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电影里的“中国故事”

徐刚

   在当代电影全球化拓展的历史背景之下，电影的市场往往超越了一国之境。在此之中，票房收益固然是最大的市场逻辑，但电影本身所携带的一国之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却是潜移默化的“附带销售品”。这种“附带”的“销售”，使得电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解一国人民、一国文化的窗口，而在电影中塑造的国家形象也将直接影响到受众对该国的态度、看法和情感基调，从而对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电影总是被称为“装在铁盒子里的文化使者”。电影始终都在其赚钱逐利的生意和陶冶情操的艺术角色之外，承担着建构国家文化形象的重任。

   电影所饱含的这种文化建构的任务，对于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当代中国正在迅速崛起，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历史角色。但在这个过程中，GDP的逐年攀升，经济总量的大幅增加，却难以根本改变目前中国作为一个“制造大国”的命运。相比于“中国制造”在全球空间中的席卷之势，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却常常遭到误解。对中国而言，政治实力和经济总量等“硬实力”显著增强的同时，树立一个与此相匹配的“文化中国”的形象，无疑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自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就一直艰难地行走在“走出去”的过程之中，然而它们却没有为中国形象的建构提供太多建设性的贡献。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五代”导演获得广泛国际声誉的《红高粱》、《黄土地》、《菊豆》、《活着》、《霸王别姬》等电影，所提供的只是一个“时间上滞后，空间上特异”的中国形象。这是按照西方人“东方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的塑造，“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么多年，中国电影展现出可喜的变化，但也终究难以走出这种宿命的格局。

   最近，一向疲软的国产电影终于接连传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继去年贾樟柯的《天注定》夺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等多个国际奖项之后，今年年初，刁亦男的《白日焰火》也在柏林“爆冷”摘得银熊，而演员廖凡更是获得“影帝”殊荣。这些重要奖项的获得，无疑显示了中国电影殊为不凡的艺术成就与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然而，对于亟待走出国门的中国电影而言，这些奖项的背后，却也依然掩藏着一丝难言的隐忧与苦涩，这便集中体现在电影所传达的国家形象之中。

   比如，“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天注定》通过几个彼此独立的故事，讲述了几个不同的普通人因各种原因而走向杀戮或自戕的经历。电影虽因种种原因没能顺利上映，但电影鲜明的影像伦理，以及饱含道德义愤的社会批判，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电影中充斥的暴力。因此，尽管电影所显示的影像伦理和社会正义都足以使人钦佩，但这种社会批判的形式却是以非常负面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对于那些经常混迹欧洲电影节的导演来说，他们显然早已习惯了投西方所好的影像表述方式，因而对于中国形象的把握难免刻板偏激。在此，刁亦男的《白日焰火》虽不像《天注定》那样激愤地批判现实，却同样显现出阴郁压抑的影像气息。风格化的情欲和悬疑让这部电影在艺术之外更具商业色彩。德国《明星》周刊认为，《白日焰火》让人想到20世纪40年代的好莱坞黑色电影。有媒体认为，《白日焰火》可能是柏林电影节上最令人哗然的中国电影，而该片所折射出的中国社会色调也过于暗黑。尽管较之早年张艺谋的《红高粱》、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白日焰火》的故事显得更加主流、更商业化一些，但它还是没能逃脱东方主义式“猎奇”的命运，为此，德国《时代周报》以“即使中国也会发生谋杀”为题来谈论这部电影。这也难怪，西方社会一向是以社会认识资料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电影的，这便是我们的隐忧与苦涩的来源。

   反思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从最初的《英雄》、《夜宴》等商业大片，到如今的《天注定》、《白日焰火》等艺术电影，其叙事的基本价值和逻辑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不仅如此，就价值观而言，最近流行的商业电影也存在着诸多瑕疵，比如那部创纪录地席卷票房的电影《泰囧》，在其结尾之处，颇为赤裸地在金钱、理想及明星化的世俗欲望之间建构联系，这不禁令人忧心忡忡；同样，最近的电影《全民目击》一味追求情节斗转所带来的艺术效果，不惜运用富人的大获全胜，来违背电影的叙事正义；而《小时代》系列电影虽展现出“励志风貌”，却也鲜明呈现出“金钱奴隶制”哲学的负面意义。这些电影都沉沦在拜金主义的风潮之中，其价值和形象都难以令人满意。

   现实的形势与文化的状况，总是不断给我们提出新的问题，而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如何参加现实文化的积极建构，无疑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在此情形之下，如何以电影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也显得尤为重要。而按照学者李云雷的说法，在正面价值的基础上，通过电影来获得自身的文化自信，以积极的方式顽强讲述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并能从中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的故事，这或许就是所谓电影里的“中国故事”的题中之义。这要求我们善于运用“世界的语言”来讲述中国，以从容平易的影像叙事来正面阐释中国，而这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无疑是任重道远的工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材料一

    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两个精品展，一个是南昌汉代汉昏侯考古成果展，一个是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展览甫一开始，便引来热切关注，预约名额很快告罄。文物曾“无人问津”，只为少数专家学者所识，如今竟备受大众青睐。这反映了大众对文物价值的渴求，也提醒我们，要合理利用文物，充分发掘其文化内涵，让沉睡的古老文物“活”起来，发挥它们在公众知史爱国、鉴物审美，以及技艺传承、文化养心等方面的作用。

    文物是人类触摸历史的“活化石”，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故事的讲述者。一件件出土文物，一个个考古故事，足以让每个观展者沉浸在千年历史之中——无论是拿着放大镜对着一枚玉器细细观察的老人，还是那些被罕见金饼“亮瞎眼”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三千多年前的工匠，如何将一块玉石切割成型，又琢磨成高8.1厘米，厚只有0.3厘米、憨态可掬的对尾鹦鹉。那一套套大气而不失华丽的西汉编钟，虽静默无声，却仿佛让我们听到了古老的宫商角徽羽……那些走向博物馆的热切步伐，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快速发展后现代人对“精品文化”消费的需求，更看到了现代人对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追问。

    精美的文物凝聚着工匠们的心血和智慧，不仅代表了当时高超的技艺水平，而且有助于现代技术发展。古代不少青铜器都是用失蜡法制造的。20世纪初，德国人曾用失蜡法铸造工业用齿轮；1929年，又对失蜡法进行改造，以硅酸乙酯为耐火涂料，用熔点达1500℃的铬钨钴合金制成假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奥斯汀在云南保山见到用失蜡法铸成的青铜器，大受启发，铸成了喷气发动机叶片和涡轮盘。之后，失蜡法技艺发展成为现代精密铸造技术。

（取材于杨雪梅、黄洋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文物与大众亲密接触才能实现其价值，可是与海量文物库藏相比，目前展出的文物只是九牛一毛。由于展出空间有限、担心损毁等原因，很多文物都“藏在深闺人未识”。感谢数字技术，打破了层层壁垒，盘活了很多被“雪藏”的文物，使之在线上“活”起来。大众足不出户，便可欣赏到以前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在尊重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数字技术不断将今人的创造融入传统文物，使之获得了新生。文物不再仅仅是摆在展柜里的静态展品，而以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方式走进大众，真正“活”了起来。

    动漫技术在文物的文化创意中越来越受重视。三星堆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推出了数字动漫《神树的传说》，以新近发掘的海昏侯墓为素材的动画作品《海昏魔镜》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借助动漫，专业的学术介绍变成了幽默的旁白和“萌萌哒”的漫画，“高冷”的文物也一下子变得活泼起来，实现了学术性、趣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实，早在1981年，我国已有让文物“活”起来的动画作品——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敦煌壁画《鹿王本生》的故事创作了《九色鹿》。无数人通过这部动画片知道了莫高窟，看到了敦煌壁画。

    移动应用程序（APP）以新鲜时尚的方式提供给观众审美与求知、娱乐与鉴赏的多元文化体验。过去，由于保存和展出的特殊要求，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能够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机会十分有限。故宫博物院推出的《韩熙载夜宴图》APP弥补了这一缺憾，让观众随时随地可以欣赏这幅传世经典的精妙之处，在鲜活的文化体验中感受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非凡魅力。此APP独创了三层立体赏析模式——总览层、鉴赏层和体验层，使这幅“数字画卷”可远观、可近赏，全方位向观众解读画作中的每个细节。点开APP，琵琶声起，拨动江南寂静的月色，观众仿佛随着画家顾闳中一起，走进韩府。画卷中的墨痕笔意、人物的衣纹表情都纤毫毕现。轻轻触动屏幕，指尖所至之处，似有烛光追随；移动“烛光”，人物、用品的名称、典故一一呈现，如同“秉烛夜读”，在静夜里与千古佳作“对话”……忽然之间，画中人“活”了起来，乐伎轻扫琵琶，舞伎翩翩起舞，画与真实的界限瞬间模糊起来，观众沉浸在画卷创造的艺术氛围之中。

    虚拟现实技术（VR）借助计算机图形系统、传感器技术等生成三维环境，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人机交互状态，通过调动用户的多种感官，带来沉浸感觉。以前，游客只能在兵马俑坑外观看，有了VR技术，戴上特制的眼镜，你会发现自己置身坑内，变身成了一个兵马俑，低头就能看到自己的身体——残破却依然威严。抬起抬头来，你会发现博物馆的穹顶慢慢向两边散开，建筑逐渐退去，转化成荒野，风沙弥漫，你的身体同时下沉，身处地表起伏的俑坑之中，周围是千军万马……

（取材于胡克非、张英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有的博物馆认为保护好文物不出事情是头等大事，将文物封闭在库房，秘不示人，觉得这样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其实不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有些文物同样如此。2010年浙江省博物馆利用馆藏的“彩凤鸣岐”和“来凰”，举办了唐代雷琴演奏会。古琴属于漆器，很难保存。这两把古琴之所以能历经千年保存下来还能使用，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有人使用它。古琴在安装上琴弦以后，才能保持力学上的平衡，不至于散架。

    数字技术使文物在线上“活”起来，更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敦煌石窟集珍贵性、脆弱性于一身，历经千年的莫高窟艺术品，每一件都像岌岌可危的病人，游客的参观成为莫高窟最大的隐患。2003年，莫高窟全年游客接待量为30多万人次，2014年已增长到81万人次。根据测算，莫高窟一天的游客接待量极限在3000人次左右，而黄金周的日接待量曾超过2万人次，莫高窟不堪重负。实验检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这都有可能侵蚀壁画，加速其老化。在自然和认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彩塑和壁画正在缓慢退化，千百年后人们何以领略莫高窟的神韵？

    面对日益增多的游客，如何化解保护和利用的矛盾？敦煌数字化工程，犹如一缕明媚的科技之光，照进古老的莫高窟。有了数字化展示中心，游览模式发生了变化，艺术体验搬到洞窟外面，游客先通过数字化体验艺术“做足功课”，再进个别洞窟实际体验。这种模式既能满足游客看真品的需求，同时又减少了在洞窟内的停留时间，减少了对莫高窟的破坏。中心建成后，游客停留时间由2小时缩短至70分钟左右，莫高窟最高日接待游客量因此可提高到6000人次。

    英国媒体称，根据一项针对地球深处地下物质的研究，地球上的生命或许源自深深的地下而非地表。

    英国《每日邮报》12月9日报道指出，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在地下深达五千米处生活和繁殖的微生物，这为35亿年前地球上生命源自何处的问题提供了线索。这项研究表明，这些微生物可能已经在与地表隔绝的情况下生活了几十亿年。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与世隔绝的生命形态分布在不同大陆，但都创造出了拥有相似基因的个体。

    研究人员发现，生活在北美和欧洲地下深处岩石缝隙中的微生物，与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团队从约翰内斯堡地区一处矿井通道内地下深处岩石缝隙中获取的样本高度相似。其DNA序列也与在北美洲西北部海域和日本东北部海域岩石海床上发现的微生物相似。这表明，这些微生物是由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而这个祖先就生活在地球生命起源的时代。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马特·施伦特说，现在还不清楚相似的微生物是如何散布到相距遥远的南非、北美和日本的。施伦特博士说：“两年前，我们还不太了解现在的地下微生物是怎样的，以及它们吃什么。自那以来进行的多项研究已经大幅扩充了这方面的数据。我们正在掌握的信息不仅包括在这些生态系统下发现的是什么种类的微生物，而且还包括在全球不同地点发现的微生物之间的某种一致性——目光所及之处，我们都看到了同样种类的微生物。”

报道指出，这些生命形态不是依靠太阳光为生，而是通过氢与甲烷获取能量，这些化学燃料可以通过高温高压下的某些种类的岩石获得。施伦特博士说：“人们容易理解为何远隔重洋的鸟类或鱼类有可能会相似，但想想在地下深处极度高温高压的坚硬岩石缝隙中，在相隔1.6万公里的不同地点，生活着几乎完全一样的微生物，这很挑战人的想象力。”

    研究人员麦科洛姆说：“在某些很深的地方，例如深海热泉，那里环境变化剧烈，催生了多样化的生物群落。在其他一些地方，例如地下深处的缝隙，那里的生态系统是隔绝的，只有少数几种细菌能在那样严酷的条件下生存。”

    报道指出，这一最新发现不同于以往的理论，即生命并非诞生于地表湖泊和海洋的“原生汤”中，而是诞生于地下岩石含水的微小缝隙内。

该理论认为，35.5亿至38亿年前，生命诞生于池塘或海洋中，起因是空气中的化学物质在某种形式能量的作用下生成氨基酸，而氨基酸可以构成蛋白质，然后再进化成地球上第一批生物种类。然而，这种假设存在一个问题，例如，当初地球表面存在强烈的紫外线辐射，它可以迅速摧毁暴露在阳光下的复杂生物分子。

    科学家说，这些微生物有可能被用于医疗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微生物可以承受120摄氏度的高温和比地面高出50倍的大气压。人们能够理解和描述这些现象，是得益于通过深碳观测计划对微生物学和地球化学数据的汇总与整合。

    作为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既涉及信任主体，也关乎信任对象；既与社会规范和体制相涉，也与主体人格和德性相关。

    在信任问题上，个体总是涉及两个方面，即为人所信与信任他人。就前一方面而言，如何形成诚信的品格，无疑是首先面临的问题。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则进而将“朋友有信”规定为人伦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有序的社会交往中，以诚相待和言而有信，既是这种交往秩序可能的条件，也是交往双方应尽的基本责任，一旦个体置身于这种交往关系，则同时意味着承诺了这种责任。

    就个体而言，作为信任条件的诚信关乎内在德性及人格。中国哲学对“信”与德性及人格的关系很早就予以关注。儒家经典《孟子》强调“有诸己之谓信”，信与诚相通，有诸己即真实地具有某种德性。《中庸》进而将“诚”视为核心的范畴，以诚为人格的基本规定。《大学》同样提出了“诚”的要求，把“诚意”规定为修身的基本环节。这种德性及人格，为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达到诚信，提供了内在的担保。

    伦理意义上的信任，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层面看，信任以对象的可信性为前提。在消极的意义上，当对象缺乏可信的品格时，便难以使人产生信任感，所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便表明了这一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如果相关对象的所作所为始终诚信如一，那么，人们对其后续的行为，也将抱有信任之心。由此可见，信任并非仅仅源于主体心理，而同时与对象相关。

    从伦理学上说，妄疑一切、无端臆测他人的不诚，并对可信的对象始终缺乏信任感，这是一种道德的偏向。这种偏向不仅常常伴随着过强的怀疑意识，而且在片面发展下，容易引向“宁我负人”的异化形态，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成为问题，也使社会领域中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从更广的社会层面看，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并不仅仅基于个体的德性和人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认为，中国传统的信任以血缘性共同体为基础，建立在个人关系或亲族关系之上，而新教的信任则基于信仰、伦理共同体，后者超越了血缘性共同体，并逐渐以理性的法律、契约制度为保障。历史地看，儒家所说的“信”，事实上便与礼相联，在仁、义、礼、智、信的观念中，礼则既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规范系统，又涉及政治、伦理的体制。在此意义上，广义之“信”已与体制相关联。

    就信任关系而言，通过契约、信用等制度的建立，失信便不再是无风险的行为，相反，失信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总之，个体的人格和德性从内在的方面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担保，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则在外在的方面构成了信任关系形成的现实根据。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

粉丝不是万能的

    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是“急功近利”的，它使财富创造的节奏越来越快，又让耐心在这个时代显得尤为稀缺。

    比尔·盖茨用了12年才获得他的第一笔十亿美元，而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则将这个时间缩减到了3年，而同样是3年时间，雷军甚至将小米做到了百亿美元的估值，它所引领的“粉丝营销”，也成为企业营销的圣经，被大量崇拜小米神话的企业家信徒奉为圭臬。

    粉丝当然是好东西，它看上去声势浩大且整齐划一，获取廉价又不求回报。但是另一方面，粉丝文化是将传统意义上的品牌管理施以“快餐化”处理之后的产物，它抛掉了那些难啃的工作，比如对品牌资产进行可持续的扩张、建立品牌信誉的高效评估机制等内容，仅仅保留并极致浓缩了“与客户建立亲密关系”这一章节，本质上有着取巧成分。

    就像是考试前的划重点行为，如果考题恰好不在勾划范围之内，自作聪明的考生就会死得很难看。

    9月初，中国手机厂商魅族推出新一代产品魅族MX4，并改变了其一贯较为“高冷”的价格策略，将1799元作为产品销售的起步价，直接击中了它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在“性价比”上有着极大自信的小米。随之而来的，是“1799”成为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暗号，汹涌的淹没了小米官方微博的评论区，导致小米历史上第一次关闭了微博评论，并暗示自己遭遇了水军攻击。

    但是另一方面，有媒体梳理出了那些通过“1799”刷屏的用户构成，却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小米自家的用户在以起哄、调侃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小米定价的不满——凭什么魅族的最新款手机可以卖到1799，但是小米却还是要1999？

    换而言之，是小米精心培养出来的粉丝，参与并掀起了这场令小米极其难堪的舆论风暴，这或许就是“粉丝营销”的致命短板：粉丝基于感性诱因而产生，是一种情绪化的价值认同，在那些处于顺风口的场景里，粉丝能够表现出高度驯化的言行，然而，一旦脱离这种舒适区，粉丝在价值观上的蜕变也毫无阻力，甚至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不过，由于小米是“粉丝营销”的集大成者，所以它在很多时候也的确是被公众用放大镜观察，容易出现示范效应。除了小米之外，数量更多的企业连粉丝的运营都想偷懒，使劲把用户往微信公众账号里导入，然后觉得这就给他们贴上了“粉丝”的标签，可以无所顾忌的灌注商业推广信息，还得意于“这比发手机短信要省钱多了”，这种心态，更是虚妄。

    今年夏天，在营销领域建树颇多、被誉为快消品行业“西点军校”的宝洁集团干脆宣布将其“市场部”改为“品牌管理部”，这被认为是数字营销的新趋势，即“一切皆品牌”的未来概念。

    一个更加直白的变化是，在天猫和淘宝这样的电商平台上，卖家对于流量的依赖开始降低，用户会以“三只松鼠”、“小狗电器”这样的品牌关键词实现消费路径中的搜索抵达，而不是以前的“开心果”、“吸尘器”等商品关键词，同时，限时秒杀、团购等活动对卖家的吸引力也不及往昔。这一方面意味着企业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在品牌识别上，另一方面也说明，粉丝若是缺乏忠诚度，一切投入可能都会沦为过眼云烟，无法形成持续性的竞争力。

    苹果公司从来不做“粉丝营销”，但它却莫名成为各路奉行“粉丝营销”战略的企业的参照对象。苹果公司要求其零售店的店员将顾客视为尊敬的对象或是朋友，当顾客前来寻求服务时，要“给予一个当天就能解决的方案”，这与很多致力于让顾客滞留以接触更多的商业销售机会、以及将解决方案推卸到其他责任方（比如售后）的企业经营观念相比，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发达的文化产业提供支撑。有学者认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主要倚重当地特色资源开发，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在文化体制改革浪潮中大批转企改制的影视、出版行业翘楚脱颖而出。第三阶段则是以创意经济为主的时期，更加注重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意创新是文化产业升级换代的方向。经过长期开拓，我国文化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创意经济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创新驱动力。时尚产业是创意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程度是衡量创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并在国际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当今全球市场，中国元素的运用已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国际时尚界，花鸟龙凤、水墨禅意等具有典型中国文化元素的文化意象备受关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得到了最好诠释。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尚缺乏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足够影响力的时尚设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设计者经常只是把中国元素当作点缀进行简单移植和拼凑，缺乏对其文化内涵的深挖，难以实现传统符号和现代时尚的完美融合。只有深入挖掘中华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伦理规范，将文化因素介入时尚设计、开发，才能打造出具有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的时尚产业。为此，应在实践中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用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时尚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时尚根植于文化，我国独有的丰富文化资源及其独特韵味可以为时尚产业提供更多鲜活元素，给设计带来更多灵感，让时尚充满文化意涵。

    用生态文明理念引领时尚产业发展。我们应通过生态文明理念和文化创意设计的有效结合，在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引领人们生活方式不断改进。一方面，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时尚产业发展全过程。时尚产业发展、时尚产品生产必须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另一方面，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时尚产业，引领人们形成简约、平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使人们对时尚的追求转变为对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的美好生活方式的理性回归。

    推动时尚产业“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一、要注重文化引领。只有立足中华文化，我国的时尚产业才能更有厚度、广度和深度，才会在本质上有别于他国，展现出独特风采。二、要注重品牌建设。原创性是时尚产业的生命，品牌建设是激励优秀创作理念保护原创性的重要手段，也是时尚产业走向世界的名片。三、重视本民族文化宝藏的同时，也要积极吸收国外先进文化，推动创新资源共享、创新优势互补，不断提升我国时尚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性，使其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力量。

（摘编自李采姣《时尚产业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创新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