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厚积薄发不事雕琢

金涛

    从柏林回到北京，严歌苓的生活一下子忙碌起来了。在国外，她会经常到森林里走一走，很幸福，很享受；每天读两个小时书，一星期在家看两三部电影。一回到国内，读书和看电影的时间都没了。“就晚上睡觉前读一会儿书，很糟糕。”严歌苓说。

    厚积薄发不事雕琢

    在严歌苓的电脑桌上，经常放着一本李商隐的诗集。电脑开机前的空闲里，严歌苓会翻开诗集读上一段，虽然她和李商隐的语言风格有很大差别，但严歌苓觉得这可以使她进入一种很美的意境。“平常读好的语言，包括英文，总是在给我营养。作家要不断地被陶冶，学的语言越多越好，别人语言中总会有自己语言中没有的养分，也可以从古文和现代文字中吸取大量养分。”

    作为一位非常高产的作家，严歌苓说自己的创作就是厚积之后的瞬间爆发。“依靠谷歌、百度，现在人人都可以一分钟变成学者，但这样了解知识很害自己。想了解西方文化，就要读原著，不一定是看小说，还可以看一些政论、哲学书籍等，然后去思考。这样知识就在血液里生长，一旦有知识长进生命中，看问题，想故事，进而表述这个故事，和临时抱佛脚的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要厚积薄发。”

    严歌苓小说讲述的故事大都发生在中国，但她却有着国际视野。“在更广阔的坐标上去看，哪怕是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可能都会不一样。”在小说《金陵十三钗》中，她讲述了一个救赎的故事。“风尘女子在拯救女孩子的同时，还在救赎自己。一种柔弱生命对一种更柔弱生命的保护，一种被世俗认为低贱的生命通过这样一种保护变得宝贵。”改编成电影后，原著的基本精神依然没有改变。“这种精神是普世的。”严歌苓说，现在国际上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现象，《金陵十三钗》一下子就卖了20多个国家的版权。

    创作时是支燃烧的蜡烛

    作家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严歌苓的新作《陆犯焉识》，书中有很多是关于严歌苓爷爷的。“陆焉识的前半生就是我爷爷的影子。我从小就对爷爷很着迷，他是我们家的骄傲。那么年轻就出国留学，16岁上大学，会多种语言，博闻强记，25岁读完博士，40岁自杀。这个人对我来讲太精英了。这样的精英好像是活不下来的。但后来我发现他可能跟我一样有狂躁症、忧郁症，因为燃烧得特别快，不能睡觉，创造力极高，很多时候都在写作、都在工作、都在思考，然后高到浪峰的时候哗一下就跌下来了。因为到浪峰的时候基本是一个蜡烛有很多捻子在燃烧，很多夜睡不着觉。睡不着觉，脑子里就发生化学转换，产生很黑暗的东西，感觉就完了，开始厌世……”

    为了写好这本以爷爷为原型的书，严歌苓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出了爷爷在美国读书时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还看了当代人的传记。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严歌苓也非常爱读。“特别厚的两本。下册讲辛亥革命后的历史，特别好。看了这些东西以后我知道爷爷当时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过在严歌苓的记忆中，爷爷的故事依然支离破碎，少之又少。因此她写小说，必须要靠大量的想象力去添枝加叶。“我这个人还有一种病态，疯狂地想象，特别是只有这么不多的几篇素材时，要把它们黏合起来、丰富起来、立体化起来，对我来讲非常开心。如果讲的太具体了，我就觉得被绑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取舍。”

    不能把发现自己当成第一主题

    写历史是严歌苓小说一个共同的特点，而对于现实生活，她似乎无暇顾及。“我做不到把当今的个人生活、把发现自己当成写作的第一主题。我的脑子已经被太多重大的、还没搞清楚的历史上的追问所占据，我还在一直追问，在不依不饶。我写出来的东西，西方人必然要经过一道语言的翻译，再经过一道文化背景的翻译，还要经过当时特定历史环境的翻译，有好几层，难怪人家翻译不好。”

    不过，严歌苓觉得中国当代年轻的作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她看来，现在的作家像韩寒、郭敬明，已经不再有他们那一代人的负担。年轻作家关注个人的生命、个人的成长、个人的苦闷，个人就是一个宇宙，这个宇宙是全世界都会共同关注、都会懂得的宇宙。“他们写作的优势在于对个人的探索与发现。这个主题是全世界的同龄人都在做、作家都会有的共同命题。年轻的作家不去讲‘文革’、三年自然灾害，外国人不懂那个时期生活形成的特定术语。现在青年作家考虑的问题如就业、购房、环保等正和西方青年作家逐渐靠拢，相似的环境下产生了类似的文学命题，这也造成他们情感表达的接近，文学不与世界接轨也得接轨。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人。”

    文学不应高高在上。

    严歌苓天生对故事敏感，喜欢听故事，尤其是民间的故事。 “生活中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和细节，编造不出来，也想象不出来。所以有时我会搜集这些东西。《第九个寡妇》是我听到的故事，《小姨多鹤》也是我听到的故事，都是朋友给我讲的。”

    但严歌苓并不苛责听故事或看故事的人。“现在人们大概只能集中注意力一两分钟，小说很容易失去读者。所以故事怎么写、怎样进行、怎样开端，需要一定技巧，不能说读者素质太差根本看不进我的书，这种傲慢对今天的读者是行不通的。要运用最好的文字写故事，把自己的见解和超越故事的信息传达给读者。”

（摘选自2011年11月29日《中国艺术报》）

汪国真：触摸生命的极致

    他不是诗人，不是书法家，不是画家，不是作曲家，他是汪国真——一个触摸生命极致的勇者。“一代人的文化偶像”汪国真走了，享年59岁，青春成为诗人最后一个注脚！

    汪国真，一代人记忆深处的名字，曾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他的名字曾与诗歌紧密相连，让我们忆及那个传抄诗歌的年代特别的“时尚”。

    在大学期间，汪国真便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很少有哪个诗人像汪国真一样，在诗集出版之前就拥有了那么多的读者。到90年代，汪国真出了五六十种诗文集，研究赏析其诗歌作品的书多达十几种，随之“汪国真热”席卷全国。1990年，汪国真的诗集大卖，有人把这一年称为出版界的“汪国真年”。甚至有人把当时的热潮称为“风暴”。

    1985年开始进行诗歌的创作，至今坚持笔耕不辍二十余年，汪国真被誉为“中国诗歌最后一个辉煌的诗人”。曾有评论说：有青春的年代，就有汪国真的诗行。

    积极、昂扬的诗歌主题，让汪国真在年轻人群体中形成巨大影响，也让其作品带有启蒙意义，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诗刊》编辑、诗人彭敏说：“汪国真是一代人的文化偶像，他的诗歌成为无数文学青年的启蒙读物，他把诗歌的影响力扩大到整个社会，其诗歌的社会启蒙意义超过了文学价值本身。”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汪国真的诗，在一代人心中留下烙印，并继续发挥着社会影响。正如网友的悼词：“人生最艰难的时期，您的诗为我释怀。如今，夕阳涂满小路，荆棘已化杜鹃，您的背影消失在地平线，您的温暖真诚继续伴我们风雨兼程。”

    细心人会发现，现在的许多报刊的一些栏目刊头的书写笔风一致，似乎一人所为。不错，这都是汪国真留的“墨迹”。汪国真书法作品乍看笔画舒展，章法潇洒，疏密有致，细赏稳健刚劲，豪迈磅礴，又不失典雅之美。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石宪章先生曾称汪国真是“书法界一颗璀璨的新星”。

    汪国真什么时候开始涉足书法界？让人颇为不解。其实，汪国真从诗家到书法家，追根溯源全是因为签名“惹的祸”。1991年11月，汪国真应邀为北京大学演讲，学生们都拿着本子请他签名。汪国真的字写得有“对不起观众”，他也不好推托。果不其然，一位拿到签名的女生失望地问他：“汪老师，你的诗写得好，字却怎么没诗好呢？”一句让汪国真意想不到的是，他在北京琉璃厂一家字画店里看到自己的两页信待沽，他上前问值多少钱。店主说少于千元不卖。汪国真问真值这么多钱吗？店主说，世上有两种字最值钱，名人写的字即名人字和书法家写的字即字名人，而汪国真的字兼二者而有之，能不值钱吗？而今，汪国真的书法已高达每平尺万元。在《中国百年书画走红名家》上，竟也赫然列着汪国真的大名。

当书法小有所成，他又开始学绘画。这两年，汪国真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在保利、瀚海等拍卖会上，成交价从数万到20多万元不等。最近的一次成交是1月24日的保利拍卖会，他的一幅书法作品卖到712.65万元。进入新世纪以来，汪国真又开始音乐的研究与创作，对自己的音乐作品，汪国真这么评价：“再过10年，有可能，我的音乐作品的影响力会超过诗歌。”这样的一生，何止“诗人”二字所能概括。

    汪国真的身体最早发出预警是在1999年前后。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完全在扮演一个空中飞人。编辑刘志宏是他这种生活的见证者。每次给汪国真寄送图书样稿时，刘志宏都得先打电话弄清楚汪国真在什么地方，以便他能及时看稿。

    刘志宏曾问汪国真，你各方面都已经很成功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拼。汪国真告诉他：“不管多大岁数，也得努力啊。”这让他感受很深。

    汪国真生前好友、著名作家张宝瑞用“他要掀起人生的第二个高峰”来形容汪国真当时的状态——到处开办工作室、主持电视节目、作品越来越得到认同，“好像有一个收藏家一年要收藏他200幅作品”。汪国真还是不愿错过任何机会，“他就想重新来个‘汪国真热’”。

    汪国真的葬礼上，有副挽联来自书画家吴欢：“有人说汪国真不算好诗人，但好诗人不如汪国真。”

人生是一场漫长、没有终点的旅行，沿途的风景或许是悲凉的，或许是温暖的，或许是成功的、抑或是失败的。正如汪国真所说“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将有限的生命活出无限的可能，才算不虚此生。褪去这些璀璨的光环，汪国真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思考，影响一代人的又何止是他的诗歌。

步步向生，时时可死

    “我还有十年的世寿，我要全部用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2006年，叶曼老师如是说。

    北京时间2017年2月15日，叶曼老师于美国洛杉矶往生。享年103岁。大德离世，人天共悲。记得叶曼先生曾说：“唯有有智慧地度此一生，方才不辜负来人间走了一遭。”纵观先生此生经历，应当对得起“不负此生”一说。

    叶曼女士，原名刘世纶，1914年生，祖籍湖南。她6岁以《左传》开蒙，1935年，被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特别录取，就读北大法学院经济系，后曾任辅仁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世人尊她为“当今世界极少将儒、道、佛文化融会贯通的国学大师之一”，其传承国学各类经典课程数千讲，并著有多项著作文集，在海内外享有极高声誉。

    叶曼的父母都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但是她却对佛教非常反感，认为它只是士大夫阶级的另外一种消遣品。8岁那一年，叶曼开始吃素，她之所以吃素是因为怜惜那些被宰杀的动物，从此下决心不再吃有生命的东西，所以她吃的并不是佛家素。这样的食素，她一坚持就是15年，直到“抗战”开始，离家出外的她才停止食素。

    对于周遭事物存在的原因和人生的来处与去向，叶曼从小就有许多疑问。但是列强入侵，国难当头，她不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在一些超现实的问题上。上大学后，受到北京大学思想自由氛围的薰习，叶曼慢慢地又开始注意到超自然的问题。她开始试着用逻辑的方式，借助归纳法和演绎法，推论人生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活的问题。但她并没有从中找到答案，于是逐渐回归到了东方思想，进而靠近宗教范围。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引荐下，叶曼认识了南怀瑾。叶曼问出了她一直想知道的“人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的问题。南怀瑾告诉她这是许多人共有的问题，它的答案就在佛法里。叶曼开始跟随南怀瑾学习《楞严经》．之后的几年里，一遍又一遍地研究《楞严经》后，她才发觉，过去自己把唯识误认为是士大夫阶级的消遣品，竟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好的东西。

    大学毕业后，叶曼与同年考入北京大学的同学，当年的全科状元田宝岱结为伉俪。后随身为外交官的夫婿，作为大使夫人辗转于美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地驻外总计二十五年，后旅居美国洛杉矶。叶曼接触过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不同西方宗教，后并研学佛教、道家、儒家多年，对东方和西方文化、哲学与宗教有独到的见解。中年为明了生死而学佛，先后师侍南怀瑾先生、陈健民上师等。

    六十年代，叶曼为传播中国儒、道、佛三大文化在台湾成立“文贤学会”。

    七十年代，在美国洛杉矶位于哈冈的家中成立“文贤书院”，每周六免费开讲《四书》、《道德经》、佛教的故事等课程，身体力行，为海外侨胞讲说中国文化，期待能带动更多修心向学的风气。

    八十年代中，叶曼曾代表中华佛教居士学会（台湾），当选世界佛教友谊会副会长，期间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戏剧性的相识，让他们成为挚友。后经朴老邀请到北京拜访北京云居寺时，发现云居寺已在日本侵华时被毁损，当即发下宏愿，要重建云居寺。1990年，叶曼来往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地，共筹得三十二万美金善款。其中三十万美金捐赠用于重建云居寺，受到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以及十世班禅大师的接待，朴老也特意作一条幅赞其功德。其余二万美金捐作云南以及贵州兴办希望小学，迄今为止，已建成十三所文贤希

望小学。一九九二年，叶曼获得世界佛教协会及二十七国代表参加的佛教大会赠予的金奖。

    叶曼曾任辅仁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妇女杂志主编，并以叶曼信箱为读者所称颂。其丰富的东方与西方人生经历、通达的处世态度与洞察人性的智慧，在家庭、爱情、婚姻、信仰等人生目标与问题的抉择上，为现代人传道解惑。蔼蔼学者的风范和对国学的了解，更让她成为无数海内外朋友的精神导师。叶曼传承国学各类经典课程数千讲，并著有多项著作文集，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

    2006年11月，叶曼先生曾接受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节目专访，回顾自己早年求学、中年向佛的经历，并说曾有大师预言自己能活到103岁，希望能把预言中的后十年过好，努力工作成就心愿。

    “人生犹如演戏，即使我是跑龙套的，也要跑好。”这是叶老的一句话。这句话背后则是她90高龄后还在做着很多事情，在为自己未了的心愿奔走。

    今天，大师离我们而去，但大师的智慧及风采长存世间。愿叶曼老师往生极乐，愿您乘愿再来。

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警“能人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域志》。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一部读书札记，最能代表他的严谨笃实与学术创新，也反映了他一贯不愿“速于成书，躁于求名”的治学品格。全书共三十二卷，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体现了他的学术、政治思想。康熙九年初刻八卷本刊行后，他又不断增改，至康熙十五年，已得手稿二十余卷。顾炎武在该书的题记中说，他从小读书，“每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一旦发现前人著述中已有类似论说，一律删去。积三十余年，编成此书。取《论语》子夏之言，命名为《日知录》，供后人研讨。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心以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

相关链接：①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学问广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槽、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顾亭林诗文集》等。（摘自《辞海》第六版）②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曾说：“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这种思想在历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并得到政府支持。但是钱穆却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贯通的历史。他在北京大学争取到一人把一门通史课讲完，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应该是能融会贯通的，而不仅仅是考证史料，更重要的是他要说明中国历史是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模式的，教师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它并对它保持信念。通过多次备课和讲授，钱穆终于将上自太古，下至清末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钱穆的民族情怀也贯穿在平时的生活中，在他初入北平，进燕京大学讲课时，就对校方用英文字母给教学楼命名表示不满，在他的提议下，燕京大学把外国名字均改为中国名字，也有了以钱穆名字命名的—穆楼。据说，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是钱穆命名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随学校南迁。学校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生活一度非常艰苦，钱穆曾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住一屋。在西南联合大拳，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局面更胜以前。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曾师从钱穆的严耕望讲述当时盛况：“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也是在这里，钱穆开始手不停挥地编写《国史大纲》，因为正值抗战期间，钱穆笔间感情更加充沛。《国史大纲》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不断重演着外族人入设与被同化的历史、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智能”一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中国正在映落自信的谷底的时刻，钱穆希望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保持若“温情与敬意”，该书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至今。抗战胜利，北大复校，傅斯年主持校务，钱穆没有得到聘书，遂闭门著书立说。

    1949年，钱穆经由广州去了香港，离开大陆，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归故土。

    当时的香港成了一个大的流亡场，各色人物从大陆逃亡香港，其中也有无数流亡学生。这些流亡学生，就像在大海上四处飘泊，前途渺茫，失去了精神依托。在这种情况下，钱穆放弃了较为闲适的教书生活，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建新亚书院，为内地流亡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工作的场所。严耕望后来感叹，钱穆此时正是学养成熟而精力未衰的阶段，正当更有高度发挥，却因时局动荡，被迫到香港办学，十余年间耗尽心力，对于学术界是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对于当时的学生，却有了精神的依归，更是为中华传统的存亡续绝，钱穆回忆新亚书院初创办时，“彼辈皆不能交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之楼梯上者。予于晚间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需多次脚踏铺被而过”。在这时代巨变的无可奈何中，钱穆是要努力去培养传递文化的薪火。新亚书院是当时香港唯一不牟利的学校，许多老师来此授课，纯粹都是尽义务。学校还在每周末设公开学术讲座，吸引校外人士来听讲。

    新亚书院位于香港著名的贫民区，条件十分艰苦。钱穆只有两间小屋，一间居住，一间办公。办公室给余英时的印象是“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支撑着他的，是中国传统精神。余英时回忆，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他发现钱穆正躺在地板上，病了。

    钱穆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仿佛这足以驱逐其所有的痛苦。钱穆亲自给新亚书院写了校歌：“……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新亚书院最终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钱穆从香港到了台北，他再未回到大陆。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寓所辞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1992年，家人将钱穆骨灰撒入茫茫太湖，以示其魂兮归来。

    2009年8月8日，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墨宝在香港拍卖。其中钱穆的信札，用行书写就，字体飘逸、秀雅，信中钱穆写道，“今日之国运，吾侪从事学术教育工作者皆不得辞其咎”。短短一句话，可见一代国学大师“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

曾国藩传

朱东安

    曾国藩从小就有很高的志向，无论读书还是做事，都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劲，这与他父亲的教导有关。

    其父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可从几十年的经历中，他悟出一条真理：“有志者事竞成！”为此，曾国藩青少年时代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刻苦读书，百折不挠。

一天，曾国藩在家背书，可有一篇文章就是背不下来。这时有个贼正潜伏在他的屋檐下，准备等他背完睡觉后动手行窃。可曾国藩国一直背不下来，就不去睡觉。贼等不及了，跳起来大怒道：“你这个笨蛋，背了这么多遍还背不下来，我都听会了！”说完，那个贼果然背诵一遍，然后扬长而去。

    还有一回，曾国藩和妹妹一起跟着父亲外出。父亲看到路边有棵“狗尾草”，马上出了一句上联：“狗尾草！”妹妹马上回答：“鸡冠花。”一会儿，他们经过一座桥，父亲又随口出一句上联：“观风桥。”兄妹俩都没有对出。三天后，曾国藩突然跑去对父亲说：“听月楼。”父亲一听，对儿子的执著大加赞赏。

    为激励自己，曾国藩还给自己取了个号：涤生。

    他在日记中是这样解释的：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

    “涤生”就是“见善思齐，有过则改”的意思，可见曾国藩时刻不忘自己的远大志向。

    后来他的父亲把他送到涟滨书院和岳麓书院学习。在名师的指点和自己的刻苦努力下，曾国藩在学业上实飞猛进。1834年，曾国藩24岁，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

    这年冬天，曾国藩独自北上京城，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结果名落孙山。然而，进取不止的曾国藩依然高唱着“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

    1836年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还是没有被录取，但他没有灰心，他相信自己还年轻，仍有机会。放榜后，曾国藩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南返。

    会试虽然落榜，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做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的盘缠已经所剩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在交谈中得知曾国藩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言谈举止中，易知县看出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无量。当曾国藩开口向易和县借钱做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借给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

    经过金陵时，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释手。一同价格，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但他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书买下来。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俭用，所费也很有限。这时已是初夏，随身所带的皮袍冬衣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凑足回家的盘缠。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

    回家以后，父亲曾麟书得知他当了衣服借了账，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望着慈样的父亲，曾国藩暗暗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功夫不负有心人。1838年，曾国藩终于得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至此，曾国藩走完了自己的科举之路，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志向。

    这位远居山村，出身寒素的偏强小伙子，从此由“田舍郎”一跃而进入了“天子堂”，实现了少年时代就立下的远大志向。此时的他感觉前途无限，便产生了一定要做一个屏藩国家的重臣的志向，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子城”改为“国藩”。就是“为国藩篱”的意思。从取号到改名，少年时代的理想又升华了。

（节选自《曾国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