居家媳妇。直到他去加拿大，才知道这位常常蹲着洗尿片的女人竟然是大学教授。

    “事实上，就算我一直教书，我也不是好为人师。”她说，“我的‘好’是‘好为人弟子’。我喜欢学习。除了教书以外，虽然很忙，我仍然去听外文系的诗歌或诗歌理论的课程，我是下了工夫去学习的。”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是在中国!”

（节选自2014年11月6日中新社刊文，有州改）

告别布鞋院士  难忘一颗初心

余建斌

    “布鞋院士”，68岁的李小文1月10日离世，消息来得很突然。

    尽管他留下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但他离去的当晚，网络社交平台上，对他的怀念还是铺天盖地，一如他在去年因光脚穿布鞋授课而走红，成为网友口中“不起眼却身具盖世神功的扫地僧”，和大众眼中“有个性、有才华、有风骨”的科学家。

    李小文的“走红”，在于他身上折射出的巨大反差。最初的反差，是他朴素、不拘小节的打扮，与大众心目中的院士形象相去甚远；随着他被挖掘出更多极富个人魅力的生活细节，一个成就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遥感的三大贡献之一”，同时却又极为淡泊名利、执着科研的科学家形象，与人们印象中被浮躁风气浸染、公信力有所消解的科学圈形成了又一个反差。可以说，李小文个体的“出现”，实际上激荡起了社会群体潜意识的涟漪，乃至被认为有助于重塑科学界的榜样和信心。

    客观地讲，由于近年来学界出现的一些杂音，科学家的形象多少被打了折扣，长大后做一名科学家也逐渐不是小孩子们脱口而出的梦想。尽管如此，普通公众还是会对真正的科学家肃然起敬，为难以理解的科学奥秘而着迷，对科学的向往和情结依然牢固。

    一大批包括李小文在内的科学家，一直是承载这种理想标杆的坚实基础。刚刚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89岁的于敏院士，曾隐姓埋名三十载，“两弹一星”元勋的称号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社会知名度，他觉得“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92岁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植物学家吴征镒说，“我感觉到学无止境，后来居上。”孙家栋院士则只给自己打了及格分……每一位做出大成就的科学家，从事的领域、个人的性格难说相似，但求真务实的态度往往相似。“布鞋院士”最吸引人的地方，自然不是科学家的朴素，而是科学家的专注。

    有人用“纯粹”来形容和赞美李小文，但对李小文自己来说，他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更可能是习惯，是兴趣，是爱好。只是爱“酒里乾坤，三杯两盏淡酒间与学生趣谈诗书武侠”，爱用“黄老邪”之名在博客上写写涂涂，在自己的科学天地与人小过几招。“布鞋院士”盛名之下，仍是一个喜欢光脚穿布鞋的“技术宅男”。他遵从的，只是自己的“一点素心”，一颗初心，无关其他高大上的形容词。

    李小文的一名博友说，李小文多少有些魏晋文人的风骨，而这种风骨，就是现在学术界缺少的真性情，是学者本分的回归和做学问应有的那种心态。

    李小文大学时期的校友戴绍基说，李小文的言行，维护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本色、随性，这种影响甚至比他在遥感领域作出的贡献更可贵。

    就在几天前，1月7日，李小文以高票当选北京师范大学第六届“感动师大”新闻人物。由于他酷爱阅读金庸小说，颁奖词也颇具武侠风：“一点素心，三分侠气，伴你一蓑烟雨任平生。”当时他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但想必是乐意听到这样的评价的。

（选自2015年1月12日《人民日报》《新京报》）

相关链接：①李小文1947年3月2日生于四川自贡，中国科学院院士，专长于遥感基础理论研究，李小文—Strahler几何光学学派的创始人，硕士论文被列入国际光学工程协会“里程碑系列”，在国内外遥感界享有盛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也是973项目“地球表面时空多变要素的定量遥感理论及应用”的首席科学家。（摘自《新京报》）②他有自己的一套金钱观，认为钱的作用在本质上是“非线性和非单调性”的。对比较贫困的青年学生来说，很少一点钱，也许就能帮助他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或是拯救一条生命，产生比较好的社会效益。几年前，李小文拿出李嘉诚基金会奖励自己的钱，在母校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设立了以其长女命名的“李谦”奖助学金。对于这项奖助学金，李小文解释“自己有口酒喝，就感觉进了‘非线性区’，没什么负担，就捐了”。（摘自《中国教育报》）

六十岁说

陈忠实

    45年前读初中二年级时，我在作文课上写下平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这篇大约三千字的小说习作是第一次文学创作，不再属于此前作文的意义。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由此萌发。这种兴趣持续了45年，至今依旧新鲜而恭敬。即使“文化大革命”扫荡一切作品和作家的时候，这种兴趣仍然没有转移或消亡，转变为一种隐蔽性的阅读。我说过我的人生的有幸和不幸，正是从在作文本上写作第一篇小说起始的：正是这一次完全出于兴趣性的写作，奠定了文学在我人生历程中的主题词。

    近年来，多种媒体和多路记者几乎无一不问及我的人生感悟和文学创作的感悟。我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先向他们解释，我不大使用感悟、悟道一类词，我喜欢启示。即人生历程中得到的启示，文学创作中思想和艺术的启示。正是这些启示，提升着我对历史和现实的思想穿透能力，也提升着我对文学和艺术本真的体验，完成一次又一次创造理想。在这个漫长的艺术探索过程和人生历程中，有两次自我把握和两次反省成为关键性的选择和转折。

    一次把握是在1978年之初，当中国文学复兴的春潮涌动的时候，我正在灞河水利工地任副总指挥。我在完成了家乡的这个工程之后离开了，调入文化馆。我那时候对我的把握是，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代终于出现了。第二次把握是l982年。这一年我从业余写作进入专业写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当时的直接的唯一的感觉，即进入我的人生最佳生存状态。我几乎在得到专业创作条件的同时，决定回归老家，一是静下心来回嚼二十年的乡村工作和生活，进入写作；二是基于对自己知识的残缺性的估计，需要广泛读书需要充实更需要不断更新，这都需要一个可以避免纷扰的安静环境来实现。我选择了老家农村。直到《白鹿原》完成，正好十年。这两次把握，一次是人生轨道的转换，一次纯粹属于自身生存环境的选择。

    两次反省。一次是l978年秋天。当新时期文学如雨后春笋般从解冻的文坛发生时，我很鼓舞也很冷静。冷静是出于对自身具体情况的判断。我以为排除“文革”中那些“极左”思想不难，而要荡涤自有阅读能力以来所接受的“极左”的非文学的观念不易。我选择了读书，借来了一些世界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以真正的文学来摒弃思维和意识中的非文学观念，目的仅仅只有一点，进入文学的本真。这次反省大约持续四个月，到1979年春天，我获得了文学创造和艺术表现的强烈欲望。我把文学当作事业来干的行程开始了。

    第二次反省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白鹿原》写作的准备阶段。我那个时候的思维是最活跃的一段。尤其是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人物心理结构举说，引发了我对自己以往创作的颠覆。自我的不满意以至自我否定，同时就孕育着膨胀着一种新的艺术创造理想。这种痛苦的反省完全是自发的，发生在《白鹿原》的准备和后来的整个写作过程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

    多年以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在人生的两个重要阶段上，我把握了自己，主要是以自身的实际做出的选择。在艺术追求的漫长历程中，在两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上，进行两次反省，对我不断进入文学本真是关键性的。如果说创作有两次重要突破，首先都是以反省获得的。可以说，我的创作进步的实现，都是从关键阶段的几近残酷的自我否定自我反省中获得了力量。我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作心灵和艺术体验剥离。没有秘密，也没有神话，创造的理想和创造的力量，都是经过自我反省获取的，完成的。

    仅仅在半月之前的一个上午，我完成一篇五千字的散文，在原下老家一个人兴奋不已。仅仅在十天前一个晚上，读完畅广元教授的一本文化文学批评专著，进入一种最欣慰的愉悦。四天前的那个下午，我写完一篇万余字的短篇小说，竟然兴奋不已。两天前的晚上，在杨凌参加杨凌文联成立的会场里，见到残疾人作家贺绪林，听说他的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感动而又感奋，同样愉悦。这样，我几十年来不断重复验证自己，文学创作才是我生存的最佳气场。

    直到我走进朋友们营造的这个隆重而又温馨的场合，我依然不能切实理解六十这个年龄的特殊含义，然而六十岁毕竟是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年龄区段。按照我们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的意思，是耳顺，是感悟，是悟道，是忆旧的年龄。这也许是前人归纳的生命本身的规律性特征。我不可能违抗生命规律。但我现在最明确的一点是，力戒这些传统和习俗中可能导致平庸乃至消极的东西。我比任何年龄区段上更强烈更清醒的意识是，对新的知识的追问，对正在发生着的生活运动的关注。这既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意义所在，也是我这个具体作家最容易触发心灵中的那根敏感神经的颤动的。

    我唯一恳求上帝的，就是给我一个清醒的大脑。而今天所有前来聚会的朋友和我的亲人，就是怀着上帝的意愿来和我握手的。

相关链接：①陈忠实，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白鹿原》，于2016年4月29日因病去世，享年73岁。本文是陈忠实在60岁时写的一篇回顾自己45年漫长创作历程的文章，带有自传的性质。②为了创作《白鹿原》这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农村波澜壮阔历史的史诗巨作，陈忠实蛰居乡间十年，他孤守原下一隅，以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定力，饱含激情，走访乡民，查阅史料，从民众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与素材，深深根植乡土，体现出一位人民作家的创作情怀。

（节选自《怀念陈忠实，一位作家的担当与情怀》）

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曾说：“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这种思想在历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并得到政府支持。但是钱穆却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贯通的历史。他在北京大学争取到一人把一门通史课讲完，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应该是能融会贯通的，而不仅仅是考证史料，更重要的是他要说明中国历史是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模式的，教师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它并对它保持信念。通过多次备课和讲授，钱穆终于将上自太古，下至清末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钱穆的民族情怀也贯穿在平时的生活中，在他初入北平，进燕京大学讲课时，就对校方用英文字母给教学楼命名表示不满，在他的提议下，燕京大学把外国名字均改为中国名字，也有了以钱穆名字命名的—穆楼。据说，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是钱穆命名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随学校南迁。学校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生活一度非常艰苦，钱穆曾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住一屋。在西南联合大拳，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局面更胜以前。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曾师从钱穆的严耕望讲述当时盛况：“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也是在这里，钱穆开始手不停挥地编写《国史大纲》，因为正值抗战期间，钱穆笔间感情更加充沛。《国史大纲》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不断重演着外族人入设与被同化的历史、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智能”一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中国正在映落自信的谷底的时刻，钱穆希望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保持若“温情与敬意”，该书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至今。抗战胜利，北大复校，傅斯年主持校务，钱穆没有得到聘书，遂闭门著书立说。

    1949年，钱穆经由广州去了香港，离开大陆，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归故土。

    当时的香港成了一个大的流亡场，各色人物从大陆逃亡香港，其中也有无数流亡学生。这些流亡学生，就像在大海上四处飘泊，前途渺茫，失去了精神依托。在这种情况下，钱穆放弃了较为闲适的教书生活，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建新亚书院，为内地流亡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工作的场所。严耕望后来感叹，钱穆此时正是学养成熟而精力未衰的阶段，正当更有高度发挥，却因时局动荡，被迫到香港办学，十余年间耗尽心力，对于学术界是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对于当时的学生，却有了精神的依归，更是为中华传统的存亡续绝，钱穆回忆新亚书院初创办时，“彼辈皆不能交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之楼梯上者。予于晚间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需多次脚踏铺被而过”。在这时代巨变的无可奈何中，钱穆是要努力去培养传递文化的薪火。新亚书院是当时香港唯一不牟利的学校，许多老师来此授课，纯粹都是尽义务。学校还在每周末设公开学术讲座，吸引校外人士来听讲。

    新亚书院位于香港著名的贫民区，条件十分艰苦。钱穆只有两间小屋，一间居住，一间办公。办公室给余英时的印象是“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支撑着他的，是中国传统精神。余英时回忆，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他发现钱穆正躺在地板上，病了。

    钱穆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仿佛这足以驱逐其所有的痛苦。钱穆亲自给新亚书院写了校歌：“……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新亚书院最终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钱穆从香港到了台北，他再未回到大陆。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寓所辞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1992年，家人将钱穆骨灰撒入茫茫太湖，以示其魂兮归来。

    2009年8月8日，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墨宝在香港拍卖。其中钱穆的信札，用行书写就，字体飘逸、秀雅，信中钱穆写道，“今日之国运，吾侪从事学术教育工作者皆不得辞其咎”。短短一句话，可见一代国学大师“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

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

——记“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周有光，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这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曾被大作家沈从文称为“周百科”。他治学严谨、为人乐观豁达，是一位不慕名利的学者。

    周有光十岁进入苏州新式学堂读书，中学毕业后，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又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

    1955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后就决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他和他的同事经过努力最终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发挥作用的方案。也正是由于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周有光被不少人尊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他本人却一直觉得被这样称呼不好。他说：“读过我书的人，绝不会把那顶桂冠随便加在我头顶上。”周有光的外甥女毛晓园说：“他觉得汉语拼音有一个发展过程，不要把功劳都归在一个人身上。”周有光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

    进入全球化时代，周有光努力推进语文现代化进程，并指出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语文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前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张森根说：“除了对汉语拼音的贡献，周老在创建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以及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方面的学术成就都具有深远的影响。”1991年，周有光将目光从研究拼音、文字等转移到对文化学、时代变化等问题的探索上，阅读、思考与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写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据张森根介绍，周有光迄今为止出版的40多本著作中，约有一大半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

    “生活中，周有光老先生拥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在学术上则总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他曾对我说过，自己是对这个世界认真思考了的。”《周有光文集》策划人之一叶芳说。

    对待学术问题，周有光的态度一向严谨，不避讳别人的批评。在《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的“尾声”中，周有光提倡“不怕错主义”，他认为自己的百年口述史中出错是难免的，所以他不仅不怕别人提出批评，相反更希望听到不同意见。“为了追求真理，周老欢迎读者对他的文章提出批评。为了学术的发展，他也决不当和事佬。”

    在很多亲朋好友眼中，周有光既是一位思维敏锐的学者，也是一位待人宽厚的老人。每年过生日，都有不少人去看望他。叶芳曾说过，近年周有光先生身体很弱，坐那么长时间听别人说话是很耗费体力的，“但他特别宽容，不会阻止别人说话，静静等着人家离去。这是一种很高的人格”。乐观，是身边人对周有光的另一个印象。张森根回忆，周有光先生年轻时身体很弱，一位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但现在他活得比三个35岁还长，周老幽默地说：“不能怪算命先生，那是因为科学发达了，我所以能活得健康。还有，就是上帝把我忘记了。”

（有删改）

【相关链接】1955年，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全国汉族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他还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1979——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促成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之后，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公布。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编的《汉语拼音词汇》，成为电脑中文词库的基础。（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