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的“文法”

梁思成

   一个民族的建筑有它自己的构造规则或组合方式，如同语言的“文法”。中国建筑就具有特殊的“文法”。

   我们的祖先在选择了木料之后逐渐了解了木料的特长，创始了骨架结构初步方法——中国系统的“梁架”。这以后他们发现了木料性能上的弱点，当水平的梁枋将重量转移到垂直的立柱时，在交接的地方会产生极强的剪力，那里梁就容易折断，于是他们用许多斗形木块的“斗”和臂形短木的“拱”，将上面的粱枋托住，使它们的重量一层一层递减集中到柱头上来。梁柱间过渡部分的结构减少了剪力，消除了梁折断的危机，这是一种“文法”，而斗、拱、梁、枋、椽、檩、楹柱、棂窗等，就是主要的“语汇”了。

   斗和拱组合而成的组合物，近代叫做“斗拱”。至迟在春秋时代，斗拱已很普遍地应用。它不仅可以承托梁枋，而且可以承托出檐，增加檐向外挑出的宽度。《孟子》里就有“榱题数尺”之句，意思说檐头出去之远。这种结构同时也成为梁间檐下极美的装饰。可能在唐以前，斗拱本身各部已有标准的比例尺度，但要到宋代，我们才确实知道斗拱结构各种标准的规定。全座建筑物中无数构成材料的比例尺度都以一个拱的宽度作度量单位，以它的倍数或分数来计算。宋时把每一构材的做法，把天然材料修整加工到什么程度的曲线，榫卯如何衔接等都规格化了，形成了类似“文法”的规矩。

   中国建筑的“文法”还包括关于砖石、墙壁、门窗、油饰、屋瓦等方面，称作“石作做法”“小木作做法”“彩画作做法”和“瓦作做法”等。

   屋顶属于“瓦作做法”。它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庄严无比、美丽无比的一部分，瓦坡的曲面，翼状翘起的檐角，檐前部的“飞椽”和承托出檐的斗拱，给予中国建筑以特殊风格和无可比拟的杰出姿态，这都是内中木构使然，因为坡的曲面和檐的曲线，都是由于结构中的“举架法”的逐渐垒进升高而成。盖顶的瓦，每一种都有它的任务，有一些是结构上必需的部分，略加处理便同时成为优美的瓦饰，如瓦脊、脊吻、重脊、脊兽等。

   油饰本是为保护木材而用的。在这方面中国工匠充分地表现出创造性。他们使用各种颜色在梁枋上作妍丽繁复的彩绘，但主要的却用属于青绿系统的“冷色”而以金为点缀，所谓“青绿点金”。柱和门窗则只用纯色的朱红或黑色的漆料，这样，建筑物直接受光面同檐下阴影中彩绘斑斓的梁枋斗拱，更多了反衬的作用，加强了檐下的艺术效果。

   至于建筑物之间的组合，即对于空间的处理，我们的祖先更是表现了无比的智慧。院落组织是中国建筑在平面上的特征，无论是住宅、官署、寺院、宫廷、商店、作坊，都是由若干主要建筑物，如殿堂、厅舍，加以附属建筑物，如厢耳、廊庑、院门、围墙等周绕联络而成一院，或若干相连的院落，这种庭院，事实上是将一部分户外空间组织到建筑范围以内，这样便适应了居住者对于阳光、空气、花木的自然要求，供给生活上更多方面的使用，增加了建筑的活泼和功能。数千年来，无论贫富，在村镇或城市的房屋没有不是组成院落的。一样，在一个城市部署方面，我们祖国的空间处理同欧洲系统的不同，主要也是在这种庭院的应用上。

    孔府档案是围绕孔子直系后裔历代衍圣公的活动所形成的文书档案，也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私家档案文献。因档案中保存了衍圣公与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事务往来的大量文书资料，使其又兼具官方档案的性质。

    孔府档案表明，居住在孔府的衍圣公凭借大宗主的地位，在家族中建立了严密的宗族组织和管理机构，并通过修宗谱、订族规等方式统管全国各地的孔氏族人，孔氏家族宗族体系之完整、宗法制度之完善、祖训族规之完备，是其他宗族很难比拟的。孔子世家谱汇集了分散在全国80余处支派的谱系衍变信息和流寓朝鲜半岛的孔氏族人的世系信息，其对于考察孔氏宗族繁衍，迁移、发展和影响等，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崇儒尊孔是历代统治者巩固和强化统治秩序的手段，孔子直系后裔也因之被扶植成为拥有部分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世袭贵族。朝廷与与孔氏贵族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这在孔府档案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明清帝王或亲赴辟雍诣学观礼，或临幸阙里释奠孔子，或遣子派官致祭庙林；对孔子后裔或优免差徭，或置官封爵，或赐土赐民。这固然表明国家对孔子学说的尊崇和对孔子后裔的优待，但也是出于强化国家思想的需要。

    孔府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贵族地主庄园，保存了成序列的土地文书，包括不下10万件的各种土地执照、纳税和过割凭证等。这些文献信息，为研究明清以来的地权分配和转移、土地买卖和经营、租佃制度及其变迁，以及农业耕作制度等经济史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材料，对探索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和演变轨迹具有重重要价值。孔府司房日用账簿、日收支款项账簿等，也为探究明清及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商业贸易网络、物价和生活水平及其变迁等，提供了全面而原始的记录。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孔府档案的价值也日渐凸显，它不仅保留了作为道德规范存在的族规家训，还记载了族人弘扬孝道、敦睦宗族、彰显忠义的言行事迹，其中可资弘扬家风、传承家训、承继家史的资料，无疑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思想宝库。“诗礼为本”是孔氏家风家教的基本精神。从孔子对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庭训，到明太祖对孔克坚“多读书”“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的劝勉，到嘉庆对孔庆溶“好生读书”“祭祀要虔诚行礼”的嘱托，再到各地孔氏族规家训中有关“励读书、崇学校、贵教子”的规定，无不说明诗礼传家的理念已内化为孔门世代相传的家风，对于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和优秀道德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节选自《光明日报》姜修宪《孔府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2016年11月26日11版）

以人文教育涵养工匠精神

黄金

    ①培养大国工匠，源头在一流的工程教育。如今，工科人才的培养，不止一次听到“局中人”直呼“两难”：一头是工科学生的“难”，难在专业“窄化”、生活“宅化”。学生抱怨课程多、实验多，疲于应付眼前连绵不绝的苟且，无暇诗和远方，更难涵养精益求精、沉潜专注的匠心。另一头是工程单位的“难”，慨叹工程领军后备人才短缺，特别是素养好、领悟力强、科学与基础理论修养扎实、系统视野开阔、能驾驭宏大复杂工程的“将才”，更是难求。

    ②为何会出现这供需的“两难”？窃以为是因为工科人才培养的人文土壤、人文养分还不够，重视了学生掌握技术和工具的“硬知识”，少了些关注学生人格精神全面成长的“软学养”。

    ③人文教育，以塑造完整健全的“人”而非单向度、工具化的“匠”为出发点，涵育的是人对价值道德的终极关怀，对做事的完美追求，是心灵的沉潜宁静，这和工匠精神是无比契合的。因此，工科人才的培养，切不可少了人文教育这一环，还需以人文教育铸匠魂、育匠心、造匠韵。

    ④一流的大国工匠，需要把科技创造同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应当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备关切环境、关怀生命的责任心。人文教育中，历史文化、哲学伦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的交汇融通，造就其博约相济、以文化人的特点，让学生涵育健全人格，谙悉工程伦理，明了历史环境，树立高远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早年间，钱三强先生立志立德，正是得益于人文教育。他中学时代即就读于蔡元培先生创办的孔德学校，接受德智体美的全人教育，名字也由“钱秉穹”改为“钱三强”，意为德智体都强。后来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在未来中国蓝图的吸引下，钱三强决心学工科，以实际行动报国，自此一生未改初心。

    ⑤一流的大国工匠，不仅要培育专注技艺、追求卓越之心，更重要的是涵养赋予产品生命和内涵、在技术中融入巧思和灵魂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想象力、审美品位也是不可小视的创造力，不少蜚声世界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都曾得益于文学和艺术的滋养，对生命有了更高层次的体认，也让工程技术有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久远价值。目前，不少国货正从粗憨、实用阶段转向追求精细、美感的阶段，对工程人才的工艺审美素质要求更高。人文教育恰恰可以打破专业壁垒，将人的思考和生命力融入工程技术，赋予中国制造更大的价值。

    ⑥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质造”乃至“中国智造”的转折点。将人文教育的土壤培得更厚、渠道拓得更宽、内涵挖得更深，才能以世界一流的工程教育为国家的转型发展输送更多一流的“大国工匠”。

人的觉醒与魏晋风度

李泽厚

    魏晋时期，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基本特征，就是人的觉醒。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在对日常人事的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被钟嵘推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的这些“古诗”中，却有多少个字用于这种人生无常的慨叹! 它们与友情、离别、相思、怀乡、行役、命运、劝慰、愿望、勉励……结合糅杂在一起，愈显其沉郁和悲凉。这种感喟，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

    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审美魅力，与其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密不可分。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连大批的上层贵族也在所不免。于是，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也抒发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底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建安风骨的人生哀伤是与其建功立业“慷慨多气”结合交融在一起的。在“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面的，是“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企图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找寻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正由于有这种内容，便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废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美学深度。

    由人的觉醒意识的出现到人的存在风貌的追求，其间正以门阀士族的政治制度和取才标准为中介。自曹丕确定九品中正制度以来，对人的评议不再停留在东汉时代的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品评，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成了重点所在。“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双眸闪闪若岩下电”“若登山临下，幽然深远”……无不要求以漂亮的外在风貌表达出高超的内在人格。

    “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在这一时期被提出，是毫不偶然了。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要求绘画生动地表现出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格调风度，而不在外在环境、事件、形状、姿态的如何铺张描述。“以形写神”也是这个意思。顾恺之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即是说，“传神”要靠人的眼睛，而并不靠人的形体或在千什么；眼睛才是灵魂的窗子。这种美学趣味和标准，与前述人物品评一致，它们共同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魏晋风度。

（节选自《美的历程》，有改动）

    关于《离骚》写作年代问题，宋代以前基本是清楚的。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均明确记载：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刘向《新序》更是明确指出：“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也就是说，屈原《离骚》是在怀王十六年被放逐后所作。可以说，这是宋代以前楚辞学界的普遍看法。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继承了太史公和刘向的看法，认为《离骚》的内容是屈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而朱熹《楚辞集注》则提出《离骚》并非屈原“逐”后所作而是“疏”后所作。尽管朱熹提出的实际是个伪命题，因为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孔安国曾经明确指出，在先秦时代，“疏”是“放”的一种形式；但是，由于朱熹肇端发疑，明人汪瑗、清人蒋骥等骚学名家相继对此加以发挥，以致其后在《离骚》写作年代问题上的歧见更显纷纭。《离骚》写作年代竟然成了一个大难题，严重影响着楚辞研究的深入。

    不过，经过近几十年的激烈争辩，问题越来越清楚，即屈原于怀王十六年放逐后作《离骚》这个观点应该是最符合历史记载的。有些学者曾经借口“文本为重”，提出过一些质疑，如作品中的“江南地名”“叹老心情”等，但早在20世纪，汤炳正等骚学名家均已对这些质疑一一反驳。而且，恰恰是《离骚》的文本有力地证明，《离骚》作于怀王时期。《离骚》中明明白白写道：“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屈原列传》等史料证明，对屈原“数化”，即时而信任，时而猜疑的，是怀王，而非顷襄王。因为顷襄王一直没有重用屈原，根本不存在“数化”的问题。

    屈原是在楚怀王十六年作的《离骚》，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这个写作时间是在秋天。清人李渔《闲情偶记》有云：“善咏物者，妙在即景生情。”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离骚》通篇未言“冬”。言“春”者仅有两处，曰“溘吾游此春宫”“春与秋其代序”。“春宫”是建筑名词，“春与秋”泛指时间。言“夏”者亦只有两处，而两处的“夏”均指朝代名。但是，《离骚》实实在在地写到了秋天的景物：“纫秋兰以为佩。”“夕餐秋菊之落英。”这两处之“秋”，确实是指季节。从情理上讲，屈原不可能在其他季节来讲“纫秋兰”或“餐秋菊”，因此，只能理解为“即景生情”。

    《礼记·月令》载云：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严百刑”，等等。这些记载均证明，古代判决罪犯一般都在秋天。“屈原放逐之“放逐”，据《尚书》所载，是所谓“宥五刑”的一种手段，其判决时间当然也在“仲秋”。《离骚》作于被判放逐之际，因此创作时间也自然是在秋天。

（节选自周秉高《<离骚>写作年代新探》）

长期以来，我们以新学反旧学，以西学抗中学，视自己的文学传统和经验若敝屣。就文学而言，因为蔑弃旧学，我们失去了对传统的敬意和信任。同样，因为排斥中学，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失去了对中国传统文论和批评的自信。很多学者写文章，也必以西方学者为圭臬，要么是福柯和德里达如何说，要么是罗兰·巴特和哈罗德·布鲁姆怎么讲，全然丧失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特点。

近读古风教授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论》，欣喜地看到他对中国文论现状和问题的深刻思考，也看到他在接续文学传统文论上所表现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全书试图打破封闭的单向度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肯定中国现代文论的“双线”发展模式：一条是明线，一条是辅线；前者走着“洋化”的道路，后者坚守着“本土化”的道路。这种中西互补的模式，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隐性传承”。作者认为，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已基本完成了现代化任务，形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格局。中国文论话语并未消亡，而是以隐性传承的方式生存下来。

但最近二三十年，本土化一维黯然失色，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作者注意到了中国文论在当代的失语状况和尴尬处境。他发现，目前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基本上来源于欧美国家的文学理论。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失语的原因在于失根，即失落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根。因而，要彻底医治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上的失语症，“必须强调中国现代文论的转化，即从追踪西方转向回归传统，从搬用西方文论话语转向传统文论话语”。

他还呼吁人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论的价值，重新确立它的地位。该书并不是要简单否定西方文论，也不是要建构一个单一的文化话语建构模式，而是强调东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认为既应保持个性，又要博采众长：“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更远大的目光，更开放的胸怀，更理直气壮地去接纳世界各国文论的优秀话语，并以此作为养料，去创造中国文论的辉煌。”

文学是一种积极的主体建构行为。所以，如何接受西方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怎样建构一种多元融合，而又不失个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意识和创造能力。在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传承关系和话语体系方面，我们应该具有更加积极的态度，应该将书中所描述的隐性传承，转化为积极自觉的显性传承。该书作者显然致力于探索和建构一种积极的显性传承模式。他用“转换”来表达自己的这一主张，并赋予转换以继承和创新的内涵。他接受《文心雕龙》“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通变”观，提出四种转换的途径和范式：范畴的转换、观点的转换、方法的转换和体系的转换。

总之，该书充满了坚定的文化信念和主体性自觉。它表现了在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当代转型和未来建构中，学者个人的学术担当。

（摘编自李建军《中国文学不能失根》，201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