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亲汤一介相处的点滴

汤双

    在父亲的大多数同事和学生眼里，他可能是个比较严肃的人。但在我眼里，他其实是个颇有些浪漫情怀的人，也是一个崇尚自由、平等的人。在我们这个家里完全没有“父父子子”那一套，他也没有多少“权威”。多年以来，我姐姐和我与父母之间一直是没大没小的，“人人平等”在家庭内部基本上得到了实现。如今父亲已逝，许多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大大小小的往事反而异常清晰地在脑海里显现出来……

    打桥牌是我们全家住在中关园280号时（“文革”期间）的重要活动。刚开始我的水平最低，是父亲和我搭档与母亲和姐姐对阵。之后技术见长，就成了姐姐和我与父母对阵。再后来，父母一方基本上是屡战屡败，不过他们不以为意，每次都还在记分本上由父亲与姐姐代表双方签字，以防日后有人“不认账”。那段时期，家里没什么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什么好东西。在打桥牌时，如果有一块从中关村茶点部买来的松花蛋糕（虽然得一分为四，一人一份），已经算是高规格的享受了。偶尔搞到一罐咖啡，简直如获至宝。那时所用的咖啡壶是放在火炉上烧的，壶的顶部是个玻璃罩，可以看见咖啡沸腾时冒出的泡泡。听着咖啡壶发出的咕嘟、咕嘟声，闻着满室的香味，真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一壶咖啡喝完，剩余的咖啡渣还能再煮一次——称为“二道咖啡”。不管一道还是二道，现在想来都是美味无比。尽管当时外部的政治压力很大，在我们这个“家庭堡垒”内部仍然充满着温馨与“小资”情调。

    1979年暑假，父母有机会参加北大组织的北戴河度假旅游，在北戴河，有一个夜晚，我们四人带了一台在当时还属于稀有物品的收录机，坐在海边的礁石上，一边看月亮，一边听小夜曲。明月、涛声、小夜曲，彼情彼景现在回忆起来似乎仍然如梦如幻。

    度假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某天中午，我们去起士林在北戴河的分店吃饭，发现可以在露天的座位上用餐，于是要求坐在那里，可服务员说那些座位是专门供外宾用的。父亲平时极少与人争执，那次却按捺不住，批评服务员崇洋媚外，并告诉服务员他的学生里就有一些是外国人，难道学生坐得，老师反倒坐不得?老先生一生最容不得的，就是把外国的月亮看得比中国的月亮圆的人。然而他说的那些话对服务员全无作用，我们最终也没能在那儿吃饭。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曾随秦元勋先生学习相对论。有一次在家里与父亲聊起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正想好好卖弄一番，不料他却坚决不肯接受“光速不变原理”，他以哲学家的思维方式，认为宇宙间不应该存在一个不可超越的极限速度。我自认真理在手，与他反复辩论多时，却始终无法“取胜”。通过与他辩论，我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不论一个理论多么权威，我们仍然可以对它的基本原理问一个为什么。长久以来，我们之间这种科学与哲学的辩驳时有发生，最近几年连我的儿子也加入了“战圈”。直到今年八月初我回北京看他时，我们还在聊“数学到底是人的发现还是人的发明”之类的话题。

    父亲曾与我们一起在美国俄勒冈州的科瓦利斯小镇上住过三个多月。小镇里的生活十分平静，每天，他在家里写一本类似于回忆录的书《我们三代人》。晚饭后他总会带着小汤出去散步，走到一个小店，让小汤玩上一会儿里面的简单的电子游戏机，若能赢得一小块糖，祖孙俩便十分高兴。周末，我们有时会去海边捞螃蟹，或开上一两个小时的车，到一个由火山口形成的小湖去划船。他后来多次说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悠闲、也是最喜爱的日子。最近我时常会想，当年他在散步的路上和五岁的小汤都会谈些什么呢?问小汤，他已全然不记得了。我自己倒是记得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常给我讲《庄子》里的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才与不才之间”（这也许对我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和“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今天，反观父亲的一生，我忽然觉得他虽以儒家的道德自律，心向往之的却是《逍遥游》里那种“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生活。

    庄子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气散无法再聚，时间也不可能倒流，但记忆却可以常存。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将会伴随我的一生。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1927.2—2014.9），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②“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受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1976年10月10号，随着四人帮的隔离审查，中央下令查封“梁效”。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活动中，“梁效”成员汤一介被定性为犯一般性错误。

屠守锷：长空剑舞拓天荒

    ①屠守锷，1917年12月5日出生在浙江南浔一个并不富裕的小职员家庭。少年屠守锷在上海亲历了日军飞机的轰炸，那惨绝人寰的一幕使他立下了终身志愿：一定要亲手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赶走侵略者，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②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屠守锷发奋读书。1940年，屠守锷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次年又以优异成绩取得公费留美资格，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科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应聘成为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程师，负责飞机强度分析。他整日伏案工作，吸收掌握所能接触到的技术。

    ③1957年9月，屠守锷参加了与苏联的谈判，促成了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导弹技术的引进，而后，他便和战友们开始了中国第一枚导弹的仿制工作，成了导弹设计研制的行家里手。在苏联撤走专家的困境下，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没有资料，没有图纸，他既当研究人员，又当学生，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摸索实践。他们广泛听取意见，深入科研生产一线，潜心研究，制订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还参与制订出其技术发展方向，主持选定了我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等重大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对我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④1962年3月，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在首飞试验中坠毁。屠守锷临危受命，指导设计人员，开展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从1964年6月开始，这种中近程导弹连续8次飞行试验都取得成功。比这种导弹成功更重要的是，在一系列的摸索、总结、攻关的过程中，我国第一代导弹技术专家成长了起来。他们掌握了导弹研制的重要技术和基本规律，为以后各种型号导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并直接为我国1966年10月进行的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的圆满成功作出了贡献。

    ⑤1965年3月，为了尽快把我国的首枚远程导弹搞出来，屠守锷担任总设计师。既是技术总负责人，又是指导日常设计工作和最后拍板的技术决策人。这时，一场浩劫席卷全国，屠守锷的科研工作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屠守锷想方设法避开政治风暴的袭击，我行我素，开会时别人慷慨激昂地讲话，他思维却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旁若无人地演算公式，他的工作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进展着。1968年，屠总终于拿出了远程导弹的初步设计方案。在为期100天的总装测试中，年过半百的屠守锷始终坚守在一线。不久，发射场传出喜讯：我国自行研制的首枚远程导弹飞行试验获得基本成功！

    ⑥1980年5月18日，他在“可以发射”的鉴定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中国从本土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导弹准确命中万里之外的目标，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⑦屠守锷是有鲜明的个性，他从来不爱抛头露面，更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他也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因此他的一切，无不是在静谧的氛围中进行。少年时便爱上了“以静御动，虽动尤静”的太极拳。读书是他的另一大爱好。他读书的范围很广，除了专业书外，文史哲都有涉猎。读书对他来说，是娱乐，是休息，是对自己知识结构的补充，也是开阔思路的手段。没事的时候，他也喜欢听听古典音乐。贝多芬等音乐家的作品，使他进入了一个音乐的世界，忘记了长时间伏案工作后的劳累。

    ⑧他是共和国神剑的铸造者，他的心永远留在了火箭发射场；他的名字也与他的神剑一起，永远刻在了共和国的航天史册上。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王大珩

    我的小名叫膺东，生于1915年。那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二十一条”。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25日袁世凯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当时激起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把5月7日称为“国耻纪念日”。父亲因此给我起了“膺东”这个小名，寓意是满腔义愤打击东洋——日本帝国主义。

    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上世纪初曾留学日本，是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母亲极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欠发工资，家里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父亲看我有点灵气，从小就引导我学科学，激发我爱科学的兴趣。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当看到筷子半截斜插入水杯中，出现挠折现象时，父亲就指出，这叫折光现象；在小学时，父亲就带我去看他亲自做地磁观测；在初中时，带我进行气象观测实习。在父亲的教育辅导下，我超前学完了中学数学和微积分。

    1932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名师的教育熏陶下，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会了从事科学工作的思想方法，更重要的是长辈们的道德为人、爱国思想、对事业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进取精神。

    在留学英国期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过着几乎是工人和被雇佣者的生活，有机会洞察资本主义世界的形形色色。交往过德高望重的学者教授，也见到过市侩气十足的学术人物。同时还体会到一些处世之道，即只有通过自己的钻研实践，才能成为知识里手；只有做出贡献，并争取出人头地，才能被同行看得起，才能交上朋友，并在学问知识上得到互益。同时也理解到，在解决问题时，如何分清主次，洞察现象，发现分析问题而不受陈规约束，这也是科学发展和前进所必行的。这些思想上的认识和收获，对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从事的各项工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我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正值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的时候，经济上通货膨胀到天文数字。当时，英国的公司曾打电报来，欢迎我再回公司任职。与此同时，吴有训老师通过地下党组织，引导我到解放区去创办大连大学。在这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上，我选择了到解放区的道路，我的路子走对了。

    在党的培养下，我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更加理解了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和生产实践相适应的道理；人民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人，要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世界；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并深感由于专业决定，个人的知识能力是有限的，事业要靠群策群力来完成，一切要服从祖国的需要。

    这些思想引导我努力做到先公后私，不计个人名利，爱惜人才，培养后进，团结协作，以及顺应实际情况，因势利导等，同时也要敢于向错误做斗争。在多年的实践中，我认为一个人的机遇，是靠主观和客观多方面条件促成的，除了上述因素外，说到底，还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因素。1994年，我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成就首届大奖，在颁奖大会上致辞中曾谈到，我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同志们集体智慧的体现，同时还因为我的夫人在生活上和健康上对我的精心照顾，以及在教育、培养子女方面承担了主要家庭责任，使我得以全心致力工作。

    现在我已年逾八旬，身体还算健康，愿以喜看祖国日益昌盛，迎接21世纪的欣喜心情继续贡献我的微薄之力。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选自《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有删改）

任继愈：大师小事

    对于把学术视为毕生追求的学者而言，著书立说乃安身立命之本。但任继愈晚年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古籍整理中去，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与著述。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主持编订了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编纂了总计近8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主持了国图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参与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修订工作等。他皓首穷经，甘为幕后英雄。

    其实，在繁重的古籍整理工作之余，任继愈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他的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大量零零碎碎写有心得体会和读书摘抄的纸片。“本来他是想把这些资料积累起来，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还想写一部有关教育的书，结果2009年就过世了。”

    因为有行政职务，任继愈拒绝参与自己主编的这些著作的评奖。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办公室，他自己掏钱，每月400元租房子给编辑部用。他对中华古籍那是真爱，感情深极了。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任继愈在馆内巡视，突然发现老朋友季羡林坐在古籍善本阅览室里，也没在看书，就在那儿坐着。任继愈很奇怪，就上前问为什么。季羡林说，你们国家图书馆不是有规定吗，看古籍善本达不到一定级别就没资格看，我学生需要看但没资格，我有资格。我替他借，他看，我坐着。任继愈太怒：“这些不合理的规矩必须改!”此后，古籍善本的借阅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

    但是，任继愈也清醒地看到，古籍善本既有文献价值，也有文物价值。古籍善本是不可能像普通图书一样任人使用的。为解决使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他提出大力开展古籍影印出版的主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是承担了这项重任。时任国图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说：“我还记得当时任老对我说，不能什么书赚钱就出什么书，出版事业不能一切向钱看。古籍影印成本高、印数少、利润薄，但只要对读者有益，我们就要做下去。”出版社在影印《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时遇到了资金困难，是任继愈亲自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写信要来了资金，使深藏于书库的古籍善本特别是重要而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嘉惠学林。

    1987年，国家图书馆一期工程竣工后，国图门前的那条中关村南大街也开始改造，但完工后的道路在国图这一段既没有过街天桥，也没有地下通道，甚至连个斑马线都没画。读者从路东到路西的国图正门需要绕很大一个弯。任继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国图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协商一年多还是毫无进展。最后是任继愈亲自去找市长，才总算在门口给国图留了一条斑马线。

    1988年，国家图书馆准备出访日本国会图书馆。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按惯例给任继愈送去500元置装费。当时出国不像现在，大家工资也低，都没啥像样的衣服，所以出国都给发置装费，买身西装，但给任先生送去时，他坚决拒收。

在同事们印象里，任继愈和任何人说话都是商量的口吻，绝没有以上压下那种命令式的话。但有一次，任继愈把郭又陵叫到家里，说：“这本书你帮我出了。”口气很严肃，也很坚决。看着一脸疑惑的郭又陵，任继愈解释说，这部书是他的一个老学生写的。这位学生是6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本打算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的，但当时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学生在征求任继愈的意见时，任继愈鼓励他去边疆工作。结果去到边疆之后运动不断，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回到北京才恢复，成果就是这本薄薄的书稿。也不让你们亏本出书，这位学生拿了1.5万元，用做出书费。后来书出版了，郭又陵听说，这笔钱是任先生自己掏的。

    任继愈不但是著名学者，也是享誉全国的书法大家，来求墨宝的人络绎不绝。但只要对方是学校、研究机构、博物馆等，他分文不取；如果对方是商业机构，对不起，不写。有一次，一所新成立的学校请任继愈题写校名，他在了解了学校的教学宗旨后欣然提笔。不久秘书科就收到该校送来的一笔现金，行政处长知道任先生会拒收，到他家里扔下钱就跑。没几天，这所学校的校长收到了“母亲水窖”的捐献证书。

任先生家里没什么东西，有的只是书，但这批书最后也都捐给了他老家的图书馆。

(摘编自《人民日报》，作者张贺，有改动)

路遥的“平凡世界”

厚夫

    1986年夏，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大体有眉目后，路遥决定去南方的广州逛几天。一来，自己这几年埋头创作，对中国社会的变化不是很敏感，亲自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走走，现场感受那里的变化，寻求心灵体验，对接下来的创作有好处；二来，即将开工的第二部是写改革开放大潮下我国北方城乡底层人物的梦想与追求，不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区社会生活的变化，又如何把握？路遥就是这样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在深入生活体验与感受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文学想象，而不是不负责任地随意胡编乱造。在广州的每一天，他都把自己的见闻与观感写到笔记本上。笔记本写满了，他对同行的王天乐说：回吧，犁地的绳子等着我哩……于是，他们又回到西安。该想到的都想到了，该做的准备工作也告一段落了。路遥又决定去一趟长安县柳青墓，看看长眠在那里的柳青老人。从文学起步的那天起，路遥就受到柳青各方面的影响，包括精神姿态，包括创作风格。这次，在《平凡的世界》三部曲的第二部即将开始创作之时，路遥去柳青墓显然是有目的的，而不是平平常常的祭扫。

    很多年后王天乐这样回忆道：“回到西安后，路遥忽然要领我去一趟长安县的柳青墓。路遥好像对柳青墓地特别熟悉，哪里又多长了几根草都能说清楚。他在柳青墓前转了很长时间，猛地跪倒在碑前，放声大哭。……”路遥在柳青墓前为什么放声大哭？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什么？这些已经永远是历史之谜了。不过，按照路遥的性格来推断，他一定向柳青老人汇报自己的创作情况以及今后的创作决心。路遥经常给朋友们说，作家要突破的永远是自己；作家在拳击台的对手就是自己，要不停地战胜自我。柳青生前也经常告诫作家：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文学是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如今，在长篇小说创作进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沼泽之时，路遥虽是位精神硬汉，但也更需要柳青赐予特定的精神力量！

    路遥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精心建构的虚拟文学世界中，与小说中的人物倾心对话。第二部是写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北方城乡人物的奋斗与悲欢离合，该出场的人物都已悉数出场了，他们在路遥精心搭建的文学舞台上尽情地展现自己。故事在路遥的笔下不断延伸，人物在路遥笔下不断丰满，他的第二部不断接近目标。

    在第二部初稿的最后创作过程中，路遥明显地感到自己身体变化呈加速度状态——苍老许多不用说，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眼睛仍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他感到这来自身体内部的变化正在让所谓的“青年时代”在瞬间就此永远结束。他还吟起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诗句：“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色的落叶堆满了我心间，我已经再不是青春少年……”

    写到最后，路遥大声给三弟王天乐朗读起来。他的眼里闪着泪花，王天乐的眼里也闪着泪花。路遥笔下倾注了无限情感的中国农民，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

（节选自厚夫《路遥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路遥《路遥自传》）

②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路遥《平凡的世界》）

齐白石的日子

高军

    齐白石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他把历年画画挣的金条都装在一个小口袋里，坐卧不离。住在北京铁栅屋时，天明即起，家里人正洒扫庭除。齐老先生到画室把荣宝斋的订件画了，然后再画其他订件，言不二价，按照墙上贴的润格来办事。

    世界之大，哪儿没有死皮赖脸的人，比如说：“齐老先生添条虾吧!……齐老先生您受累！多画条鱼吧，我内人最喜欢鱼了!”齐先生也不说话，只是斜着看来客一眼，又不好当场驳人的面子，慢慢把笔濡墨，沉吟半晌，一笔、二笔，鱼、虾、蟹自画面跃然而出。但都不大精神，看着好像离水好几天，要翻肚子的样子。客人不解问：“这虾怎么看着像死虾?”齐老先生坐在圈椅中说：“活虾子市面上多贵啊!”主客心到神知，一拍两散。

    汪曾祺先生在《老舍先生》一文中曾提到，齐老先生家里量米的竹升子都是自己保管的，每天做饭要由他量了米才行。一大家子人，吃米不少，老先生舍不得。量一筒，手抖一下。家里做饭媳妇就说不够，“您再给添一点!”齐老先生就嘀咕着：“你要吃这么多啊!”然后再给量一筒。

    周总理后来给老先生换了一处比较大的住所，搬过去没几天，老人住不惯哭死哭活的要回去。大家都不明白老人的心意，大四合院，花木扶疏不好吗?老舍先生说：“别!他这么惯了，不叫他干这些，他就活不成了。”

    其实里面还另有一层，老先生喜欢在家藏东西，东藏一处，西藏一处。藏东西的地方只有他知道。这一搬出来，虽说老屋还是家里后辈住着，他也不放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中央电影纪录片厂拍《人民艺术家齐白石》时，让他拿点精品出来拍，他怎么也不愿意。后来还是徐悲鸿去做工作，他才勉勉强强从画台的“消息”里掏出几卷画子出来。他是细木匠出身，在画台里做几个暗格或者小抽斗之类的“消息”那还不是驾轻就熟。

    这些画被掏出后，一卷一卷放在画台上。徐先生一打开只见宝光四射，全是老先生毕生的精品，呕心之作!有一张画在金纸上的白茶花，上有一蝴蝶翩翩欲下，画得真是精妙绝伦！

    徐先生不住地用眼光看坐在对面的老头子，心想“这太鸡贼呀!”齐老先生坐在大圈椅中，两袖垂下，眼观鼻，鼻观心，不动声色，真是狡黠得可以啊!

    黄永玉、李可染他们老问齐白石先生如何把画画好。这个问题真是让人很烦哎！这问题真没办法用语言说明白。齐老先生画了一辈子，就知道怎么把画子画好，因为他画不坏！这问题真是要人命了，他们还死问。又不能直接跟他们说：“我就是天纵之才！”话不能这么说啊！

    齐老先生只好把笔举到空中，拿眼睛死盯着看了一会儿，慢慢说：“笔不要掉下来！”这话如同一偈，你怎么理解都行。于是两人笔不掉下来地死画，各有各造化。

    但齐老先生也有齐老先生的委屈。他想山阴羲之爱写《黄庭》换白鹅，李太白醉写蛮书，林和靖梅妻鹤子。他们都有，而我齐璜怎么就没有？这一天正是北平大风扬沙天，齐白石坐在画室里，听到外面有吆喝卖大白菜的，他坐不住了。他灵机一动，“我何不画一张白菜去换白菜，那也不失为一段文人佳话呀!”

    铁栅屋外一个北方汉子正守着一车白菜吆喝，脖子长筋抻得老长的。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戴一个小圆眼镜，正看着他一车白菜出神，十分想吃的样子。这卖菜汉子见来了主顾忙招呼道：“老先生!你要称几斤?称给得高高的。”齐老先生从后面摸出一卷纸说：“我拿这画的白菜，换你一车白菜，你可肯么?”

    这汉子一听，勃然大怒：“我不看你一大把岁数，窝心脚窝死你。大北风天!有这么消遣人的吗?倒想得美!拿一张画的假白菜，要换我一车白菜!”一顿咆哮，弄得老先生摸不着北。

    齐老先生挟着画的白菜灰溜溜地走了，从铁栅屋的大门侧身钻进去时说了一句话：“嗨!真是有辱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