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生活趣事

    袁隆平老师的中国梦就是粮食增产，让十几亿中国人有饭吃，吃得好；进而让全世界七十多亿人有饭吃，吃得好。从他的梦想来认识袁老师，就能理解这位老科学家为什么总是精力充沛，锲而不舍地追求杂交水稻增产的新高度，就能理解国际水稻专家们为什么给他取名为“杂交水稻之父”，就能理解湖南省近两届省委书记为什么称他为“80后”，就能理解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总是身不离田间，被农民尊称为“米菩萨”。

     “米菩萨”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关于他的外语水平，有人误认为不过是“二两棉花——弹（谈）不上”，其实不然。1992年，我随袁老率领的代表团赴菲律宾参加第二届杂交水稻国际研讨会，并应邀在会上作报告，报告后留有十分钟时间给专家们提问。刚开始还比较顺畅，但当一位日本专家问到中国防治稻瘟病使用哪些农药时，我有点接不上。农药的名称有化学名、商品名、通用名，难记且不好发音。袁老师看到我面露难色，立即小跑着登上讲台，帮我救场。事后，我很感激地说：“我还没来得及喊‘救火’，消防员就跑过来了。”

早在1999年，经专业评估事务所评估，仅“袁隆平”这个品牌，市值就为一千亿元，袁老师早已是中国的名义“首富”，另外还拥有“隆平高科”百分之五的股份。足够多的钱，不图享受，而是用于培养、奖励杂交水稻研究的人才，显示出袁老师的人梯精神和人格力量。1994年6月，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举行的庆典活动上，袁老师将他所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的1.5万美元奖金全都捐献出来，设立“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首届颁奖评选出24人，他们是在艰难的开创年代大力支持杂交水稻研究和为推广杂交水稻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代表。

    我曾陪他去北京出差，在国家计委、科委、农业部等机关奔忙。付的士费时，如果跑的这趟车和杂交水稻项目有关，袁老师会争着付钱；倘若无关，任凭我怎么赖着他掏钱，他都是“冷水褪鸡——一毛不拔”。我笑着说：“都是办公事，何必泾渭分明。”他嘿嘿一笑。

     “文革”期间，袁老师还在安江农校教书，春播季节指挥生产的上级领导不顾寒潮南侵，命令限期完成稻谷播种任务，结果发芽的种谷全部烂在泥里。袁老师深感惋惜，就此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还应加一个“时”字，让生产领导者明白不违农时的重要性。这是何等科学合理的建言，可就是这个“时”字，差点儿被视为篡改“最高指示”。幸免这场大祸之后，袁老师自嘲：“只怪自己不关心政治。”

    长期的工作劳累，特别是水稻杂交试验与推广中要熬受日晒、风吹、雨淋，再加上饮食不定时，袁老师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肠炎。而他又最怕在医院耽误时间，好在他有个特殊单方：胃病发作时，吃糯米饭或糯米粑粑；肠炎发作时吃杨梅罐头。颇有临时性的疗效。袁老师的爱人邓哲随时为他备着这些“私家秘方”，连出国时也备以急用。我们都笑说：“袁老师用糯米粑粑向疾病抢时间！”

袁老师既是一个分秒必争忘我工作的科学家，又是一个喜乐善玩的乐天派。他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游泳、打麻将、下象棋、拉小提琴、打气排球、打乒乓球、开摩托车、驾驶汽车等，他都是行家里手，袁老师家住长沙市东湖街道，近年来，他年年参加社区的气排球比赛，特别喜欢与独居、空巢老人竞技，切磋球艺。他襟怀豁达，爱开玩笑，和蔼可亲。大千世界对他来说，“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有删改）

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有改动）

    ①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在他长达47年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是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体、美、群”，并以此指导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从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这些思想是一笔宝贵的应该加以继承和借鉴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后人加以吸收、总结、研究和珍藏。同时，他令人称道的人格魅力和品德气质以及个人修养，都反映出近代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在人格方面有机、完美、和谐的融合统一。

    ②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是变化的，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的《大学一解》中，体现了梅贻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后的核心观念。梅贻琦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③梅贻琦非常重视教师的师德。许多人对“大师”有片面的理解，仅看到学问的一面，而梅贻琦讲的“大师”则是学问道德都好的楷模。他说，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为此，他提出了“从游”这一生动的比喻，以老师为大鱼，学生为小鱼。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种以教师的高尚品行和渊博学识来自然地引导学生，达到“不为而成”的观点，就是著名的“从游论”。

    ④梅贻琦针对当时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针，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的观念。这种“通才教育”并非西方的简单搬移，而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梅贻琦认为，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至少应该有知、情、志三个方面。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

    ⑤清华大学一向重视体育，并把体育作为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与梅贻琦的倡导很有关系，他认为这是学生“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高尚人格具体体现在“团体精神”、“急功好义”、“遵守纪律”上，要借团体的运动“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并在学籍管理上明确规定“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这些十分值得我们借鉴与深思。1928年，梅贻琦还是教务长的时候，就曾明确告诉学生：“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1934年，已经担任校长的梅贻琦对自己的学生说：今天我们提倡体育，不仅是为了锻炼个人的身体，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合作的精神。我们要借团体项目，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他还说，体育比赛的目的不在于能不能取胜，而在于是不是各尽其能，能否使本队团结合作的精神得到有效表现。在体育比赛中，“胜固大佳，败亦无愧”。假如在比赛之前，有人因为没有取胜的可能就放弃比赛，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忘记了在团体中应尽的任务。

    ⑥群育则是梅贻琦德育观中有特色的部分，这源于他对人类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他说：“文明人类之生活，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也。”

    ⑦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着重论述了学术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教育家们的共识，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到：“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该追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相关链接】①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人物》杂志《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②梅贻琦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黄延复《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中国现代数学的开山祖师冯祖荀

    冯祖荀先生1880年生于浙江杭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在家族的私塾中完成了他的启蒙教育，也养成了他一生中处处显出的儒雅风格。冯先生于1904年赴日，在著名的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专修“微分方程”理论，是我们迄今所知最早的一位数学专业的留学生。当时到日本的留学生，有人玩物丧志，醉心舞蹈和其他技艺。冯祖荀先生却每天都要“三省吾身”，完成自己的学习计划。他不仅读书成绩优秀，还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学子发起成立了“京师大学堂留日学生编译社”，择选编译那些“纯正精确可适用于中国”的文章。冯先生创办的《学海》应是我国的第一本科学译刊。

    数学在中国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数学萌芽在秦汉时期，宋、元年间，很多领域都达到古代数学的高峰，其中一些成就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高峰。不过，令人扼腕的是中国的数学始终未受到重视，从未登上科举考试的大雅之堂。冯祖荀先生刚过而立之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数学系在1913年秋开始招收新生，虽然只招了两名学生，但这划时代的一步昭示着：中国有了第一个现代大学数学系。要知道，数千年来都是经、史、子、集独占学坛，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新体制从此发端。别看冯先生文质彬彬，走路踱着方步，但却是琴心剑胆，在这破旧立新的战场上是位大无畏的“急先锋”。

    冯先生是位难得的好教授，讲课逻辑严谨，分析周密，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说话一向温文尔雅，走路从来不疾不徐。他国学渊博，数学课上常有妙语惊人，古文、诗词，信手拈来，以形容数学的美与严谨。他从不照本宣科，完全是用自己的语言，解释数学的内在思想。他的板书有时龙飞凤舞，有时中规中矩，都漂亮，令学生耳目一新，提振精神。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冯先生是当代世界大数学家樊畿的姑父，当年是冯先生鼓励他考上北大数学系。樊先生说：“姑丈是第一个让我懂得欣赏数学之美的人。”樊畿也很喜欢他这位姑丈，他给我绘声绘色地描述冯先生：身穿长袍马褂，布履布袜，嘴衔外国烟斗，抽的却是中国旱烟丝。这位数学泰斗，极富文采，颇具雅兴，闲时或宣纸上写诗绘画，或庭院中莳花弄草。他淡泊名利，凡事满不在乎，散淡自在，洒脱飘然，像个神仙。我国数学界泰斗江泽涵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听冯先生的数学分析课。1931年，江先生从哈佛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成回国，立即被冯先生聘为数学系教授，成为在我国大学里开设“拓扑学”课程的第一人。

    冯祖荀先生是1931年西湖中国第一次数学名词审定会的发起人之一。这次会议确定了那些常用且基本的数学术语的译名和概念的阐述，诸如“函数”、“微分”、“积分”等等。在此之后的几年内，全国统一了大约七千多个数学名词的翻译和界定。1934年秋冬之际，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胡敦复教授写信给冯祖荀先生，商议筹建中国数学会。次年暑假期间，冯先生南下上海交大，主持召开了中国数学会的成立大会。中国数学会的诞生和学报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数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影响深远。

    “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各大学陆续南迁。冯先生那时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身体状况糟糕极了，随北大南迁是根本不可能了。作为“留平教授”的他，自己日子很不好过，却时常遥想南迁的母校，思念他一手创办的数学系，惦记那些背井离乡、奔徙几千里、辗转到云南的师生。“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三年来关山阻隔，很少得到远迁南方的数学系的确切消息。内忧外困使他再也支撑不住了，1940年冯祖荀先生病逝。临死前，他手指南方，但已虚弱得说不出话来。

相关链接：①1938年春，日本宪兵队要把马神庙的北大第二院（理学院）作为它的本部，为了保护理学院宝贵的实验仪器不被破坏，周作人曾和冯祖荀急忙去见已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的汤尔和，向他说明利害关系，最后理学院的仪器设备才得以保全。

（摘自杨涛《抗战时期的留平教授》）

②在回首往事时，樊畿先生一直感念冯祖荀先生的指引垂范。1989年樊先生曾去位于北京八大处福田公墓的冯祖荀墓前凭吊。1993年再度回京时，重修冯先生墓，并请苏步青先生重题墓碑。

（摘自保继光《在樊畿先生纪念会上的讲话》）

史学巨擘朱希祖

刘宜庆

    史学巨擘朱希祖，一生有诸多身份，史学家是其根本，其史学研究范围很广，成果也非常丰富，在许多领域有开创之功。朱希祖1919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代理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史。不久兼任史学系主任，写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及许多史论。朱希祖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史学系主任。

    他还发起成立了中国史学会，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人。

    朱希祖在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期间，制定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史学课程体系，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朱希祖是历史学科的开创者，他率先引进了西方治史的方法，以科学的考证，呈现历史。他认为历史学是一种社会科学，必须用科学的方法从事研究。研究历史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科学，考证史事须以原始史料与实物为依据，决不可轻信坊间辗转复制的材料。

    1920年1月20日，朱希祖对北大历史学的学生讲话，后以《史学绪论》发表在《晨报》上，这次谈话的要点有三：学历史要持主动的态度，拿科学方法研究，而加以精密的考据，为吾国史学界开一新纪元。其次、编国史没什么价值，有价值者为编民史。盖以民史没有什么忌讳，直辞去说，于社会情状、民生苦乐，无不可以极力描写。希望大家将来编纂一部有价值的民史。第三、研究史学的目的，是为了关注将来。将来社会的善恶，全源于现在；现在的善恶，也不是突然而来的，是源于历史的。故现在是过去同将来之枢纽，是占一极重要之位置。

    朱希祖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大藏书家。“不与人物接，不与山海游。终身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带有自嘲意味的自题，可谓朱希祖为书奔走一生的写照。朱希祖藏书，大约开始于留学日本时期。当时朱希祖的恩师章太炎鼓吹革命，倡导反清，热衷于收集并翻印明末抗清志士的文集。朱希祖受其影响，“始留意于晚明史籍”，并以南明史为研究方向。朱希祖在这时开始购书，几十年日积月累，涓涓细流汇聚成书的海洋。至1937年，朱希祖的个人藏书已达到惊人的二十五万余册，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了，而其中抄、稿本和古本方志、笔记、杂著等珍本善本多达七百余种。其中不乏善本，如《山书》、《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明抄宋本《水经注》等，均为海内孤本。他素有“读书藏书家”之称。在朱希祖的藏书中，南明史是一个重要的类别，这是朱希祖治史的研究方向。

    1934年2月，朱希祖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来南京就任史学系主任，他的七百六十多包善本，辗转运到南京的住宅。抗战爆发后，朱希祖为他的藏书免遭厄运而多方奔走。朱希祖的奔波和操劳，为国家保存了一脉书香。

    1931年，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欲吞并中国。在战争的阴云下，朱希祖开始了对六朝陵墓进行调查。为何要调查六朝古墓？朱希祖在其日后完成的《六朝陵墓调查报告》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是“杜外人之觊觎，扬先哲之耿光”。足迹所到，西至安徽太平，东至丹阳经山，南至江宁秣陵，北至长江。举凡史乘记载，野老传闻，无不按图索骥，遍加访问。他用现代考古方法对南京地区文物进行考古，发现了齐宣帝永安陵、齐高帝秦安陵、齐武帝景安陵等十三处六朝古墓。其《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为后人研究六朝陵墓、石刻打下坚实基础，大多数观点沿用至今。

    抗日战争既起，朱希祖尝论“藉历史以说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认为“亡史之罪，甚于亡国”，主张政府当开馆修史。1940年2月，国民政府接受朱希祖关于筹办档案管理总库和国史馆的提议，于重庆歌乐山设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并聘请朱希祖为总干事。

    1944年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享年六十有六。一代史学家遽归道山，“及身未见中原定”，他没有支撑到山河重光、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朱希祖的丧事“极一时之哀荣”。国民政府在中央图书馆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各届赠送挽联三百余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余人，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实属罕见。

（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7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谢国桢说：“朱氏一生搜集明季稗乘，用力甚勤，多所创获，给后人以启迪之功。”朱希祖致力于南明史料收集达三十多年，收藏的抄本秘籍无人能比，发表了南明史籍题跋七十多篇，1961年中华书局以此整理出版为《明季史料题跋》。（丹枫《朱希祖与南明史研究》）②从现代史学观念出发，朱希祖研习南明史，十分重视文献史料与实物史料的结合，其所作《明季史料题跋》便明显反映了这一特点。（韩燕飞《抗战时期的南明史研究》）

挑战爱因斯坦的人

王煜

    1941年的一天，香港机场飞往大陆航班的安检处，一名年轻人被拦了下来，他穿了一件非常臃肿的大衣，在那个季节显得很不正常。安检员打开他的大衣，里面密密麻麻全是插袋，插袋里全是英文的物理研究书籍和资料。这个拼死要回国用教学和科研来参与抗战的人，就是后来被国际学界公认的“中国核能之父”“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卢鹤绂。

    卢鹤绂1914年6月7日生于辽宁沈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家庭的熏陶下，卢鹤绂从小就热衷于钻研理工科学。1936年，卢鹤绂从燕京大学物理专业毕业，前往美国深造。

    1941年，卢鹤绂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工作条件和舒适生活，带着新婚的妻子毅然回到了战争中的祖国。他退出了自己与另外两名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课题，而不久后另外两名科学家就凭该课题获得了诺贝尔奖。11月，卢鹤绂抵达广东坪石镇的国立中山大学，任理学院教授。理学院院长康辛元在迎接卢鹤绂夫妇时，感慨地说：“你们从天堂坠入地狱。”

    当时内地生活异常艰苦，卢鹤绂便在油灯下备课，在古庙里给学生讲授量子力学、近代物理等课程。在这样的环境中，卢鹤绂还一边讲课，一边密切关注国际学界的动向，能获得的学术杂志，他全部抄录下来。他于1944年在国内《科学》上发表的《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一文，全面阐述了核裂变的实验发现及有关理论，并预言了人类大规模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中国科学家第一个给中国读者全面介绍原子能物理知识及其应用”的科学著述。后来，他发表《原子能与原子弹》和《从铀之分裂谈原子弹》，对原子弹的发明作了介绍。此文一出，国际学界轰动，卢鹤绂因此被誉为“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中国核能之父”。

    1955年，卢鹤绂进入抽调全国院校教师办起来的、绝密的“546培训班”任教。在后来的11位“两弹元勋”中，就有7位是卢鹤绂在“546信箱”培训班的学生。

    1958年，培训班的任务结束了，许多师生被分配到原子弹实验基地。卢鹤绂如果也到核弹基地，极可能成为钱三强式的人物。但是，卢鹤绂认为他所专长的基础理论，只有在大学才能发挥作用；他一辈子教书，希望回到复旦大学继续进行教育工作。于是，他回到复旦讲坛。

    卢鹤绂一生从未停止过在科研创新上的步伐。他与弟子撰写的《对马赫原理的一个直接验证》一文于1995年在美国《伽利略电动力学》上发表，该杂志的主编评价这篇论文：“开辟了挑战爱因斯坦的新方向。”之前此文曾被美国一家杂志拒登，对此，卢鹤绂坦然地说：“一般编辑部都不敢登这种文章，他们迷信爱因斯坦，怕人家说他们不懂物理学。”他不怕自己被人认为是疯子，关于这篇论文，他说：“我不过是把天空戳了一个洞罢了。”

    卢鹤绂除了是一位全球闻名的物理学大师，还是著名的京剧票友。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更增添了他的人格魅力。

    卢鹤绂一生中多次登台演出京剧。在大学期间，他和同学一起参加过公演并得到好评。在美国参加宋美龄发起的“抗日捐款义演”，演出《四郎探母》； 1945年，再次登台为黄河赈灾义演献唱。他说：“中国的传统京剧蕴涵着人生哲学，它宣扬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些并非封建糟粕，我们绝对没有必要抛弃，因为它对社会安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再说，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吟唱京剧，心情特别轻松愉快，不啻是一种‘醒脑剂’。”

    正因为在科学和人文上的深厚积淀，卢鹤绂去世以后，美国休斯敦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均为他竖立铜像，美国檀香山市还把每年的6月15日定为“卢鹤绂日”。卢鹤绂百年诞辰之际，复旦大学也为他在校园里竖立了铜像。在纪念大会上，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说：“卢鹤绂先生不仅是学术的大师，同时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有情怀的人，这是最为珍贵的，是我们最为敬仰的。”

（选自《新民周刊》，有删改）

引得春风度玉关

    唐代诗人王之涣在《凉州词》中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情形在1000多年后有了根本的改观。光绪五年（1879年），新任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浚目睹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所为，赋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不仅是个军事家，他对于发展西北的经济也颇为关注。鉴于甘肃“地气高冷，节候暑少寒多，物产甚稀，……民间无衣之苦，甚于无食”的状况，他建议广种棉田，以解决穿衣问题。他认为甘肃凡是可种罂粟的向阳肥暖之地，都适宜种棉花。于是，他不仅通令下属各地严禁种植罂粟，劝告农民广种棉花，还采购纺车织具，设立专门机构，雇请民妇来教习纺织，并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目的在于“拔恶卉而植嘉苗，为一举两得计也”，期望这些举措能“为甘省开万年之利”。

    左宗棠在西北注意修河、治路，于沿河、沿路“广种榆柳”，“数年来陇中遍地修渠、治道、筑堡、栽树”。尤其是植树绿化举措颇得后人称赞，他命令“自径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这些柳树“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被后人艳称为“左公柳”。

    收复新疆之际，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左宗棠主张开荒屯田和兴修水利。这固然出于军事目的，却也具有开发大西北的用意。他令张曜率军在哈密办屯垦、水利，垦得荒地19000余亩，获粮数千石。他还善于因地制宜，依据新疆许多地方“可渔可牧，不必垦田种粟亦可足民”的特点，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用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这些主张对他后来率军收复新疆极为有利。

    把近代机器生产引入西北，更是左宗棠的一大功绩。同治七年（1868年），左宗棠在参与镇压捻军后抵西安，他为解决所部使用的军火从上海等地采办价值甚昂的问题，决定在西安设立机器局。同治十一年，左宗棠进住陕甘总督任所，他将西安机器局的机器搬至兰州，创办了兰州机器局，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该局总办，并从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抽调了技术工人，主要生产枪、炮、子弹、炮弹。兰州机器局的设立，既有镇压回民起义的用意，更有收复新疆之图，因为在该局创办前一年，俄国已派兵占据伊犁，左宗棠便在筹划收回伊犁时提出“精求枪炮”的主张。很明显，他在兰州设局是为了实现这一主张。

    光绪三年（1877年），赖长在兰州机器局内试制了一台织呢机，用甘肃所产羊毛织成一块绒布，呈送给左宗棠验看，受到了左宗棠的称赞。于是，左宗棠打算从国外购买全套织呢机，他写信并附赖长所绘织机图给在上海的采办委员胡光墉，以甘肃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也易得，只要有机器便省工力等由请他从德国访购织呢机器。直到光绪五年，织呢机器才全部运至兰州。织呢局正式开工，中国第一家纺织工厂在西北诞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创办兰州织呢局被左宗棠视为“气象更新”之举，高兴之余，他还费尽苦心就地取原料，想以成本低廉来抵制洋呢进口。但是，兰州织呢局的生产并不像他预期的那样理想，所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不能出售，品质上和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呢绒，即便把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也比从欧美输入呢绒要贵多了，再加上局中被安置了大批“干领薪俸”的冗员，兰州织呢局在创办后仅4年就被迫停办。左宗棠经营近代民用企业的这次尝试未能成功，但他勇于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把机器生产率先引入西北，已是一个创举。

（摘编自孙占元《左宗棠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