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最为突出的两位。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流传远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没有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佛教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佛教具有建构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选自张三夕《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有删改）

颠覆传统的读书方式——移动阅读

    《2011年中国人移动阅读报告》显示，过去的一年中，国人共进行了9亿分钟（相当于17个世纪）、6亿次移动阅读。上班路上成为移动阅读的高峰期，其次人们也喜欢在床上、沙发上、洗手间、下班路上阅读。

    移动阅读是什么？移动阅读是指人们用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数码终端如手机、电纸书、平板电脑等进行阅读。阅读的内容包括数字化的书籍、报刊杂志，也包括博客微博、视频等。

    谈到移动阅读，不得不提手机报。自从2004年7月中国首份手机报诞生以来，手机作为“装在口袋里的媒体”开始步入人们的生活。它的移动性、便携性、互动性、贴身性等优势，满足了信息时代受众在“碎片化时间”中阅读的习惯，用手机进行移动阅读得到认可和追捧。

但是，基于2.5G网络的手机报只能看做是移动阅读的“前世”。随着3G无线互联网时代来临，阅读必将朝着丰富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阅读内容单一的手机报，在电纸书、智能平板、PSP等具有通信功能的移动终端上阅读成为潮流所向。这些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平台，使得随时随地可读、海量信息聚集、声像图文并茂成为可能。移动阅读时代到来了。

    移动阅读与传统的阅读方式相比，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目前，移动阅读可以分为电子阅读器（电纸书）和阅读客户端两大类。电纸书可以阅读PDF、TXT等大部分格式的电子书，一些电子阅读器的电子墨水技术使得辐射能耗低、不伤眼睛、效果逼真，阅读时好像玻璃下压着一本纸质书一样。而阅读客户端是通过阅读应用软件向读者推送电子书，用户可以下载或在线阅读。

    历史上，人们常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藏书多，存放时可堆砌至屋顶，运书时让牛也出汗。然而在移动阅读时代，书房将不再“汗牛充栋”，一部普通的电子阅读器就可以存储成千上万本书籍，并把他们放入口袋中随身携带，这种方式使得阅读“飘”了起来。

    同时，阅读器或阅读软件的书签、笔记、分享功能大大提高了阅读的效率和深度。读到精彩处，兴起时，轻点按钮，用微博等移动社交工具和他人分享阅读心得。这样，通过小小的阅读终端，便能以书会友。

《新民晚报》总编辑、上海市记协副主席陈保平在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演讲时说：“移动阅读将成为未来一种主要的生活方式”。CNNIC统计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到3.88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另据易观国际报告，手机阅读已成为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高频率使用的应用之一，每天阅读一次及以上的用户占比45%。摩尔定律预示着移动阅读将汇入这样的科技潮流：阅读器更便携，性价比更高，阅读体验更好，阅读量更大。可见，未来移动阅读将在手机上大有作为，“飘”起来阅读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海量信息是把双刃剑，带来丰富选择的同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移动阅读让人们买的书越来越多，加上阅读器上从一本书切换到另一本书的功能很方便，使得读者更难从头到尾读完一本书。并且，在公交、地铁等嘈杂的环境中阅读，知识的吸收难免会大打折扣。因此陈保平也提出：这种碎片化的“浅阅读”是否会对人的思维方式、分析能力有负面影响，这也是人类每次拥抱新技术的同时，值得警醒的地方。

狗是怎样成为人类朋友的

    在与人类的关系上，没有哪种动物能比狗更亲密了。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狗一般都比较温顺。但仅仅温顺不足以说明人类为什么喜欢把狗养在家中。羊也很温顺，但是很少有人把它们当宠物喂养。

    美国哈佛大学的布赖恩·黑尔认为，狗对人的社会暗示极其敏感，这使得它们能和谐地融入人类社会。大猩猩的智力通常被认为仅次于人类，黑尔博士因此决定通过实验比较一下狗和大猩猩的各种能力，以此验证自己的观点。

    他在受试的动物面前摆放两只倒扣的杯子，接着把杯子藏到屏壁后面，在其中一只杯子的下面放了一小块食物，然后把屏壁拿走，受试动物必须选择看哪只杯子的下面放有食物。如果实验者不给任何暗示，这两种动物正确发现食物的比例都是50%，与预期的一样。但是，如果实验者以某种方式暗示哪只杯子下面有食物，狗每次都正确地找到那只杯子，而大猩猩不论重复多少次这种试验，都无法明白人的暗示。

    黑尔博士对此感到满意，因为这至少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接着他又提出了下一个逻辑问题，即狗对暗示的敏感能力是如何形成的，他提出了三种假说：

    第一，这种技能是从狗的祖先狼身上遗传下来的。不过实验又证明，在发现食物藏在哪只杯子下面这一点上，狼的能力并不比大猩猩强。第二，这种社会敏感性是狗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学来的。黑尔博士选择那些在狗房里长大且与人类接触极少的狗和爱狗族家里养大的狗进行同样的试验，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差别。第三，这种对人类暗示的敏感性是后来形成的遗传特性，这种特性是为了使狗进入新的生活环境，与人类共同生活。

    在新几内亚岛生活着一种名叫“唱狗”的狗，因为这种狗不会吠叫，只会像人唱歌一样地嚎叫。唱狗的身材与普通的狗一样，而不像狼的身材，这表明它们被驯化过。但是新几内亚的唱狗现在完全是野生的，历史资料证明它们处于这种状态已经长达几千年了。黑尔博士推断，这么长的时间足以使这种动物淘汰掉对它们不再有价值的特性。

    黑尔博士的这种推断得到了证实。即使那些从小被人驯养的唱狗，也同狼和大猩猩一样无法明白人类的暗示。因此可以下这样的结论：长期的野生环境从唱狗身上夺去了原先赋予它们祖先的能力——像理解同类那样准确理解人类的意图。

（节选自《自然与人》2005年11月12号）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宪宗欲从陕西凤翔的法门寺迎取佛骨舍利供奉宫中，韩愈不以为然，上《论佛骨表》，一题作《谏迎佛骨表》，结果险些丢了性命，最后在刑部侍郎任上被贬潮州。

    佛教在东汉从印度传入中国，魏晋之际玄学兴起，儒、道、释三教渐有融合之势，经南北朝至唐，三教的融合依旧，一些人在儒家、道家思想之外受佛教的影响，这是一种常态。而韩愈是固执的儒者，他视道、佛为异端，以儒者自居，坚定地捍卫儒学道统。他在《原道》中说：“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后面的九个字说得斩钉截铁，意思是要把佛、道之徒还俗，把他们的经书都烧掉，把佛寺、道观都改造成民房。难怪唐宪宗要把佛骨迎到宫中供奉的时候，韩愈挺身而出，激烈反对，《论佛骨表》就是这样问世的。

    韩愈说佛是“夷狄之法”，他在《原道》里也表达过不能将“佛”这一“夷狄之法”凌驾于先王之教上，或说是儒教之上。但他言及佛教在东汉流入中国后，忽地把笔宕开，叙说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禹直到周穆王在位年数和享年多少。韩愈要借此说明一个道理，这些帝王居位长久，生命长久，“非因事佛而致此也”。因为那时候佛教没有进入中国，也就无帝王事佛之事。这些叙说看似平淡，实际上隐含了韩愈说理的尖锐锋芒——因为唐宪宗事佛想的就是长命百岁。韩愈说，不事佛实际上是可以长寿的，不信你看看历史。

    韩愈随之和缓语气，说唐高祖李渊称帝之后，本想取缔佛教，只是由于那时的大臣目光短浅，不能洞晓先王之道、古今所宜，用先王圣明革佛教之弊，以致这事就放下来了。唐宪宗一生多次迎取佛骨到宫中供奉，元和十四年（819）的供奉，宪宗让中使（宦官）杜英奇率三十多位宫人，拿着香花，前往凤翔的法门寺迎请佛骨舍利到京城长安的皇宫，自然有群僧相随，又带动诸寺、众生供奉，成一时盛况，韩愈忧心不已。他对宪宗皇帝说：“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这话说得有些微妙。本来唐宪宗是惑于佛的，是希望崇奉佛骨以祈求福瑞祥和的，但他正话反说，说唐宪宗并无此意，不过是在年成很好、百姓高兴的时候，顺从民心，把迎佛骨到宫中供奉当作是“诡异之观、戏玩之具”，率大众游乐一场而已。这和韩愈称佛教为“夷狄之法”一样，亦可见他对佛教的轻蔑态度。韩愈是主张用儒家思想治理天下的，宪宗此举，在他看来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与他治理国家的思想完全背离，当他说出事佛会伤风败俗的时候，内心是相当沉重的。

    唐宪宗最恼怒的是韩愈在这封奏章中，说东汉后期至唐以前各朝年代短促，帝王寿命不长。居帝王高位者，谁不想延年益寿，统治久长？《旧唐书·韩愈传》记载：“疏奏，宪宗怒甚……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唐宪宗不愿宽恕他，是因为韩愈实际上诅咒了他事佛也将短命，没想到韩愈一语成谶，第二年宪宗就命丧黄泉了。当时，唐宪宗在愤怒之下，恨不得马上把韩愈的脑袋砍了，所幸宰相裴度等人为韩愈求情，说韩愈言有冒犯，但本心忠诚，陛下只有宽容他，以后才有人敢说话，不然就堵了言路。宪宗这才退让一步，把韩愈贬为潮州刺史，以解他一时的心头之恨。

（节选自《险让韩愈丧了性命的上书》，有删改）

    杜甫之所以能有集大成之成就，是因为他有可以集大成之容量。而其所以能有集大成之容量，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他生而禀有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杜甫是一位感性与理性兼长并美的诗人，他一方面具有极大极强的感性，可以深入到他接触的任何事物，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华；另一方面又有着极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脱出于一切事物的蒙蔽与局限，做到博观兼美而无所偏失。

    这种优越的禀赋表现于他的诗中，第一点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其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就诗歌体式风格方面而言，古今长短各种诗歌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运用，开创变化，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我们看他《戏为六绝句》之论诗，以及与当时诸大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酬赠怀念的诗篇中论诗的话，都可看到杜甫采择与欣赏的方面之广；而自其《饮中八仙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等作中，则可见到他对各种诗体运用变化之神奇工妙；又如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及“三吏”“三别”等五古之作中，可看到杜甫自汉魏五言古诗变化而出的一种新面貌。就诗歌内容方面而言，杜甫更是无论妍媸巨细，悲欢忧喜，宇宙的一切人情物态，都能随物赋形，淋漓尽致地收罗笔下而无所不包。如写青莲居士之“飘然思不群”，写空谷佳人之“日暮倚修竹”；写丑拙则“袖露两肘”，写工丽则“燕子风斜”；写玉华宫之荒寂，予人以一片沉悲哀响；写洗兵马之欢忭，写出一片欣奋祝愿之情。其涵蕴之博与变化之多，都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证明。

    其次值得注意的，则是杜甫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我以为每一位诗人对于其所面临的悲哀与艰苦，都各有其不同的反应态度，如渊明之任化，太白之腾越，摩诘之禅解，子厚之抑敛，东坡之旷观，六一之遣玩，都各因其才气性情而有所不同，然大别之，不过为对悲苦之消融与逃避。其不然者，则如灵均之怀沙自沉，乃完全为悲苦所击败而毁命丧生。然而杜甫却独能以其健全的才性，表现为面对悲苦的正视与担荷。所以天宝的乱离，在当时诗人中，唯杜甫反映者为独多，这正因杜甫独具一份担荷的力量，所以才能使大时代的血泪，都成为了他天才培育的浇灌，而使其有如此强大的担荷之力量的，则端赖他所有的一份幽默与欣赏的余裕。他一方面有极主观的深入的感情，一方面又有极客观的从容的观赏，如著名的《北征》诗，于饱写沿途之人烟萧瑟、所遇被伤、呻吟流血之余，却忽然笔锋一转，竟而写起青云之高兴，幽事之可悦，山果之红如丹砂，黑如点漆，而于归家后，又复于饥寒凛冽之中，大写其幼女晓妆之一片娇痴之态。此外，杜甫虽终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其诗题中却往往有“戏为”“戏赠”“戏作”等字样。凡此种种，都说明杜甫才性之健全，所以才能有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相反而相成的两方面的表现。这种复杂的综合，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又一证明。

（摘编自叶嘉莹《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

    成长于“五四”前后的郁达夫，视个性为现代散文的生命。强烈地表现作家的个性，这是郁达夫散文创作的理论认识，也是他“散文的心”。郁达夫指出，“个性”是现代散文与古代散文的根本区别。他说，“中国古代的国体组织、社会因袭，以及宗族思想等等，都是先我们之生而存在的一层固定的硬壳……这一层硬壳上的三大厚柱，叫作尊君、卫道与孝亲；经书所教的是如此，社会所重的亦如此，这些就是从秦汉以来中国散文的内容，就是我所说的从前‘散文的心’”。将目光由古代转入现代，他强调：“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哪里会有，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桎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他认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的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个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

    综观郁达夫的散文创作，自始至终就是循着这一原则构建的。他不加掩饰地向世人展示自己美好的、不可告人的，甚至是相当阴暗的一面，如《悲剧的出生》《我的梦，我的青春》《水样的春愁》《远一程，再远一程》《孤独者》《海上》《大风圈外》等篇章，无不透露出自己彼时的生活状况、 思想及行为，是其个性化记录自己的真实的文字，这些文字又比刻意为自己立传显得更率性而为，韵味十足。

    看一个作家是否是进步的，是否与国家、民族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不应仅仅从道德层面考量，而应看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关注，以及对普罗大众的爱。

    中国传统文化自古就有忧患意识，而“五四”以来，这种蛰伏在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显得更加强烈，“启蒙”与“救亡”这两个命题在“五四”时期被视为文化人最高的追求目标。而作为传统知识分子且深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的郁达夫，“启蒙”与“救亡”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形影不离且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有人认为“从早期的‘零余者’之作到后期颇具文人意识的游记， 个性与社会性的同一始终是郁式散文立意的一贯特色。郁达夫早期的散文虽有明显的日本‘私 小说’印迹，以自我表现为鲜明特色，但不是其他日本作家那种放弃了政治的‘自我’，而是社会性的‘自我’。祖国的现状与传统的儒家教育，使他的作品在表现个性的同时，也倾诉着时代重压下青年的苦闷和反抗。”因此，阅读郁氏早期散文我们才会感到_：“他的苦闷、彷徨、自哀、自惭都来自这种对个性的关注和社会对‘自我’的弃绝，以及现实对理想的嘲弄。‘自我’，是他个性的充分展露，悲剧意识就是他在社会和自我、理想和现实不断冲突的两难中那抉心自食的哀寞。 这份悲苦表现了一个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的孤寂、苦闷、渴求和彷徨。”

（摘编自周明全《郁达夫散文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