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周全而有光

                                                                                          王乾荣

     周有光，江苏常州人，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当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

跟周有光老人首次见面，在2006年7月14日全国政协礼堂《群言》杂志创刊20周年座谈会上。周有光是与会者中最年长者。他中等个子，穿着朴素，风姿儒雅，戴黑色上缘框框的眼镜，面容滋润，目光睿智，头发稀疏而白，乍看，六七十岁模样，只迈步稍稍蹒跚。

     周老曾遭遇“被下放”诸种坎坷，他都平和豁达以对。他也不求什么世俗的荣华富贵。天长地自久，人道有亏盈。对人生真谛通透的体味，自足达观，随时“锻炼筋骨”，也许正是这位文化老人长寿的“秘诀”。他说了：“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作为学人，善于思考，“伏案太勤”，周先生一生著述等身，百岁过后，仍然关注社会民生，笔耕不辍，尚能一年写一本书，可谓奇迹中的奇迹。

     年轻时留美攻读经济，一个偶然机遇，改变了周老的后半生。他说自己的人生，原是个“错位”。可正是这个错位，使他成为一个著名语言学家和文化大师，成为新中国文字改革方面的重磅专家。周老幼年即具语言天赋，他那颗语言中枢敏感发达的大脑，对这门学问的奥妙魅力，充满浓厚的兴趣和热爱。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期间，他即选修《语言学》，热衷于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并且发表过相关论文。

这个“拉丁化运动”，简单说就是使用拉丁字母——或称罗马字母，周老笑说“有人指它是‘帝国主义的字母’”——给汉字注音，进而以拉丁字母拼写汉语，使汉语成为世界通用的“蝌蚪文”。这是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从未涉猎过的先锋学术活动，始于100多年之前。

     周老语言、文改方面专著以及与之相关的论述，达20多部，广为人称道；而经济学著作仅三两部，鲜为人知。周老在语言学方面的卓越建树，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巨大贡献，学界和坊间众口一词，赞誉有加。但是近年众多媒体一味尊之为“汉语拼音之父”，他却“敬谢不敏”，诚道“不敢当”。“丝绸西去，字母东来”（周有光语）。来干吗？来拼音。汉语拼音又不是他周有光“生”的，他怎能当人家“老爸”呢！

     今天，凡中国人，以及学习和使用汉语的外国人，谁离得开《汉语拼音方案》规定的拼音法？联合国也要用它呢。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开辟了汉语和中国文化走向国际社会的一条便捷通道，功不可没。仅从这一点看，周有光其名，便将彪炳青史。

改革开放初期，为加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通晓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又被邀参与英文《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汉译，为中方三专家之一，因此人称“周百科”；中方另二人，一是新闻巨子兼大学者刘尊棋，一是被誉为“万能科学家”的钱伟长教授。

     《百科全书》号称“没有围墙的大学”，翻译这本书，是一个浩大工程，对于不管多大的学者来说，也是一个学习、重温百科知识的过程。而这于周老，又是一个机遇。也许正是这一工作，激发了他研究全球化、信息化、语文现代化和世界多国文化的热情，使他晚年的学术生活，在更广阔的领域大放异彩。这时的周有光，就不只是翻译百科全书意义上的“周百科”了，而堪称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杰出学者。

      周老学问大，但他不是只会躲在象牙塔里啃书本的书呆子。他研究语言，搞拼音，也没有让一串串字母，将自己纠缠在一个狭小天地里。大学者雕小虫忙，近年《群言》杂志，几乎每期都刊登他议论社会现象的短文。他其实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斗士，其人具有杂文家惯于挖掘社会病的特质，但不赤膊上阵。他把自己的“愤”，化在平实睿智之中，常以机智独特的方式针砭时弊，文字读来别有不愠不火、绵里藏针的风味。

周老说：“我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快乐到老。”但愿，在《群言》40周年庆祝会上，还能聆听这位极其独特老人的宏论。

（选自《北京日报》2011年11月22日 有删改）

托尔斯泰的眼泪

余杰

    ①年轻的艺术家夏里亚宾跟友人、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一起去看望托尔斯泰。夏里亚宾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要知道，这是我有生以来初次面对这样一位以其语言和思想令世人激奋的巨匠。以前我只是从画像上见过列夫·托尔斯泰，现在是活生生的本人。”以前，他从照片上得出的印象，托尔斯泰不仅是精神的巨人，而且身材魁梧：高大、健壮、宽肩阔背。但是，此时此刻的托尔斯泰却是中等偏矮的个子。托翁亲切随和地向他伸出手来，小伙子感到非常害羞。即使是比夏里亚宾年长的拉赫玛尼诺夫，也感到很紧张，双手冰凉，小声说：“如果让我演奏，真不知怎么办——我的手都冻僵了。”

    ②果然，托尔斯泰请拉赫玛尼诺夫弹一曲。夏里亚宾忐忑不安，看来自己也要被点将唱歌了。不出所料，托翁让两人一起表演歌曲《老伍士》。托翁恰好坐在他的对面，两手插在短衫的皮腰带里。夏里亚宾有时无意中把目光投向托翁，发现托翁兴致勃勃地盯着自己，注视着自己的眼睛和嘴巴。当夏里亚宾含着泪水唱出将被枪毙的士兵最后一句话：愿上帝保佑你们回到家乡吧。托翁抽出手来擦去了流下的两滴眼泪。

    ③许多人把写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的托尔斯泰看作是遥不可及的巨人，当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真正的伟大却是平凡。托尔斯泰的那一串眼泪让我们窥见了他作为普通人的脆弱。在听演唱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托尔斯泰”来看待，他完完全全地投入到演唱者所创造的艺术氛围之中。这时，他成了一个普通的听众。正是在这种平常的心境下，他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这个时候的托尔斯泰才是最自由的，也是最美的。流泪的托尔斯泰比海伦还要美丽，我觉得。

④ 在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与他最亲近的人物之一是年轻的秘书费·布尔加科夫。布尔加科夫是托尔斯泰热情的崇拜者，当时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他在《列夫 ·托尔斯泰一生的最后一年》中回忆到第一次到托翁家的情形。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穿着西伯利亚式的毡靴，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地走进来。“我真高兴，非常高兴，”他说，“你来了，我需要您的帮助……”片刻之后，托翁关切地问：“您的嘴唇怎么这么干哪？您不舒服吗？”布尔加科夫回答说，可能是累了，因为晚上在车厢里没有睡好。“那你就躺着吧，”托翁指着沙发对布尔加科夫说，“休息一下，好好休息休息！”当我读到这个片段时，久久不想翻过去。这是一座怎样的大山啊，你已经感受不到它的高度。有的半高的山，很有些凌人的气质，做出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来。

    ⑤看看真正的大山吧——这位代表着一个时代精神的最高成就的老人是怎样待人接物的：一见面，托翁就把年轻人当作家里人。托翁面对20出头、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时，就像是老爷爷见到小孙子一样。托翁真不愧是大作家，一个照面就发现了年轻人干裂的嘴唇。那句问候，真是让人如坐春风。一切繁文缛节都显得多余了。

    ⑥那些汗牛充栋的颂歌，在这样一些细节面前轻如鸿毛。流着眼泪的托尔斯泰，是不需要任何颂歌的。

（选自余杰《托尔斯泰的眼泪》，有删节）

我是天生的诗人

施立松

    邵洵美生于豪富之家，祖父邵友濂是清廷一品大员，外祖父盛宣怀是清末首富。19岁那年，邵洵美进入剑桥大学读书，原本学习政治经济学，因喜爱文学，转而研读英国文学。混乱纷争的时代，邵洵美仍一味吟风颂月，追求唯美。在他眼中，艺术是自由、是奢侈、是繁荣，是灵魂在欢乐中的跃动。他写诗，要写在没格子的白纸上，字迹秀丽，行列清晰，匀称洁净，甚至可直接付印。他的英式诗风，诗句唯美，色彩斑斓。邵洵美因此被冠以“唯美主义诗人”的称号。但邵洵美对自己的诗作成就不太在意，只是享受读诗和作诗的乐趣。

邵洵美向往法国的文学沙龙，他特意将书房布置成“花厅”（邵洵美对沙龙的雅称），供朋友们聚会。他还发文呼吁：“但愿我国诸交际领袖，把麻将扑克的约会，易为文学的谈话，则真正的文艺复兴，不难实现也。”他决定“以身试法”，培养“附庸风雅”的风尚，自己做起“花厅先生”。当时，中国这样的“文艺客厅”少得可怜，有名气的仅上海曾朴的“真善美”书店，北平林徽因家中的“太太客厅”。邵洵美的“花厅”是诗人、小说家、画家聚会的场所。画家鲁少飞曾戏谑地画了一幅《文艺茶话图》，好比是20 世纪30 年代上海文坛的集体照，上海大部分文人都在其中。

    在很多人眼里，邵洵美是个十足的书呆子：重友情，轻金钱，物质财富在他眼中微不足道，为接济朋友，甚至是不相识的文人，他也慷慨解囊。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要陪丁玲带着新生的婴儿，回湖南老家避难，可身无分文，邵洵美得知后，立即送了一千元给丁玲，并声明不需要还。为此，他也得了“文坛孟尝君”的雅誉。

    开书店、出刊物，于邵洵美是娱人悦己的梦想。他创办了《狮吼》月刊，开其出版事业先声。随后，他又用祖上遗产在上海静安路创办了金屋书店，号称“海上最高尚的文艺书店”，并出版《金屋》月刊。

    角色虽不断转变，但邵洵美的诗人气质、理想主义，却始终不变。转向出版业后，邵洵美仍不改唯美趣味，办刊物不忘注重形式美。他花五万美元从德国购买最先进的全套影写版印刷机﹣﹣由个人独资购买影写版印刷机，在现代中国出版史上，邵洵美是第一人。他为一大批朋友出书，奖掖新人，遇到贫寒尚未成名的文人不惜赔钱出书﹣﹣沈从文就是一例。

    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为邵洵美订了两张赴台机票，但他以不忍离开家人和工厂无法处理为由婉拒。叶公超得知后，说服海军用军舰带邵家的人与机器一道迁台，他也谢绝了。新中国成立后，邵洵美搞出版、办书店的热情不减。不久，《人民日报》一连七天刊文批评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物中的错误，出版社被迫停止运作。后来，他因一封英文信，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名逮捕审查。出狱后，他与儿子、儿媳妇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穷得连床都卖了，睡在地上。但他唯美初心不改，还是会用老妈子的刨花水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即使贫病交加，也照样把印有“杜甫草堂”的邮票制成书签自赏……老友施蛰存感慨：“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

    有人说，邵洵美是文学史上被严重低估的作家。对此，邵洵美生前早已释然。1936年，而立之年的邵洵美写了一首《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的诗：“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相关链接】①他爱写诗，有人评价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

（摘自《唯美诗人邵洵美》）

②对待抗日，邵洵美是坚决的。他积极投身抗日的洪流，在复刊的《时代》上发表《容忍是罪恶》，呼吁“要抵抗，要革命。有革命才有进步。”他支持出版的《老舍幽默诗文集》中就有《救国难歌》、《长期抵抗》等经典作品。他的五弟邵式军做汉奸，派人送来5000大洋，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他严词拒绝。

（摘自章克标《海上才子邵洵美传》）

马君武评传

唐志敬

    马君武初至日本，常写文章投寄各报刊。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编《新民丛报》，马君武成为撰稿员。不久，梁启超赴美游历，他代理主编职务。但由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本主义理论书籍，学习近代科学知识，他的思想逐步发生了变化，这表现在他于《新民丛报》发表的10篇译著中。他通过歌颂法国爱国女英雄贞德（《女士张竹绮》附诗）和菲律宾的爱国者（《茶余随笔》）及其它文章，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想。他初期的“保国”同“保皇”的联系不存在了，“维新”“勤王”“圣君”等字句不再在他的诗文中出现了，相反他推崇反抗专制的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拜伦、由保皇党转向反对专制与教会的法国大作家雨果。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是马君武从保皇维新到民族革命彻底转变的关键一年。是年初，浙江人章炳麟再次到达日本，马君武立即受到他强烈革命情绪的感染。章氏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马君武即为该会十名发起者之一，在行动上已加入革命的行列。不久，他参加了兴中会横滨分会。9月，孙中山自河内抵横滨，马君武经人介绍见到孙中山，听取他的革命主张，对孙佩服之至。经过比较之后，马君武对人说：“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则未来之人物也。”第二年春节，各省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举行新年团拜，欢迎清廷派赴日本考察的官员。马君武根据孙中山的事先嘱咐在团拜礼毕后，即登台演讲，声泪俱下，慷慨激昂，满座掌声，清吏失色。这标志着马君武与维新派及其思想的彻底决裂，也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革命影响。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马君武考取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应用化学，成为广西第一个自费出洋留学的学生。他除了学习功课外，还博览斯密、李嘉图、穆勒、马歇尔等名家的经济学著作。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孙中山自欧洲来东京，筹建中国同盟会，马君武积极响应，参加草拟章程。十月二十日（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正式创刊，马君武任主笔之一。

    归国后，他应聘为新创办的上海中国公学教务长，兼教化学。该校为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与联络站，很快就引起了清两江总督端方的注意，准备逮捕马君武。幸而得到了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帮助，岑春煊打电报和广西巡抚张鸣岐商量，以官费生资格保送马君武去德国留学。赴德途中，他又写下了《去国辞》《自上海至玛赛途中得诗十首》等诗。1907年秋，他进柏林工业大学学冶金专业。虽功课至为紧张，但他利用“夜间余暇”，还翻译了《矿物学》《平面几何学》等书。1911年夏毕业，得学士学位。

    国民党人举行宋教仁追悼大会，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致祭并讲话，他说：宋教仁是死于“官僚派”（指袁世凯）之手，宋死后，民国是否与之俱死，在于能否战胜“官僚派”，他希望国民党人竭尽心力，与“官僚派”斗争，坚持共和政治。自此马君武追随孙中山，投入到了反对袁世凯、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斗争当中。二次革命失败后，马君武已感到自己“不宜于政治生活”，便和中华书局签订为期三年的译稿合同，凭着这笔稿费，在1913年冬赴德，翌年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农业。1916年以蚕丝7种元素之分析论文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为我国留德学生获此学衔之第一人。

    马君武自1922年5月辞去广西省长后，感到“政治生活，真不是我所能过的”，而下定决心“再不从事政治生活了”。但作为一个真诚爱国者的他，是时刻将祖国的兴亡挂在心头的，他有“本位救国”的思想，但在工农业极端落后、政治腐败、战乱频仍的旧中国，他这个工学博士，实难觅得用武之地。1924年9月，厦门大学部分因学潮离校的学生，在一些教授的支持下，于上海创办了私立大夏大学，他们仰慕这位曾任过中国公学教务长的人的名望，敬请他担任校长，马君武在该校校董会及师生的热忱欢迎下，于11月24日就职。自此，他转入了教育界。后来，他相继担任北京工业大学等大学的校长。

    马君武终究是中国、尤其是广西近代史上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周恩来称他为“一代宗师”，《救亡日报》在他逝世后第三天发表的《悼马君武先生》的社论中指出：“作为一个政治家，马先生可说是纯正而清廉，作为一个学者，他更是沉潜而渊博。”说他的“亮节高风，可以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文人中一个可贵的典范”。

相关链接：①马君武原名道凝，字厚山，改名和（又名同），号君武，后以君武行世。1881年7月13日出生，祖籍湖北蒲圻。（摘编自华成《马君武传略》）②马君武以其改造中国的封建教育体制、力推现代高等教育的理念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与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同享盛名，誉为“北蔡南马”。（摘编自何岸《教育界马君武》）

叶嘉莹：一生与诗词相恋

    近日，92岁高龄的叶嘉莹在“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礼中获颁2015-2016年度“终身成就奖”。此前数十年间，她身挟满腹诗书，走遍中国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而她的伯父叶廷又，是一位有很深古典文化修养的中医。在伯父的引导下，深居大院的叶嘉莹常常把院子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词。1941年，叶嘉莹高中毕业，进入辅仁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见了她铭记一生的恩师顾随。顾随古典文化功底极为深厚，他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如痴如醉。师生二人常常诗词唱和，被师友传为佳话。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但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的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①”。

    如果顾随泉下有知，最高兴的肯定是叶嘉莹果然如他所期望那般做到了“别有开发”和“能自建树”。师徒二人在诗词世界里研读的轨迹，也有相似之处。顾随是受蔡元培之命学习西洋文学，得益匪浅；而叶嘉莹则在机缘巧合下，前往北美访问交流，在此期间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理论。叶嘉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便逐渐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种将中西理论融合的研究策略很快为叶嘉莹的诗词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成为叶嘉莹治学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在海外教书时，叶嘉莹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在翻译成英文后就要逊色不少。而用英文授课，也让她常常有不能阐尽其意之感。1979年，凭借一封寄给国家教育部的言真意切的信，叶嘉莹终于可以回国教书。从那年起，叶嘉莹便犹如候鸟一般，按照时令奔波于大洋两岸。她讲授古典诗词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1993年，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捐献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她自认，这一辈子，她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当年顾随的课堂上，她埋首苦记，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差地把顾随的讲课“录”了下来，并在几十年后整理出版。另一件事，就是她去海外以后，托人把台湾大学教授戴静山先生的古近体诗歌吟诵录了下来，并最终在内地推广吟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是她留给人们的两把钥匙。有了它们，人们要去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去感受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吟诵之美，尽可以循迹而得。如今，她也在打造自己的钥匙。她教书70年，留下来的讲课、讲演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等到出版之日，喜爱诗词的人们又将迎来一场精神盛宴。

    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面的美好、高洁的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做的事情。”“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节选自《东西南北·看人物（上半月）》2016年8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有人说过我是穿裙子的“士”。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的品格是士大夫的“士”，就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节选自《叶嘉莹：我是穿裙子的中国“士”》，有删改）

【注】①马祖道一是禅宗洪州宗的祖师，师承南岳怀让禅师。

百岁杨绛：坐在人生边缘，看时间跑、地球转

傅小平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寿诞。

    有人赞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

    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

    有人说得到她的一本书总要珍藏起来，她说：“我的书过了几时，就只配在二折便宜书肆出售，或论斤卖。”

    有人向她恳求墨宝，她说：“我的字只配写写大字报。”杨绛不惯于向人赠书，她认为赠书不外是让对方摆在书架上或换来几句赞美的话。

    有人请她出国访问，她说：“我和锺书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她说她最大的渴望是人们把她忘记。

（一）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旧式的柜子、桌子。室内也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她非常满足于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

    她和钱钟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钟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钟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诚如钱钟书堂弟钱钟鲁所说，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写作，平平淡淡度日。

    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她谢绝出席研讨会。她还将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800万人民币。

（二）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在评论家徐岱看来，一部《洗澡》就足以奠定她在百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不可轻视的位置。

    1958年，她准备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原著是西班牙文，她不懂。就先找来国外的译本看，如英文、法文、德文的，比较了五种译本以后，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杨绛想到，要想保证原汁原味，只有从西班牙文翻译。就这样，她开始自学西班牙文。两年后，杨绛开始翻译《堂·吉诃德》。1965年1月，第一部翻译完毕，并开始译第二部很快“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直到1972年春，从干校回北京，杨绛接着日以继夜翻译《堂·吉诃德》。1976年，《堂·吉诃德》第一、第二部全部定稿。次年，杨绛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底，《堂·吉诃德》出版。因为翻译《堂·吉诃德》，杨绛获颁西班牙国王亲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

（三）

    回首百年人生，杨绛欣慰于自己“甘当一个零”。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杨绛总能“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在杨绛看来，所以含忍是为了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她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更多来自于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她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她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到了“文化大革命”，支撑她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这份坚定的信仰。“我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正是这种坚信，让她和钱钟书即使在不幸中，依然书写着浪漫的人生传奇。而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杨绛，愈加通透。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有删改）

【注】杨绛先生：凡有学问、有名望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先生”，不一定完全指男士。如宋庆龄被称为先生。杨绛，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