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　花

耿翔

    ①在大雪封山的日子里，是这些贴得红堂堂的窗花告诉我，在被雪埋得很深很死的山坡上，还有人家。或许是命里有缘，每次到陕北，都能遇上一些让我彻底动心的剪纸人，并且在回城后的好长时光里，都一心想着她们的面容。就是这次踏雪北上，在除了雪，几乎无别的色泽可寻的时候，也有一些生动透了的窗花，会突然从一个极不显眼的地方里，亮在一条村道上。

    ②说句真话，最初让我倾倒，并把窗花看得神物似的，是在好奇地抓住一位剪纸老人的双手的那一次。现在坐下来，坐在这一目了然的雪塬上，用没有尘土的心想一想，我迎着风的脊背，也会透出一层很热的汗来。那时，我就等在她的对面，看她像侍弄土地一样，在一块红纸上剪些什么。一剪一剪，随着一阵嚓嚓的剪刀之声，红粉似的纸屑，落了一怀。她每动一次剪刀，我的心都会收缩一次。在陕北，能让心一次次收缩的东西太多了。细数一下，有一路冲刷出来的壶口瀑布，有打动整面山坡的安塞腰鼓，有躺在沙漠中的红石峡，有悬在黄河上的白云山，还有绥德的狮子，清涧的石板，以及从每一道沟里，甚或每一块庄稼地里，都会随时响起来的信天游。而唯一让我的心收缩得发疼的，是她为我剪一幅窗花的全过程。守在她安详的神态里，我最初的浮躁，也像多余的纸片，被一剪一剪地铰去了，剩下的，正如从她手上成形的窗花，完全是一种艺术化了的东西。我不想说破，她剪给我的那一对窗花叫什么，但我要说，那里面一定藏着一个很美的传说。那是在陕北的山坡上，比荞麦和苜蓿花还开得热烈的传说呵。那传说中的主角，正盘腿坐在一方土炕上，内心热烈如火、亦平淡如水地为我铰着她的故事……

    ③看着窗花，我突然想起，陕北人在如此严实的窑洞里，为什么要安这么大的窗子这么大的门？在这么大的门窗上，为什么要贴这么多的窗花？应该这样说，在他们守望的家园里几孔温穆的窑洞，仅仅是一部分。而更广大的，还是他们一生躬耕着的土地。他们住在窑洞里，圈在脚地上的一年的收成，不能把他们送入梦乡。只有这些贴在窗户上、囊尽各种风物的窗花，才会让他们觉出，日子在这片贫瘠之乡，还过得很瓷实。因此，再不讲究的人家，也不会忘记在贴得拥挤的窗棂上，再添些新窗花上去。

    ④我不是地道的陕北人，无法说透这些剪纸艺术的真正奥妙，更不相信和我一样的文化人，用善心对它的穿凿附会。我深刻地记得，许多剪纸艺人只要一握起剪刀，就进入一种半癫状态。有的剪到入神时，一两天不吃不喝。有的边剪边唱，嘴里尽是些无字语的歌。看着她们，你一定会想，真正的艺术在哪里？真正的大师又是谁？对于这群以食为天之民，剪刀的分量会比镰刀重么？

    ⑤在陕北，这些出现在剪刀下，一看就勾魂的俗物，让人一眼望出一条吐纳百川的文化之河。这里的凡是叫得很响的艺术，绝不是风花雪月，墨香能染。那些锤钎凿出的石狮子，那些木槌敲击的牛皮鼓，有哪一样，不像在黄土上种植五谷，需要的是木和铁合一的工具？是的，陕北的人男耕女织，他们手里握着木头，握着铁，这是他们向土地索取衣食的最基本的方式。由此，我在对这些窗花惊叹之余，最为看重的，就是创造这种艺术的工具：一把普通的剪子。在这些婆姨们手上，一把剪子，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它能真实、或者夸张地铰出存在于陕北的所有物象。特别是她们的文化与想象的极大反差，却能创造出一些很抽象的窗花，谁会相信，这是出自于一群走在庄稼身边的女人之手？有时，我更愿意这样说：窗花，是一种与人俱存的艺术。上苍在造人的同时，就很认真地创造了它。

    ⑥当我冒着一天的雪花，要敲开一户人家的窑门时，我想，在紧挨着窗户的炕头上，应该坐着一位铰窗花的老人。她的不停的剪子声，应该是在雪的覆盖下，唯一剩下来的，一种超越感觉的响动。应该在言语之前，先去摸一摸这双虽被剪子磨僵，却能铰活陕北的手……

    ⑦站在贴得红堂堂的窗花里，我敲门的手，好光亮呵。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百家》，有删改）

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试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了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捧场景，发生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于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望，可以略暗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灵在《》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惑。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干门，细柳新蒲为谁颦”（杜甫《襄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顿挫，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读诗和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窗台上的烛光

（美）杰里·考林

    从工厂下班后，布福德朝家里走去。他耸着肩膀，步履艰难地走在泥泞不堪的路上，他住在一个大城市，尽管有时候他自己都忘了是哪座城市，也有些时候，他觉得没必要记住自己住的是哪座城市，反正所有的城市看起来都差不多。

    他告诉自己应该满足于目前的生活，因为他有工作。那是1934年，大多数人处于失业状态。但是工作让他身心疲意，他没心思在圣诞节好好地玩一玩。况且，他孤家寡人一个，没人和他说说心里话。离圣诞节还有7天，可这和平常有什么不同吗？

    在偌大的城市街道上，暮色昏暗，他突然发现街角那里有东西在发光。当他转身去看一栋廉价公寓一层的一间屋子时，布福德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将一支点燃的蜡烛放在窗台上。如果她走在街上，没人会注意到她，但是一闪一闪的烛光映亮了她的脸庞，让他不禁有一种悲伤的感觉，也对她产生了几分好感。

    第二天晚上，布福德在回家的路上没有像以前那样耸着肩膀。他不知不觉将目光投向了那所房子的窗户。那个年轻女人在窗台上放了两支点燃的蜡烛。他仔细观察她的脸，他从她嘴唇的曲线里感觉到一种无声的绝望。那天夜里，他辗转反侧，心绪难平，怎么也睡不着觉。

    第三天晚上，当布福德看到她把第三支蜡烛放在窗台上的时候，他看见有泪光在她的眼睛里闪烁，他的心也仿佛跟着碎了。回到家后，他几乎吃不下晚饭。这天夜里，他又失眠了。那个年轻女人的样子和不断增多的烛火始终萦绕于他的脑际。

    第四天晚上，布福加快了脚步。他的背挺得直直的，他的脸因为冻雨不时感到阵阵疼痛。他希望那个女人再拿出一支蜡烛来，但他又害怕看到她脸上的那种痛苦表情。她依然站在窗户跟前，放下第四支蜡烛。这一次，一个甜美的微笑让她的脸显得格外好看。见此情景，布福德也不禁露出了笑容。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布福德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个年轻女人。她会在窗台上再放一支蜡烛吗？闪烁的烛光照射出的是绝望、希望、痛苦还是喜悦？平安夜那天，布福德迈着轻快的步子朝那栋公寓楼走去，他感觉自己的心跳得很快。窗台上会不会放着七支蜡烛？他眼中的天使会不会面带微笑？突然，他被自己脑海中突然出现的这个词惊呆了。没错，她又变成了他的天使。

    当他停下脚步后，他看到年轻女人小心翼翼地将第七支点燃的蜡烛放在窗台上。他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好奇和爱慕之情了。布福德朝她的房间走过去，然后轻轻敲了敲窗户。她注意到了他，然后推开窗户。

    “不好意思，我无意中注意到你在过去的七天里一直往窗台上放蜡烛。”

    “哦，”她睁大眼睛，“不好意思，那只是我做的一个可笑的梦。”

    “梦永远也不可笑。”在此之前，布福德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有关梦的问题，然而此刻他很想相信梦，“你梦到了什么？”

    “你能答应我听了以后不笑吗？”

    “我答应。”

    “我梦见圣诞老人对我说，连续七天点上蜡烛，然后我的圣诞愿望就能实现了。”

    “你的圣诞愿望是什么？”

    “我希望找到心上人。”她朝布福德温柔地微微一笑。

（摘自《美文》2011年第9期）

影子

（波兰）普鲁斯

    天上的阳光渐渐熄灭了，地面的薄暮慢慢升起来。薄暮——这是夜大军的前哨。这支凶猛的夜大军自古以来就和白日永恒地厮杀着：它总是朝败暮胜、主宰着从日落到日出之间的宇宙，一到白天就全线溃退，躲在隐蔽的地方窥伺着。

    它躲在深山峡谷里，城市地窖中，森林密丛间，阴沉的湖泊深处；它隐身在原始的地下岩洞，矿井和深沟，屋角和墙窟。它慢慢地布开，悄悄地扩散，终于充满各个幽暗的角落。它潜伏在树皮的裂缝里，衣裙的褶皱间，躺在最细的砂粒下面，缠在最薄的蛛网中，伺机出动。虽然从一个地方把它赶走，那也只不过是暂时的退让，它仍然要选择良宵，重整旗鼓，卷土重来，还要努力夺取新阵地，最后吞没整个世界。

    当夕阳西坠的时候，夜大军的前哨——薄暮便悄悄地、小心翼翼地从各个隐蔽的地方一队队地开出来，布满房子、走廊、门厅和光线微弱的楼梯；从橱柜和椅子背后涌到房间中央，包围帷幔；从明瓦和窗口冲上大街，不声不响地袭击墙壁和屋顶，占领制高点，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空中片片彩云进入黑色的纱帐。

    过了一会儿，黑暗突然发起全面攻势，从地面直升云天。野兽躲进洞穴，行人各自回屋；生活就像无水的草木，蔫枯凋萎，奄奄一息；景物的颜色和轮廓一齐隐入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时，在华沙的空旷的街道上出现一个奇怪的人形，头上举着小小的火种。他好像专为驱赶黑暗而来，沿着人行道飞速奔跑着，一见路灯，便停了下来，点亮欢悦的灯火，然后就像影子一样消失了。

    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论是百花盛开、风和日丽的阳春，还是雷雨交加的七月炎夏；不论是狂风呼啸、尘雾茫茫的深秋，还是雪飘万里的严冬，——只要黄昏降临人间，他就跑遍大街小巷，举着火种，点亮灯光，尔后就像影子那样，一晃不见了。

    你从哪儿来？是何处人氏？你为什么这样自隐，使人们看不见你的容貌，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你有妻室和母亲吗？他们是否在时时等待你的归来？你有儿女吗？他们是否常常倚门相待，当你把小小的火种放到房角以后，就用力爬上你的膝头、搂住你的脖子？你有没有一个可以共同欢笑、共同悲伤的朋友？你有没有一个哪怕是仅仅可供聊天的相识？你总该有一个栖身之处吧？你总该有个留给人家称呼的名字吧？你总该具备人们共有的需求和感情吧？难道你真是一个无声的看不清的幽灵，只在薄暮朦胧中走出来，点亮灯火，尔后就像影子一样隐去？

    有人对我说，确有这么一个人，并把他的住址告诉了我。我找到那所房子。询问扫院人。“有一个点灯人住在这儿吗？”

    “有。”

    “他的房间在哪儿？”

    “喏，就是那间小屋。”

    门好像已经上锁。我向窗洞里一望：只有靠墙铺着一张小床，床边有一根长杆子挑着一盏小灯笼——火种。点灯人不在家里。

    “请简单告诉我，他是个什么样子？”

    “谁晓得他长得啥模样！”扫院人一面回答一面耸耸肩。“我自己也没能好生看个清楚哩！”他补充说，“他白天从来不蹲在家里。”

    半年后我第二次拜访他。

    “喂，点灯人今天在家吗？”

    “唉——唉！”扫院人一声长叹说，“不在，永远不在了！他昨天已经入土。他死了。”

    扫院人默然沉思。

    我打听一些细节以后，就赶到墓地去。

    “看墓人，我想打听一下，昨天下葬了一个点灯人，他的坟在哪儿？”

    “点灯人？”他重复一遍，“谁知他埋在哪块土里！昨天一共来了三十位‘游客’。”

    “不过，他睡得准是白皮棺材。”

    “睡白皮棺材的‘游客’也来了十六个呢！”

    我到底没能看见他的脸，也没弄清他的姓名，甚至连埋他的一抔黄土也没能找到。他死后给人留下和生前一样的印象：只有在黄昏后才能看见的、一个无声的、不露真相的、像影子一样的人形。

    在人生的黄昏时，一代不幸的人在摸索徘徊：一些人在斗争中死去；一些人坠入深渊；种种机缘、希望和仇恨冲击着那些被偏见束缚着的人；在那黑暗泥泞的道路上同样也走着那些给人点亮灯火的人。每一个头上举着火种的人，每一个在自己的旅途上点燃光明的人，尽管没有人承认他的价值，但他总是默默地生活着、劳动着，然后像影子一样消失。

吃大饼（有删节）

沈从文

    战前数年朋友来往通信中，遇到形容生活穷困境况时，照例常说“吃大饼”过日子。凡使用这个形容词的，在他本人生活上，虽未必即到“陷入绝境”，在他本人情绪上，实俨然已有点“招架不住”神气，似乎只要加重一点儿，就到“喝北风”程度了。可是“大饼”是个什么样子？有多大？如何做？如何吃？倘若他是一个南方人，要他老老实实回答时，这人若够老实，也许自己会瞠然不语，却令人哑然失笑，因为他虽惯会使用这个名词，可未必见过“大饼”，更未必吃过“大饼”，他吃的或者是巴掌大、焦盐、揉糖，再沾上一小撮芝麻，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面那个装阔旗人掬两丈京钱买的东西一样，事实上名叫“烧饼”，或“烤饼”。（橘生淮南而为枳，这东西过长江就越来越小巧秀气，到后就索性改名为“金钱烧饼”了。论式样，昆明地方所见的倒不少如三尖角的，褡裢式的，银锭式的，隔月形的，……至于中间有个孔，相传为三百年时戚继光征倭寇用作军士干粮，如今说来还带点抗战意味的“戚饼”，反而少见。）也许达人虽吃过“大饼”，还依然不明白这东西本身有多大的，因为凡在桌子旁坐定吃大饼，可能是照云南人熟习的炒饵块烩饵块方式，早已切成丝切成片，加上作料，把大饼原来的素朴与壮观全失去了。宋人笔记说，秦桧的儿孙生长城市，不识豆麦所出，量米时桧询问米粮来源，有人说从簟席上出，有人说从斗斛中出。无一个想得到是从田地里生长。邯郸淳《笑林》说，北人不识笋，吴人为设笋，问从何来，告说是竹子生的。还家煮床箦，预备大吃一顿，久煮不烂，还以为是吴人不诚实，有意捉弄他。可见有些东西即或吃过，还不知道它的本性，也是常有的事。

    生长于长江以北的山东河南朋友，必自以为对于大饼是个完全内行，其实所知道的也只是就经验所及而言罢了，大饼过了河过了江向南方跑，沿黄河上海长江上游向西南高原跑，大饼的命运如何，就依然不大容易知道。

    民国十八年我到武昌时，被朋友孙大雨诗人邀到一个小铺子去吃牛肉大饼。大雨那时节正对于许多事都还充满好奇心，认为这小铺子极有诗意。铺子中简单得很，除却几件粗重桌椅，只是当门一个大而厚重的黄铜锅罐闷了一大锅白汁牛肉，另外站板上棚下一个两尺大三寸厚的大饼。照习惯，限定每天卖完一锅肉，一个饼，即关上铺板休息。小碗盏，大筷子，桌凳复拙重古朴，加上那做买卖人的神气派头，不免令人疑心这原是个有历史背景的职业。问一问，才知道这一家人的先代，原来是随同蒙古达达迈过长江到此落脚的，到太平天国时，又成为长毛贩卖制度之一种，并说那口铜锅，那份锅家业，都是祖先传下来的！试看看那口厚重放光的锅罐，那个二尺大三寸厚素朴壮观的饼面，同时再注意一下掌柜的伸出生有疏疏黄毛的太手，持着大铜勺从热气基勝锅中取肉，舞着大铜刀割饼时情景，真不能不相信，这里有的是“历史”，面前的一位，也许还是匈奴族王子的遗裔。使人想起荆轲专属本来的活计，干这种活计的人，当前已不足请，在历史上刼很做过几件不平凡事业的。

    民国二十八年我在昆明，某一天忽被朋友邀到一个丽江朋友家中去吃西藏式大饼。上桌时，一尺五六寸大，三寸厚，特点是饼面干干净净一片素朴的焦黄（看就使人又感觉接触了神农氏后代的传统生活习惯，也接触了另外一个民族的宗教习惯）。把这个东西一片片割切下来，用大雪山下牦牛身上出产的酥油制成酥油茶同吃，原是边地最平常的方式，不值得提。可是当时我们却还用《红楼梦》上史湘云吃过的鹿脯（而且照孔子旅行时的方式，用刀削吃的），以及《吕氏春秋·本味篇》（亦即历史上有名大厨子伊尹）所未提及的，来自一万尺高大雪山上的四五种稀奇古怪动植物，一同填入腹中，这两件和大饼有关的事，我相信生长北方每天吃大饼的朋友，是不会想到的。

    第三件事是大饼既用“大”为名，最大的饼究竟能有多大？就个人眼目所及，大饼似乎和普通锅面有关，锅面大小又和家庭组织有关，所以如今所见的二尺见方三寸厚的形式，可以说是一般形式，论家庭组织，唐代算得庞大，一家百口是常有的事，可是不分家未必即同炊。杜阳编述叙杂事最善夸饰，记同昌公主死事，李可及为安排一场叹百年舞，用到八百匹官施，舞竟珠翠满地。可是轮到赏赐三十骆驼的饼送给葬役夫时，还是只说“各径阔二尺”。从记载上看，且像是已到最大限度，大饼之大超越纪录，实应数一位赵老总的成就。孙光宪《北梦琐言》说：五代王建主蜀时，有一位善吃喝好客人的赵雄武，绰号“赵大饼”，每次用面三斗做饼一枚，做成后，有好几间屋子大。唐人普通房间纵不如宋人费木料，也总得有两丈见方，这个饼很可能就有六丈大小。当时这种大饼的用途，说是值大内宴会，或豪家设厂筵时，这位起官人即于众宾内奉献一枚，裁剖用之，各人一份，吃得大家饱饱的。至于这个六丈见方的大饼，从赵府转到另外一处筵席，如何抬去，可不说明。若不太厚，或者卷成一束，派那十五位鲜衣花裤大师傅抬去，也未可知。这种大饼的制法，就是一种秘密，据说当时至亲好友，即不肯传授，无由模仿。若不然，别的不说，现在昆明电话局长赵先生，既以喜做烧鸭子著名，又好客，只要如法仿造大饼一枚，请客时，就可以把三百客人同时邀集，不至于感到束手了。

    后记：假期匆匆过去，家中大小工作重新开始，想起孩子们在嚷叫“吃不饱”之余，然能不断大笑。在讨论到大小男丁三口今年雨季来临时，得如何学习赤脚和泥浆奋斗，都十分高兴。主妇在为家事为生活把一个作主妇的最高工作效率用尽后，尚永远不失去脸上代表从容与快乐的微笑。以及寄住城中由念佛而神经失常的妹妹，在极痛苦情形中，亦尚能独自用笑来排遣挣扎，我心想，一家人尚能笑，真不妨事。写点小故事，赠给同样无可吃的正直国民，在他的单纯沉闷工作外，若能有机会笑笑，也不为无意义！一般人常说，战争是要血和泪的。据个人意思，人生中某一种无形战争，所需要的也许倒是保持那个“虽败北不气馁”的微笑或大笑！

    三月一日桃源

材料一：

从传说的炎黄二帝至今，我们强调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却很难以实物证明其存在：秦汉时代的人们尚且在说虞夏商周为四代，到了秦汉以后就以夏商周为三代，自动选择忽略掉了虞朝。这一切使得中国人心中的五千年文明史更难成功论证。虽说当时的先民并没有什么文明史论，但是到清末因西方文化的冲击，有人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一个系统归纳，当时的学者以及儒家读书人普遍认为炎黄二帝是确实存在的，无论是按照西元纪年法还是中国人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中华文明从上古传承到清都是拥有着五千年的完整脉络，但它是建立在二十四史的基础上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书论史”。

“以书论史”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学术文化，最早存在于春秋时期，后被司马迁打破，他不仅仅是以书论史，更多的是奔赴实地考察，访问天下老者，记录了诸夏与诸夷狄之间流传的炎黄二帝时代争夺天下的故事。这种以书论史和实物辅佐的文明记录方式一直在中国历代传承，但古代中国不兴考古，所以实物辅佐与实地论史的手段在清末乃至近代逐渐式微，更多的近代学者采用的依旧是以书论史的手段，从诸多帝王的纪年中进行加减，从而得出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可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新史学的出现，全球的历史研究者制定了新的标准，即一个文明的存在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符合，一个条件为古文明的文字，另外一个条件为古代国家的都城。大家一致认为一个文明国度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必然会出现这两样东西。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以书论史”的时代，故而夏朝与殷代都不被国际所承认。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受到质疑。

（选自《炎黄二帝与华夏文明的兴起》，有删改）

材料二：

殷墟早在清末就已出现，当时甲骨是被当作“龙骨”来售卖的，清朝史学家研究发现，龙骨也大多是传说中殷代文字的承载之物。上面的文字记录与司马迁史书上面的商王世系几乎完全契合。甲骨文证明了殷代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在西周之前已经统治中国数百年，西方史学家口口声声说中国文明止步于周的说法被打破。中国人一直坚持的五千年文明史观也一下子被证明大半。

后来三星堆的横空出世让整个中国史学吃惊。三星堆的古蜀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文化古国，谁也没想到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需要靠它来旁证。那里出土的青铜器物无一不代表着古蜀国有着与华夏文明相似的太阳神崇拜，而上面的铭文雕刻也叙述着古蜀与夏朝之间的恩怨。经时间验证，它们都是四千八百年前的物品。

可我们心心念念的炎黄二帝却始终虚无缥缈。而位于郑州双槐树的考古却让中国人的五千年实物文明梦得以实现。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确认位于巩义市河洛镇的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有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这处都邑性聚落遗址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也就是说，在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就形成了繁华的都市群。”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说。

“根据过去的考古发现，中原地区给人一种5000多年前社会发展相对沉寂的印象，有过‘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说法。双槐树遗址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选自《河洛古国：炎黄二帝的时代以信史重现人间》，有删改）

材料三：

曾三次担任双槐树遗址发掘领队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最津津乐道的，是一处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他说。专家认为，这一天文遗迹明显具有特殊人文含义，表明在聚落布局中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

“河洛古国”还发现了国宝级的文物——一只用野猪獠牙雕刻的、正在吐丝的家蚕。作为已发现的中国最早骨质蚕雕艺术品，与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李伯谦认为，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最早的代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河洛古国”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因子：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双腹器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这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孔道，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选自《同望5300年！——“河洛古国”文明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