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古诗文背诵不是负担是捷径

唐晓敏

    ①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增加了古诗文的背诵篇目，由过去的14篇增加到了72篇。有声音说，这为学生增加了很大负担。其实如果概览之前的语文教育经验，背诵并不能以负担论之，反而有审美享受的作用，甚至可以算一种学习的“捷径”。

    ②从现代语文教育本身看，背诵篇目增加的幅度很大，但若与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及民国时期的私塾教育相比，则要求背诵的篇目仍然是很少的。传统语文教育中，学子需要也能够背诵数十万字。唐宋以来，为参加科举考试，考生必须将《论语》《孟子》《书经》《仪礼》《左传》等40多万字的典籍全部精读熟背。有些人甚至背诵的更多，如顾炎武、戴震都能够将十三经全文背诵，甚至连“注”都能背诵下来。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他们也都有出色的背诵功夫。国学大师姜亮夫曾谈到，他在清华国学院时，同乐会上梁启超、王国维即兴表演节目是背诵古代文学作品，梁启超背诵一大段《桃花扇》，而王国维则当即背诵了《西京赋》。

    ③传统教育在背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至少包括如下几点。

    ④多感官参加背诵活动过程。传统语文教学中，朗读本身即是多感官参加的活动，需要同时动用眼、口、耳、脑，甚至还加上头、身体的动作。这有助于提高背诵的效率。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早就指出：“参与接受某种印象或是一组印象的感觉器官越多，那么，这些印象就会越牢固地在我们的机械的和神经的记忆中扎根，同时也就会越真实地保存在记忆之中，以后回忆起来也会更加容易。”因此，如果一个教师想使学生牢牢记住什么东西，那么他就应该注意尽可能让儿童更多的感觉器官，如眼、耳、口、肌肉运动的感觉来参加识记。

    ⑤最大限度发挥儿童时期听觉记忆的作用。背诵诗文，需要“从娃娃抓起”。少年的一个特点是对声音非常敏感，这使他们能够通过“听”而轻松地记住那些语言优美的古诗文。美学家朱光潜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五经之中，我幼时全读的是《书经》《左传》。《诗经》我没正式地读，家塾里有人常在读，我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于今我记得最熟的经书，除《论语》外，就是听会的一套《诗经》。”语言学家赵元任回忆儿时的学习情景时也说：“晚上念诗我们都觉得比白天念书轻松一点儿，我觉着也好玩一点儿。我念的是《唐诗三百首》。我哥哥跟姊妹们另外还念《千家诗》跟别的诗集。他们念的诗，我就是没念也渐渐地背得出来了。”他们都是通过“听”而记住了这些作品。

    ⑥重视最初的记忆。中国传统语文教学，背诵的量是逐渐加大的。最初的记忆量很小，而且要求学生必须做到滚瓜烂熟，能够不假思索地背诵出来。这些已经滚瓜烂熟的记忆内容，在学生的记忆中深深扎根，成为后来背诵相关内容的巩固基础。心理学家对此也早有研究，如乌申斯基就说：“儿童在学习中所学到的这些最早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扎根越深，那么，以后的形象也就能够越容易和越巩固地为他们所记住，自然，如果在最早的和以后的形象之间有联系的话。”中国传统语文教育有一大特点：老师对学生最初的背诵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是记得非常牢靠。每一次都是要求学生扎扎实实地背诵下来一些句子，这些句子作为“最早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扎根”，将成为后来背诵的基础。

    ⑦从这个视角看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就更能明白，增加古诗文背诵恰是为了长远的“轻松”打基础。

当代文艺审美中的“粉丝”与“知音”

周兴杰

    ①“知音”一词源于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子期因为能听出琴音寓意，被伯牙引为“知音”。子期辞世，伯牙毁琴不操，以示痛悼。由此可知，“知音”的内涵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能准确把握、解读出作品的主旨，从而经由作品，接受者与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度契合；二是以作品理解为基础，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乃至相互尊重的关系。在高雅艺术的欣赏中，接受者以能成“知音”为荣，创作者以能有“知音”为幸。说一部文学史或艺术史，是作为“知音”的批评家为他们心仪的文学家、艺术家树碑立传的历史，并不为过。因此，“知音”有意无意地被默认为高雅文艺的欣赏者。

    ②而“粉丝”这一名称则有些不伦不类，它是大众对“fans”一词自发的、戏仿式的音译。在最直接的意义上，“粉”或“粉丝”就是某些事物的“爱好者”。如果仅在“爱好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那么说“我是莎士比亚的粉丝”也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社会成见和媒体引导，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粉丝”一度被贴上了狂热、非理性、病态等标签，当作对某些大众文化产品不加辨别的、缺乏抵抗力的消费者而受到非议。尽管现在人们能以一种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粉丝”，但其被限定特指大众文化的欣赏者却是事实。

    ③知音精于深度耕犁文本，其文本辨识力自不待言。那粉丝有没有文本辨识力呢？通过深入粉丝的文化实践，研究者发现，粉丝对于特定文本是存在敏锐的辨识力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全庸”之名仿作金庸小说，以图鱼目混珠。结果读者去芜存菁，终使各式“全庸”尽数淘汰。由此可知，粉丝像知音一样，都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但粉丝文本辨识的有趣一面在于，他们会因为极度关注文本的某些细节，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他细节。这种“专攻一点、不计其余”的辨别方式，主观随意性不言自明，与知音式文艺批评的理性、客观旨趣相去甚远。

    ④粉丝欣赏要求突破高雅文艺欣赏所规定的“距离”，使欣赏化为广场式的狂欢。粉丝欣赏的参与性更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小说、影视作品、歌曲等原作本身的欣赏上，还会进一步消费许多衍生产品，如印有明星头像的T恤、玩偶，等等。如此，粉丝将文化工业提供的资源带入其日常生活实践，并在使用中完成文本意义的重新组装。与此不同，“知音”则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他们更像采矿者，努力掘开文本的岩层，提炼出深藏其下的金子般的创作主旨。

    ⑤伴随积极的参与，粉丝的生产力也释放出来了：他们不会停留在文本的消费上，而是以文化工业产品为资源，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五花八门的新文本，如网络同人小说、模仿秀及流行音乐粉丝们的翻唱和MTV翻拍等，这种新文本有时会达到与原作不相上下的地步。而“知音”呢，他们的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分析精辟的批评文本上，此外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新文本。由此可见，“知音”和“粉丝”不能相互替代。

（选自2017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节）

    与书本不同，互联网已被普遍视为个人记忆的替代物，而非补充品。这种情况源自一个隐喻：人脑和电脑的本质相同。这大概是所有关于人脑的错误论断中涉及最广、危害最大的一个了。如果此言成立的话，记忆不仅丧失了神性，也丧失了人性，记忆女神变成了一台机器。大量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那些极力鼓吹把记忆外包给互联网的人被一个比喻误导了，他们忽视了生物记忆的有机性质——对记忆内容的每次回忆都会重新启动巩固记忆的完整过程。换言之，生物记忆是处于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而存储于计算机中的记忆内容则是静态的比特形式，两者简直是天壤之别。

    无论何时，只要一上网，铺天盖地的信息就会奔涌而来，这不仅会给我们的工作记忆带来过重的负荷，也会导致大脑颞叶难以专注于任何一件事，巩固记忆的过程因而难以启动。我们的大脑在越来越依赖网络的过程中变得善于遗忘，因为大脑控制注意力的能力已经变得空前薄弱了，我们逐渐丧失了对思考内容和思考方式加以控制的能力，关注对象的选择往往是被动的，更可怕的是对于这一事实许多人竟然浑然不知，因为关于以上种种的自我意识在上网时已灰飞烟灭。没有专注，便没有记忆，神经学家对于人脑细胞级和分子级工作机理的有关研究与发现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个人记忆形成并支持着作为文化支撑的集体记忆。鉴于此，我们每个人都在表现和设计未来的历史，文化在我们的神经突触中得以支持和延续。把记忆任务推卸给外部数据库，并不仅仅危及个体的深度和独特个性，还会危及我们共享的社会文化的深度和独特个性。美国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警觉地道出了潜在的危险：“随着我们深厚文化遗产的内部库存日渐枯竭，我们面临着变成扁平人的危险，我们访问那个规模庞大的信息网络时，仅需点击按钮即可，可谓广阔延伸但极其稀薄。”

    无论如何，人类文明不只是互联网所承载的全世界信息的总和，也不只是可以简化为二进制代码并上传至互联网的所有内容。人类文明要保持勃勃生机，就必须在每一代人的所有成员的头脑中重建。如果把人类的记忆通过“外包”的形式托付给互联网，那么人类文明将面临消亡的危险。

（选自吴靖《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有删改）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谓如火如荼。人工智能已由一般性工作向具有创意性的工作扩展，其中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的运用就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尝试。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甚至恐慌：难道人类最后一块领地也要被人工智能占领了吗？

    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与人类自身的艺术创作的区别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身体”。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之所以是“人工”而不是“人类”，就在于它不具备人类的身体。而艺术创作与人类的身体具有密切联系。

    首先，艺术家的身体对外界环境的感知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动力。艺术创作的触发是艺术家主体和外部客体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代画家郑板桥画竹，正是因为他看到了“院中之竹”后，“胸中勃勃，遂有画意”，这个“画意”就是艺术创作的冲动。虽然人工智能现在也可以通过看图进行艺术创作，但人工智能的“看”与人类通过身体的“看”具有本质的不同。人工智能的“看”与其说是一种“看”，不如说是“数据分析”。通过分析所“看”之物的数据，人工智能再调动内存数据库，找到合适的模型、编程进行所谓的“艺术创作”。

    其次，艺术家的身体状态影响着艺术创作过程。一方面，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整个身体都会进入到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状态。古希腊柏拉图认为，诗人在吟诵诗歌的时候会进入到一种“迷狂”状态；而中国古代诗人写诗之前也强调要进入到“虚静”的状态。另一方面，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其喜怒哀乐均会影响到他的艺术创作。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将自己的想象、情感、志向、思想等内容通过艺术表达出来。而对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来说，其艺术创作过程仅仅是数据的整合、模型的筛选等计算、推理过程。人工智能并不知道自己所“创作”的艺术为何物，对于它们来说，这些艺术仅仅是冰冷的数字与毫无温度的符号而已。与艺术家有生命的人的身体不同，影响着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是它数据库的大小以及学习能力的强弱。

    再次，艺术家在创作艺术的过程中，也在改造着包括身体在内的整个自己。马克思指出，当人通过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毫无疑问，艺术创作也是人类的一种劳动实践。艺术家在艺术创作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是把自己的本质力量通过艺术对象化出来，另一方面对象的特质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对主体形成了某种反作用。正所谓“文如其人”——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时“人如其文”——人也会受到文的反作用。但是，对于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过程来说，即使它可以对人工智能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仅仅是人工智能对艺术创作的经验和情感的积累，而且这些积累是作为一种数据和符号保存在人工智能的存储器之中，这显然与人类本身的艺术创作截然不同。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也为艺术家带来了更多挑战，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艺术家如何让自己的艺术作品与人工智能艺术作品竞争？艺术家如何让自己的艺术作品不同于人工智能艺术作品？这些问题将促使我们去思考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关系。

（摘编自张新科《艺术、身体与人工智能》）

道家以站在世俗之外的心态冷眼旁观，滋生出独特的处世智慧，既有指导实际生活的经验性方法、技巧，也有待人接物的理论性原则、价值，更有超越实际生活、追寻心灵自由的超越性境界。

与其他诸子哲学相比，道家最显著的特点是守柔尚雌。老子在其书中以“母”“婴儿”，“水”等外表柔弱之物为道的喻体以表示其对柔弱的崇尚。不仅仅是老子，庄子在其书中以颜回之卫、叶公子高使齐、颜阖傅卫灵公太子等故事说明，面对强者的压力，弱者的生存之道是以柔弱的姿态应对：支离疏“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却因其无用之德得以在混乱的世间生存，看似柔弱的残疾人在强者环伺的世界反而能自我保存。

无论对自己的思虑还是欲望，道家都主张不可恣意，而要有所节制。这包括通过对外在知识追求的限制、管理权力的内收、名利欲望的节度等方法的修炼，以达到在应接他者时自己内心的安宁与祥和。老子指出“圣人为腹不为目”，即是说饮食上保证自己吃饱喝足即可，不需要满汉全席、奢侈浪费。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里庄子并不是反对人们对知识的追求，而是反对仅仅追求知识、不知追求生命自身。自我节制的结果是对他者的宽容。《老子》讲“和光同尘”，《庄子》讲“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即是说在人世中，需要一种宏阔的心态对待另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他者。但这并不是说道家主张无原则的原谅，老庄对道、德有自己的坚守。

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是说万物保持阴阳平衡才能存在。人禀受天地之气而来，在世间也需要保持和谐状态。首先是自我身心的和谐。庄子在《人间世》中提到“心莫若和”的说法，意指以虚无之心、平和之境应接事务。其次，自我他者要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道家认为真实呈现的人性是自足的、不喜干涉的，每个人遵循自洽自适的性情，以无为的方式生活在世间，在位者和百姓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百姓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则会形成一个符合人类理想的和谐社会。这种社会对自然环境也是顺应的。庄子曾经指出对于牛马，应该任其逍遥于草地，而不是“络马首穿牛鼻”。再次，道家处世之道要求不能局限于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在著名的“楚王遗弓”的故事中，老子藏弓于天下的视野比孔子藏弓于人的视角宏阔得多。道家追寻的最高道德不是儒家信仰的仁德，而是一种不为外在名利引诱也不为内在思虑控制的自我性情的自然发显，是一种空灵虚静之“虚”德，而不是有着仁义等实质内涵的“实”德，是为“游心乎德之和”“道通为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

（摘编自杨杰《道家处世之道》）

材料一：农耕词汇是一类独特的语言资源，与农具、环境和农业耕作方式等农业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现代工业社会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使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社会语境下，农耕词汇并未完全消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迸发出新的活力。一方面，播种、裁培、嫁接、灌溉、施肥、耕耘等常用农耕词汇，在使用与传播的过程中纷纷发生语义泛化现象，融入了汉语的基本思维习惯，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部分农耕词汇不仅自然融入大众话语之中，还现身于新闻话语、学术话语等专业话语中，并在与这些专业话语的良性互动中显示出无可比拟的表达优势。

一类农耕词汇与农事生产活动有关，如耕、割、播、藏、锄等。“耕”指用犁翻松填土以备播种。“深耕”是土壤耕作的最基本措施，播种、插秧等农事活动之前必先犁田，上翻深层土壤，下盖浅层土壤，耙地等耕作劳动必须以深耕为基础。中国自古就有“深耕浅种”“深耕细作”等表达。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深耕”一词的使用愈加广泛，与其相关的新闻话语表达越来越常见，如“深耕国内市场”“深耕本土文化”“深耕数十载”等。

另一类农耕词汇与耕地类的农业生产工具有关，如耙、犁、磨等。“耙”原为名词，指由竹、木质长柄及铁、竹或木制梳齿耙头构成的用于平地、接草、搜剔土块、摊翻物料、聚拢 谷物等活动的手工农具，后引申为动词，指用耙子平整土地，或聚拢、摊开谷物和柴草等。“耙梳”一词在“耙”的基础上构成，字面上表达了使用耙子这种农具进行平土、掉谷等特定农业生产活动，实指整理、梳理。当前学术话语中、“耙梳史料”“耙梳文献”“耙梳历史等表达出现的频率逐步升高。

上述语言现象与农耕词汇在形成、发展和使用过程中呈现的特征密切相关。农耕词汇的形成与发展充分体现了语言的体认性。语言学家王寅在其语言学理论“体认语言学”中，主张语言来自对现实世界的“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强调“体验”，凸显身体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国人在“体认”实践中认知世界，创造并使用语言，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图景。这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生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方面，身体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体验，促进了语言和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深耕”“耙梳”等源自农耕生产的词汇，生动勾勒出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热围场面，鲜活再现了忙碌的农耕劳动场景：人们充分调动身体责源，手脚协同配合，熟练地使用农业工具平整土地、翻松土壤。与此同时，长期的农耕生产活动使人们建立起对以土地为代表的大自然的深厚感情，孕育出独特的中华农耕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思想及人类能够抗衡大自然的“人定胜天”观念。

另一方面，语言与文化对各种身体经验作出忠实记录，并在身体与世界的互动体验中不断丰富完善，也反过来对身体施加重要影响。“寒耕暑耘”“精耕细作”等根植于农业生产的农耕语言，切实指导着人与自然打交道的农耕生产实践，引领人们在掌握时节交替变化和万物生长规律的基础上养育方物。“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等以语言形式流传下来的文化观念，将天、地、人和谐统一起来，成为农业实践的参照系。这些语言文化观念深刻影响着以身体为中介的农事活动。它们不仅间接调节身体的物理性机能，还通过不断重构人们对身体与世界的认知，调节身体的社会性机能，让人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世界、使用语言和创造文化。

农耕词汇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体认性，赋予此类表达强大的情境性、瞬时性与生动性，展现出优秀的语言表现力。

（摘编自胡雯《农耕词汇在当代语境焕发生机》）

材料二：语言发展究其根本有三个方面的推动力：二是体认对象的发展变化；二是认知主体认知能力的提升；三是前两方面之间的互动对语言表达的需求。

体认对象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随时空发生动态的同质或异质的改变。体认对象处于同质时，物理属性如形状、颜色、大小等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地理环境的变化使“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于是对同一事物体验的深度得以增加。异质的改变涉及物质世界中新旧事物的更替，同样为主体提供了丰富的体验场景。譬如电脑和网络的发明使体认对象拓展到虚拟世界，拓宽了体验的广度。另外，身体不仅处于物质世界中，也存在于社会世界里，语言的发展与作为体认对象的社会密切相关。社会制度更替、全球化进程等社会因素也会丰富人们的体验，并产生以社会世界为依托的复杂概念。

认知能力的提升使认知主体对于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所获经验的心理投射能力增强，对语言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除了受益于丰富的体验，主体的认知能力还受到生理条件的制约，且与物质世界中体认工具的优化相辅相成。譬如，原始人类所获的感觉信息仅停留在物质世界中肉眼可见的表层，感知还受限于躯体的空间移动。但现代人发明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拓宽了自身原有的视觉范围，虚拟现实技术使主体对事物的识解也不再局限于当前所处的空间位置。这些体认工具辅助主体扩展对体认对象的体验和认知边界。

体认对象和认知主体的发展拓宽和加深了两者之间的互动，新生概念不断涌现，语言表达的需求不断增加，由此促进了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发展既依赖于物质世界、社会世界和心理世界体验的丰富化，也受制于主体躯体和认知能力的改变，更受二者互动的影响。反过来，语言作为思维和知识的载体，为人类的进化创造条件，最后不仅扩大了客体的体验范围，而且帮助主体突破躯体体验和认知的极限，为语言系统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摘编自林正军张存《体认语言观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