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惟愿长报国——缅怀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记者：顾瑞珍 吴晶晶 胡浩

    经历了入秋以来最强寒流的北京，空气清冷，落叶遍地。

    31日清晨，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科学泰斗钱学森，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祖国和人民。

    巨星陨落，划过天际留下的是璀璨的光芒，钱老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而他的科学成就和爱国情怀却生生不息。

“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听到钱老逝世的消息，84岁高龄的我国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院士十分悲痛“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947年，庄逢甘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他和同事一道为美国设计、研制出可以用于作战的第一代导弹，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然而新中国的成立、祖国的召唤让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一切优越的条件。

    1955年，钱学森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回到祖国他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随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 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

    “他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庄逢甘说，“他经常鼓励我们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1958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在一次亲自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钱学森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钱老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

    在“万元户”还是绝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梦想年代，钱老已捐款上百万元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他的秘书代他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在将奖金捐出时，钱老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老“不爱钱”，也不爱所谓的“名誉”“地位”和“待遇”——当年他毅然决然挥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等职，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名扬四海后，他坚持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兼任任何顾问或名誉顾问、不到外地开会、不出国；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报刊上颂扬他的文章被打招呼“到此为止”……

“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钱学森在多个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991年，他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1999年又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然而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

    在涂元季记忆中，钱老一生就激动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55年，钱老把自己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8226；卡门手里老师对他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钱老看到自己为中国人争了气，非常激动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钱老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三次是钱老得知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也许，这三次激动时刻正是一位科学泰斗对祖国、对人民热爱之情的独特表达。

    “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钱老这么说着，也这么做着。

    涂元季说，钱老晚年不提过去的事情，不写回忆录，“他常说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节选自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09年11月）

孤独书生陆谷孙

    与许多知名教授不同的是，陆谷孙没有“退而不休”去下海淘金，还是坚持在学校讲课，“和学生在一起”；帮街坊守一会摊，“和群众在一起”。其余的时间，就是躲在家看书驾字，谢绝大部分的社会活动。

    关于这种态度，陆谷孙引用了《哈姆雷特》中的名句作解。【甲】“我可以置身在胡桃壳里，却是无限的主人。”

    常人所知的陆谷孙是个英语教授，但绝少有人知道他还有点国学功底。他的父亲陆达成，一位自学成材、能写古体诗文又精通法文的旧式文人。从小到大，其父的言传身教深深融进了陆谷孙的血液中。

    1980年，陆谷孙第一次去美国，父亲的前老板董浩云邀他做客叙旧，主动提出要送陆谷孙几件时髦家电做礼物。陆谷孙却拒绝了，他只要父亲在其手下供职时写下的《中国航运史》手稿，董浩云因此赞其“达成先生家风不灭”。

    在《英汉大词典》下卷本的征订会上，主编陆谷孙在公众场合直言不讳：“我可以诚实地告诉各位，《英汉大词典》上卷，共1967页，迄今发现的错误和缺点，约为每100页出现一次。”急得出版社差点抓狂。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陆谷孙，也经常在政协会议上“冒刺”。“我的体会是不讲假话，尽可能多地讲真话。”

    对于目前妻儿移民国外，自己宁做光杆留守也不出国的状态，陆谷孙做了如下解释：“像我这种人是不可能数典忘祖的。偶尔去美国探亲几个月，但一到秋天，秋虫叫了，我就开始想念这片土地了。”

    陆谷孙童年时，家在浙江余姚乡下。穷乡僻壤之地，唯一的精神乐趣就是在脑海中回想父亲给他讲的《悲惨世界》与《三剑客》，在幻想中自娱自乐；或来到江边，看着河面上由远及近飘来的残叶菜皮，冥思遐想。

    1957年，陆谷孙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学习。几年的大学生活，“学工学农”占去了一年多的时间。土钢炉前，灶前厨下、码头工地都留下过青年陆谷孙的身影。他不仅能挑动百来斤的担子健步如飞，还能从中得出“酱色的皮肤与隆起的肌肉，使人看到了劳动与力量之美”的审美情趣来。

    这样艰苦的求学环境，陆谷孙还是想尽各种办法学习。“一束灯光打下来，埋头看各种原著，从小说到历史、传记。”“大学学习的本质就是自学。极而言之，所有形式的学习的本质都是自学。”陆谷孙后来总结道。

    1965年，25岁的陆谷孙走上了讲台。不久，因在下乡劳动时背诵普希金的诗句而被人揭发，被差去编《英汉大词典》。他想方设法搜集新资料，引入新词汇，用他深厚的古文功底翻出一些巧妙的词语，在这件惩罚性的工作中创造了这本后来被英美专家评为“远东最好，

    也是世界范围内较好的双语词典”。

    【乙】“我觉得孤独可以分泌、催化你的灵感。”重提这些往事，陆谷孙说。

    除了编词典，陆谷孙还讲授“英美散文”与“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也是他的招牌。在当下英语学习功利化的状态下，陆谷孙是不多的仍旧坚守英语学习不要放弃文学性、思想性、学术性的学者之一。他感觉今天全民学英语，可是水平却在下降。前辈学人梁实秋、钱钟书、林语堂等人，以英语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今天又有谁呢？

    学生一致认为陆谷孙是他们最崇拜的老师。可陆谷孙说，有什么好崇拜的，现在大四的学生逃课缺课成风，学了三年英语，出去就马上想要兑换成现金。“我觉得他们身上人文主义的道德激情没有了。外语教育，工具性、技能性强，这样的学科不能没有思想。”

    对此，陆谷孙又表示很无奈，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功利性是大势所趋。“但我觉得大学教育就应该培养这样的人，‘知识人，道德人，思想人，性情中人’的综合体，如果大学能培养出求知欲很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那么就表示我们的教育成功了。”

相关链接：传说在欧洲，惩罚一个人的方式就是让他去编纂词典。《英汉大词典》编写人员最多时高达“108将”，最少的时候只剩下17个“老弱病残”。这期间有人出国，有人下海，有人直接换工作，陆谷孙甚至参加过几次同人的追悼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陆谷孙硬是找到了编词典的乐子。他为了这本词典定下三条规矩：一不出国，二不兼职，三不另外写书。直到1991年《英汉大词典》大功告成，陆谷孙在校对完最后一页后，开玩笑地写下了“zzz”作为全书结尾，意为词典编成，可以睡觉去了。（《漫步英文世界的老神仙》）我母亲走得早，父亲教我背过元稹的悼亡诗《遣悲怀》。小时候不懂，现在终于懂了，这里面有先父对亡妻很浓很浓的感情。现在小孩大概不太读了，低头刷屏，不再抬头望天。我觉得现在孩子的心灵越来越坚硬钙化了，机械化了。我经常对学生说，我只希望你们的良心还是血肉做的，而不是一堆不锈钢；看到爱斯梅拉达和卡西莫多的故事还会不会动情呢？现在的小朋友右脑是不是都不太去经营了？我觉得倒应该多看看情感丰富的书，给右脑补点形象思维和艺术创作能力。

（《上海书评·陆谷孙教授访谈录》）

文化传承——冯其庸的人生主线

柴剑虹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和民族荣辱、国家兴亡密不可分的。冯其庸先生的幼年、青少年时期，正是外寇疯狂侵侮，内乱动荡不止的年代。他目睹河山破碎、国破家亡的惨象，从小立志，追求强国富民之梦。他以自己非凡的成就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个人的成长，与家庭抚育、学校教育关系极大，与文化传承息息相关。他生长于贫穷的“稻香世家”，自小要种田、挑担、车水、养蚕，干各种农活，艰苦生活的磨练成为他“人生第一步的教育”。同时，作为文化传承重要因素的良好家教也为他创造了学习文化知识的条件，上学、辍学、自学，像一颗良种在书的丰沃土壤里生根发芽成长，经过小学、私塾、中学、无锡工业专科学校和名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培育，又参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实践，以及文艺界、学术界多位名师挚友的扶助、影响，终于成为根深干直、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一个人的成就，虽离不开环境的熏陶和师友扶助，但更取决于自身的奋发图强。他自小生长于逆境，道路曲折坎坷，历经风霜雨雪，磨炼出发愤自砺的品格。1964年10月他被派到陕西长安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时，为深入了解古代历史文化，居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有限的节假日时间，带领同事去实地考察周边的周秦汉唐文化遗址，并且撰写了一篇符合考古专业要求的调查报告，不仅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珍贵资料，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可贵的文化担当精神。特别是冯老自年逾花甲到古稀耄耋，居然十赴新疆、三上帕米尔，探求玄奘东归之道，又穿越罗布泊，进楼兰，过白龙堆，进入玉门关到敦煌，可谓艰苦跋涉，虽苦犹乐，创造了一个年迈学者深入西部边陲实地考察古代文化遗址的奇迹。

    一个人的性格，也必然会影响其一生的作为。他是“悲天悯人”的性情中人，爱憎分明，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每辨是非曲直，决不退让、苟同、盲从，而有时却不免也会因同情而轻信；既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又豪情满怀，率性自律，独立乱流，不失方寸。这些看似矛盾，却是融汇统一于“以天下为己任”的通达人生观。尤其在身处逆境之时，他顽强、达观的性情，往往可以化解艰难险阻，走上顺畅之通衢。他对《红楼梦》作者的家世考辨、版本研究，曹雪芹故居、墓石的考证，以及项羽不死于乌江的考订等，便是这方面很典型的事例。自传中述及他和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见解不同，尤其是1984年赴列宁格勒考察并洽谈影印苏藏《石头记》抄本之事，二人产生若干矛盾。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正是因他当年的主动推荐，周汝昌才得以参与此行。自传中没有提及此点，正说明了他的宽大胸怀。

    在冯老心中，关心民生与重视文化传承密不可分。1999年，我所在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学术集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集“吐鲁番专号”出版经费欠缺，具体负责编辑该集的荣新江教授颇为焦急，我向担任学会顾问的冯老报告此事，他马上将自己刚得到的数万元稿费捐给学会，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据我所知，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有人假冒慈善组织要冯老捐字画。冯老出于对灾民的关切与赈灾热心，未加思索一次就应允捐出书画数十幅之多，为此他不顾疲倦连日写字作画，因累而病住了医院。

    现在，拜读了冯老的这本口述自传，了解了这位文化艺术巨匠的风雨历程，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文化传承的艰苦卓绝，进一步认识文化自信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

（选自《中国教育报》2017年2月24日第4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冯先生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确定了走历史文献考证和地面遗存调查相结合的学术道路，一辈子也没有放弃这种坚持。因此在进入曹雪芹家世研究领域的时候，他十分重视文献史料的发现考证与遗存实物的发现调查相结合。（张庆善《红楼内外的冯其庸先生》）②冯其庸先生的口述自传《风雨平生》2017年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自传里引述了一首诗：“《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这是他在抄家毁书的“文革”期间于190多个夜晚冒着生命危险抄成《瓜饭楼抄庚辰本石头记》后写的。

“耶鲁村官”秦玥飞

    2011年，秦玥飞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而是出人意料地到湖南衡山县当起了大学生村官。

    一位国外名校的毕业生，怎么会想到回农村当村官？在一些公共场合，常有人会向秦玥飞抛出这一疑问。

    “我选择回国服务农村是很自然的事。”秦玥飞坦言，一百多年前，耶鲁大学就有一批身怀家国情怀的中国留学生，如工程师詹天佑、经济学家马寅初等，毕业之后都选择回到祖国，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帮助国家发展，帮助老百姓改善生活。

    这对秦玥飞的触动非常大。他说，毕业之后回到中国农村，希望本科所修的政治学、经济学两个专业，能在中国的公共服务领域里，寻找属于他的一片天地。

    风俗习惯、语言沟通、人际关系，对于秦玥飞而言，这是他初来乍到必须面对的挑战。

    贺家山村上岗首日洗澡的故事令秦玥飞至今记忆犹新。对于他早上洗澡的举动，当地乡政府的人和村民感觉很稀奇，之后他再也不在早上洗澡了，后来又把英文印花的T恤里翻外穿，短靴也换成了解放鞋。

    为了拉近与老百姓的距离，不抽烟的秦玥飞还学着当地人的模样，在耳朵上夹一根烟，“这样可以更亲近村民”。

    到贺家乡贺家山村时，秦玥飞担任村主任助理。他四处奔走寻求各方帮助，共为村里筹集上百万元资金和资源，建起了新敬老院等多个公共项目。3年间，他带领着村民修水渠，硬化村路，引进信息化教学设备……

    2014年8月，在贺家山村服务期满后，秦玥飞放弃提拔机会，转至距离贺家山村30多公里的福田铺乡白云村继续做村官。

    在这里，秦玥飞一改之前“输血”的模式，因地制宜，用“造血”来带动村民进行产业扶贫，建设乡村。

    调任白云村任第一书记后，他做了大量调研和数据收集，总结了以前的经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光投钱不行，还得有产业。

    白云村有许多油茶林，过去农民榨出的山茶油不经提纯，每斤只能卖到五六十元。去年10月，秦玥飞成立了衡山白云深处农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与外地专业油茶深加工厂家合作，生产茶油护肤、护发等产品，附加值大大增强，40余户村民被吸引入社。

    白云村村民汤潜辉去年10月交了4000多元现金加入了该合作社。他说，农村没有别的收入，村庄历来种植油茶树，有了合作社的统一包装销售，相信一定能做起来。

    汤潜辉非常看好这种造血式的产业模式。他说，与贺家山村相比，他更倾向于搞项目，“因为这是长期的，所有村民都能受益，即便秦玥飞离开了，影响也不会太大”。

    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服务乡村，秦玥飞与耶鲁大学的中国同学发起“黑土麦田公益”项目，招募支持优秀毕业生到国家级贫困县从事精准扶贫和创业创新。

    “黑土麦田”乡村创客计划，即每年资助一批优秀高校毕业生到贫困乡村，并为入选的“乡村创客”提供强劲的薪资福利、专业培训，以及多元的就业选择，让有志青年能够安心地去服务农村，改善乡村面貌。

    秦玥飞介绍，乡村创客在两年服务期内，将带领贫困户开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种植和养殖产业，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开展“互联网+乡村”等项目，带动当地贫困户脱贫。“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能够复制推广。”秦玥飞说。

    据悉，首批来自北大、清华、复旦等高校的30名毕业生，经过任前培训后，已在去年9月份前往湖南、江西、山东等地15个贫困乡村，结合精准扶贫开展工作。

    “今年有更多的优秀大学毕业生和年轻创客加入‘黑土麦田’计划，能够让‘造血’模式更好地传播推广。”秦玥飞说。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秦玥飞：君子通大道；在殿堂和田垄之间，你选择后者。脚踏泥泞，俯首躬行，在荆棘和贫穷中拓荒，洒下的汗水，是青春；埋下的种子，叫理想。守在悉心耕耘的大地，静待收获的时节。

﹣﹣“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颁奖词

②秦玥飞，男，1985年出生于重庆，2005年高中毕业后，以托福满分的成绩考入美国耶鲁大学，享受全额奖学金，成为重庆第一个被世界一流名校直接录取的学生。2011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完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专业的学习，取得文科学士学位。回国后甘当一名普通村官，被村民亲昵地称为“耶鲁哥”。

﹣﹣百度百科

③乡村幅员辽阔，有众多的人口，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同时存在改进的空间，是年轻人施展才华和抱负的地方，需要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前赴后继的去那儿建设。

我必须得了解我自己国家的普通老百姓，了解他们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酸甜苦辣，我要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去改变，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

﹣﹣秦玥飞

汉学家叶嘉莹

上官云

    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温家宝致信祝贺，称先生七十年来孕育桃李，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重头贡献。在致答谢词时叶先生说：“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她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著作等身，精研古诗词，培养无数学生，被称为“大师的老师”。

    1924年，叶嘉莹生于旧北京一个传统世家，那时的叶家奉行儒学，恪守礼仪。闲暇时，父亲与伯父会声情并茂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也会各执一册诗词选集研读。受此环境熏陶，叶嘉莹开蒙很早，六七岁便诵读《论语》，十几岁能写格律诗词。1941年，她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诗词名家顾随，打下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

    她容貌端丽，天资聪颖，是典型的民国“闺秀”。直到今天，叶嘉莹仍然打扮得十分齐整：留着纤长指甲、佩戴粉边眼镜，仪态优雅。或许是出于天然的气质，辅仁读书期间几乎没有人敢随便跟她讲话，“直到毕业时同学道别，我才听说有男同学编排我‘孤芳自赏’‘我行我素’。很多人说我爱情诗讲的那么好，长的又不难看，但事实上，我真的没有感情方面的经验。”

    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中国近现代史同步，她也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幸与不幸：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随公司迁往后方，杳无音讯；17岁刚刚考取辅仁大学，母亲因病去世；24岁婚后随丈夫迁至台湾，遭遇白色恐怖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却始终贴身携带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的价值。天地之间，除了这些笔记，再也没有记录老师讲课的东西，是他把诗丰富美好的生命传达出来，所以，拼尽一切，我也要把这些东西带出来。”在恩师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叶嘉莹的生活，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自问自答，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是我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叶嘉莹远赴哈佛教授中国古典诗词，并与人合作做古诗词研究。那段时光，让她受益匪浅的是哈佛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你们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当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域取得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她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2008年，还荣获了首届“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单看文学领域的成就，很难把这位学者跟柴米油盐联系起来，而她将二者平衡得很好。虽然投入诗歌会忘记一切，但她一直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不会因为能够读一点书就骄傲，在家里，媳妇儿就是媳妇儿。”在北美教书时，为了节约开支，她“算计”租房地点：要离教书的学校近、离女儿学校近、离莱场近。“我白天带了三明治上班，背着大书包下班先到莱场，抱着一堆纸袋子里的菜回家，洗菜切菜，洗米做饭，包括吸尘扫地都是我来做。”这样的生活，她过了几十年。在台湾，女儿刚出生，她甚至会亲手洗涮尿布。在外甥眼里，舅妈就是洗碗做饭、伸手掏水沟的居家媳妇。直到他去加拿大，才知道这位常常蹲着洗尿片的女人竟然是大学教授。

    “事实上，就算我一直教书，我也不是好为人师。”她说，“我的‘好’是‘好为人弟子’，我喜欢学习。除了教书以外，虽然很忙，我仍然去听外文系的诗歌或诗歌理论的课程，我是下了工夫去学习的。”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是在中国!”

（节选自2014年11月6日中新社刊文，有删改）

一个时代的斯文

梅贻琦

    谈起清华，人们自然会想起大师云集和英才辈出，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这是百年清华留给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在创造和积累这笔财富的众多杰出清华人中，梅贻琦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尤其是清华校友），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

    梅贻琦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的阶段，早期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中期日寇进犯，民族危亡；后期国共对峙，战火纷飞。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梅贻琦先生却做出在今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他的纯粹、执著、坚定、智慧，奠定了清华校格--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1944年，国民党政府当局曾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数名进步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虽然梅对闻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但在国民党当局尤其是最高层面前，却表现出不同常人的爱才惜才之大胸怀。在蒋介石约见与他谈大学复校问题时，梅梅贻琦主动提到清华教授中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影响。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梅先生这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蒋介石频频点头说。随后，梅贻琦向蒋提出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生活水平的建议。原本要追究进步教授的质疑，却变成为教授争取待遇的由头，这让人不得不佩服梅先生的处事智慧。

    西南联大是一所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学府。梅贻琦治校期间，用人不拘一格，唯贤是举。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回忆，他刚入学那年，学校来了三位年轻老师，钱钟书、华罗庚，许宝騄。都是28岁，都是正教授。许宝騄考取了赴英留学，并于1938年哲学博士学位；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并没有在海外取得博士头衔；数学天才华罗庚以初中学历迈进清华，先当助教，后被清华送往英国留学。

    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来是正常不过的事。梅校长曾经谦虚地说，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凳子而已。清华或者西南联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梅校长不惜代价诚聘国内外一流的师资是分不开的。

    1935年底，日寇压境，华北危急，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一二•九”运动大幕。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的紧张，他们想方设法阻挠运动，迫害学生。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一时学生情绪激愤，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步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同学中负责人早已溜了。梅校长便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去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避难的同学。当时同学们手拉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了，大都是无辜的。

    随后，梅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他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他平时少讲话甚或不讲话，但却绝不是无话可讲，更不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梅贻琦讲话，往往“妙语如虹”，甚多魅力和哲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便其一例。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的寡言还表现在他为人低调和处事不张扬上。无论他主持学校或台湾“教育部”时，公文函札都是他亲自审阅，常通篇改写，尤其是出任“教育部长”后，每日带重要公文晚间批阅，常到深夜。

（摘编自黄延复、钟秀斌《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注】西南联大：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临时组成。

相关链接：①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②梅贻琦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宇、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据统计，1955——1980年遴选出的中国科学院470多位学部委员中，有41%是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