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的歌唱

    教育局来信了。

    老周拿着那个印着火红大字的牛皮纸信封，如拿着一颗不知道该怎么拆卸的炸弹。作为一个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从来没有遭遇到如此隆重的事情。此前，教育局要找他，都是一个电话，内容大多是让他协助调查邻校的打架事件或卖花团伙招未成年人上街行骗等事情。或者，就是严斥他那只有半个篮球场的校园体育设施不达标……

    他硬着头皮打开信封，以最坏的打算读完那份短短的信。信上说：六一儿童节将至，请贵校组织节目，参加区上的文艺调演。

    犹如大牢里的死刑犯，原以为接到的执行判决居然是无罪释放，差点没跳起来。他把信反复读了几遍，确信不是自己眼花了，一颗兴奋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光高兴没用，当务之急，是得去找老师，弄出个好的节目，才不辜负上级。

    他赶紧进城到艺术馆，想去请那里的老师们帮忙。老师们都很忙，一听说连三百元一小时的课时费都交不起，而且还要坐两路公交再转火三轮才能到达他的学校，于是果断地拒绝了。整整一天，他得到的结果都一样，不同的只是有人听他说完而有人只听他说了一半或更少。

    晚上，错过末班车的老周走在雨后的大街上，心情像他的影子一样绝望。就在他不知道该向谁说说委曲的时候，从远处桥洞下传来一阵凄凉的吉它声，那声音如泣如诉，令他忍不住走了过去，看见琴声起处，一个犀利哥样的长发男人蹲在桥墩旁，脚边乱七八糟地躺着一堆酒瓶。

    他小心地走过去，那人也只当他是一阵风，没有理会，继续弹着吉它并唱起歌，那歌是老周从没听过的，讲的是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在大地上流浪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可爱的小天使。老周也是一个女儿的爸爸，特别能引起共鸣，听着听着，不觉已是泪流满面。

    因着这几滴泪，他们接上话来，并一直聊了起来，到天明时，老周已大体明白对方是个音乐家，因为女儿得了脑癌不治身亡而痛不欲生，四处漂泊地想挣脱痛苦，而且，老周还知道并坚信，这是天可怜他，给他送来了排练节目的老师。

    他扛着老天送来的老师回到学校，等了一整天，老师才醒，虽然说话依旧有些颠三倒四，但大至能明白老周的请求，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写出了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讲一个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蒲公英在星空下寻找人生的答案，并且发出为什么只有美丽的鲜花才有明天的感叹。但最终，蒲公英看到普照的阳光，并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它落地生根，开枝散叶，长成一株美丽的生命。

    老周很喜欢这首歌，曲调很美，歌词的意境与学校孩子们的心境相契合，当然，最令他喜欢的还是蒲公英的结局。

    没有伴奏，音乐家为他们设计了无伴奏童声合唱。经过几天的排练，杂乱失控的声音，便被天籁般流畅和谐的演唱所代替。仓库改造的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传出了悠扬的歌声。为了配得起这歌声，老周花血本为孩子们订制了一套城里孩子们穿的校服，浅蓝的裙子白色的衬衣，把小家伙们包装得鲜亮整齐。为此，他推迟了给老师们发工资，但老师们并没像以往那样不高兴，纷纷说，这事，值得支持。

    演出那天，一个跑野的家长开着他的金杯车把孩子们送到演出的剧场门口，音乐家也破天荒理了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帅气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二十几天的辛苦终于结出了果实，老周脸红红的，眼亮亮的，微笑着，一语不发。

    当老周走进剧场去签到时，负责签到的张科长很困惑地问：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收到通知来的。”老周既兴奋，又有些惴惴不安地递上通知。

    科长把通知捻过来，像检验伪钞一般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一拍脑门说：“发错了，这是谁干的？明明是通知你们限期关闭学校，怎么装成文艺调演通知了？这不是乱弹琴吗？”老周像被太阳晒过的泡泡糖，软揿她飘了回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向孩子们解释这次不知是自己还是别人犯的错误，他觉得这比让他结束办了多年但终于还是没修成正果的学校更让他难过。

    远处飘来一阵蒲公英的吟唱，那是他的孩子们在做最后一次练习，周围路过的人们都感叹：这歌真好听啊！

袁隆平  情系水稻五十载

    从50年前安江农校的青年教师，到如今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袁隆平耕耘杂交水稻这块科学稻田已整整50个春秋。世界因此增产稻谷5亿多吨，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解决了其他国家的吃饭问题，为保障粮食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3年，23岁的袁隆平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只写了两句话：“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果然，他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地处偏僻的湘西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

    在农校教书的日子里，他利用课余时间走出课堂，走向田埂。烈日当空，农民在榕树下歇息，袁隆平依然头顶烈日，在田里劳作。1958年，袁隆平用月光花嫁接红薯，结果，最大一兜“红薯王”有27斤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袁隆平在试验田里偶然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株型优异，穗大粒多。兴奋的袁隆平将其所有谷粒留做试验的种子。第二年的结果却让人很失望。袁隆平灵感的火花来了：难道这是一株天然杂交稻？而当时权威看法是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不具有杂交优势。从这时开始，袁隆平下定决心不为权威所限，通过科学的研究揭示出水稻杂交的奥秘和规律。

    1962年，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英美的两个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克研究出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了，我们还在这里学苏联，打转转。”

    这年暑假，他去中国农科院，找大学时候的老师、遗传学专家杨国荣。杨老师悄悄告诉他一些国外研究的情况。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已经开始生产，只有水稻的杂交技术还没有突破。他决定放下“月光花红薯”，专攻水稻杂交。

    为了找到理想中的稻株，他吃了早饭就下田，带着水壶与馒头，一直到下午4时左右才回来。六七月份的天气，他每天都手拿放大镜，一垄垄、一行行、一穗穗，大海捞针般在几千几万的稻穗中寻找，汗水在背上结成盐霜，皮肤被晒得黑里透亮，连常年扎在水田里的农民都自叹不如。正是凭着这种坚忍不拔、勇敢顽强的意志，在勘察了14万余株稻穗后，经过两年的探索、试验和研究，1966年2月，他终于写成“惊世”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从此，“杂交水稻”这4个字伴随了袁隆平的一生，成为他毕生不懈追求的事业。

    寒来暑往，袁隆平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执着将困难一一化解。历经8年磨难，1974年袁隆平配制种子成功。

    1975年冬，国务院做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这标志着我国水稻育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此，杂交水稻开始真正大面积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农业和粮食生产。

    杂交水稻的成功，使袁隆平名声大振。1979年，湖南省委的领导找他谈话说，准备提拔他担任省农业科学院的主要领导。袁隆平诚恳地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当官。别的不说，在搞科研这一点上，倘若真当上领导，哪里还有时间搞科研？”院里本来要给袁隆平换一间大一点的办公室，但袁隆平坚决不同意，说：“何必浪费呢。”作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每年手里的经费成千上万，但他对科研工作的经费也非常“吝啬”。2000年12月，袁隆平以技术入股的“隆平高科”在深交所挂牌交易，袁隆平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亿万富翁，但他还是以原来的样子出现在大家面前，仍旧是那个朴素的如农民一样的老头。

50年来，在促进水稻增产这座科研高峰上，袁隆平及其团队一直走在世界最前沿，多次创造水稻大面积平均亩产的世界纪录。2014年10月10日，农业部宣布，由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第4期中国超级稻亩产达1026.7公斤，创造新纪录。

    84岁的袁隆平表示，希望能在90岁前完成每公顷16吨的第5期超级稻攻关目标，最终实现“禾下乘凉、覆盖全球”的心愿。（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家再大，也只能睡一张床；资产再多，你每天也只能吃三餐饭，所以，我对钱这个东西看得很淡，够用就行。（袁隆平）②他是世界级农业科学家，联合国首席农业顾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然而至今，他仍然保持着一个农民的本色，他每天至少去一次农田，几十年来，除了多一些皱纹，整个人没变过。（《一个价值一亿元的名字》）

人情圈

    这两口子从乡下到城里来打工，不知不觉过去了大半年。

    男的叫古正风，四十来岁，眉粗、鼻高、身体壮实，见人一副笑模样。妻子叫刘秀姑，肤色黑，但眉目清爽。他们是雨湖公园的合同工，古正风在花木队侍弄树圃、花坛，每月工资一千八百元；刘秀姑在清洁队打扫亭阁、厕所，每月一千五百元。

    雨湖公园很大、很美，又处在城市的繁华地带，天天都是游人如织。为上下班方便，这两口子租住马家巷的两间小平房里，一间是卧室兼餐厅，一间是厨房，不到四十平方米。租金很便宜，每月六百。房东叫马绍祺，他家有一个独立的院子，出租小屋不在院中。古正风只在交房租的时候，才去马家院，交了租金不坐不喝茶不扯闲话，转身就走。

    在马家巷住了大半年，他们除了认识房东之外，巷中还有三十来户人家，几乎不打交道。他们觉得很寂寞。在乡下，一个村的人都知根知底，没有不认识的，东家做寿，西家结婚，都会闻讯而至，帯上一点礼物或礼金去表示心意，邻里关系鱼水情深。俗话说：“人情是把锯 ， 锯来又锯去。”真是一点也不假。

    古正风对妻子说：“城里人有他们的交际圈，我们被隔在外面，既然我们想在这里长久地生活，就得把自己融进去。”

    妻子问：“人家不请，我们能厚着脸皮上门送礼？”

    “我们不是认识房东马绍祺吗，这个老爷子很热情，巷里人有什么喜庆事，请他知会我们一声。俗话说伸手不打送礼人。我们去送礼，别人会赶我们出来？”

    不久，巷口的李家孙子结婚，给各家送了请帖，只是没有送到古家。马绍祺遵嘱，把这件事告诉了古正风。古正风喜饱了，买来包封，特意在里面放了一百元钱（乡下一般只放四十元），去了李家。

    李家人满脸是笑，接过包封，说“愧领了！我们过去没有人情来往，所以没送请柬给你，请多多包涵。明天中等的喜酒，请你们全家光临。”

    古正风夫妇吃过这一回喜酒后，巷里的男女老少对他们刮目相看了。他们认为这对外乡人重情重义，不小气，应该高看一眼。老人亲切地叫他们“小古”“小刘”，同龄人称他们“古哥”“古嫂”。

    古正风和刘秀姑的心，像泡了一汪蜜水。

    谁家有个喜事，都会正经地把请柬送上门来，不送就觉得对不起古正风夫妇。古人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真是至理名言。

    乡下的“人情”大概有婚丧、乔迁、生子、做寿等几大项，但城里又多了许多项，如干部荣任新的职位；孩子考上了大学；知识分子职称晋升……都要设宴招待邻居、好友，被邀请的人自然不能空手去。更奇怪的是，城里人过生日都下请柬。古正风觉得这是乱了规矩。俗话说“生日无请。”古书上还说“寿者为尊。”说白了，谁的诞辰都不能主动请人来吃寿宴，唯我独尊，指令人家来拜寿是失礼。凡至亲好友，会记得寿者的诞辰，主动上门庆贺的。城里人居然不知道这个规矩，怪！

    一天刘秀姑说：“我俩每月工资三千三百元，除去房租六百、伙食纲和其他费用一千元，应存下一千七百元。可现在每月送人情就得七八百，一连几个月了，这怎么好？”

    古正风愁锁眉头：“我原想进入城里人的人情交际圈，现在看来，我们还不够这个资格。这繁多的礼尚往来，农村人还没有这个经济条件，承受不了，往后的日子还长，人情是把锯 ， 锯伤的是我们自己。”

    “那怎么办？”

    “我们得去暗暗地寻一处出租房，要离马家巷远一些。”

    过了些日子，古正风从乡下把父亲接来了，说要在城里为老人做七十大寿。

    古正风到各家各户去送了请柬，这叫“入乡随俗”。

    巷子里的人家都很高兴，表示一定来为老人拜寿。何况，古正风早有人情在前，他还是第一次请大家去捧场，大家自然是都乐意去，送的礼金也很客气。

    寿宴过后，一天夜里，古正风先让约请来的搬家公司把东西运走。然后，一个人去了房东马绍祺家，说是一个亲戚有多余的房子，邀他们去免费住。这当然是谎话，但他说得有情有理，令人信服。待交情房租，古正风向马绍祺双手抱拳，说：“马老，多谢你照顾，我们后会有期！”

    望着古正风远去的背影，马绍祺依依不舍，突然发觉自己年老记性差，刚才忘记问古正风新家的地址了……

（节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

风语

胡炎

    风，卷着梦的香气，一阵一阵，撩得人难受。

    村头老杨树下，他蹲着，目光铸在密匝匝的枝叶间。叶片上，昨夜的梦还在跳荡，金光灿灿，晃得人眼晕。抬手捋一把，那叶子全是钱，新崭崭香喷喷，揣进怀里，平素蔫软的腰杆硬是生生挺得笔直。

    身前，烟屁股滚了一地。最后一支抽尽，再把烟屁股捡起来，点燃，狠狠地补几口。

    心，也给灼得火烧火燎：这财，别人发得，我怎就发不得？

    “爹！”进家，他叫。

    “弄啥？”爹不看他，手里的锤子起起落落，只顾自加固他的锄头。

    “钱……我得用。”

    爹的手停了，翻他一眼：“那是留着给你娶媳妇的。”

    “媳妇不急，钱急。”他给爹敬支烟。

    “到底弄啥？”

    “正事，别问！”他把字咬得很重。

    爹不再言语。这是他唯一的儿。儿一贯是老实本分的，他不能不依他。

    叔、伯、舅、姑……挨个借了个遍。然后村西的、村东的，南头的、北头的，挨门槛进，讨好的笑，把一张脸都给拉伤了。

    “就你，也做白日梦？”村人的眼里，满是鄙夷和不屑。

    他依旧笑，心里却骂：“狗眼看人低，等着瞧！”

    购置设备、联系货商、组织人手……第一批成品终于出炉，没想到，事儿来了。

    一块黑转，拍晕了他：“敢跟老子抢生意？”

    他摸索着爬起来，捂着流血的后脑勺：“疤哥，我不懂事，您老人家大人大量，抬抬手，给兄弟条生路。”

    疤哥叉着腰：“这砖，挨得亏不亏？”

    “不亏。”

    “想不想再挨一砖？”

    “疤哥，您说笑。”

    “识相点，拜老子的山头，有钱大家赚。”

    “懂了，疤哥，您是爷。”

    “好孙子。”疤哥又朝他后脑勺拍了两下，这次不是砖，是手。

    有了疤哥，生意竟出奇地红火。

    人前人后，便再也不是从前那个“老实蛋子”，好烟潇洒地掷过去，说话便有了十足的底气。

    村人的眼光，也把他托了起来。

    唯有爹，一张瘦瘦的黑脸平静得像十月的秋空，怎也拧不出个表情。或许在他心中，只有锄头、泥土和庄稼，那是他生命的全部。

    这晚，他置了好酒、好菜，硬把爹从牛棚子里拉到餐桌旁。

    “爹，喝一口解解乏，咱爷儿俩好好说说话。”他捧起酒碗，敬爹。

    爹的手沾满泥土，接过碗，却没喝。沉吟一会儿，爹说：“带上酒菜，跟爹走。”

    他不知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拾掇了酒菜，跟着走。

    月光下，爹的身影更显瘦削，那是日晒的、风吹的、雨淋的。他不由心痛，日后，是得让爹好好歇歇，可劲享一把清福了。

    出村向北，穿过一片树林，半山坡上，是自家的祖坟。

    墓碑前，摆好酒菜。爹拉他一把：“给先人跪下。”

    四周静得出奇，唯有虫声唧唧。

    爹说：“儿呀，当着先人的面，你要说实话。”

    “嗯。”

    “你干的，是正经营生吧？”

    “是……”他低着头，不敢看碑。

    “那就好，咱家世世代代没啥本事，可都是老实人、正经人，你爷走时跟我说，种好田，养好儿，吃安稳饭是大福。可别辱没了祖宗。”

    “……”他哑然，心底里被一只手狠狠掏了一把，底气全给掏光了。然而，一阵风吹过，底气一下子又回来了。

    订单越来越多，运气来了，山都挡不住。

    车买了，楼盖了，漂亮媳妇娶了，四面都是风光。唯有爹，照样耕他的田、犁他的地、侍弄他的庄稼。地是他的命，随他吧。

    然而有一日，他从风声里，听到了异样。

    风很猛，揪下了叶片上的梦。脊骨一软，腰杆竟再也挺不起了。

    两月后，一条新闻充斥大街小巷：全国特大地沟油主犯被判无期徒刑……

    这天，荒草历历的祖坟前，爹长跪不起。末了，一头撞在墓碑上。

    风，依旧卷着梦的香气，撩着很多汉子的心。一张张焦裂的嘴，吐出一团团墨蓝的烟雾，在风中飘呀飘，飘呀飘……

（有删改）

杏花春雨江南

王清铭

    看过徐悲鸿先生的自题联“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印象特别深刻，每个人都有侠骨柔情的一面，骑白马驰骋在秋风萧瑟的辽阔塞上，马蹄得得，强劲的风刮动鬣鬃一般的头发，心头的豪情也随之猎猎作响。突然马一声长嘶，一个阳刚的形象镌刻在后人瞩望的视野里。

    画家吴冠中先生把这一句改为“骏马秋风冀北”，意境相似，后一句则完整保留。画家李可染更是以“杏花春雨江南”为题，画了一幅水墨画。在很多人的心中，江南是故乡，是心灵的家园，也是感情的寄托。台湾作家余光中先生在《听听那冷雨》中就这样写道：“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

    江南是一种时光无法磨灭的诗意，一种藏在心灵角落的柔情，是长期缠绕在思念之中的情结。我很有兴趣地查阅了“杏花春雨江南”的出处，它最早出现在元代诗人虞集《风入松寄柯敬仲》中，画家柯敬仲要回江南，虞集写词相送：“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词翰兼美，一时争相传刻，流传遍海内。特别是节拍处“杏花春雨江南”，入画入书或入印，还被人织成锦帕，为时所贵。由此可见，这句词曾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

    如果再往前到宋代，写杏花和江南雨的诗词非常多。陈与义写“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曾经得到宋高宗的欣赏。诗人客居他乡，在诗歌的平仄中消磨时光，在淅沥的雨声中，杏花突然开放了，粉红腮颊，仿佛想念中伊人的脸庞，那押了韵的思念被雨声一遍又一遍地洗濯，诗人的心中布满了水意，那场春雨来自心头，仿佛就在他的眼眶里下着。

    江南是美丽的，“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江南又是忧伤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或许是因美丽而忧伤，或是因忧伤而美丽？如果再往前到唐代，我们会遇上落魄的杜牧，沿着牧童手的指向，我们会在细雨霏霏的杏花村，端起盛满感伤的酒杯，与他隔着一千多年碰响这水底的火焰。

    我很奇怪，杏花开放带来的是热闹的春意，宋祁就写过“红杏枝头春意闹”，但我们想到江南就想到柔情的雨，想到春雨就想到了在雨中开放和飘零的杏花。或许杏花春雨江南是一个缠绵的梦境，或是一种难以愈合的伤痛。或许，人生多苦难，生命的本质就是忧伤的，在我们远离故乡，或者感觉光阴悄然远逝，我们的心头就有杏花开放，就有江南雨犹如唐诗宋词一样，在我们梦的边缘平平仄仄地滴落，淋湿了我们押韵的心情。

    生命不可缺少诗意。我们也不难明白，春节晚会上那个《小城雨巷》的舞蹈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现代人的情感共鸣。人们并不是真的要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去寻找“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样的诗意和浪漫在现代生活早已消逝，但并没有隔断现代人的向往。人们是怀旧的，也向往过上一种诗意的生活，这是日渐丰富的物质生活所无法弥补的心灵空缺。人们对杏花春雨江南的向往和怀恋，也是同样的情愫。

    余光中先生说：“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在杏花春雨的江南，也许我们不需要一把油纸伞，嗅着杏花的幽香，走在江南的雨里，被雨淋湿，也不失一种幸福。

难舍的礼物

刘文绝

    女儿春节回家，与我一起探讨人与物的关系。她说：“人是有感情的，一旦与物建立了所属关系，使难以割舍，难以割舍的东西越多就越累。”我很赞同她的观点。于是她帮我收拾出许多衣物、书籍和一些积攒起来的生活用品，并确定哪些送给何人，捐赠何处。我毫不犹豫地支持女儿的清理行动。

    但也有例外。有两件东西已经被女儿清理出去了，我却又把它们捡了回来。这两件东西不是什么贵重物品，就是两双拖鞋。然而在我看来，这两双拖鞋的意义却非同一般。

    20世纪70年代，我在辽宁北票二中读书。当时我与班里的一位女同学非常要好。她学习成绩好，经常在班里名列前茅，特别是语文非常出色。她还多才多艺，会唱歌，会识谱，舞蹈也很有造诣。她对我也十分亲近。

    当然，我们俩十分要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着差不多的家庭背景，当时我们都是农村户口。高中毕业时，城市户口的同学都分配了工作，只有我和她两个女生没分配工作。我三年后又被调入北票县妇联、县委办公室工作。可她却没有我这么顺利，回到村里却一直没有机会展现才华。她曾想去当一名民办老师，可没能如愿。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赶着马车拉土特产品的“车老板”。我曾经去过她的家里，三间平房，东西两个屋是土炕，中间的屋是锅台，很是俭朴。

    有一年春天，我出差去朝阳，一些中学同学赶来相聚，她也带着女儿来了。当时她正在为女儿愁眉不展。后来因为工作忙，跟她联系的也少了。又过了几年，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说她的女儿不仅病治好了，而且已经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又过了四年，孩子要大学毕业了，我又接到她的电话，说孩子已经经过笔试、面试纳入了留校任教的名单，近期还要进行最后一次考核。我知道她很不容易，于是找到在校工作的一个朋友，请她帮助了解一下情况。朋友回话说，这个孩子确实很优秀，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被录用，现在名单已经定了，不能再改了。过了一段时间，她来电话说，女儿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适合的工作，希望我能帮帮忙。我也很为她着急，就答应了。过了些日子，我介绍她女儿参加了一个国有企业的招聘。孩子很顺利通过笔试、面试，以较高成绩被录取。尽管这份工作每个月只有一千元工资，可她女儿还是很高兴地去了。一个月后，这个孩子买了水果来看我，很自豪地说：“阿姨我开工资了，这回我能供妹妹上学了！”我听了有些惊诧，这点儿钱还能供妹妹上学？她却说：“我一个月给妹妹六百元钱，妈妈爸爸就不用再给她生活费了。爸爸妈妈供我们姐妹俩上学挺不容易的，这回也不用那么辛苦了！”我问：“你的生活费只有四百元够用吗？”她说：“够了，我中午吃饭不花钱，住宿也不用花钱，四百元一个月足够用了！那一刻，我真觉得这个孩子非常不容易，也很懂事。

    那年秋天，我的这位同学来了我这里。她说：“孩子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非常感谢你，特意赶来看看你。”说着，从一个大的旅行袋里拿出两个小布袋，边拿边说：“也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你带，这是我家新磨的高粱米，这是新小米。”接着，从旅行袋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薄膜封好的玻璃瓶，这是我自己做的酱，是用黄豆做的，非常好吃。”我一一接过，连连说：“这都是绿色食品，是好东西，谢谢、谢谢！”她又从袋子底下拿出一个纸包，打开，是两双色彩鲜艳的拖鞋，“这两双拖鞋是我自己做的。”我接过来仔细地看着，这两双鞋做得真是很精细：用麻绳和布做的鞋底，钩针钩织的鞋面，一个是网络状用丝线钩织成的，一个是毛片状用毛线编织成的，一双粉红色，一双火红色，很是喜庆。我十分高兴地收下了这两双鞋。

    现在，虽然这两双鞋旧了，可还是觉得非常亲切。穿着它们，除了感觉到浓浓的情意外，也提醒着自己，要珍惜生活，懂得知足，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多尽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