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瞒

石磊

    中午时分，忽然，一辆宝马名车停在我的铺门口，下来一位四十多岁的贵妇人。这人我认识，住在我的楼上，叫尚海英。海英一进来就对我说：“老王，我想为我妈镶一口牙，好的牙多少钱？差的又是多少？”

    “海英，好的牙有五千多，也有六千多的，那差的一两百元。”我回答海英说。

    “老王，你看这样行吗？我想给我妈镶一两百元的，你当她的面说是五千多元的。”海英对我说。

我看了看海英，非常不解地问：“海英，你家有的是钱，干吗这样做？”

    “老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妈已六十多岁，镶那么好的牙干吗？说不定，镶上不几天她就……”

    海英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但我知道她后面想说的是什么话。我用有点鄙视的眼光看了她一眼，很不情愿地说：“好……好吧！”

    “老王，就这么说，咱们是好邻居，你可得替我隐瞒。下午，我带她来做牙模。”海英说完就走了。

    海英走了不久，住在我楼下的夏玉莹骑着一辆单车来了。玉莹笑着问我说：“王医生，我想为我妈镶一口牙。我妈这人真是的，怎么叫她，她都不来。好的牙多少钱？最差的又多少钱？”

    我看了看玉莹心想，你也和海英一样？但我转念一想，玉莹一家不容易，夫妻都是小学教师，两个儿子都在读大学。于是，我还是很和气地说：“林老师，好的有五千多元，差的有一百来元。”

    “王医生，妈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每次看到她吃东西，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你帮我镶一口最好的牙给她吧，我妈很心疼钱，但你得跟她说是一百来元的，要不，她肯定不镶。”玉莹十分认真地对我说。

    我听到玉莹这话，内心很是感动，但故意用海 英的话对她说：“林老师，你妈不都七十多岁了吗，镶那么好的干吗？说不定，镶上不几天她就……”

    玉莹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不满地说：“王医生，你怎么说这话？”

    我知道我说错了，歉意地对她说：“夏老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玉莹走时，又郑重对我说：“王医生，这事就拜托你了，千万别让我妈知道。她要是知道了，她是不会来的。”

    真是无巧不成书。几天后，尚海英带着妈妈来了，夏玉莹也带着妈妈来了。尚海英的妈妈叫她尚妈妈，夏玉莹的妈妈叫她夏妈妈。因为是同一栋楼，彼此都认识。尚妈妈问夏妈妈：“大姐，你镶多少钱的牙？”

    “我……我……我……本来不想镶牙，都七十多了，还镶什么牙，可玉莹就是不肯。”夏妈妈回答说。

    “我是问你镶多少钱的？”尚妈妈又问了她一句。

    “一……一百多块的就行了，都这把年纪了。”夏妈妈有点不好 意思地回答说，她不是钱少不好意思，是怕媳妇在他们的面前没有面子。

    “什么？一百多块的？一百多块的还不跟纸糊的一样，我的儿媳妇就给我镶五千多的！”尚妈妈颇为得意地说。

    海英有点用质问的口气，对玉莹说：“夏老师，你怎么给夏妈妈镶这种牙，你要是没钱，跟我说一声。老王，你说是不是？”

    海英的话，我装着没有听见。玉莹理了理刘海，有点尴尬地说：“将、将就一下吧。”

    我自言自语说了一句：“真作假时假作真。”

    海英婆媳走了，夏妈妈却安慰儿媳说：“莹，她们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她家有的是钱，咱们一百元要相当她们的五十万元。”

    我想了很久 ，也不知道对她们婆媳说什么好。我精神十分集中，想把这口牙镶好，不然，我就对不起玉莹的那份孝心。

    一个星期后的中午，天下着雨，我在房里休息。尚妈妈和夏妈妈到我家来跟我的妈妈聊天。聊来聊去，她们聊起了牙。尚妈妈问夏妈妈说：“大姐，你的牙好使吗？”

    “哎呀，我的牙好得很，跟年轻时的牙齿一样。”夏妈妈喜形于色地说。

    “这就怪了，你一百多块的牙那么好，我五 千多元的牙却差得很。会不会给小王搞错了？”尚妈妈有点怀疑地说。

    “让我给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妈妈对尚妈妈说。

    妈妈一看到尚妈妈那口牙，就肯定地说：“错了，这牙是便宜的牙。”妈妈说完又对夏妈妈说：“你的牙，我也看一下吧。”妈妈一看到夏妈妈的牙又说：“你这口牙可是好牙，搞错了，搞错了。”

    妈妈走进我的房里，把我叫了出来，当着她们的面质问我：“她们的牙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搞错了？”

    我本想为她们继续隐瞒，现在看来，不说出实情不行了。于是，我只好把真相告诉她们。

    三位老人听后，都十分吃惊……

（选自2014年第3期《北京文学》）

北京折叠①（节选）

郝景芳

    依言②出现了。老刀③迎上前去，依言看了看左右，没说话，带他去了隔壁的一家小餐厅。两个穿格子裙子的小机器人迎上来，接过依言手里的小包，又带他们到位子上，递上菜单。依言在菜单上按了几下，小机器人转身，轮子平稳地滑回了后厨。

    两个人面对面坐了片刻，老刀掏出信封。

    依言却没有接：“……你能听我解释一下吗？”

     “你没必要跟我解释，”老刀说，“信不是我写的。我只是送信而已。”

     “可是你回去要告诉说的。”依言低了低头。小机器人送上了两个小盘子，一人一份，是某种红色的生鱼片，薄薄两片，摆成花瓣的形状。依言没有动筷子，老刀也没有。信封被小盘子隔在中央，两个人谁也没再推。“我不是背叛秦天。去年他来的时候我就已经订婚了。我也不是故意瞒他或欺骗他，或者说……是的，我骗了他，但那是他自己猜的。他见到吴闻来接我，就问是不是我爸爸。我……我没法回答他。你知道，那太尴尬了。我……”

    依言说不下去了。

    老刀等了一会儿说：“我不想追问你们之前的事。你收下信就行了。”

依言低头好一会儿又抬起来：“你回去以后，能不能替我瞒着他？”

     “为什么？”

     “我不想让他以为我是坏女人耍他。其实我心里是喜欢他的。我也很矛盾。”

     “这些和我没关系。”

     “求你了……我是真的喜欢他。”

    老刀沉默了一会儿，他需要做一个决定。“可是你还是结婚了。”他说。    

     “吴闻对我很好。好几年了。”依言说，“他认识我爸妈。我们订婚也很久了。况且，……我比秦天大三岁，我怕他不能接受。秦天以为我是实习生。这点也是我不好，我没说实话。最开始只是随口说的，到后来就没法改口了。我真的没想到他是认真的。”

     “所以，”她给老刀夹了新上来的热菜，“你能不能暂时不告诉他？等我……有机会亲自向他解释可以吗？”

    老刀很饿，但他觉得这时不能吃。“可是这等于说我也得撒谎。”老刀说。

    依言回身将小包打开，将钱包取出来，掏出五张一万块的纸币推给老刀。“一点心意，你收下。”

    老刀愣住了。他从来没见过一万块钱的纸钞。他生活里从来不需要花这么大的面额。他不自觉地站起身，感到恼怒。依言推出钱的样子就像是早预料到他会讹诈，这让他受不了。他觉得自己如果拿了，就是接受贿赂，将秦天出卖。虽然他和秦天并没有任何结盟关系，只是被雇来送信，但他觉得自己在背叛他。老刀很希望自己此时能将钱扔在地上，转身离去，可是他做不到这一步。他又看了几眼那几张钱，五张薄薄的纸散开摊在桌子上，像一把破扇子。他能感觉它们在他体内产生的力量。它们是淡蓝色的，和一千块的褐色与一百块的红色都不一样，显得更加幽深遥远，像是一种挑逗。他几次想再看一眼就离开，可是一直没做到。

    她仍然匆匆翻动小包，前前后后都翻了，最后从一个内袋里又拿出五万块，和刚才的钱摆在一起。“我只带了这么多，你都收下吧。”她说，“你帮帮我。其实我之所以不想告诉他，也是不确定以后会怎么样。也许我有一天真的会有勇气和他在一起呢。”

    老刀看看那十张纸币，又看看她。他觉得她并不相信自己的话，她的声音充满迟疑，出卖了她的心。她只是将一切都推到将来，以消解此时此刻的难堪。她很可能不会和秦天私奔，可是也不想让他讨厌她，于是留着可能性，让自己好过一点。老刀能看出她骗她自己，可是他也想骗自己。他对自己说，他对秦天没有任何义务，秦天只是委托他送信，他把信送到了，现在这笔钱是另一项委托，保守秘密的委托。他又对自己说，也许她和秦天将来真的能在一起也说不定，那样就是成人之美。他还说，想想糖糖，为什么去管别人的事而不管糖糖呢。他似乎安定了一些，手指不知不觉触到了钱的边缘。

     “这钱……太多了。”他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我不能拿这么多。”

     “拿着吧，没事。”她把钱塞到他手里，“我一个礼拜就挣出来了。没事的。”

     “……那我怎么跟他说？”

     “你就说我现在不能和他在一起，但是我真的喜欢他。我给你写个字条，帮我带给他。”依言从包里找出一个画着孔雀绣着金边的小本子，轻盈地撕下一张纸，低头写字。她的字看上去像倾斜的芦苇。

最后，老刀离开餐厅的时候，又回头看了一眼。依言的眼睛注视着墙上的一幅画。她的姿态静默优雅，看上去就像永远都不会离开这里似的。

    他用手捏了捏裤子口袋里的纸币。他讨厌自己，可是他想把纸币抓牢。

老刀从西单出来，依原路返回。重新走早上的路，他觉得倦意丛生，一步也跑不动了。 宽阔的步行街两侧是一排垂柳和一排梧桐，正是晚春，都是鲜亮的绿色。这些都是第三空间从未有过的。他让暖意丛生的午后阳光照亮僵硬的面孔也照亮空乏的心底。

（有删改）

【注】①北京折叠：是科幻作家郝景芳的作品，于2016年8月21日获第74届雨果奖（被公认为科幻  “诺贝尔”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该小说叙述的未来的北京，被划分为三个空间。空间之同有严格的界限，不同空间的人不能随意到其他空间去。每过24小时，城市会发生折叠翻转。

②依言：第一空间某银行总裁助理，曾被派往联合国帮忙组织培训，认识了来此实习的属于第二空间的年轻人秦天并与之相恋。

③老刀：第三空间垃圾工，年近五十，单身父亲，为了捡来的女儿糖糖能上个好点儿的幼儿匠，冒险一天之中穿越三个空间，替第二空间的秦天给身居第一空间的依言送信。

青花瓷

左世海

    当麻大急匆匆赶回村里时，他的弟弟麻二和妹妹麻花也早到家了。昏暗的屋子里，除了盘腿坐在铺着破芦席的土炕上的娘，还有位陌生的秃顶老头。

    “这是吴叔叔，你爹生前的好友。”娘向麻大他们介绍道：今天让你们回来，是有件事要和你们商量。”

    “啥事呀？大老远的催人回来，我单位还忙着呢！”麻大瞄了眼坐在炕上的老头，疑惑地问。

    “可不是，有话快点说，我公司还有事要办。”麻二有些不耐烦了。

    “你们都吃公家饭，哪有我忙，早上走得急，家里猪还没喂哩。”一旁的麻花也嘟哝道。

    “他叔，还是你来说？”母亲望了望众人，示意秃顶老头先说。

    “是这样！”老头拧灭手中的烟头，望着麻大笑笑，说，“十年前，你爹老麻和我在一个施工队干活，两人相处得亲如兄弟。有一天下班后，老麻见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婆婆，蹲在路旁冻得浑身发抖，她的面前放着个挺好看的青花瓷瓶，说啥也要卖给他。老婆婆说这是她祖辈留下的东西，为了吃饭活命，只好拿了出来。当时，老麻看她确实可怜，一咬牙花了100元买下了那只青花瓷瓶。”

    “那，后来呢？”麻大禁不住问道。

    “后来，老麻又跟着施工队去了河南，我没去，临走时他把花瓶存放到了我家，说等返回时来取。不料这一走竟然杳无音信。直到上个月，我遇到一个和他一起打过工的老乡，才知道那年他在河南工地出了事。唉，好人命苦啊。”

    老头说着，从提包里小心地拿出一个布包，捧到母亲面前，一层层打开后，果然露出一只尺余高的很好看的青花瓷瓶。

    麻大、麻二和麻花见了，立即凑过脑袋来。

    “这可是宝贝呀！”老头又说，“前些日子我专门找专家看了，说这是地道的宋代官窑真品，按现今的价，少说也在50万元以上。”老头边说边将花瓶递给了麻大娘。

    麻大娘盯着花瓶，抚摸着，半晌，两行浊泪从满是沟壑的面颊淌下。

    麻大等人听后呆了。

    “我和你们爹是兄弟，他虽然走了，但我不能做出见利忘义的事情。这不，我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你们这个村子，这次物归原主，我也放心了。”

    “这……这花瓶真值那么多钱？”麻大瞪大眼睛，紧盯着娘手里的花瓶，有些不敢相信。

    “这还有假？”老头笑笑说，“专家亲自鉴定过的。本来，我想出50万，把花瓶留下来，可你娘非要把你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商量后再定。”

    “娘，我看卖了吧！50万，值了！”麻大说。

    “娘，大哥说得对，卖了吧！”麻二和麻花在一旁帮腔。

    麻大娘看看儿女们，又望望对面坐着的老头，迟疑着，最后摇了摇头。

    “这……您老糊涂了咋的？”兄妹几个急了。

    “我不卖，自有不卖的理由！”娘抹着泪，思虑了片刻说，“你爹死了，这是他的东西，我想留个念想，有它在身边，就像有你爹陪着我一样，我不孤单。再说，我不愿看到你们为分几个钱弄得六亲不认，家事不和，要卖也要等我死了后，你们咋分、咋闹，我不想看到。”

    麻大兄妹听了，面面相觑。

    “你娘说得也对！”老头插话道，“这古董嘛，越放越值钱，到你娘百年之后，就不止这个数了。”

    麻大兄妹听了低头不语。

    老头走后麻大抢先发话了：“娘，我看您跟我到市里去吧，这老屋走风漏气的，哪像人住的地方。”

    麻二赶紧说：“娘，还是跟我到县城去，您这么大岁数了，每天还出去捡垃圾，您听听村人背后咋骂我们，说您养了几头靠不住的白眼狼。”

    麻花也急了，说：“娘，跟我到镇里去吧，看看您脏的，衣服、被褥多年没人洗，都快发霉了。去我那儿，给您换一茬儿新的。”

    麻大娘始终摇着头，抚摸着那个花瓶，浊泪横流。

    兄妹们我看看你，你看看我，没辙了。

    初一到了，麻大破天荒地提着大包小包回来了，说：“娘，我工作再忙，以后每月也都会来看您，您想吃啥，尽管说。”

    麻大走后没两天，麻二也回来了，说：“娘，以后我每月专门请假回来看您，您没零花钱和我说，我少下一顿馆子，就够您用了。”

    未到月底，麻花又来了，说：“娘，这是我给您买的新衣服，您先换上，我这就给您洗被子去。”

    村人见麻大他们隔三岔五来看娘，都说：“这麻婶有后福呀，早些年一个人凄惶的，没人管。现在好了，俺以后老了要是能像她这样，就知足了……”

    麻大娘听后，嘴上笑着，眼窝不由又淌出几滴眼泪。

    两年后的一天早晨，麻花突然给麻大打来电话，说：“出大事了，咱娘屋子烟囱倒烟，昨夜她一氧化碳中毒，等人发现时，已经去了。”

    麻大听后立即驱车赶回村子。

    安排完娘的后事，麻大、麻二和麻花迫不及待地取出娘珍藏的那个青花瓷瓶，话不过三句，就吵闹起来。

    在麻大娘的坟前，一个秃顶老头一边烧纸，一边喃喃念叨着：“老嫂子，放心走吧。要不是我当初编了个故事，给你一个假古董，你这晚年咋活呀！”

（选自《小说月刊》2015年11期）

狼叫

甘应鑫

    三只羊乡的光棍表叔秃顶那年，刚过56岁，随村里人去市火车站当临时搬运工。

    有一天，路过站外一处垃圾堆，忽然听见婴儿啼哭，觉得蹊跷，揭开脏包一看，是女婴，已经生命垂危。他心软了，说：“天送的，我收养了。”最后牢牢地抱了回去。

    转眼十年过去。养女吃着百家饭，纳着百家福长大了，而表叔已不经熬，刀耕火种，骨瘦如柴，又害眼疾，为了养女上学，多攒点钱，上山采药又摔伤腰椎，差点见阎王。

    当年表叔家日子过得实在太苦，餐餐清汤寡水，顿顿眼泪水泡饭。父女俩去赶集，村民指指点点，句句戳心。有夸他行善添寿，有骂他窝囊造孽，自己吃不饱肚，还捡个小孩养……表叔听过苦笑一声，便默不吭声，照旧当成亲生的养。

    最近几年，乡政府抓精准扶贫，划拨出专款补贴，鼓励村民自筹资金挪窝，到乡里建洋房，表叔拿不出足够自筹款建房，一直与山相依、以水为伴。

    以往，村里人能关照则关照他，如今人畜搬走，他就成了单身独户，住在村东山脚下一栋毛南族木楼，上面住人、下面养牛。逢上刮风下雨，烧瓦裂缝漏雨，房梁摇摇欲坠，有时还掉落下蛇鼠，住得心惊肉跳。好在，乡干部经常来慰问，又帮他落实贫困户补助金、五保供养金、农村低保金，生活改善了，心坎压的石头也落地了。

    村上生源少，小学教学点早就撤销，邻近村小学和初中，合并为乡九年一贯制学校。方圆二十多公里内的小孩，得走路去乡里读书。表叔家去乡小学，步行至少一个小时方穿过雾气笼罩的莽莽森林，途中一段险滩要趟过小溪，一段险路要从悬崖巨石间挤过去。这里山高水深，荒无人烟，却一点也不寂静，鸟鸣兽啸，奇香弥漫，连大人都惧怕，嫌远，更何况小孩；所以家境好的小孩转学，家没钱的小孩，有的就辍了学。养女想退学，表叔对养女说：“凭一口气，点一盏灯，有我吃就有你吃，你要念好书，争口气！”然后卖掉了家畜。从此，天麻麻亮养女又出门上学，放学又随着星辰到家。

    有一天傍晚，养女放学路过老坟山，乌鸦乱叫，她见一堆新坟招魂幡下，猛蹿出一只白兔，吓得她背脊发冷，中邪似的絮絮叨叨一晚胡话。另一夜，一群野猪又把表叔家稻田拱得颗粒无收。打那以后，表叔为给养女壮胆，想出一个护身秘法，并教会她：学狼叫。

    过了这么多年，又听见狼叫了，消息传开去，人们觉得怪。

    记者们驱车到了乡里探秘，不少人说亲眼见过狼。看见她牵牛出门，记者好奇地问：“山里有狼，你不怕吗？”她苦笑答：“不怕，我有办法对付狼。”记者一愣，是小瞧了女孩，瞪大眼一瞄，女孩天生一双鸳鸯眼，眼珠子左边幽蓝色、右边褐橘色，一眨一眨，璀璨，勾魂。记者问：“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她鼻子有些酸，说：“去打工赚钱，照顾爸爸。”在一旁的表叔听了搂住养女无声地抹泪。表叔边招呼记者坐下吃五彩糯米饭，边烧水泡茶，说：“小女从上小学起，成绩在年级里数一数二，非常懂事乖巧，平时放学回家，就主动做家务……”

    记者们蔫头耷脑钻进密林，喘气爬上磐石，忽听见山崖背后 “嗷呜——嗷呜——”的哀声与风声从极远之地呼啸而来，在人迹罕至的山谷间激荡，那声浪足以将人掀下山崖。记者们疑心是风声作怪？是狼嗥？是人喊？

    记者们走后，清明阴雨就来了，断断续续，没有放睛过，偶尔还打几个炸雷，屋顶上的瓦被震落下来，门前一株古树被劈开了花。万幸的是，石楼没塌，父女俩躲过了一难。

    表叔没想到，过完分龙节不久，乡政府忽然安置他去了一家养殖场帮忙；还为他养女找到寄养家庭，是一对没有孩子且富裕的中年夫妇。

    终于，三只羊乡里没了狼叫。

（2017年9月28日《河池日报》）

民主世界

老舍

    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事实上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可是从抗战的第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像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检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当的。我们就把这镇子，叫作金光镇吧，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的民主精神。将来的世界，据说是民主的世界。

    在民主世界里，不是人人事事一律平等的么?让我们先说水仙馆的一个小故事吧。

水仙馆是抗战第四年才成立的一个机关。水仙馆自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棵水仙，馆长是蒙古人，没看见过水仙，而研究员们所找到的标本，一经签呈上去，便被馆长批驳：“其形如蒜，定非水仙，应再加意搜集鉴别。

副馆长呢，是山东人，虽然认识水仙，可是“其形如蒜”一语，伤了他的心。山东人喜欢吃蒜，所以他以为研究与蒜相似的东西，是有意讽刺他。因此，他不常到馆里来，而只把平价米领到家中去，在挑拣稗子的时候，偷偷地吃几瓣大蒜。

    馆里既然连一件标本还没有，大家的工作自然闲着。在闲得腻烦了的时候，大家就开一次会议。不过，无论怎么说吧，这个机关，比起金光镇的其他机关，总算是最富于民主精神的。因为第一，这里有许多学者，而学者总是拥护自由与平等的；第二，馆长与副馆长，在这三四年来，只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手杖打过工友们的脑壳，而没有打过科长科员，这点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在最近的会议上，大家的民主精神，表现得特别地明显。会议由馆长提议，大门外增设警卫，他的理由充足，说明议案的词藻也极漂亮而得体。“诸位小官们，本大官在这金光镇上已住了好几年，论身份、官级、学问，本大官并不比任何人低。可是，看吧，警察分队长，宪兵分队长，检查站站长，出恭入敬的时候，都有人向他们一一敬礼。敬礼是这样的，两个鞋后跟用力相碰，身子笔直，双目注视，把右手放在眉毛旁边。这是一种学问，深恐大家不晓得，所以本大官稍加说明。就是保长甲长，出门的时候，也有随从。本大官，”馆长声音提高，十分动感情地说，“本大官为了争取本馆的体面，不能不添设馆警：有了馆警，本大官出入的时候，就也有鞋后跟相碰，手遮眉毛的声势。本大官十二万分再加十二万分地相信，这是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馆长的头上出了汗，坐下，用手绢不住地擦脑门。

    照例，馆长发言以后，别人都要沉默几分钟。水仙馆的（金光镇的也如此）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

副馆长慢慢地立起来：“馆长，请问，馆警是专给馆长一个人行礼呢，还是给大家都行礼呢?”

    副馆长这一质问，使大家不由地抬起头来，他既是山东人，敢说话，又和本镇上宪兵队长是同乡，所以理直气壮，连馆长都惧怕他三分。

    “这个……”馆长想了一会儿。“这好办!本馆长出入大门，警察须碰两次鞋跟，遮两次眉毛。副馆长出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个区别。”

    副馆长没再说什么，相当地满意这个办法。

    大家又低头无语。

    “这一案通过”馆长发了命令。

    大家依然低头不语，议案通过。

    这可惹起来一场风波。散会后，研究科的学者们由科长引衔全体辞职。他们都是学者，当着馆长的面，谁也不肯发言，可是他们又决定不肯牺牲了享受敬礼的单严，所以一律辞职。他们也晓得假若辞职真照准的话，他们会再递悔过书的。

馆长相当地能干，把这件事处理的很得法。他挽留大家，而给科长记了一过，同时，他撤销了添设门警的决议案，而命令馆长室的工友：“每天在我没来到的时候，你要在大门外等着：我一下滑竿，你要敬礼，而后高声喊‘馆长老爷到！’等到我要出去的时节，你必须先跑出大门去，我一出门，你要敬礼，高声喊‘馆长老爷去!’看情形，假若门外有不少过路的人，你就多喊一两声!”

    工友连连地点头称是。“可是，馆长老爷，我的事情不就太多了吗?”

    “那，我叫总务科多派一个工友帮助你就是了!”

    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就平静无事了。在其中充分地表现了民主精神，还外带着有点人道主义似的。

（原载1945年《民心》第一卷，有删改）

祖母的季节

苏童

挂在门楣上的粽叶已经发出了灰褐色。风飒飒地吹着那捆粽叶，很像是雨声。真的下雨了，雨丝白茫茫地扫过村弄，在我家门前织起一张网，那捆粽叶又沙沙地响起来，像是风声了。祖母坐在门槛上，注视着檐下的雨水像小瀑布一样跌落下来，汇在石硌路上，匆匆忙忙地流走了。

很早以前祖母就聋了，但是那个秋天她说她什么都听见了。每天早晨她被雨声和潮声惊醒，便对灶边烧火的母亲说：“凤英子，今天我要走了。”

但次年春夏时节，祖母还坐在后门空地上包粽子呢。有一只洗澡的大木盆装满了清水，浸泡着刚从湖边苇地里劈下的青粽叶，我家屋前屋后都是那股凉凉的清香味。我走过去把手伸进木盆，挨祖母骂了，她不让人把码齐的青粽叶搞乱了。我们白羊湖一带的人都包“小脚粽”，大概算世界上最好看最好吃的粽子。祖母把雪白的糯米盛在四张粽叶里，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来，塞紧包好，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有一只粽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挂着香喷喷、沉甸甸的。祖母挎着竹篮走过横七竖八的村弄，去五里外的白羊湖边采青粽叶。我跟着她。我们站在湖边的黄沙地上望着四处可见的苇丛，然后赤脚涉过一片浅水，走进最南面那丛芦苇里。祖母喜欢这里的粽叶。

“这水里有小青蛇，我看见过。”祖母说。“你不怕吗?”我看见祖母踩在一片暗水中。“小青蛇不咬人。小青蛇游过的水里，长苇子都是甜的。”祖母采着白羊湖的青粽叶，时不时俯视身下的湖水，湖水波动着，把她穿蓝袄的影子搅碎了。有一次她俯视着那个影子，突然手里抓的苇叶掉落了。祖母站在湖水里颤抖着，告诉我她刚才看见了祖父的脸。她说她没有眼花，那确确实实就是我祖父。“老家伙来拉我走了。”祖母对着湖水自言自语。她一笑起来脸上便苍老了许多，那种笑是又凄凉又欣慰的。我记得祖母的头发就是那个春天白的。她常常一个人到湖边去，去很长时间。有一片芦苇的叶子差不多让她劈光了。她赤着脚站在冷冷的湖水里，俯视着水面，说她又看见了老家伙的脸，湖上下网的人看见我祖母在水里又是说又是笑又是哭的，都说她的眼睛也许真看见了什么。

家里人猜祖母是看见了游过水下的小青蛇。我祖父属蛇，他跟我这么大的时候，村上人都喊他小蛇儿。他十七岁娶了我祖母，我祖母就成了“小蛇儿家里的”。

去年端午节前后，祖母坐在后门空地上不停地包粽子，几乎堆成了一座粽子山。没有人去劝阻她。祖母年近古稀但并不糊涂，直到去世没干过一件糊涂事。

“小蛇儿从前最能吃粽子，一顿能吃八个。”有一天村西的老寿爷踱过我家门前，看见了门楣上一捆捆的粽叶，这样对我父母亲说。

父母亲一个编竹篓，一个劈柴，他们对老寿爷笑着，没有说什么。

我祖父也死于秋天。死于异乡异地一个叫石码头的地方。许多年了村里人还是喊我祖母“小蛇儿家里的”。

有一年老寿爷跟着贩米船溯水而上，来到湖北一个码头上，遇见了我祖父。他正在码头的石阶上为一个瞎女人操琴卖唱。在异乡见到村里的熟人，祖父并不激动。他抛下瞎女人和围观的人群，跟着老寿爷上了贩米船。他帮着村里人把船上的米袋卸完，拉着老寿爷进了一家小酒店。就是那次我祖父酒后还吃了八只粽子。

“你回去吧，你儿子会满村跑了。”老寿爷说。

“不回去。”祖父喝白干喝得满脸通红，摇着头说，“出来了就不回去了。”大家都站在东去的船上向他挥手。看见祖父一动不动站在岸边一块突出的石头上，身边滚动着浓浓的晨雾。那地方多雾。

去年秋天不是好季节，那没完没了的雨就下得不寻常。我祖母坐在门槛上凝视门楣上的旧粽叶，那些粽叶在风雨中摇摇晃晃。祖母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她向每一个走过家门的村里人微笑，目光里也飘满了连绵的雨丝。从白羊湖的黄沙滩传来了潮声，她在那阵潮声中不安起来，屏息静气，枯黄的脸上泛起了不祥的潮红。

“活不过这个冬天了。”

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母亲对串门的亲戚说。串门的亲戚也这么说。那天父母亲去田里收山芋了。雨还在下，门前的石硌路上静静的，半天没有人经过。我看见祖母倚着木板门闭上眼睛，脸上的表情神秘而悠远。我过去轻轻摇了一下她瘦弱的身子，她没动，我紧张地喘着粗气，突然她微笑了，眼睛却仍然紧闭着。“我没死。你这傻孩子。”她说。

秋天下最后一场大雨的时候，我母亲从箱子里找出了祖母的老衣，那是我祖母几年前自己缝的，颜色像太阳一样又红又亮。我见过村里几个死去的老人，他们身上最后一件衣服都挑选了鲜亮的颜色，那大概是有道理的。母亲把红色的老衣挂在她房里，光线黯淡的房间便充满了强烈的红光。母亲说是为了镇邪。红颜色能镇邪，后来我母亲打开了祖母常年锁着的一只黑漆木盒，木盒里空空的，我母亲眼里闪过一丝慌乱，急忙走到后门去。

“没有了。”母亲对编竹篓的父亲说。

“什么没有了?”“那块金锁。”母亲说，“我嫁过来的时候她给我看过的。又不想要她的，她干什么藏起来呢?”

我父亲沉默了一阵子，来到祖母身边，轻轻地把她从昏睡中唤醒。“娘，你的金锁呢?”

“没了，早没了。”祖母那会儿依然清醒，她定定地看着父亲的脸。“娘，我们不要，让你老带走的。”母亲说。“我不带走，死了还带金锁干什么?”祖母说完真切地微笑了一下，那是她一辈子最后一次微笑。笑得那样神秘，让人永远难忘。我父母亲凝视着她布满皱纹和老人斑的面容。愣怔了半天，等着她告诉什么。但是祖母闭上眼睛了，不再说话，微笑也渐渐消退。父亲站在那儿，忽然浑身不可遏止地颤抖起来，他朝母亲背上推了一把，沙哑着嗓子说：“走吧。”

他们两个踮着脚尖，轻轻地离开。祖母在连绵不绝的雨声中继续着她的梦境。我祖母清贫了一辈子，没有留给家里任何值钱的物件，连唯一的金锁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只有一捆一捆的旧粽叶还挂在我家的门楣上，沙沙沙地响。

在长长的秋天里，我在祖母留下的旧粽叶下面出出进进，总能闻到白羊湖边芦苇的清香，春天那个祖母的季节就浸润着这股清香。我料定在每年的端午节，祖母还会将温暖的手伸向我，在我的脖颈挂上那只用红线扎紧的“小脚粽”。我挂着这只粽子跨出家门，走过村弄，在白羊湖一带燕子样掠过。走过春天走过秋天，即使在白羊湖外面的世界里，祖母的粽子也会留下永恒的清香。祖母的坟在白羊湖边。坟上长着一株娇黄的迎春。没有青草，青草还没有长出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