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一种精神病

    现在，研究人员正试图分离和确定“爱情”这种看似非常独特的人类情感的神经回路和遗传基础。事实上，生物学家可能很快就可以把爱情的精神状态还原为一系列的生化事件。这对我们了解人类行为的演化有重要意义，并且会引起重大的社会议题

    对一些动物的研究结果也解释了神秘的爱情。

    我们人类不是唯一能形成强烈的、持久的社会联系的动物。拿母婴依恋来说吧，一只母羊和她的小羊羔，或者一个雌性猕猴和她的孩子，与人类的母子关系很可能具有共同的演化上保守的脑机制。在人类、大鼠和绵羊的分娩和抚育后代的过程中，一种叫催产素的激素在脑中被释放出来。对于母羊而言，在其脑部注射一针催产素，能使得她跟一个陌生的小羊羔迅速建立一种依恋的亲密关系。

    对于哺乳动物而言，配偶之间长期的亲密关系是很少见的。这种配偶之间依恋的神经机制可能跟母婴依恋相似。举个例子，对于一夫一妻制的草原田鼠而言，配偶依恋被交配过程中脑中产生的催产素所激励。当一只雌性草原田鼠的脑中被注射催产素时，她很快就会依恋上离她最近的那只雄性草原田鼠。催产素这种激素跟由多巴胺所驱动的奖赏和强化系统相互影响，而后者跟尼古丁、可卡因和海洛因使我们产生欣快感并上瘾的神经系统是同一回路。

    负责草原田鼠配偶依恋的脑区和负责人类爱情的脑区有着令人着迷的重叠。当妈妈们看着她们孩子的照片时，人类脑部跟多巴胺相关的奖赏区域变得活跃起来。而当我们看到我们所深爱的人的照片时，同样的脑部活动也可以被观察到。人类配偶依恋可能跟人类母婴依恋在进化上彼此纠结。

    配偶依恋在雄性中的神经回路跟雌性的相似，但是神经递质不同。比如说，在雄性草原田鼠中，后叶加压素能促进配偶依恋，增强对潜在的情敌的攻击性，激发父性本能。而后叶加压素受体基因avpr1a调控区域的变化，能预测一只雄性田鼠和雌性田鼠形成紧密依恋的可能性。

    同样，人类avpr1a基因的不同形式，跟配偶依恋和配偶关系紧密相关。一项最近的研究表明，拥有avpr1a基因某种变体的男性相对于没有这种变体的男性，有2倍的可能性保持单身；并且，在最近的报告中，结婚后的前者在他们的婚姻中出现危机的可能是后者的两倍。同时，前者的配偶相对于后者的配偶，倾向于表达更多对婚姻的不满。

    由此看来，爱情可能只是古老的神经肽和神经递质的混合而出现的一种东西，这种观点引起了重大的社会话题。比如说，异想天开的以操控脑活动增强或者削弱我们对另一个人的爱情的药物可能不会很遥远了。

    无论如何，最近生物学上关于配偶依恋的发现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一位不择手段的追求者可能会将一剂“爱情药水”偷偷放进我们的饮料。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做了，我们会介意吗？毕竟，爱情是一种精神病。

（选自《环球科学》）

    山石崇拜在远古文明中普遍存在。广泛意义上的山石崇拜，包括山、石、土地、树、水、火等诸多自然物的崇拜，其中以大山崇拜和灵石崇拜影响最为深远。在我国的上古神话传说中，山石的身影随处可见，它们寄托了先民对世界起源、宇宙奥秘的认识。

    古人认为，山中居住着主宰一切的神灵，是乾坤互通的“天梯”。孔子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神山文化在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民族都有自己的神山，我国的神山崇拜以泰山为典型代表。

    根据《礼记》记载，远古时期在泰山就有燃柴祭天的原始宗教礼俗，泰山高大浑厚，雄峙东方，被尊为群山之祖、五岳之宗，其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的形象，在历史文化中颇具象征意义。据《史记•封禅书》，早在上古时期已有封禅传统，神农、炎、黄、颛顼、帝喾、尧、舜、禹，无一不“封泰山禅云云”。后世的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等人亦周览东极、亲巡泰山，以示君临天下、四海升平。帝王封禅，既出于自身对日月江山的尊崇敬畏，也颇有“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的君权天授意味。封禅的深层含义，就是以这种仪式协调了天地人神的关系，天道人德故而统一。

    叔本华在《论大自然的美》一文中写道：“骤然看见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大山，我们很容易就会进入某种严肃甚至是庄严、崇高的情绪。部分的原因就在于高山的形状及由此勾勒出的轮廓是唯一长久存在的地形线条，因为唯有高山才蔑视、抗拒衰败和朽坏，而这种衰败和朽坏却是席卷一切，尤其是我们自己匆匆一现的肉身。”人类面对高山而产生的肃然起敬，恰恰体现了自身对于崇高与永恒的向往。山石见证了天长地久、白云苍狗、碧落黄泉、沧海桑田，其轮廓、形状、纹理，都是经过自然风雨千百年的打磨雕刻形成的，有形的山石被注入了时间、历史、情感的灵性与力量，有灵魂的物体即是有生命的物体﹣﹣石头也由此具有了生命﹣﹣同大山一样，灵石也受到远古人类的信仰与崇拜。

    在我国的上古神话中，“女娲石”与“启母石”被认为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神石。女娲抟黄土造人、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等故事，使“女娲石”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创世意义。“启母石”则彰显了山石的生殖能力，西汉纬书《遁甲开山图》中记述，禹的母亲“得石子如珠，爱而吞之”，受孕而生禹。后禹娶涂山氏女，婚后四日便离家治水，十三年间三过家门而不入，涂山氏女日日引颈眺望，最终精诚所至，终化为石，“石破北方而生启”（《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被后人称为“启母石”或“望夫石”。禹、涂山氏、启一家的故事在后世流传有多种版本，但毫无例外均与石头密切相关，作为“灵石后代”的中华民族，对灵石的崇拜敬仰自然不言而喻。

    除此之外，这些传说还体现了坚韧、贞洁、牺牲小我、至爱亲情、亘古不朽等民族品格，使“女娲石”与“启母石”的传说流传至今，并作为“母题 ”在历代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变形、延续。

﹣﹣（摘自董新宁《中国古代的山石崇拜与赏石雅好》，有删节）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软肋。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使“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的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艺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乡村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乡村记忆是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留住他们，才能留住乡愁。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情感的尊重。至于哪些乡村记忆真正值得保留，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的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对于乡村中的集体记忆场所，如村落的祠堂、乡村的入口、议事亭、祭祀场所等，不可因为城镇化就让其全部消亡，而应对这些承载着人的情感和记忆的场所定期维修。既要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更为方便，又要让游子在故乡找到依恋感与归属感。

    如果说留住和呵护乡村记忆是一种消极型的留住乡愁的话，那么，活化乡村记忆则是一种积极型的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就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深度挖掘乡村记忆与乡村传统产业，进行精细化、产业化升级，将“文”“人”“居”与“产”融合在一起，让原来的乡村记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这需要相应的公共设施与之配套，需要发展教育、医疗、商业、娱乐休闲产业等，使乡村记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产生新的凝聚力。

（摘编自陆邵明《留住乡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对作家来说既是巨大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我们置身于这一进程之中，往往对之习焉不察，但如果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来考察，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从来如此的，我们的生活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在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何将个人体验与时代经验“历史化”“相对化”“艺术化”，在作品中凝聚当代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也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创造新的文学经典，能否攀上文艺的高峰。而要达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以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内心世界进行观察、思考与研究。

    现实主义是一个丰富的理论体系，也有着曲折复杂的历史。在历史上，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一座高峰，可以说20世纪欧美的现代主义和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是试图超越批判现实主义的努力，前者将探索的触角深入人类的精神领域，后者则试图从建构而不是批判的角度，重建现实主义与生活的关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由于教条化而导致了公式化、概念化，在具体实践中遭受了挫折，但无论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还是西方的“无边的现实主义”，都试图在理论上对之做出纠正或扩展。20世纪80年代，新的文艺思潮蜂拥而来，现实主义一度被视为落后、过时的创作方法，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催生了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当时占据主流的文艺潮流。但时过境迁，30年后重新去看，我们可以发现，当时风光无限的先锋文学已经很少有人问津，而被视为“落后”的现实主义作品，却仍然能打动今日读者的心，《平凡的世界》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不仅可以让我们反思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学规范，也让我们看到现实主义的巨大生命力。在今天，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现实主义是一条越来越广阔的道路。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主潮已经发生了转变，不仅先锋文学作家转向了更加平实的写作，而且“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非虚构”等现实主义脉络不绝如缕，在文学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就现实情况而言，现实主义并未成为很多人的自觉追求，也没有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其原因或许主要在于，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研究，在实践中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主要涉及我们如何重新理解真实性、思想性、文学性等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

    但值得欣喜的是，新一代中国作家已经登场。在这个充满丰富性与可能性的时代，我们该如何书写中国经验，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现实主义是一条越来越广阔的道路，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只有置身于时代生活的洪流中，在思想与文学的碰撞中，将真实性作为内在追求，才有可能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作品。

(选自2016年04月08日《人民日报；K现实主义：越来越广阔的道路》作者：李云雷，有删改）

中国网络文学自1998年发轫，于今已走过二十载。从被视作“一群年轻人写着玩儿”，到如今拥有超过1300万注册写作者、发表作品1600余万种、读者超过3.78亿人的文学样式，中国网络文学这二十年不仅有文学意义，更在文化与社会意义上成为广泛的研究对象。

    网络文学一定意义上是青年人的文学，值得热情关注，应当充分重视。网络文学兴起的背后是70年代乃至8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以及90年代出生的青年文学爱好者的迅速成长。有人甚至将网络文学形容为“时代新文化运动的先声”，网络文学的兴起能够“吹响新文明的号角”。

    网络文学需要健康说理、鞭辟入里的网络文艺批评。网络上关于网络文学的“e批评”十分热闹，这种“e批评”，是指在网上非常普遍的、任何网民都可以张贴上去的评论。与“e批评”相比，网上文艺理论、文艺批评还相当薄弱，学院式、学理式的文艺批评的声音几乎没有。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一大批学识渊深、学理讲究的文艺评论家投身其中，对这一现象及作品认真评说。

    著作权问题是关系到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难点问题。有业内人士认为，过度保护网上版权会阻碍国内网络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中文网络信息资源还处于匮乏的阶段，现有作品的数字化也是促进我国科技文化传播的一项重要任务。

    网络写手的生存环境——签约率极低。写手签约获得收益的情况如同古老的金字塔，位于顶端的人是少数，能获得大众认可，能够有作品出版的人数更是少之又少。在金字塔的底层，上传字数与收入不成比例，大量网络文学作品的作者，无任何回报，也没有签约。

    大体而言，网络文学处在自发、随意的创始过程中，还难以与传统的纸上文学相抗衡，许多作品还相当幼稚。但不少网络文学作者认为，当网络成为人们更习惯和熟悉的媒体时，网络文学将成为文学流通的重要方式。跨入电子阅读时代，网络文学在中国主流文坛依旧如空气般，存在却透明。鲁迅文学奖上网络文学全军覆没，作为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新变化是，网络小说可参评，但必须已经落地出书，且出全。按照这一规则，还未收尾的热门网络小说《盗墓笔记》未能入选。参评作品中，仅有《巴山旧事》和《办公室风声》两部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小说入围。

    步入新时代的网络文学，该坚持怎样的创作方向才能走得更稳、更长远？一是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只有正能量的作品才能立得住，作家才能走得远。今天的网络文学不再是“赤脚奔跑的孩子”，而是备受关注的“有为青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一部分，网络上的创作既要遵循文学规律和网络特点，又要坚持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二是创作者需多一点工匠精神和精品意识。特别是已经成名了的网络作家，应该静下心来写点能让人记得住、留得下的作品，拒绝浮躁，抵制诱惑，追求长线效益而不是短期变现，怀着对网络文学的敬畏之心来从事创作。

人工智能如何打开未来

李洪兴

    “来！试试这杯机器人的手冲咖啡。”从下单到取咖啡只需十秒左右，在美国旧金山，一款咖啡机器人近期受到媒体广泛关注。不少体验者认为，机器的手冲咖啡可媲美人工制作。无论是咖啡师、厨师，还是服务员、保洁员，以“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逐渐走进我们的生活，似乎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

    电影《摩根》的预告片出自人工智能之手，新闻消息由机器人完成，谷歌机器人在围棋的人机对战中屡尝胜果……拥抱人工智能，是技术变革带来的时代红利。20世纪50年代，十位科学家在达特茅斯会议上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60多年来，原本存于科幻故事里的主角，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从无人汽车到农牧自动化作业，从医疗看护到育婴保姆，人工智能早已见惯不怪，对劳动力的解放也显而易见。但面对人工智能，人类并未变得更加从容，对其了解越深入越觉得担忧，每一波人工智能的升级，都伴有焦虑和恐惧。在好莱坞电影中，人工智能产生自我意识后“造反”的桥段不胜枚举。如何与人工智能和平相处？答案依然在探索之中。

    今年1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预测，人类工作有一半可能在2055年实现自动化。对技术乐观派而言，人工智能的意义在于为发展更新了“发动机”。埃森哲咨询公司在研究了美国、英国等12个发达国家后认为，人工智能预计在2035年能将这些国家的生产率提高40％左右。然而，在另一部分人看来，人工智能或许是一个随时可能“张开獠牙”的影子。正如霍金所言，“人类由于受到缓慢的生物进化的限制，无法与机器竞争，并会被取代。全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导致人类的终结”。从“类人类”到掌握人类思维，科学家们的提醒，揭示了潜在危险所具有的巨大能量。

    不过，有一点是共识，即机器人与自然人不同，而且要加以区分。近期，欧洲议会就正式向委员会提议，打算设立一套全面的法律来界定人工智能带来的责任和道德问题。美国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我，机器人》中曾设想“机器人法则”：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也不能在人类受到伤害时袖手旁观。考虑到机器人会在很多领域代替人类工作，比尔·盖茨就提议向机器人征税，此前欧洲议会也对类似法律提案进行过投票。制定法规，是否会造成过度干预，又该如何避免阻碍创新？在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人类也在进行着去焦虑化和去危机化的制度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