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儒宗马一浮

郭继民

    学者刘梦溪曾以“高人逸士”评价马一浮。马一浮幼年时的“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的诗句似乎预示了其高人的走向。

    马一浮幼年时即智慧过人。初始随母亲学文，母丧后他的父亲请名仕郑举人来教。后举人辞馆，理由是这孩子才智超老师。父亲从此不再延师，听任自学。马一浮一生阅书无数，且过目不忘，被喻为中国20世纪的“读书种子”。李叔同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的多。”

    青年马一浮在赴美期间，广泛涉猎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哲学、社会学等著作。后转赴日本学习日文和德文，并携德文版《资本论》回国。据资料显示，马一浮是将《资本论》原版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中国当时的世界地位及西方人对中国的歧视促其写下了“沦海飘零国恨多”“国命真如秋后草”的诗句并最终东归。回国后，马一浮依旧热衷西学，翻译了《堂吉诃德》《政治罪恶论》等著作。自1906年起，他正式转向国学，并在广化寺潜心读书。三年内，他读完了36400余册的“四库全书”，并做了大量笔记，为其日后的国学研究夯实了基础。

    马一浮的诗歌造诣极高，从11岁的神童诗到临终的绝笔诗，皆融入其性情与学问。他11岁即能依题限韵作出好诗。临终作《拟告别亲友》诗虽短短四十言，但集儒、释、道为一体，诗歌情感真挚，非有真性情者不能作出。熊十力早年曾评价说：“马一浮的学问，能百家之奥。其特别之表现在诗，后人能读者几乎等于零。”

    马一浮的书法亦精纯，他擅长草书，精于篆隶，风格凝练，法度谨严。书法家沙孟海曾说：“展玩马先生遗墨，可以全面了解他对历史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卓越，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除精通书法外，马一浮亦精于篆刻艺术，通于画理。沙孟海评价其印风：“朴茂高雅，纯用汉法……古意新姿，韵味无穷。”至于绘事，马一浮虽少践行，但也提出了卓然洞见。他认为，绘事需要有两种准备：一是对艺术史的考察，二是对艺术理论的理解。作为“游于艺”的绘事最终应“归于仁”，以达到“以胸中至美至善之理想，改正现实之丑恶。”

    1907年他曾表达了这样的心愿：“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记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自此之后，他以传承儒学、“续接圣贤血脉”为己任，不为时局、世俗所动，终成一代醇儒。梁漱溟评价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蔡元培曾请马一浮去北京大学任教，因不同意北大反孔、废经的教学理念，马一浮婉拒之。抗战期间，他为了保留一点儒家的种子，以传统儒家礼教的模式创办了一所书院——复性书院。他提倡精英教育，纯然以求学问道、传承圣贤血脉为目的，并不考虑学生是否能因此“谋职”或就业。此主张与熊十力产生了分歧。马一浮研儒，不在于义理，而在于复“性”。马一浮尝言，“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可谓其志坚性醇的体现。

    马一浮认为，儒学的真谛在于“指归”自己，他真切指出：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真儒者在于切身践行居敬存诚、涵养察识的功夫，而不在于言说。如果学人不能实下工夫、自治病痛、向上提持、自显性德的生命进路，那么多学何益，多说何益？

    他的学术要旨就是“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他认为，“六艺皆史”的主张“流毒天下，误尽苍生”，“学者须知，六艺本是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的。”若把六经堪称史学甚至是考据学，那么心性之学就将蜕变，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马一浮所说的“统摄”，指融会贯通之义，它不仅仅是发生于六艺之间，即所谓《易》统《礼》《乐》，《春秋》统《诗》、《书》等，而且六艺还可以统摄西学。“西方哲学所说的真、善、美，皆包含在六艺之中。《诗》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春秋》是至真……若是西方有圣人出，行出来也是这个六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虽然其观点值得商榷，然而，他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马一浮终生追求并践行《易经》中“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纵观其洁净精微的人生历程，他已进入化境之中，正可谓：“性醇智商，道深行逸。默然不说，其声如雷。斯人已逝，精义常存。一代宗师，千古国粹。”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王大珩

    我的小名叫膺东，生于1915年。那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二十一条”。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25日袁世凯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当时激起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把5月7日称为“国耻纪念日”。父亲因此给我起了“膺东”这个小名，寓意是满腔义愤打击东洋——日本帝国主义。

    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上世纪初曾留学日本，是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母亲极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欠发工资，家里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父亲看我有点灵气，从小就引导我学科学，激发我爱科学的兴趣。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当看到筷子半截斜插入水杯中，出现挠折现象时，父亲就指出，这叫折光现象；在小学时，父亲就带我去看他亲自做地磁观测；在初中时，带我进行气象观测实习。在父亲的教育辅导下，我超前学完了中学数学和微积分。

    1932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名师的教育熏陶下，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会了从事科学工作的思想方法，更重要的是长辈们的道德为人、爱国思想、对事业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进取精神。

    在留学英国期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过着几乎是工人和被雇佣者的生活，有机会洞察资本主义世界的形形色色。交往过德高望重的学者教授，也见到过市侩气十足的学术人物。同时还体会到一些处世之道，即只有通过自己的钻研实践，才能成为知识里手；只有做出贡献，并争取出人头地，才能被同行看得起，才能交上朋友，并在学问知识上得到互益。同时也理解到，在解决问题时，如何分清主次，洞察现象，发现分析问题而不受陈规约束，这也是科学发展和前进所必行的。这些思想上的认识和收获，对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从事的各项工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我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正值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的时候，经济上通货膨胀到天文数字。当时，英国的公司曾打电报来，欢迎我再回公司任职。与此同时，吴有训老师通过地下党组织，引导我到解放区去创办大连大学。在这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上，我选择了到解放区的道路，我的路子走对了。

    在党的培养下，我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更加理解了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和生产实践相适应的道理；人民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人，要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世界；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并深感由于专业决定，个人的知识能力是有限的，事业要靠群策群力来完成，一切要服从祖国的需要。

    这些思想引导我努力做到先公后私，不计个人名利，爱惜人才，培养后进，团结协作，以及顺应实际情况，因势利导等，同时也要敢于向错误做斗争。在多年的实践中，我认为一个人的机遇，是靠主观和客观多方面条件促成的，除了上述因素外，说到底，还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因素。1994年，我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成就首届大奖，在颁奖大会上致辞中曾谈到，我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同志们集体智慧的体现，同时还因为我的夫人在生活上和健康上对我的精心照顾，以及在教育、培养子女方面承担了主要家庭责任，使我得以全心致力工作。

    现在我已年逾八旬，身体还算健康，愿以喜看祖国日益昌盛，迎接21世纪的欣喜心情继续贡献我的微薄之力。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选自《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有删改）

鲁迅传

    1881年，鲁迅出生在绍兴城内一座周姓宅子里。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绍兴城并不大，周介孚既是翰林，又做京官，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块“钦点”“翰林”的横匾，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鲁迅真是幸运，他的人生起点，就设在距乐园很近的地方。

    祖父虽然脾气暴躁，有时候要打骂孩子，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得相当开通。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读四书五经。周介孚却不这样，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即使读唐诗，也是先选白居易那些比较浅直的诗，然后再读李白和杜甫，这就大大减轻了鲁迅开蒙的苦闷。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总的来说，他还是相当幸运的，至少在童年，他经常都是沐浴在温和宽厚的长辈之爱中。

    他性格活泼、机灵，自然也就调皮。三味书屋里有一项必修的功课，叫做“对课”，老师出一句“红花”，让学生按照词义和平仄，选相对的两字——譬如“绿叶”“紫荆”来回答。有一回，一位姓高的同学偷看了寿镜吾先生的对课题目，是“独角兽”，就悄悄地来问他。鲁迅说：“你对‘四眼狗’好了。”那人上课时竟真以“四眼狗”回答寿先生，寿先生是近视眼，正戴着眼镜，听了自然大怒，把那同学狠狠地骂了一顿，再看鲁迅，却在一旁用书遮着脸，憋不住要“咕咕”地笑出声来。

    一个健康顽皮的男孩子，往往有几分野性。鲁迅虽是长在城里，却没有一般城市中少年人的孱弱相。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受到另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名叫沈八斤的亲戚的威吓，心中非常生气，可是家中有规矩，不许与别人打架，他就只好用画画来发泄，画一个人躺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支箭，上面写着：“射死八斤！”

    鲁迅是个聪明的孩子，四书五经之类的正经书并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对这些枯燥乏味的说教，从心里不感兴趣。因此，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自己来开辟另外的求知途径。首先是看杂书，从画着奇形怪状的神话人物的《山海经》，到《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的神话传说，凡是他觉得有趣的，都千方百计搜来读。其次是抄杂书，从陆羽的《茶经》一直抄到《西酉丛书》里的古史传和地方志。再就是绘画，先是从大舅父那里借来绣像本的《荡寇志》，把里面的一百多张绣像全都描下来！后来更自己买来好几本画谱，用纸蒙着，一页一页地描。

    小妹妹端姑病逝，他才八岁，却已经感觉到失妹的痛苦，躲在屋角里哭泣，大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为妹妹啦！”

    一个人像一棵树，有了一粒优良的种子，庆幸的是又有一片肥沃的土壤，你仿佛看见一株茁健的嫩芽长成了大树。

（摘编自王晓明《现当代名人传记之鲁迅传》）

【相关链接】①鲁迅十八岁时，考入南京水师学堂。毕业后，即被派往日本留学。但到东京预备学校毕业时，他决定要学医了。原因是：不想中国人都像他父亲一样被庸医治死；要让中国人身体健壮。后来鲁迅觉得国民现在的问题不是身体健康与否，而是思想不觉悟，最需要改变的是他们的精神状态，于是鲁迅弃医从文。（何芬《〈鲁迅传〉读后》）②毛主席评价鲁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被人民称为“民族魂”。他在1918年，首次以“鲁迅”作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鲁迅的作品，大多取自普通人的生活，反映现实，针砭时弊，揭露黑暗社会。（张凡《重读〈鲁迅传〉》）

丰子恺：抒情漫画缘何依然动人

范昕

    1910年，在李叔同的推荐下，陈师曾即兴创作的文人水墨画陆续发表在上海的《太平洋画报》上。这应该是中国现代的第一批漫画。其中一幅名为《落日放船好》，简单至极，画中央是一株无叶的柳树，一位身着长袍、头戴斗笠的书生独坐船头，隐于柳树后，仿佛漂浮在无尽的时空中。“即兴之作，小形，着墨不多，而诗趣横溢”，这批画给丰子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35年之后他仍记得其中一部分的题目。

    丰子恺早期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古诗新画。图画与诗意的结合，原本不稀奇，宋代以来的文人画即有这样的传统。丰子恺这一系列作品既有对文人画的继承，也有他的特别之处：不是对诗意的简单阐释，而是在技法和意境上进行大胆的创造。

    尝试古诗新画以前，丰子恺其实热衷户外写生。上世纪20年代执教于上虞的春晖中学期间，一次他向学校请假寄居在杭州西湖的朋友处。一晚月上柳梢时，他出门写生，想去描绘月光下的西湖，却怎么也无力捕捉月夜微妙的情境氛围，只得徒劳而返。他的朋友观赏过丰子恺描绘的湖光月色之后，脱口而出唐代诗人赵嘏的诗句：“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这诗句让丰子恺豁然开朗。他突然琢磨起，是不是可以放弃对西湖的直接描画，转而尝试去表达由诗句联想到的场景。他想描绘的，其实是关于西湖的诗句引发的想象，而非风景本身。这件事令丰子恺一生难以忘怀，不禁深感“诗人眼力可佩，习画应该读诗”。

    1926年，军事冲突在上海蔓延，丰子恺一家从江湾逃离，最终在沪江大学里找到了避难所。一晚，丰子恺随口问骑在自己膝上年仅4岁的小儿子瞻瞻，“你最喜欢什么事？”瞻瞻率性回答：“避难。”丰子恺纳闷，设法探问他：“你晓得逃难是什么？”瞻瞻解释道：“就是爸爸、妈妈、宝姊姊、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丰子恺恍然大悟，原来孩子理解的“逃难”是这样的！这样一次对话，激发丰子恺思考关于童年的话题。他写了一篇《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感叹“仆仆奔走的行人，扰扰攘攘的社会，在他们看来都是无目的地在游戏，在演剧。唉！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示：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

    丰子恺能够发现孩子心里和成人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他的很多画都是来源于儿女的嬉戏，看到哪个孩子有个有趣的举动，就马上画下来。孩子们碰到蚂蚁搬家，不但不去伤害它们，还用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请行人绕行。

    为丰子恺最早的“儿童相”漫画提供灵感的，则来自日常的温情一幕。一天，丰子恺完成了一天的教务，妻子抱了儿子瞻瞻，携了女儿阿宝，到弄堂门口等他回家。瞻瞻坐在母亲的臂上，口里唱着“爸爸还不来，爸爸还不来！”阿宝拉住了母亲的衣裾，在下面同他合唱。马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瞻瞻一眼就认出了带着一叠书和一包食物回家的父亲，突然欢呼舞蹈起来，几乎使他母亲的手臂撑不住。阿宝陪着他在下面跳舞，也几乎撕破了母亲的衣裾。母亲则在一旁笑着喝骂他们。这时，丰子恺觉得自己立刻化身为两个人。其中一人体验着小别重逢时的家庭团圆之乐。另一个人，则远远地站出来，从旁观察这一幕悲欢离合的活剧，看到一种可喜又可悲的世间相。

    对丰子恺而言，儿童的世界更接近真实，更具有自然之美，这正是他希望通过作品努力捕捉乃至置身其中的境地。可贵的是，丰子恺描绘日常，出于感情，也出于自然，其实也是带有诗趣的。恰如他自己所说“这种画表面都平淡，浅率的人看了毫无兴味，深于感情的人始能欣赏”。

(选自2016年02月26日《文汇报》)

【相关链接】有一天，门前来了卖鸡崽的小商贩，孩子们齐声向爸爸呐喊“买小鸡”。丰子恺和小商贩讨价不成，小商贩拔腿就走，孩子们顿时哭声一片。丰子恺再度加码讲价，小商贩还是不依，孩子们的哭声更强了。因为还会有来卖小鸡的，丰子恺就抚慰孩子们，“我们等一会再来买吧，但你们下次……”丰子恺立即把话打住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这些成人世界的道理，丰子恺没有告诉孩子们。女儿丰一吟回忆说：父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种对童真的珍视和守护，一言一行都饱含对子女真善美的教育。

(节选自望秋园《丰子恺是个慈父》)

连环画家贺友直

    1980年，贺友直先生应邀到中央美术学院教学，他说自己是1937届的，学生们纷纷猜他是1937年毕业于比利时或巴黎的美术学校，他却回答是小学毕业。面对哄堂大笑，他正色道：我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所以我珍惜现在学习的环境及展示的舞台。我就是一直没有放弃，才能在64开小本上，在方寸小框框里一步步提高。

    如今若问先生一开始是如何走上艺术道路的，他只记得自己从小就喜欢画。

先生是宁波镇海人，5岁丧母，由于父亲无法独自抚养他，就将他托付给乡下的姑妈。他所就读的小学校舍设在庙里，里面有个戏台，周围画着《三国演义》中的场景，先生迷上了那些传神的画----他一次次细心地去描摹、比照、思索、修改，凭着这些“瞎折腾”性质的实践，他的美术成绩在小学里遥遥领先.1980年，贺友直先生应邀到中央美术学院教学。

    虽然姑妈待他不错，但家境贫困，早年失学的先生开始了做学徒当小工的日子。彼时的生活体验，对身边人群事态的观察，成就了他记录民生万象最原始的积累----或缅怀，或嘲讽，或旁观，尽将老上海的风貌人情绘成一幅幅连环画，过去连着现在，短暂连着永恒。先生说过，他来自民间，所以他懂得升斗小民关心啥。

    2004年出版的《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中，先生画了卖报童、那摩温、黄包车夫、裱画师傅、白相人、兑币黄牛、押宝人等，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劳动者们，都从尘封的老上海记忆里走出来，陈旧而鲜活，简单而深刻。这三百六十行的连环画也被誉为老上海社会文化记忆中的珍宝。

    先生曾感慨道：“大环境不一样了，我们那时画连环画是当作饭碗的。1996年我在美术馆举办一个连环画展，我给它取名为《谈情说爱》，情就是我对连环画的感情，爱就是我爱上了这碗饭，当时真的非常投入，画什么像什么，现在画什么都不像了，因为没有了那个生活底子。”

    他坦言：“现在艺术浮躁得很，不少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谈到现在绘画界追赶潮流的风气，许多作者的作品缺乏对受众接受度的考虑----“有些画，我们画画的人都看不懂，更有甚者，动不动就炒作，自封名家大师”。对此先生严肃批评道：“什么是大师，那是开一代风气的人，如今真正称得上大师的人没有几个。”

    先生认为艺术应与生活相联系，艺术是要“引导人，引导社会风气的，是关系到民族文化积淀的”，他呼吁每个艺术家心里都应该有个标杆。当初，先生这一辈人画连环画都秉持着主流的信念，那就是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把作品画好，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艺术家们创造一本本作品不但是积极用心的，而且是无功利的，“如果存在功利思想，好作品就出不来了”。

    说到当年的那种信念，先生觉得，现在不少艺术的出发点就是市场，“现在就坏在两个‘M’上，一个是市场，一个是钱。”他眼中的好艺术家，必须要有把自己从事的艺术当成宗教来对待的信念，以虔诚之心去待人待己。

（有删改）

相关连接：①贺友直（1922--2016），我国著名连环画家、线描大师。自学绘画，1949年起开始画连环画，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他从事连环画创作50多年，共创作了百余本连环画作品，对我国的连环画创作和线描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百度百科）②1959年，上海人美社派贺友直去画反映农村搞合作化的作品《山乡巨变》。接到任务后，贺友直就奔赴湖南下生活。一去几个月，犁田、耕种、舀粪，与农民保持“三同”。久而久之，老乡们都夸他“内行”。后来，他带着学生下生活时说：“知识分子要真正做到和农民打成一片，谈何容易?能做到像个农民就很不错了，至少不让人家对你生厌。”

（《连环画界泰斗贺友直逝世：从底层而来，带着大观而走》）

材料一：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他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1949年，他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时北大第一届毕业生。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在五个核大国中，我国是从原子弹到氢弹突破速度最快的，仅用了2年8个月，于敏对此功不可没。曾有一位日本专家赞叹于敏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新中国成立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1961年，钱三强把他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地说：“经所里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作为副组长参加‘轻核理论组’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年仅35岁。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

    1965年，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开始攻关。从9月到11月的一百多个日夜里，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的一刻，于敏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1984年12月，于敏和同事在新疆核试验基地进行实验。一次讨论会上，一位同事吟诵起诸葛亮的《出师表》：“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于敏也来了兴致，一人一句地接下去。到后来，只听于敏一个人在吟诵，“夫难平者事也！……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

    最终，那次原理实验获得圆满成功，为我国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节选自“新浪新闻综合”，2019年1月16日）

材料二：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咸城镇贼首，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73岁那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以“抒怀”为题写下这首诗。

    从1961年到1964年，于敏和黄祖洽、何祚麻一起，做了关于氢弹作用原理和可能结构等方面的探索。

    在此期间，于敏“善于抓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的特点得到充分发挥，在一些复杂纷乱的现象中，总能理出头绪，找出物理上的原因，使认识有所前进。通过于敏的办法，氢弹机理研究略去了求解辐射流体力学方程带来的巨大麻烦，大大减少了计算工作量。

    谈到于敏在氢弹研制中的贡献，何祚麻院士以“足球队”作比喻。他说：“球队在场上踢球，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往往是场外教练和举足射门的前锋，于敏正是这支足球队的教练兼前锋。关键时刻，临门一脚、应声入网的总是他。”

（摘编自人民网《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

材料三：

    于敏曾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防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等十几项重大奖项。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称于敏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对于别人说他是氢弹之父，他总是婉拒。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因为保密，几十年来，于敏经常“失踪”很久，家事全靠夫人孙玉芹打理。晚年，他居住的卧室里依旧是80年代的简易铁床，客厅依旧悬桂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仍然保持着从小的两项爱好：听京剧和看古典文学。

    60年代，九院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到新疆做一次靶场试验取得成功，回到北京后，九院所有人都出去迎接，唯独不见副主任于敏——他正躲在宿舍读《红楼梦》。

（节选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