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思想、见解、学识，可以从两个源泉中得来：一、从过去学者的遗籍；二，从社会、人生与自然的直接观察。第一种思想的源泉叫做‘读书’，第二种思想的源泉叫做“自动的研究”，或“自动的思想”。这两种思想源泉孰优孰劣？

读书，是把古人的思想重复思想一遍。这中间有几种好处：一、脑力经济：前人由无数直接经验和研究得来的有价值的思想，我们可以不费许多脑力就得着了；二、时间经济：前人用毕生的时间得着的新发现，像开普勒定律，我们可以在一小时的时间内就领会了，所以读书确有很大的价值。但读书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读书读久了，安于读书，习于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渐渐的把自己“自动研究”、“自动思想”的能力消灭了。这一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得极透彻。

叔本华说：读书是拿他人的头脑，代替自己的思想。读书读久了，我们的头脑中充满了许多外来的思想，这种外来的思想纷呈堆积，东一块，西一块，好像一堆乱石；不比那由我们自己心中亲切体验发展出来的思想，可以自成一个有生气的、有机体的系统。我们常常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以读书为唯一的思索的时间，离了书本，就茫然不能思索，得了书本，就犹鱼得水，这种脑筋，至多不过是一个没有条理的藏书楼。我们要晓得古人留下来的书籍，好比是他在一片沙岸上行走时留下来的足印。我们虽可以从他这足印中看出他所行走的道路与方向，但却不能知道他在道路所看见的是些什么景物，所发生的是些什么感想；我们果真要了解这书籍中的话，获得这些书籍的益，还是要自己按着这书籍所指示的道路，亲自去行走一番，直接的看这路上有些什么景物，能发生些什么感想。

所以叔本华并不是绝对的反对读书——他自己读书之多，在欧洲学者中要算是少见——不过他极力鼓吹自动的观察，自动地思想。他说书籍中的知识，譬如武士的盾甲，一个强有力的武士，运用沉重的盾甲，可以自卫，可以攻战；一个能力薄弱的武士担负了一身沉重的盾甲，反而不能行动了。所以天才能多读书而不为书籍学问所拖累；普通人多读了书，只牢记了些书本中的死知识，不能运用，不能理解，反而对社会、人生、自然失去了亲切的了解，

以上我引了叔本华书本中的几句死话。他这话对不对，还要我们亲自去看。不过人家要问我：我们怎样去自动地研究，自动地思想呢？我必答道，自主的研究就是走到大自然中，自主地观察，自主地归纳。从中得来的思想，才是创造的思想，才是真实的学问，才是亲切的知识。这是一切学术进步的途径。这个途径不唯近代大科学家如是，就是古代天才的思想家也是如此。就看东周时的庄子，我们从他的书中。可以知道他每天并不是坐在家里死读书，他是常常走到自然中观察一切，思想一切，到处可以触动他的灵机，发挥他的妙想。他是中国学术史上最与自然接近的人，最富于自动地观察的人。也是个最富于创造的思想的人。我们模仿他的学者人格，再具有精密的科学方法。向着大自然间，做自动地研究，恐怕这神秘万方的自然，也要悄悄的告诉我们几件未曾公开的秘密呢！

（选自宗白华《读书与自动的研究》，有删改）

    气候正义是环境主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遇到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设计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干栏居

    干栏居是一种将房屋用桩柱架离地面的宫室形式。《新唐书·南平獠传》称：“山有毒草、沙风、蝮蛇，人楼居，梯而上，名曰‘干栏’。”《说文》中的“泽中守草楼”也应是干栏形式，与其认为干栏居是巢居的演化，倒不如说干栏居就是巢居的一种较高级形式，并且与楼阁的起源有着密切关系。

    干栏居以下部架空的桩柱或“干栏”得名，但与上部房屋的结构形制并无确定关系，故就整座建筑而言，干栏居并不能算作一种结构类型。

    浙江余姚河姆渡，在距今约7000年前的第四期原始聚落遗址上，发现了现知最早的干栏居遗迹。桩柱可分为圆桩、矩形桩和板桩等，直径或边长在10~20厘米之间，入地60~80厘米。桩柱上用主梁和次梁架起厚约10厘米的地板，一般高出地面80厘米到1米左右，地板以上的房子为“长屋”形式，进深约7米，檐下还有宽约1.1米的室外走廊。

    河姆渡干栏居的“长屋”，是长江流域史前的一种特殊的家族聚居形式，即以家族长辈的房子为中心，左右毗连的小辈房子“一”字形延伸开来。河姆渡干栏居的长度约30米，而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安徽尉迟寺长屋遗址长达25间，有80米左右，浙川下王岗长屋遗址竟长达100米左右。此外，成都十二桥发现的干栏居（相当于商代），主体建筑面积在1200平方米以上。

    干栏居也可建于水面上，如湖北蕲春毛家嘴遗址（相当于西周），便是在水塘上立桩架屋的。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结构构件结合部位，是一种榫卯的结点构造。梁与柱的交接，是在梁端或柱端做出榫头，有燕尾榫和销钉榫等，较之巢居的绑扎技术迈进了一大步。板之间的连接已用企口技术。这种榫卯构造在蕲春毛家嘴干栏居遗址中用得更为娴熟。榫卯就迄今掌握的材料看，最早发现于河姆渡的干栏居遗构中。

    干栏居及其长屋，广泛地存在于我国南方以及东南亚等古代稻作文化圈中，并一直沿用到近世。从河姆渡遗址中的榫卯构造可以推定，中国古代木构宫室产生的主要源头之一，是在长江流域，这里的宫室建筑以先进的榫卯构造方式，取代了原始的绑扎构造。

（节选自《中华文化通志·建筑志·宫殿建筑》）

方寸之间中国印

卢浪沙

    ①“印”，别称玺、节、宝、章、记、信、押、戳、图章、关防和篆刻等。中国的“印文化”，发育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体系，且历经数千年不曾中断。“印”，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②中国印文化源远流长。最早的实物见于新石器时期的印纹陶等，如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的陶拍，这是一种在陶坯上抑印纹饰和标识的器具，这一文化征象或早于文字。因天赋的权信功能，“印”很快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商务和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主角。从安阳殷墟出土的“亚罗示”、“翼子”和“奇字”玺等实物看，当时的玺印形制已经相当成熟。中国古籍对“印”的诠释为：“印，信也”、“执政所持信也”和“王者信也”等。较早的文字记载有《春秋运斗枢》：“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者，文曰‘天王符玺’。”《春秋合诚图》：“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逸周书·殷祝篇》：“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从诸侯之位。”以上文字虽无实物可据，有可能是春秋战国甚或秦汉之后人所编，却间接反映了春秋战国之后，“印”在改朝换代过程中作为法统凭信的特殊功用，是其他凭信工具所无法替代的法器。

    ③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为儒、释、道和帝王文化四大体系，那么帝王文化影响最大，乃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秦王朝统一后，“玺印”也“正式”被选定为帝王文化的物化精髓和表征，成为极权制度的管理工具。

    ④秦王朝虽二世而亡，然其所奠定的玺印体制，已成为中国官僚政体与社稷存废的象征。御玺的转递也成为皇权禅让的标志。

    ⑤随着纸的发明，魏晋之后中国的文字载体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竹木简牍逐渐被纸所取代，用印方式及规制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至隋唐完成了印史上的一次大转变，官员任命逐渐和职官印相分离，官署公章替代了职官印，印章使用方式亦以钤朱取代封泥。

    ⑥六朝时印章始与书画结缘，并很快成其构成的点睛元素。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即多有记述。而唐太宗李世民自书“贞观”印，唐玄宗李隆基自书“开元”印等，更开鉴赏用印之时尚。官僚和文人雅士纷纷仿效，文人斋室、书简往来、年号、别号、世籍门族以及抒情寄意和祈福辟邪等闲章形态和功用逐渐兴盛。北宋时收藏、研究古玺印和金石文字的风气十分盛行，出现了诸多的印谱专著如杨克一的《集古印格》和王顺伯的《汉晋印章图谱》等。明清以降，众多的文人书画家，以叶蜡石等软质材料取代金、银、铜、玉等硬质材料，且直接参与刻制，扩大了印章的文化内涵和个性风貌，涌现出诸多的篆刻大师和流派。中国“印文化”的发展进入新领域，文人篆刻逐渐成为印章发展的主流，并成为一项专门的学术体系——印学（亦称篆刻学）。

    ⑦篆刻艺术，以其独特的文化艺术品质，渐成文人书斋不可或缺的物件。因其便于携带，可随时把玩自怡，而日见受宠。看似小道的篆刻，学极深邃，既兼书法、绘画和雕刻诸技艺，且蕴含丰富的文学、哲学、历史和文字学等信息，渗透着篆刻家对社会与自然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索。

    新闻作为一种媒体信息。本应有助于人们了解事情的真相，如信息论的提出者香农就曾把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消除”，然而信息也会增加人们对真相认识的不确定性。尤其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摆脱这种困境?除了优化信息环境外，更现实的途径是提高受众的新闻素养。

    在信息时代，批判性地解读和使用媒体信息应是社会成员的基本技能。为什么在今天要特别强调受众的“新闻素养”?这是由新闻的性质和当今新闻的发展趋势决定的。新闻是帮助公民自治的必要信息，和其他出于私人利益或兴趣而获得的信息不同，它关乎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最终会影响私人生活。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商业文化的介入、新闻发布门槛的降低，新闻与评论、娱乐、宣传的界线不再像从前那样清晰，“准新闻”甚至“伪新闻”层出不穷。

新闻受众应该提高自己的新闻辨别能力，对不同来源的信息设置不同的警惕值，这样才能使自己变得明智。如何批判性地解读新闻?受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报道有无确切的来源?来源可靠吗?（二）报道的内容完整吗?是否包含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等要素?假如不完整，原因是什么?三、报道者提供了什么证据?这些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四、这则新闻除了报道事件外，是否还有其他意图?

    有人认为受众都是愿意看到真相的，他们欠缺的仅仅是辨别能力，然而现实中相当多的受众首先欠缺的是寻求事实真相的意愿。如果说从前的新闻受众在接收信息上缺乏自由的话，那么现在的新闻受众更多是被诱惑，把有限的时间用于关注娱乐新闻，而最危险的是在被抑制和被诱导中养成的对事实真相无所谓的态度，要么是“你知道了真相又能怎样”，要么是“根本就没有真相，一切都是阴谋”。前者导致老于世故地配合做戏，后者导致愤世嫉俗、拒绝相信一切。

    还有一些人尽管有寻求事实真相的意愿，却习惯于把常识当成真相，或者以常识为标准来判断事件是否真实。常识是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能帮助我们迅速作出认知，提高判断效率，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其实常识并不意味着就是对事实真相的认识，常识往往受到特定观点和具体经验的限制，因人而异、缺乏普遍性和稳定性，有时会遮蔽事实真相。把常识推上神坛，会走向主观先行和反智主义的极端。因此，有必要对常识保持警惕。

    我们生活的时代，受众越来越多地拥有制作和发布新闻的机会，所以，仅仅强调受众解读新闻的能力和追求真相的意愿其实是不够的，还应该提高受众参与新闻生产的能力，提高他们所生产的新闻的质量。从新闻业的发展来看，无论对新闻受众还是对新闻工作者，这可能都有更大的价值。

材料一：

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经过8年持续努力，我国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这个过程中，中国积累了一系列精准扶贫的经验做法，包括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等制度，凸显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为全球减贫脱贫事业贡献了中国经验。

展望未来，中国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各项工作，适时组织开展巩固脱贫成果后的评估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把推进共同富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摘编自《脱贫攻坚中国说：消除绝对贫困目标达成，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腾讯网2021年2月25日）

材料二：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脱贫攻坚改变了教育，而教育又以在脱贫攻坚之战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改变着奔腾的中国。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有学上”是起点公平。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由台账建立之初的60多万人降至682人，20多万建档立卡服学学生动态清零，是“一人一策”精准关照每一个个体的突出成果。“上好学”指向教育提质。乡村教师“特岗计划”“银龄讲学计划”以及万名救师援藏援疆等一系列好政策，让一批批好校长好老师跨越山海，扎根乡村，倾情教育。教育强民、技能富民、就业安民，教育在脱贫攻坚路上为贫困群众文化素质、就业能力的提高打下了扎实基础，也为精准扶贫贡献出无穷的教育智慧。“扶贫必扶智”“把发展教育扶贫作为治本之计”。扶知、扶智、扶志，教育脱贫攻坚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输血”重要，“造血”更重要，扶贫既要扶智又要扶志，既要送温暖又要送信心，既要扶教育之贫又要通过教育扶贫。

扶贫不再是简简单单投入资金、改造硬件、升级配套，而是从人开始，在“志”上帮助贫困户转变思想，从内心树立起摆脱贫困的坚定信念；在“智”上帮助人们提高致富能力。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了教育与乡村治理相结合的有效路径，为今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给予了重要保障。

（摘编自钟曜平《教育脱贫攻坚筑基伟大复兴》，《中国教育报》2021年2月25日）

材料三：

美国彭博通讯社报道称，过去8年来，中国在扶贫方面投入了近1.6万亿元。在2月21日发布的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中国表示要坚持扶贫政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时实现与“乡村振兴”政策的有效衔接。

“在过去40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使8亿多中国人摆脱了极端贫困……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世界银行中国区主管马丁·雷泽对法新社表示。

法新社称，根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的极端贫困率从1990年的66.3%下降到2018年的0.3%。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完成了义务教育，达到了全球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印度最大的通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PTI）报道称，中国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摘编自《外媒：中国吹响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号角》，《中国青年报》2021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