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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论述类文本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困难

2015-2016学年广东惠州惠阳高级中学高一下学期期中语文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用典,也叫用事,是指人们在行文中引用(或借用)前人的言论和事迹等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用典作为一种文学修辞,如刘勰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其功能主要是使文辞更为含蓄和典雅。

    中国古代用典修辞早就有之。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出现了“互文性”的说法,它大体的意思是:一个文本不可能完全是自己的创造,一定是从别的文章中引用了、化用了某些成分;或是明写,或是化在自己的文章中。其实这个说法与中国古代的用典的意思差不多。用典变成了“互文性”,传统的文学修辞法变为现代的文学修辞法。

    那么,用典与社会文化有何联系呢?

    首先,用典这种文学修辞方法与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正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不断生成导致了用典这种文学修辞。社会精神文化的最初的生成可能是从民间到上层的,下层的百姓在劳动的实践中,由于有感受、有需要,形成了最初的歌谣。历史已经证明,下层劳动者创作的歌谣,必然会被上层的士人看中,于是拿过去加工,成为诗歌或其他作品。这种情况一代又一代这样持续下来。而士人从下层劳动者那里“拿过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用典”了,他们可能增加或减少一些字句,改变一些字句,或者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这过程从广义上说,就是用典。中国士人加工、改造、整理过的最早的诗歌(如《诗三百》),不断被后人“引用”或“化用”,创作成新的诗歌作品,这就更是“用典”了。因此“用典”是精神文化生成过程的重要一环,也可以说,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使“用典”成为一种文学修辞,“用典”是社会精神文化生成的产物。

    其次,再从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看,一方面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创造,另一方面是后一代的文化总是从前一代、前几代的文化里面继承一些成分。这继承中,必然要引用前代若干具体的资料,以说明新的文化意义,这就是典型的“用典”了。若用刘勰的话来说,文学的发展离不开“通变”两个字,“变”是根据现实状况提出新主张、写出新篇章,这是对古之变;“通”就是要学习古典,熟悉古典,吸收古典,使“变”建立在“通”的基础上。那么在这“通变”中,“用典”也就自然成为创造中重要的环节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情况不同,士人崇尚的风气不同,这又区别出“用典”的多少、好坏等。为什么到了宋代,会出现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把“用典”推到极端,提出“夺胎换骨”和“字字有来处”的主张呢?这就与宋代士人推崇的风气有关。他们更看重书本,而看轻了生活,或者说从现实逃向书本领域。黄庭坚生活的时代,现实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如与北方民族矛盾已经十分严重,内部纷争不断,而他们觉得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解决不了,他们逃向书本是他们与现实矛盾无法协调的产物。这样,黄庭坚看重的是杜甫和韩愈的诗“字字有来处”。

以上所述,说明了文学修辞中的用典的种种情况,其最深根源仍然在社会文化中。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文化的状况孤立地来理解文学修辞中的种种问题。 (摘编自童庆炳《社会文化对文学修辞的影响》)

(1)、下列关于“用典”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用典作为一种文学修辞, 是指人们在行文中引用(或借用)前人的言论和事迹等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亦即刘勰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 B、西方文论中所说的“互文性”,指从别的文章中引用了、化用了某些成分,其意思与中国古代的用典相似。 C、用典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引用,直接引用前人言论和事迹,一种是化用,把前人言论和事迹化在自己的诗文里。 D、在中国,用典修辞早已有之,然而在西方,直到上个世纪才出现,比中国晚了很多。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历史已经证明,下层劳动者创作的歌谣,必然会被上层的士人看中,拿过去加工,从而成为诗歌或其他作品,所以,士人的创作就是不断加工、改造、整理的过程。 B、《诗经》不断被后人“引用”或“化用”,创作成新的诗歌作品,这也说明了用典是社会精神文化生成的产物。 C、“江西诗派”把“用典”推到极端,提出“夺胎换骨”和“字字有来处”的主张,这与宋代士人崇尚重书本、轻生活的风气有关。 D、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继承和创造,而且二者密切相关,继承是创造的基础,创造是继承的变化发展;这当中“用典”是重要环节。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宋代士人之所以逃向书本,是因为他们生活的时代现实社会问题很多,而且他们觉得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无法解决。 B、“用典”这种文学修辞与社会文化渊源很深,与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发展,与各时代不同的社会风气及士人崇尚的不同风气密切相关。 C、用典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修辞,在文学创作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也引起了中外文论家的重视,所以文学创作应多用典。  D、“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这句诗中的“塞上长城”是化用南朝大将檀道济被宋文帝冤杀时所说的“乃坏汝万里长城”一语,这就是用典,委婉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壮志未酬的悲愤之情。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短文,完成文后小题

心理的调整

梁漱溟

    大家来到此地,都抱有求学研究之志,但我要告诉大家说:单是求知识,没有用处,除非赶紧注意自己的缺欠,调理自己的心理才行。要回头看自己,从自己的心思心情上求其健全,这才算是真学问;若能如此,才算是真进步。

    人类所以超过其他生物,因人类有一种优越力量,能变化外界,创造东西。要有此改变外界的能力,必须本身不是机械的。人类优长之处,即在其生命比其他物类少机械性。这从何处见出呢?就是在于他能自觉;而更进步的,是在回头看自己时,能调理自己。我们对外面的东西,都知道调理他,譬如我们种植花草,或养一个小猫小狗,更如教养小孩,如果我们爱惜她,就必须调理他。又如自己的寝室,须使其清洁整齐,这也是一种调理。我们对外界尚需要调理,则对自己而忘记调理,是不应该的。

    不过调理自己与调理东西不甚一样,调理自己要注意心思与心情两方面。心思方面最要紧的是要条理清楚。凡说一句话,或作一篇文章,总要使其清楚明白。如缺乏条理,徒增多知识是无用的,因为知识是要用调理来驾驭的。至心思之清楚有条理,是与心情有关系的。在心情不平时,心思不会清楚,所以调理心情是最根本的。

    对心情应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懈,一是乱。懈是一种顶不好的毛病,偶然懈一下,这事便做不好;常常散懈,则这人一毫用处没有。在写文章时的苟且潦草敷衍对付,都是从懈来。文章写得短不要紧,最不好是存苟偷心理。一有这心理,便字不成字,话不成话,文不成文。苟且随便从散懈心理来,干什么事都不成样儿。乱是心情不平,常是像有点激动,内部失掉均衡和平,容易自己与自己冲突,容易与旁人冲突,使自己与环境总得不到一个合适的关系。乱或暴乱,与散懈相反;散懈无力,暴乱初看似乎有力,其实一样的不行。因其都是一种机械性,都无能力对付外面变化,改造环境。然则如何可不陷于机械而变成一个有能力的人?这就要能自觉,不散懈,亦不暴乱,要调理自己,使心情平和有力,这是改变气质的根本功夫。

    调理自己需要精神,如果精力不够时,可以休息。在我们寻常言动时,绝不可有苟且随便的心情;而在做事的时候,尤须集中精力。除非不说不做,一说一做,就必须集中精力,心气平稳的去说去做。譬如写一篇文章,初上来心很乱,或初上来心气尚好,这时最好平心静气去想,不要苟且从事,如果一随便,就很难得成为一气。所以我们的东西不要拿出则已,拿出来就要使他有力量。诸同学中有的却肯用心思,但在写文章时,条理上还是不够,有随便苟且之意,字句让人不易看清楚。有的同学还更差些。这不是一件小事体,这是一个很要紧的根本所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隋唐时期,邮驿制度的完善,保证了全国驿传的正常进行。

    隋朝国祚甚短,关于邮驿系统的记载不多,但零星留下的史料足以使人观察到当时邮传的效率。《隋书》记载,隋炀帝亲征高丽,30万大军就是凭邮驿集结的。杨玄感叛乱,隋炀帝两次发兵讨伐,都依靠全国的驿路。

    李唐建国后,邮驿制度在隋朝基础上更加完善。在王朝中央和地方,有专职的邮驿官吏。《唐六典》载,六部中兵部下设的驾部郎中,专管国家的驾舆和驿传之事。驾部郎中同时也管马政,这样便于邮驿中马匹的统一使用。在地方,诸道节度使下,有专管邮驿的馆驿巡官四名;各州,由州兵曹司兵参军分掌邮驿;到县一层,则县令兼管驿事。至于乡一层,《通典》记载,唐玄宗以前,主理驿务的称为驿将,本不固定,由当地“富强之家主之”,唐肃宗以后改由政府任命驿长主管。这套十分完备的邮政机构,管理着全国两万多名邮官、驿丁和总计约五万里驿程的邮路。

    唐政府还有定期对全国邮驿的考核制度。《唐会要》载,唐宪宗元和年间,曾让各道观察使任命判官,到各州县考核邮驿事务,完成任务者有奖赏,有违法越轨行为者将受到惩罚。考核而外,还有不定期巡视。唐玄宗、肃宗、代宗时都曾派政府大员到各地视察邮驿情况。为保证邮驿正常运行,唐政府在各驿站还设有防兵。唐代宗时在洛阳至淮河的运河两岸,每两驿置驿防兵300人。

    唐朝规定,全国各地的邮驿机构,各有不等的驿产,以保证邮驿正常开支  这些驿产包括驿舍、驿田、驿马、驿船和有关邮驿工具、日常办公用品和馆舍的食宿所需等等。清代顾炎武《日知录》中说,唐朝“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府舍必皆宏敞”;唐朝驿舍也“丰屋美食”,比较“雄大”。唐朝的驿田,按国家规定,数量也较多,据《册府元龟》裁,唐朝上等驿拥田达2400亩,下等驿也有720亩。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其他收获,也用作驿站日常开支。唐朝陆驿备有驿马,水驿备驿船。按《唐六典》规定,陆驿上等者每驿配备马75至60匹不等,中等驿配45至18匹,下等驿配12匹至8匹。有些驿站还配有驿驴。水驿则配备驿船,从四艘至一艘不等。唐政府每年从全国各地收上驿税150万贯左右,分到每个驿站经费约1100贯。

沿途从事传送政府文书的官员待遇是优厚的,连基层邮驿一站之长的驿长,也能过上悠闲生活。太平时期有些小站驿长,因客稀事简,有时竟能以诗酒消磨时光。唐代赵嘏《赠馆驿刘巡官》诗说:“云别青山马踏尘,负才难觅作闲人。莫道馆驿无公事,诗酒能消一半春。”李商隐也有诗曰:“绛台驿吏老风尘,耽酒成仙几十春。”当然这是个别的例子。一般情况下,驿长的邮务还是繁忙的,就像柳宗元《馆驿使壁记》所说:“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送往迎劳之礼,无旷于日。”

(摘编自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120多位艺术家的书画作品展正在各地巡展,行草隶篆、水墨油画,将这些知名艺术家的情趣和修养,从一个侧面传递给观众,确实值得一看。但是,算一算他们的岁数,你也会心存遗憾,他们大都年过花甲,乃至耄耋之年,而年轻一代寥寥无几,尤其那些当下正红的年轻表演明星们基本阙如。或许他们没有时间参加这一盛会,或许书画艺术需要岁月的积淀,可是,他们的文化情趣平时又体现在哪里呢?

    无论创作还是表演,文化情趣很关键,一代代艺术家身体力行,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书法、绘画、诗词歌赋,是许多老一代电影、音乐、戏剧名流的基本功,学贯中西更是他们知识储备的特征。去年辞世的于是之就是戏剧演出的大家,但他的散文功底、书法功力和深厚学养也是公认的,正因为这种底蕴,让于是之的表演充满魅力,有口皆碑。可以说,具备了多种文化情趣,拥有了广博的知识,不但有助于领悟把握艺术,还可以为人生带来丰富的意蕴,不至于老在那里空虚烦躁,尤其是压力和烦闷难以排解时,在文化情趣的滋润下,就有可能顺利地疏通。

    其实,当下很多明星的学历并不比老一代艺术家弱,读完大学本科的很普遍,读过研究生甚至出洋留学的也不少见,但不知为什么,一说起文化情趣,好像大多不如前辈。写字,除了经过精心设计的那个谁也认不出来的签名外,很多人只要拿起笔,往往都是蛇首豸行;绘画,大约许多人还从来没有走进过美术馆和博物馆呢;而且,更有不少唱歌的却不了解戏剧,也有身在戏剧行当的却又不懂歌剧和交响乐,还有演影视的居然不明白文学为何物。另外,将艺术仅仅当做技术的也大有人在,这样的技术只适合在公众场合炫耀,而不可能转化为修养与情趣。

    今天身在演艺界的人们,其国际交流的环境、掌握现代技术的水准、生活样式的多姿多彩,都远超过老一代人,只是他们的文化视野实际并不比前辈宽广,对人生的认知也十分狭窄,这恐怕与轻视文化情趣有直接的关系。尽管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生活特点,知识储备当然也不必强求一致,文化情趣或许可能各有所长,当今也有很多传递手段过去连想都没有想过,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涵养方式,都是为了多一点情趣、多一些润泽、多几种品鉴渠道,这些,对人生对艺术专业总会有所裨益。

    现在年轻一代,网络知识很丰富,玩游戏的水平相当高,在虚拟空间可以畅行无阻,但如果身在演艺界,现实生活的体验、多方面的文化培育,依然不可或缺。否则,戏路就会单一,演艺生命就会速朽,还有可能在不该栽倒的地方栽个大跟头。

    正当红的明星,虽说具有宽阔的商业前途,拥有大量的网络粉丝,可以占据收入排行榜的前列,然而,他们的生活却可能很无趣,闲时兴许还很无聊,底线又相当的模糊,于是,触碰底线的事情时有发生。文化情趣并不能保证人的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但起码可以让生活充实,让闲暇丰富,让趣味不那么低下。

    丰富的文化情趣,对演艺界不可或缺!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节)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

    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达尔文把这一行为称作“最独特和最具人类特征的表情”。达尔文早在研究进化论时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发现,不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在感到难为情时都会面红耳赤,而包括一些灵长类在内的高级动物却不会出现脸红。达尔文解释不了这种奇怪的现象。著名生物学家、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弗朗斯·德瓦尔教授也把脸红描述为“进化史上最大的鸿沟”之一。他说:“我们是唯一对尴尬情境或者谎言被揭穿时脸会变红的灵长类动物。”可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表达内心情感的信号呢?

    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脸红是由人的大脑决定的。当遇到特殊刺激时,人们通过眼睛、耳朵等感受器官把刺激信号传给大脑皮质,而大脑皮质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刺激肾上腺,而肾上腺受到刺激,就会分泌出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在体内由酪氨酸转变而来,它的作用特点是,少量分泌时能够使血管扩张,尤其引起脸部的皮下小血管扩张;可是大量分泌肾上腺素的时候,反而会使血管收缩。当外界刺激比如害羞等信号传入大脑的时候会分泌少量肾上腺素,就引起面部血管扩张,血流增加,血的颜色是红的,所以容易引起心理性脸红。

    科学家认为,如果用“险恶、野蛮和无礼”来描述人类早期社会是正确的话,那么冒犯是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的。结果,人类就发展出了表达歉意的方法,以告诉别人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而感到后悔。

    想想你们家那条狗的表现,当它在你的院子里刨坑被你发现时,它就在地上打滚。你的狗躺在地上向你展示它的肚子,告诉你它不想在此时挑战你的愤怒——这是痛悔的表示。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难对一条在地上翻滚的狗继续保持愤怒。与此类似,脸红可能是人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而懊悔的标志。通过脸红,我们可以告诉别人我们认识到了自己做得不对,我们正为此付出代价。而此时看到我们脸红的人则可以了解我们在那一刻所经历的不快感受,脸红也许就是我们对所犯错误表示歉意的身体语言。

    当然,对人类来说,语言才是最主要的交流方式。但是语言是受意识控制的,可以进行欺骗,而不受意识控制的脸红却能透露真实的想法,这些想法有时是你想用语言掩饰的。脸红发出的信号有时甚至比语言还要准确:脸红会让人们的撒谎变得困难。因此脸红使人类保持诚实可信,促使群体更团结。

    在哺乳动物中,只有灵长类具有三色视觉,能够看到由三原色组成的彩色世界,其他哺乳动物都是色盲。如牛、羊、马、狗、猫等,几乎不会分辨颜色,反映到它们眼睛里的色彩,只有黑、白、灰3种颜色,如同我们看黑白电视一样单调。感谢造物主让人类有一双最敏感的眼睛,也只有这双眼睛才能捕捉到脸红的信息。

(摘编自《百科知识》2012.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试题。

    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被删减的消息引发各界热议。支持删减者拿出“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顺口溜做论据,反对删减者认为鲁迅精神到什么时候也不能丢。

    双方争执不下,让编教材的老师们好生为难。依我看来,鲁迅的文章,删点为妙。鲁迅是生活在上世纪早期的人,虽然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但毕竟是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又曾在日本留学,文风难免古风萦绕,中西夹杂,拗口难懂。不只学生看了如吃了“摇头丸”,就是老师们讲起来都觉得头疼。删除一点这样的文章,可能师生们都会拍手称赞,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但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硬汉”形象,毛主席就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删了鲁迅杂文,换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会不会无意识中让祖国的花朵们误入迷途?

    鲁迅不是常青树,但他的精神是不朽的,所以至今被人们深深地怀念。中国有个古老的新词,叫“与时俱进”。对于鲁迅的文章,照抄照搬,“拿来主义”,是不是违背了鲁迅先生的初衷?我们学的是鲁迅的精神,而不是他夹杂着日式表达的拗口白话。在教材中删除鲁迅的原文,难道不能用新时代具有鲁迅精神的文章“取而代之”?

    新时代有没有活着的鲁迅?我看肯定是有的。否则鲁迅逝世了,中国岂不真的折了“脊梁”?当今社会拿着“匕首投枪”,对不平、不公、不正大声疾呼,叹国人之麻木,怒国人之不争的大有人在,针砭时弊的好文章也比比皆是,编辑们选用他们的文章进入教材,既继承了鲁迅之精神,又克服了晦涩难懂之弊端,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鲁迅”在教材中也应与时俱进。把鲁迅当成权威,放进“神坛”,本身就是对鲁迅的污辱。依我看,世上的千里马不少,只是有些人相信权威,没有伯乐的眼光罢了。真正继承鲁迅精神,是善于发现继承鲁迅衣钵的人,而不是硬着头皮念鲁迅创造的“三字经”。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特定文化历史圈子里的人对其文化及其发展历程的充分认识,对其文化的来龙去脉要有自知之明。简言之,文化自觉实际就是文化的自我反思、自我觉醒的过程。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为此,他晚年曾将文化自觉的历程进一步精炼概括为十六字原则。

    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序列中,文化自觉是最具前提性的。从理论经上说,只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学,才会有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也才会有文化自强的底气。当然,我们今天谈文化自信、文化自强,首先必须要有置身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进程中的真正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对文化软实力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较量中的充分体认,要有对西强我弱的文化格局中文化安全的足够估计。在现实中,在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基于文化自觉的文化自信才是接地气的,真正立得住的,叫得响的,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自强也才是有底气的,一个真正的文化强国才是可期待可达致的。

    较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最具根本性的。文化自信何以是“四个自信”中最具根本性的自信呢?这是由文化的来源、功能和地位所决定的。从文化的来源来看,文化即人化,文化无时无刻不深深地带有人类活动的印记;从文化的功能来看,文化即化人,《周易》有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文化的地位来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就此而论,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其血脉是不通畅的,精神家园是坍塌的,没有文化浸润滋养的人民,精神是没有寄托之所、灵魂是没有栖息之地的。

    当“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成为一些人的追求和目标的时候,当“老人摔倒,管还是不管”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禁会问,我们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与价值?在现实中形形色色的文化错位、价值乱象的浮云面前,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文化的本性及其应有的地位心知肚明、了然于心,不畏浮云遮望眼。因此只有在“四个自信”的坐标中重新审视文化自信,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其根本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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