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知识产权撬动知识创新

滕朝阳

    ①回溯人类文明史，专利制度促进了创新知识迅速公共化，同时也为技术和市场的结合提供了制度保证。从专利制度诞生早于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序来看，二者之间应该存在极其重要的因果关联。时至今日，包括专利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受到法律保护。为树立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营造鼓励知识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每年的4月26日定为“世界知识产权日”。

    ②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起步较晚。知识产权进入人们的观念，被确立为一种制度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不过是近三十年来的事。我国已经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取得的知识产权成果也令世界刮目相看。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还不少，“山寨产品”还受到不少消费者认可，尊重知识、尊重创造还没有深入人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民族创新能力还没有形成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

    ③知识创新是充满高风险、需要高投入、具有高难度的智力活动。很多人能熟练应用旧知识，只有极少数人能在知识存量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知识，而知识创新的成果恰恰是人类福利增进和社会进步的源泉。只有尊重、保护创造性智力成果，才能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并为持续创新奠定基础。相反，如果人人都可以搭便车，从事知识创新的人就无法得到足够的补偿与激励，持续创新就会丧失动力。

    ④漠视知识产权，就将被假冒伪劣包围，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很难有获得感和幸福感。但人们对知识产权的重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事实上，即使是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往往不够重视。作家莫言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几年前一群作家跟一家网站打版权官司：“按说这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情，但是很多人说风凉话：有这么多的国家大事，你们不去关心；有这么多的弱势群体，你们不去关怀；你们这帮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关心自己的版税，还诉诸公堂，占用媒体宝贵的版面和时间。”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情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知识产权的态度。

    ⑤我们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但还很不如人意。有的企业负责人坦言“已经不愿意申请专利了”，因为“不申请专利还好，一申请专利反而被剽窃得更快”，于是“核心技术方面绝不再向外透露”。在专利制度建立之前，技术进步都是由技术机密所驱动，而这种传承方式会极大地阻碍了人们之间的知识共享。知识创新成果的产权保护不力，就会回到“机密保护”的状态，这既会抑制自己的创新，也不利于引进最好的技术。

    ⑥在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更复杂的环境，相关法律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在根本上，还是要确立这样一种理念：侵犯知识产权不仅可耻，而且违法！只有保护好创造性智力成果，投身知识创新的人才会越来越多，创新驱动才会变成广阔的现实，社会才能获得不竭的前进动力。

（2016年第8期《半月谈》，有删节）

看远古如何造出神模样

    神是什么样子？人造出的神与鬼，不论多么狰狞，也不论多么恐怖，本质大都是人模人样。

    在史前艺术中，有一些半人半兽的艺术形象，不论是绘在彩陶上的或是刻画在器物上的，这样的形象都被我们认作是神面，是神灵人格化的偶像。这样的神面，表现出特别的恐怖感，你觉得它像人，但并非人。神面的狰狞模样，在史前艺术的表现上大约是一个通例。圆瞪的大眼，龇出的獠牙，恐怖之态令人惶惑。这样的神面，是史前人制作的神灵的简化图形，它并不只是表示一个头面，而是以头以面代表神灵的本体，头面是神灵完形的一个象征，是一个简约的造型。

    研究者比较关注的有像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的那些神面，神面装饰在一些玉牌、玉钺和玉琮等礼器上，神面刻有向上与向下龇出的獠牙，显出庄重与威严之感。从良渚人制作的神面看，有的神面是有体有面的完形，而大多都是简化的只有嘴与眼的脸面。大量的神面都是这样简化的结果，而最经典的简化，就是最后只留下了神的一双眼睛。玉琮上许多的神面，只有眼或嘴的刻画，或者连嘴也不见了。这样看来，对于良渚人来说，神的眼睛应当是最受他们关注的。

    若干件收藏在各地博物馆的传世品玉神面，是研究者经常提到的一些藏品，如美国福格美术馆收藏的一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也都有龇牙瞪眼的模样。这些收藏品的年代并不容易确定，有的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有的可能晚到商周之际。商周遗址出土的同类玉器往往被归入新石器时代。

    最值得关注的是新近在山西曲沃羊舌村西周晋侯大墓中出土的一件神面玉饰，玉神面扁平形，正面阳刻狰狞兽面，臣字形大眼，上下均有一对獠牙龇出。这样的一些玉神面，虽然多数都有冠饰，有的甚至还有包括珥饰在内的细致刻画，但都只是一个头像，也都合于以头代体的神灵图像制作传统。

    当然更早的发现，是湖南黔阳高庙遗址陶器上刻画的神面。那神面的构图已是非常完整，也已经是很固定的形态，也都显露着龇出的獠牙，狰狞之态跃然眼前。这样的神面年代早到距今7000多年前，这是中国史前陶器上见到的年代最早的神面刻画。这个神面已经相当简化，只留下一张龇着獠牙的嘴；这与后来的良渚文化显得不同，良渚人简化的神眼已经没有了狰狞的模样，而高庙人简化的神面因为獠牙尚存，依然显得狞厉。

    史前狰狞的神面，也偶尔出现在彩陶上。半坡文化的彩陶上见过这样的神面，不过以往研究者似乎不大在意这个发现。在临潼马陵遗址的一件陶瓶上，绘一戴着尖顶帽的神面，一双圆圆的大眼，宽大的嘴角向上龇出一对大獠牙。神面的左右，还绘有一对倒立的大鱼。这个属于半坡文化的彩陶所绘神面纹，与高庙下层文化以及良渚与龙山文化中的神面纹，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偌大的獠牙是其共同的特征。不同之处是那两条附加的鱼纹。它告诉我们，半坡文化这样的神面，一定与鱼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与鱼崇拜有关。

    将动植物人格化，这是史前人造神的固定方式。一种动物图像，在给它安上一个人面之后，它便有了神格，半人半兽，也就成了神形的固定格式。这样说来，人面鱼纹还真可能是半坡人心中的神灵形象，尚不知是什么神格。会不会是水神，或是其他？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8日）

    “城市文明”问题在当下的提出，我想有两个背景最值得关注：一是从全球范围看，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在极大推动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城市社会学家所谓的“城市问题”大量涌现并不断升级，直接影响到当今世界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对中国来说，这既是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必然表现，也是“城市文明”在当下备受关注的直接原因。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现实与理论上的准备，却不足乃至匮乏。

    城市文明的研究与建设，有两个问题需要先行解决。首先，什么是文明，它有哪些具体的层面与内涵，这些具体层面与内涵的相互关系为何？这是建构一个科学的发展框架，是城市文明和谐、健康地发展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最早见于《易·乾·文言》和《尚书·舜典》，是指一整套用来区别“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形式符号系统”，具体地说就是先秦儒家津津乐道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为政治服务，所以中国古代的“文明”概念主要指“政治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也多有论述，核心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成果，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方面。由此可知，“文明”的基本内涵决定了其功能相应有三：在“物质文明”层面，以生产工具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它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物质生产方式；在“政治文明”层面，以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创造与运用为标志，它表现为一种与野蛮时代或野蛮民族有着本质差异的社会生活方式；在“精神文明”层面，以伦理、艺术等人文精神的创造为最高目标与理想，它是一种在大自然、动物界及野蛮社会中不可想象的艺术生活方式与审美精神境界。

    其次，要弄清“文明”与“城市”的关系。在起源上讲，“文明”与“城市”关系密切，中西皆然。英语的“文明”（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的“civitis”（城市），最初指城市居民的风俗、习惯和道德的高贵。荷兰学者彼德·李伯庚在研究欧洲文化史时就指出，在16，17世纪，欧洲城市与农村的区别是“农村里没有城市里那么文雅”。早在中国的周代，人们就把祭祀与礼仪中心看作是“城市”建立的标志，这意味着，按照礼仪制度组织起来的人类社会，既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同时也是最初的城市文明形态。

    尽管城市文明的内涵也主要有三层，但它的核心无疑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讲的“礼”与“乐”。用今天的话说，是“城市的善”与“城市的美”。文明与城市发展史告诉我们，越往上追溯，城市的重心就越依靠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因为只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与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才能顶住野蛮人或外来文明的军事压力，以及维护好内部的安定团结。但随着城市在当代的发展，基础性的物质文明建设与基本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已不再是城市文明发展水平的最高理想。或者说，由于“文明病”、城市问题更多地与人的精神文化生态相关，因而中国古人最看重的“礼”与“乐”，在当下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还可以说，在“礼”与“乐”之间，由于“乐”的目的在于生产和谐，目标是建设和谐城市，所以，“城市的美”比“城市的善”更高一层，代表了人类城市文明的最高目的。

（选自《艺术与城市文明》刘士林  有删节）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文献查阅和逻辑推理方面已经超越人类，正在取而代之。根据国际知名的信息技术研究和分析企业高德纳（Gartner）咨询公司预测，到2018年，20%的商业内容将由机器自动产生，将有超过300万人处于“机器人老板”的领导之下。

    机器人甚至已经具备了文字创作能力。日本去年举行了一次小说比赛，机器人创作的小说与人类创作的小说一起通过了评委的初选。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已经正式出版。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技术支撑的智能媒体，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自从大众传媒问世以来，人类的信息分发模式经历了三种主要形态：专业编辑—社交传播—算法推送。“智媒”时代，算法盛行。这意味着，人们以后接触到的信息，将越来越多地由“智能机器人”制作，而以往不可或缺的“人工编辑”角色，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人工智能作用于媒体，意味着媒体从“众媒”走向“智媒”。这将是一次革命性的重大转变。过去，传播载体的变化决定了传播形态的变化。未来，进入“智媒”时代，不仅传播载体会发生变化，万物互联，万物皆媒；更重要的是，传播主体也会发生变化，由人主导传播变为人在智能机器的辅助下进行传播，并且有可能变为智能机器人取代人主导传播。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重新塑造人与媒体、人与信息的关系，带来新的组织形式、生产方式、产品形态，颠覆并重构媒体生态。

    因此，走向“智媒”的过程中，首先是掉队的风险。互联网时代，谁掌握了先进技术，谁就能够占据媒介载体的制高点。在互联网技术上的后发晚至，已经给传统媒体留下了深刻教训。但是，与“智媒”时代相比，那只是步行与马车的差距。一旦在“智媒”时代掉队，那就可能是马车与飞机的差距。技术门槛提高引发的“本领恐慌”，也增加了编辑记者的“掉队”风险。在一个人工智能辅助甚至主导传播的编辑部，编辑记者的日常责任和地位都可能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是更为特殊的技能要求。面对剧变，他们是否会产生心理落差，甚至引发“文化休克”？

    其次是偏见的风险。“智媒”和人一样，也会具有“偏见”。当下，社交媒体平台的圈子化社区，以及依托算法生产的“个性化定制日报”，让网络成为了我们的“回音壁”，形成“信息茧房”，特定价值取向的内容，在相对封闭的圈子里流动，你看到的永远是你想看到的和感兴趣的。这很容易固化原有认知，放大信息偏差，加速意见分化。“智媒”的出现，会不会强化这种算法的偏见？

    再次是伦理的风险。“媒介即人的延伸”，从理论上说，人工智能不仅助力新闻生产的高效和精准，也可以提升人性化的用户体验。但不应忘记，新闻也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在价值判断和伦理审视方面的作用是技术所不能替代的。过度依赖“智能”，可能导致情感温度的缺失，伦理把关的缺位。更不容忽视的是，如果人工智能超越人类的智慧，甚至突破“机器人三原则”，控制并危害人类，那就可能产生信息安全灾难。

    未来难以预知，科技发明创造的不确定性远远大于确定性。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变化本身。人工智能必将改变世界，但是不会改变媒体的基本逻辑，即以人为中心，进行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

（出自谢国明《人工智能：媒体的机遇与风险》，有删改）

    文化认同是指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在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是对人的精神存在作出的价值肯定，它主要通过民族本身的特性、习俗以及生活方式，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流传至今，融合了人们的各种认同，从而阻止了不同的认同之间可能发生的文化冲突。跨文化交际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跨文化交际的成败取决于诸多因素，加深对不同文化语言习惯、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微观文化知识的了解，才能有效顺利地实现跨文化交际。

    民族优越感是影响跨文化交际双方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都标榜自己的价值，所有的民族都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具有天然的优越感，主观盲目地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信仰都是正确的，并觉得自己民族的一切都优于其他民族客观存在。民族优越主义者固守自身文化方式，盲目排斥甚至压制其他文化，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如果交际一方有意忽视与自己不同的文化与习俗，那么双方的交际沟通就会出现障碍。

    固定思维模式和种族偏见是影响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主要思维定式。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不可能有一个一切社会都承认的、绝对的价值标准，更不能以自己群体的价值标准评价别的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的固定思维模式和种族偏见容易对其他文化产生否定反应。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首先要承认和接纳人类的多样性，给予不同民族、种族和文化群体平等的地位，倡导文化平等、宽容与尊重，彻底去除民族差异和种族偏见。

    中西方价值观念的不同是影响跨文化交际的个人价值因素。价值观是文化中最基本的部分。由于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其文化思想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思想意识中，其社会关系更强调人性化和共存化的相互帮助与协调关系，这与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潜能、个人目标和个人利益等显然不同。但交际行为与其他社会行为都是本民族价值观的反映，因此不同的价值观在跨文化交际中必然会产生文化冲突，从而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中西方文化差异不仅是生活习俗和语言行为的差异，也包括个体思想观念的差异。因此，在跨文化交际场合中，宜遵循文化交际原则，努力寻求一种符合各自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跨文化交际路径。

    加强教育在文化认同中的培养和引导作用是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重要途径。教育具有选择、传承和传播文化的功能。提高社会交际的水平是实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中西方社交礼仪既有一些共同之处，也有许多差异。交际双方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应该了解对方的民族特点、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等相关知识，并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对方的生活与语言习惯，求同存异，实现有效沟通的目的。同时，还应特别关注平等与等级观念、时间概念、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等，以获得对方的满意和认可。

（选自《文化认同与跨文化交际》，有删节）

    一年多来，面对美方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中国政府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与人民根本利益。当前，舆论战已成为贸易战的一部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尤为重要。

    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深厚的历史性。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血脉。泱泱五千年的文明史和中国共产党近百年之奋斗史，书写了中华民族奋进途中的艰辛与血泪。可以说，中华民族奋进的历史进程，就是爱国主义精神不断形成，积聚与升华的历史进程。历经岁月洗礼，爱国主义精神深深镌刻在华夏文明的血脉中，铸刻在每位华夏儿女的心灵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极强的传承力与感染力。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描述在抗击侵略中的中国人民：“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进发出来。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爱国主义精神在国家遭受危机时能够引领思想、集聚力量，凝聚人心，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与号召力。我们面对美国霸凌主义不会屈服与退缩，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必将一如既往地发挥出强大而深远的传承力与感染力。

    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坚韧性，顽强性与理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面临无数风险与考验，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为中华民族在多灾多难中磨炼而出的斗争之坚韧、拼搏之顽强与奋争之理性，是支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精神引领下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美国一些政客所谓美国施舍的，而是在爱国主义精神的引领下，用坚韧不拔的意志、顽强拼搏的汗水与出类拔萃的智慧干出来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美方发起贸易战不会阻断中国发展之路，任何恫吓和威胁伎俩只会激发中国人民攻坚克难的勇气、砥砺奋进的士气与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硬气。

    中国人民在中美贸易战中表现出的爱国主义并不是民粹主义，而是一种天然质朴的情感。面对美方不断升级对华经贸摩擦，素有深厚爱国主义情怀的中国人民在言论和行动上同国家的立场和行动高度一致，这是再朴素自然不过的情感，再正常不过的态度，再合理不过的行为。给这样淳朴的爱国主义插上民粹主义的标签，显然是错误的。

    中国人民在中美贸易战中表现出的爱国主义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理性开放、成熟求是的心态。在美方不断升级对华经贸摩擦的情况下，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坚定支持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维护民族尊严之表现。同时；面对美方打压，中国政府和人民特别强调要“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并没有出现情绪化、排外性的行为。将这种理性成熟的爱国主义视为民族主义，显然是混淆是非的奇谈怪论。

    毫无疑问，面对汹涌而来的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我们更需弘扬理性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对情绪宣泄式的非理智“爱国”行为，防止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行为和极端民族主义行为，维护中国的道义形象，彰显中国的坚韧力量，传播中国的积极主张，努力赢得国际社会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贸易霸凌主义的支持。

    中美经贸摩擦不仅是贸易之战，更是一场持久的综合角力。我们需认清贸易战的实质，坚持以爱国主义为引领，始终保持自强不息的定力、自力更生的能力与爱国奋斗的动力，做好全方位应战。

（摘编自张彦《岂能把爱国情怀视为民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