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孤寂的大法袍

   有天晚上，北京顶银胡同停电。梅汝璈枯坐在家中吱吱作响的藤椅上，黑暗中他轻轻地哼起了清华学校早年的校歌：“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一幕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今天，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回忆自己的父亲时，一下就想到了这一幕。他对记者谈起父亲的晚年时，有些唏嘘。他用了这样一个形容词：“孤寂”。

   梅小璈说，虽然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尚不足花甲之年，可他心知肚明，属于他的那个“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时代已经逝去了。新中国在学科建制上完全照搬“老大哥”苏联，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且讲授的内容都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学。这让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的梅汝璈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他努力按照党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要求，虔诚地学习俄语，试图不被形势甩下。据梅小璈说，现在他家还能找到父亲当年抄写俄文单词的小本。在苏联法学教材上，还有父亲留下的铅笔批注。

   作为一个留美法学博士，梅汝璈曾执著坚持的那些法学信念渐渐失去了依托——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是法国哲学奠基人孟德斯鸠奠定的理论，又在杰斐逊等人的实践中加以完善的。显然，这一切已不合时宜。“文革”中，梅汝璈在一份“检查”里写道：“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

   “其实，他个人的小环境还是不错的，起码在物质上。如果以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为参照系，他并没有受太大的罪。”梅小璈在解释父亲晚年的孤寂心境时如是说，“但他的学科没有了，他的学术没有了。”

   在那个年代，“梅汝璈”三字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充盈其间的，不是这个人的赤子情怀和渊博学识，而是一个随“形势”沉浮的抽象指称。有研究者曾这样评价这位外交部前顾问：“梅汝璈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受关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一旦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了，他就会被邀请出面撰写文章；而中日关系“良好”时，他的名字则不愿被各方的人们所提及。

   但梅汝璈注定名垂青史。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曾书写过现代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6年3月19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博士离开上海，远赴东京。当日，《中央日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同时在显著版面刊出标题：“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东京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中国联络官为梅法官举办接风宴会。宴会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璈。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剑。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听罢，梅汝璈拔剑出鞘，动情地表示：“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这位“壮士”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所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除两名病死狱中，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判外，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被判处绞刑，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者2人。今天，由梅汝璈亲属捐赠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底稿和梅汝璈当时身穿的法袍，已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徘徊不去：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相关链接：①东京审判中，一些法官们不赞成处以死刑，甚至有人主张以国家犯罪不应追究个人责任等原因无罪释放25名战犯。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主张对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必须处以死刑，并全力争取将几个侵华首恶判决死刑。最后，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终于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罪恶累累的首犯送上绞刑架！②在“文革”期间，由于极左意识形态操纵，高中历史课本都不记入南京大屠杀。当时梅汝璈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遭到了莫须有的指责，被扣上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还有人甚至从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责文章夸耀侵略者的勇猛，为军国主义张目。

甜蜜蜜的庄奴

张国圣

    走进寓所房间，《甜蜜蜜》歌词作者庄奴和老伴邹麟刚做完下午的康复训练，正坐在轮椅上看窗外的风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青杠老年护养中心的院长邓庆凑到老人耳边大声地说：“庄老，记者按约好的时间过来了。”

    庄奴面无表情，一动不动地盯着窗外。邓庆走到轮椅的另一侧，又凑到他耳边大声重复了一遍。过了一小会儿，庄奴转过脸瞟了她一眼：“什么记者？和谁约的？”

    “糟了！庄老可能忘了。”邓庆站起身，背对着庄奴嘀咕了一句，又趴下身子给他解释，“《光明日报》的记者，前两天和您约好的。”

    “我怎么没看见？”庄奴依旧望着窗外。我赶紧上前打招呼。

    “一直下雨，你今天一来就阳光灿烂。光明日报，名字多好！”庄奴掩饰不住得意，一边笑一边鼓掌，接着竖起大拇指左右摇晃。

    “庄老反应快得很，他在捉弄我们！”邓庆最先明白过来，笑着对他说，“庄老，你真是我们的老宝贝！”

    邓庆推着轮椅往外走，庄奴注意到房间里多了一个花篮，刚放下的大拇指又竖了起来：“谢谢！花很美丽！”

    93岁的庄奴，就是这样一个甜蜜蜜的可爱老头儿。

    1921年2月22日，庄奴出生在北京，父亲是冯玉祥的一位部下，给他取名王景羲。充满欢声笑语的童年，为其日后的歌词创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温馨的日子很快结束了。日寇侵华，庄奴家陷入困境。国难当头，热血青年纷纷投笔从戎。庄奴瞒着父母，与同学们一起报考了飞行学校。大家一路唱着《游击队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赶赴大后方接受训练。

    南渡黄河时，庄奴被其一泻千里的雄浑气势所震撼，又感念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黄河。“有些文章说我的别名是黄河，那不对。”庄奴说，“黄河是我的大名，我身份证上的名字就是黄河。”

    宋朝诗人晁补之《视田五首赠八弟无斁》有“庄奴不入租，报我田久荒”，他便以“庄奴”为笔名。后来有很多评论文章说，这个人歌词写得不错，就是“庄奴”这个名字叫得不好。庄奴说：“庄奴用锄头耕种，我用笔写词，都是为他人作嫁衣。”

    有一天，一个人拿份歌谱来请庄奴填词。庄奴问是谁唱，长什么模样？来人告诉他，演唱者是邓丽君，脸圆圆的，声音甜甜的。庄奴一看旋律，也是甜甜的感觉，脑海里马上冒出三个字——甜蜜蜜。

    不到5分钟，传唱至今的《甜蜜蜜》就写成了。此后，庄奴创作的《何日君再来》《海韵》《原乡人》《小城故事》《又见炊烟》《踏浪》等许许多多歌曲，都是随着邓丽君那“甜蜜蜜”的歌声而风靡的。

    邓丽君演的歌中，大约八成都是由庄奴作词。有人说，没有庄奴就没有邓丽君，邓丽君的奇迹也是庄奴的奇迹，但庄奴只是在邓丽君10多岁时远远地见过她一面。那时，邓丽君初登舞台，庄奴担任评委，对她并没有什么特殊印象。

    其实，庄奴并不是邓丽君的“御用词人”。他的创作风格多变，不同情绪、不同意境、不同节奏的歌词都信手拈来。他为已故歌手高凌风作词的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1987年春晚由费翔翻唱后红遍祖国大陆。

在庄奴创作的巅峰期，台湾歌坛成名的歌手几乎都唱过由他作词的歌。他也以3000多首脍炙人口的作品，谱写了一部属于自己的“流行音乐史”。

    有人说庄奴的作品是“小歌词，大手笔”，文字洗练，意象优美。庄奴很喜欢这个评价，他说自己的创作追求“小而美”。但是，“小而美”不容易，“歌词要简单易懂，又要传情达意，写出人们的心声。要让人们心头一震，眼前一亮，就要别出心裁。”

    庄奴、乔羽、黄霑并称华语词坛“三杰”。他和乔羽为中央电视台的中秋晚会合写过主题歌《月儿圆》，两家交情很深，和黄霑却从未谋面。

    “黄霑的歌词写得好，歌的旋律也好，很有气势。他最年轻，却走得最早，再也不能见到了。我的老搭档们也都先后走了，现在很少有人唱好歌给我听了。”庄奴说。但是他仍然坚持写作，小品文、诗歌、散文，都不长，“要好记，别人才记得住。”

    1993年，老来丧妻的庄奴与邹麟喜结连理，成为重庆女婿。婚后一年，庄奴中风，右腿和右手几乎不能行动。在邹麟的细心照料下重新站起来后，他为夫人写了一首《手杖》：“你就是我的手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手杖，这辈子有了你，才懂得竖起来脊梁，挺起胸膛。”

    今年2月22日是庄奴的93岁生日，护养中心特地为他举办了生日音乐会。老人即兴为护养中心创作了短诗《青草地》。

    庄奴用家里挂了几十年的对联自勉：“和时间赛跑的人，圆慈悲为怀的心。”“我要活到100岁，写到100岁。”庄奴说。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大荒见葱茏

    路大荒是蒲松龄的同乡。他7岁入邻家私塾，拜在蒲松龄后裔蒲国政门下，后又转投名儒王东生。这两位老师都对蒲松龄存有极深的敬仰之心，蒲国政多讲《聊斋》渊源，王东生则藏有许多蒲松龄的手稿。少年路大荒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不自觉间就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方向。

    青年时期，路大荒便立志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只要获悉哪里有聊斋文稿，他必定积极谋求。为了搜集到遗稿，他常常奔波于淄川城乡，远访章丘、济南，求亲问友，辗转反复。他节衣缩食，不惜重金购买蒲松龄手稿，因此家中拥有的蒲氏著作越来越多。这其中，以蒲松龄手抄的《祭文》最为珍贵。路大荒初见此书，不由欣喜若狂，立即将所有积蓄取出购买。后来他在文章中回忆道：“然在闻号令角声之中，资斧告罄之时，尚恋之一书，人间尚有我之痴耶乎？然能聊慰自痴，何顾后人之讪笑也！”一九三六年，由路大荒注释、编辑的《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和《聊斋全集》（四册）先后在日本和国内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37年12月，济南、淄川相继沦陷。路大荒南下杭州学习航空技术，后又返乡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日军得知路大荒藏有大量珍贵的蒲氏书稿，欲行抢夺。事先得到消息的路大荒背起手稿躲进了深山。日军一怒之下，放火烧掉了他家的房屋，并在淄川城四处张贴捉拿他的告示。路大荒辗转来到济南，隐居在大明湖边的秋柳园街。秋柳园街比邻曲水亭街，他安寄于此，乐在访书。1938年的一天，他在曲水亭街上的聚古斋书肆发现了一套《聊斋文集》（六册），大喜过望，但因囊中羞涩无力购买，只好设法将书借回家中，连夜在灯下抄录。治学拓荒，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正是这种几十年不改初衷的执着毅力，成就了路大荒“网罗三百载，集聊斋之大成”的美名。

    新中国成立了，先生欣喜万分。政府十分注重文物与文化遗产的整理、抢救和保护工作，这更加激发了路大荒的研究热情。1953年，山东省整理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路大荒担任副主任。他亲自带领研究人员，或深入淄川在乡间广泛征集蒲松龄的著作版本、手稿、佚文和遗物，修葺整理蒲氏故居；或远赴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地，查询点滴资料，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62年，在中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多年支持下，一部更大规模的《蒲松龄集》终于问世。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蒲松龄集》，凝聚了路大荒的毕生心血，总共收集了聊斋文稿120余万字，奠定了路大荒“聊斋学”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学界认为，《蒲松龄集》是聊斋学的基石，在聊斋学发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喜爱蒲松龄小说的人，饰演聊斋剧目的人，还有“聊斋学”研究的后来者，都十分感念路大荒，正是由于他艰苦卓绝地收集、研究、整理蒲松龄的著作，读者得以捧卷饱赏，学者得以利用钻研。与此同时，路大荒把最心爱的《聊斋文集手稿》一并捐献给了国家，其后又出版了《蒲松龄年谱》和《聊斋俚曲选》等著作，在《东岳论坛》上发表了“聊斋遗文”12篇，实现了他的“聊斋学”人生。

    路大荒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在聊斋学以外的诸多领域也有很深造诣。如绘画，曾赢得张大千、黄宾虹、陈半丁等名家的赞许。尽管博学，但他始终清醒地知道，该深挖哪口井。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深知真正厚实博大的学问，必然要经过极大的努力才可获得。为此，他读书、治学、从艺从不敢懈怠，无论是默存自守，还是荣名加身，他都宠辱不惊，专心于学术。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由于患有脑中风后遗症，身体活动受限，经常卧床，但仍然不忘“聊斋学”研究。他曾让孙女打开事先藏好的《蒲松龄集》，告诉她某页某段还有些必须修正的问题要记下来，并叮嘱她，此书以后如能再版，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改过来。学问做到完全忘我的境界，令读书人叹服。

    路大荒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纯正的人文学者，他的身上闪烁着令我们亲近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光芒。

（摘编自徐忠志《大荒见葱茏》、陈明超《“蒲学”研究第一人——路大荒》等）

【相关链接】爷爷青年时期，正值国内军阀混战。当时邓恩铭的叔父邓国瑾是淄川县长，他劝告爷爷说：“人生行为如黄河流水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若受制约可流入大海，希望你对事业有所抉择，好自为之。”爷爷深有感悟，从此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研究中去。

（路应和《怀念我的爷爷路大荒》）

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

    对于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来说，当年他选择留学的胆量，丝毫也不下于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个年代留洋充满风险。中国与欧美等国家隔着太平洋、大西洋，坐上船从启程到抵达，途中经过无边无际的海域，需要大半年时间。更何况把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完全陌生的西洋国家，然后忍受遥遥无期的隔洋相望、鱼雁传书，这对于从来没有出过家门的传统中国父母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容闳出身于穷苦人家，十三岁时，家居澳门。当时，澳门是来粤贸易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华洋杂居。在澳门，他在马利逊学校读书，受教于美国传教士布朗。当时他们班上只有6个学生。后来由于家人和自己健康的考虑要提前回美国，布朗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想带几个跟他学习多年的学生回国，继续完成学业。布朗说完，要求愿意跟他去美国的孩子站起来。当时班上只有3个学生站起来，而容闳是其中的第一人。容闳的母亲起初并不同意，经过容闳的劝说才勉强答应。布朗为此特地为准备随他去美国的学生找了资助人，这些资助人不仅负担学生留洋的全部费用，还承担了他们留洋期间学生家庭两年的生活费用。因此，容闳获得了赴美学习的机会。

    容闳初到美国，进了马萨诸塞州孟松城的孟松学校。“那时美国的生活、膳宿都非常便宜。贫困的学生都有很好的机会找点工作做，以解决学费问题。我记得当时的食宿费，包括燃料、灯和洗涤在内，每人每星期仅1元2角5分美金。”

    容闳从孟松学校完成学业后，获得的资助就此结束。他放弃了去苏格兰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同时又可以继续获得资助的机会，坚执地要留在美国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有教授建议他申请一份贫困生救助金，但条件是学成后必须做传教士。容闳不愿意为此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去做传教士，并以此换取获得救助金的机会。为此，他的大学生活很艰苦，最后是通过当地妇女协会的帮助，才获得了生活的救助。

    容闳在耶鲁学习，由于入学前准备并不充分，尽管他学习很努力，但是在总体成绩上并没有取得高名次。他在写作和抽象论方面却是出类拔萃的，因多次夺得英语作文奖而名扬校园内外。就读期间，因为贫穷，容闳很少参加校园内外的社交活动，所以也没有至交，显得孤独。可是他严于律己、刻苦学习的品行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之前，我已把自己将要付诸行动的事在心中规划出一幅蓝图。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我的志向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我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朝着这一目标奋斗着。”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毕生的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

    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决然离开美国回到中国。那个年代回中国的路程何其遥远，航程那么漫长，回程的船在茫茫大海中航行154天，况且又不是舒适的客船，那次航程被容闳描述为“令人厌倦的、最难以忍受的、漫长的”航行。况且他在美国呆了几年，中文水平已经退步到不能流利表达的地步，在船上与中国领航员甚至无法沟通，领航员听不懂他的话，他也很难明白领航员说的是什么。

    回到祖国后，他更换了无数的工作，每一项工作都是那么短暂。从中国留学的第一人，发展成为留学事业的开拓者，容闳不知道走过了多少坎坷的路。

（摘自香港《大公报》，有改动）

【注】容闳（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刘慈欣：当代中国科幻第一人

    2013年8月23日，一个消息震惊了中美科幻界：著名科幻读物出版社——托尔出版社宣布，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科幻扛鼎之作《三体》，即将登陆美国——这是中国大陆长篇科幻小说首次在海外主流出版社出版。

    刘慈欣，1963年出生于北京，当时他父亲是北京煤炭设计院的干部，母亲是一名复员军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家被下放到山西阳泉一家煤矿，父亲做矿工，母亲当小学教师。高中毕业后，他考入华北水利水电学院，读的是水电工程专业。

    追溯刘慈欣爱上科幻文学的源头，当是那本父亲从北京带回来的凡尔纳的《地心游记》。读到这本书，刘慈欣说自己“一下子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就像是寻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在父亲床下的一个小木箱里，他还看到了卡赞采夫的《太空神曲》、叶弗列莫夫的《仙女座星云》。入了迷的刘慈欣手不释卷，把这些书看了一遍又一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外国的科幻作品在国内解禁，他又读到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环游月球》及一些苏联的科幻文学作品。英国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的作品，更使刘慈欣领略到科幻的震撼和巨大魅力。刘慈欣说自己从克拉克的作品中感受到宇宙的广袤和神奇，看到科幻“像造物主般”创造出一个个“真实到精致可触摸的想象世界”。

    1978年，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面世，初版就销售一百六十万册。看到中国人写的科幻小说，刘慈欣倍感亲切，从而跃跃欲试。这个当时只有十五岁的初三学生开始尝试写作科幻小说。这篇小说虽然没有发表，却开启了他的想象之门。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幻文学陷入低谷，许多科幻作家纷纷搁笔，而迷恋科幻的刘慈欣欲罢不能，他一有想法，就写出来，稿子写了不少，却连能投稿的杂志都找不到。短篇写得不过瘾，刘慈欣又摆弄起了长篇。1989年，他完成了《中国2185》，两年后的1991年又写了《超新星纪元》。后者被评论界赞誉为“一部文明浴火重生的宏大史诗”。创作于20世纪末的“大艺术三部曲”（《梦之海》《诗云》和《欢乐颂》），已凸显出刘慈欣在写作上新的感悟：细节写得越细，越能显示出作品的宏大。

    1999年发表于《科幻世界》杂志的《鲸歌》，标志着刘慈欣真正走上了科幻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道路。刘慈欣从此走上了创作优秀作品的快车道。书评人彭忠富说：“他的科幻都是根植于现实之上的科幻，而不是毫无根据的捏造。他为未来打开一扇窗口，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自己。在这种未来与现实的有机杂糅中，充满了作者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悲鸣，对未来人性的拷问和反省。”

    沉积了二十余年，寂寞了二十余年，刘慈欣火了，拥有了无数的粉丝。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低调内敛，甚至在“三体”系列在中国文坛大红大紫之后，他的同事对他的写作仍一无所知。一天，一位要好的同事见到他，说：“我在网上看到有个写科幻小说的人很火，他的名字竟然也叫刘慈欣！”刘慈欣听了，一笑置之。

    在中国文坛，科幻文学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而刘慈欣的出现，引起了主流文学的广泛注目。刘慈欣认为：“真正好的科幻作品是要把很虚幻很空灵的东西描写得很真实，像新闻报道那般真实。”科幻作品要持续不断地突破想象的边界，一般科幻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时时有枯竭之虞。而刘慈欣却一部接一部地出作品，令人目不暇接。在他看来，比起主流文学，科幻的世界广大丰富得多。他说：“现在主流文学，为什么手法变革那么快？有种说法是，因为故事已经讲完了，只能在形式上面创新。但是科幻的故事还没有讲完，科学也在继续为我们提供新的故事。每年科学都提供大量新故事，而最普通的科学，比如牛顿三定律，仍然有巨大的故事资源，要写完，很难。”

    《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一文，对科幻文学的边缘化地位发出了不平之声：在主流文学中，由于人性超越一切的吸引力，太阳和其他星辰都是围绕地球转的。太阳的存在只是为了照亮纯朴的田园，月亮的存在只是为了给海边的情侣投下影子，银河系的存在几乎没有必要，好在有个东方的神话用到了它，虽然那对情侣即使以光速跑过鹊桥，也要花十万年时间才能拥抱。在刘慈欣看来，主流文学就是一场人类的“超级自恋”，而科幻文学恰恰是文学“再一次睁开眼睛的努力”，超越主流文学的“超级自恋”，让文学与宇宙重新连接起来。

（《名人传记》2015年第二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刘慈欣也喜欢钻研科幻文学理论。他认为，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科幻文学既涉及文学，也涉及科学，希望“科幻与科学永远成为好朋友”。他还曾对文学界一直奉为圭臬的“文学是人学”的理论提出了疑问。（重庆日报网《“刘慈欣与中国科幻文学”研讨交流活动综述》）②刘慈欣的写作，构思宏大，善于将极端的空灵和厚重的现实结合，注重表现科学的美感，又兼具人文关怀。通常，科幻小说似乎并不被主流科学家看好，甚至被后者轻视，但大刘的书是个例外。科普作家李淼说：“他的书特别有想象力。看了大刘的东西，就像看金庸一样，你都不想看别的同类作品。大刘对物理学非常熟悉，这是让人吃惊的，他想探索现代物理学给未来提供的无限可能性。”（南都周刊《人物：本土科幻作家刘慈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