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文化诗意解

张同吾

    我国古典诗词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曾诞生了许多才情卓绝的诗人，他们创作出的想象神奇、构思灵妙、语言精湛、意境优美、音韵和谐的诗篇不胜枚举。这些作品的文化命脉和精神命脉，都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江河，它们像熏风细雨一般，浸润着世代中国人的心田，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文化性格、哲学理念和审美心理。

    我们把当代人按照古典诗词的艺术法则、美学范式和表现程式创作的诗词，称为旧体诗词。当下旧体诗词创作呈繁盛态势，作者之众铺天盖地，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尽管其中多有平泛概念之作，却也不乏显现诗人禀赋和诗艺才华的诗篇。名山含古寺，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浸染其中，如披神秘的面纱，含蕴氤氲的气氛。“鸟鸣经卷润泉水， 花放杜鹃散炉香”，真是一片不染尘埃的怡乐世界。

    江西有很多名载青史的书院，象山书院、白鹿洞书院、白鹭洲书院、鹅湖书院、信江书院、叠山书院等，都以名人足迹、先哲传说而著称。当代人以凝练的语言和鲜活的意象再现先哲风采和诗家富有个性的价值取向与审美理想。鹅湖书院在鹅湖山北麓，因以得名，在这里曾有两次“鹅湖之会”，均在南宋淳熙年间，一次是朱熹、陆九渊等四贤讲学，一次是辛弃疾、陈亮等在此共商抗金之事。诗曰“气象群峰护，天眸一水开。鹅湖集会地，今古蕴贤才”（《鹅湖书院感事》）。而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唐贞观元年，李渤在此隐居而养白鹿，故称白鹿先生；此处周山环谷如朝天洞穴，故名白鹿洞，朱熹在此建院讲学而名播四方，朱熹号紫阳，传说在院中手植桂花，诗称“苍苍古木影，隐隐奔雷鸣。五老邀明月，一灯照宇庭。曾芜白鹿逝，转赖紫阳生。喜看手植桂，秋风香满亭”（《白鹿洞书院》）。白鹭洲书院建在吉安白鹭洲上，传说因李白诗句“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得名，江万里建白鹭洲书院，文天祥等均出此门，江万里老迈辞归定居鄱阳，元兵陷城，投水殉国可谓壮哉!诗称“云章存正义，风月自春秋。家国兴亡事，书生千载忧”（《白鹭洲书院》），从他的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昔日英武之风、豪迈之气。

    众所周知，白居易的《琵琶行》与他的《长恨歌》堪称悲剧长诗经典之作，以往文学史家们对《琵琶行》强化其批判意识：“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同时也赞颂白居易的怜悯之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然而白居易这位具有强烈男性本真和浪漫情愫的诗人，其心理形态必然含有更多人性意味。隽永的人性之美，融贯其中。

    孔府档案是围绕孔子直系后裔历代衍圣公的活动所形成的文书档案，也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私家档案文献。因档案中保存了衍圣公与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事务往来的大量文书资料，使其又兼具官方档案的性质。

    孔府档案表明，居住在孔府的衍圣公凭借大宗主的地位，在家族中建立了严密的宗族组织和管理机构，并通过修宗谱、订族规等方式统管全国各地的孔氏族人，孔氏家族宗族体系之完整、宗法制度之完善、祖训族规之完备，是其他宗族很难比拟的。孔子世家谱汇集了分散在全国80余处支派的谱系衍变信息和流寓朝鲜半岛的孔氏族人的世系信息，其对于考察孔氏宗族繁衍，迁移、发展和影响等，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崇儒尊孔是历代统治者巩固和强化统治秩序的手段，孔子直系后裔也因之被扶植成为拥有部分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世袭贵族。朝廷与与孔氏贵族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这在孔府档案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明清帝王或亲赴辟雍诣学观礼，或临幸阙里释奠孔子，或遣子派官致祭庙林；对孔子后裔或优免差徭，或置官封爵，或赐土赐民。这固然表明国家对孔子学说的尊崇和对孔子后裔的优待，但也是出于强化国家思想的需要。

    孔府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贵族地主庄园，保存了成序列的土地文书，包括不下10万件的各种土地执照、纳税和过割凭证等。这些文献信息，为研究明清以来的地权分配和转移、土地买卖和经营、租佃制度及其变迁，以及农业耕作制度等经济史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材料，对探索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和演变轨迹具有重重要价值。孔府司房日用账簿、日收支款项账簿等，也为探究明清及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商业贸易网络、物价和生活水平及其变迁等，提供了全面而原始的记录。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孔府档案的价值也日渐凸显，它不仅保留了作为道德规范存在的族规家训，还记载了族人弘扬孝道、敦睦宗族、彰显忠义的言行事迹，其中可资弘扬家风、传承家训、承继家史的资料，无疑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思想宝库。“诗礼为本”是孔氏家风家教的基本精神。从孔子对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庭训，到明太祖对孔克坚“多读书”“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的劝勉，到嘉庆对孔庆溶“好生读书”“祭祀要虔诚行礼”的嘱托，再到各地孔氏族规家训中有关“励读书、崇学校、贵教子”的规定，无不说明诗礼传家的理念已内化为孔门世代相传的家风，对于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和优秀道德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节选自《光明日报》姜修宪《孔府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2016年11月26日11版）

儒家对于隐居的态度

    孔子一生周游列国，积极推销自己的社会理想，这使得孔子和隐士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距离，并因此遭到当时隐士（像长沮、桀溺、荷蓧丈人、楚狂接舆等）的嘲弄。他强调社会伦理关系，尤其强调君臣大义，这种思想和彻底回避社会的隐士思想大异其趣。在参与社会的层面上，隐居不是孔子的选择。“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孔子正是为了“行其义”才积极入世的。

    但面对黑暗、混乱的社会政治，孔子认识到一味地进取对于个人非常危险，而且很可能会损害大义。所以，他提出了一整套的隐居理论作为自己进取思想的一个补充环节。

    避祸是孔子隐居理论的最低层次，“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都是讲在乱世之中远离政治旋涡，明哲保身。孔子如此强调“邦有道”“邦无道”，并不仅仅是从消极避祸的角度立论，而是有更深的含义。孔子的出仕是为了“行义”，如果不能行道，则要停止出仕，否则就会损害道德。孔子主张的隐居并不仅仅是避祸，而是为了坚守道义志向，这样的隐居是对高尚道德的坚守。在孔子看来，是否坚守道义是检验品质的试金石，他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也被孔子视为评价古代隐士高下的标准。

    如果没有隐居，孔子“守死善道”的主张就可能遭到政治阻挠而不能一以贯之。这样看来，隐居实在是孔子思想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与出仕相辅相成。由此，孔子把人的一生中出仕和隐居两种基本状态都包括进来，从而把他的道德人生原则一以贯之。他的学生原宪深明老师这一思想，后来就隐居了。原宪很穷困，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学道而能行之的人，并批评子贡。

    但是，孔子主张的隐居是有限度的，只回避无道的政治，不回避人类社会。这和后来庄子的隐居理论很不一样。当长沮、桀溺嘲笑他是避人之士，不是避世之士时，孔子告诉学生们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里“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有两层含义：第一，如果天下有道，就不出来做事。这和“有道则见”似乎有矛盾。但是，从隐居能够考验士人的道德节操来看问题，我们就能理解它。天下完全清平，就无需士人再出来从政，士人应该隐居求志，磨炼自己。但是，“天下有道则见”中的“有道”还没有达到完全清平，所以还要出仕。故此，两者不矛盾。第二，意味着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才出来改革社会的意思。这似乎和“无道则隐”矛盾，其实也不然。因为在参与社会的层面上，孔子是坚决入世的，而他的“无道则隐”则仅仅指出仕为官层面。不做官，依然要参与社会改造。尽管孔子对于在无道时代的隐居作了肯定，但是对于完全逃避社会的隐居则是不赞同的。

    我们这个时代，学习的方式，正在发生一次巨大的变革。我们正在经历从“考试式学习”向“破案式学习”的过渡。

    此话怎讲？

    过去的学习，知识的门类是固定的，问题也是清晰的。而且这些知识都已经被体系化，以文字的方式确切地写在经典里，你只要去学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求知方式应该是勤奋、专精、系统化地学习，而学习效果由各种各样的考试来衡量。这种学习模式被称为“考试式学习”。

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有过著名的“刺猬与狐狸论”：刺猬之道，一以贯之（一元主义）；狐狸狡诈，却性喜多方（多元主义）。传统社会显然更需要刺猬式的专家，但是今天，“考试式学习”模式正在遭遇巨大的挑战。原因很简单：第一，人类的知识总量已经太大了，大到任何一个人，用任何一种方式都无法消化。第二，知识的确定性正在丧失。知识本身在频繁更新，今天还是共识的东西，明天可能就不对了。问题越来越多，但是确切的答案越来越少。

    那怎么办？美国顶级畅销书作家庞德斯通在《知识大迁移》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开脑洞的办法：除了专长之外，你要尽可能多地、碎片化地掌握一些知识的皮毛，不用系统，不用深入。

    过去的知识是固化的，学习者跟它的关系，有点像人和财富，是占有关系，占有得越多越富有。但是现在不行了，知识多到你根本就占有不过来。

    打个比方，过去水很少，而自己这个容器很大，往自己这个空桶里装水，当然是装得越多越好。而现在，水已经多得像大海，你就别想往身体里装了，学会在水里面游泳就好。

    不管什么知识，都成了你踏入未知世界的踏板。一个片段的知识，会成为你求知路上的援兵，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起作用的接应。它不是答案，但它是通向答案的钥匙。

    还记得那个爱下围棋的数码工程师吗？过去，围棋只是业余爱好，但是现在，正因为他对两边都懂一点，所以，击败人类棋手的人工智能AlphaGo才可能是他开发的啊。

    那些一鳞半爪的知识，孤立地看可能没有用。但它极有可能在机缘凑巧时，填补一个你认知世界的空白维度，那它就是价值连城的。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福尔摩斯第一次见到华生的时候。他马上判断出他是一个从阿富汗回国的军医。为什么呢？因为华生有医务工作者的风度，同时还有军人气概，那他肯定是个军医。左臂动作僵硬，说明刚刚受过伤。那当时什么地方刚刚打完仗，有可能让一个军医受伤呢？阿富汗。所以，结论就出来了。

    你看，福尔摩斯只需要一个片段的知识——阿富汗刚打完仗，就足以让他完成一整套推理。他并不需要深入细致地了解这场战争。

    这就是“破案式学习”。过去的学习，是面对已知的学习。现在的学习，是面对未知的学习。人人都是福尔摩斯。

    （选自《青年博览》2019年第7期，有删改）

与其坐而“联想”，不如奋起“华为”

    这个周末，“断供”刷屏。

    一个关于“如何看待联想疑似断供华为办公电脑、服务器的传闻？是否属实？有何影响？”的提问，在舆论场迅速由“疑似”发酵成“联想断供华为”的话题，对于前者的质疑、批评和嘲讽，近乎一边倒地在社交媒体蔓延。5月19日凌晨，联想集团发布声明，表示目前向华为公司供货正常。华为公司也向媒体表示，联想对华为的办公电脑和服务器停止供应的消息是“谣言”。

    网络空间，一则“疑似”传闻能够骤然而起、急剧升温最终成为热门话题，基本都混杂了信息不对称、情绪化宣泄等等多重成因，这几乎已是规律性的呈现。理智告诉我们，在各种非官方信息满天飞的情况下，官方信息更接近事实。在舆论触角遍及每一个角落的今天，用虚假信息搪塞舆论，不啻饮鸩止渴。联想和华为作为国际级的知名企业，它们的声明和回应无疑是值得信任的。冒着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的风险，单方面或是联手作一场应对舆论危机的公关，后果是这两家企业都难以承受的。

    大道理是要管小道理的。退一万步说，即便真的出现了传闻中描述的情形，它也不是主要矛盾而是次要矛盾，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是次要方面，尽管那样的行为在情感上的确有难以接受的地方。归根到底，美国的极限施压，采取各种手段阻击华为，才是问题的缘起，更是问题的关键和根本所在。

    离开这个基本的事实和总体的背景，所有的讨论都会瞄错了靶子、模糊了焦点。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如果为了枝节问题群情激愤，比如一味讨伐所谓的 "断供者"，始作俑者反倒成了置身事外的看客，我们就十分有必要对这样的情绪保持高度警惕。在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击华为的关键阶段，用不知从何而来的传闻 "传播" 中国企业之间所谓的嫌隙，撕裂舆论共识，激化公众情绪，动机暂且不论，效果却是 "搅混水" 层级的，受益者显然不是我们。许多亲痛仇快的事情，就是在盯着芝麻、无视西瓜的情境中形成的，"断供" 传闻不应该成为舆论场上的一个新案例。

    竹贵有节，人贵有志。就在美国商务部将华为纳入 "实体名单" 之后，华为子公司海思公司宣布一直作为 "备胎" 的海思芯片全部 "转正"。之前的独立研发芯片之路，被称为"科技史上最为悲壮的长征"，背后的支点是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和务实奋进的实干精神。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走到今天，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危机意识和实干精神一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元素。"备胎转正" 是这些元素的最新呈现。与其坐而论道，被各种传闻牵着鼻子走，作一些无谓的 "联想"，不如奋起直追，对中华文明的赓续有所作为。这是 "断供" 传闻给我们最现实的启示。

    中国前进的步伐是阻挡不了的，这既是我们的神圣权利，也已被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历史验证。面对大概率会出现的各种困难、障碍和挑战，特别是面对来自外部的倾轧，消除内部的纷扰，做好自己的事情，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才能不断地向前，向前!

 （摘自2019年5月19日人民网评，有删改）

材料一：

远在历史时期的初期，黄土高原到处都是森林或草原。由于农业发展，平原旷野逐渐开垦为耕地。陕西省中部泾渭两河下游，山西省西南部汾河和涑水河之间以及河南省西部伊洛两河河谷都是这样成为文化最早发达的地区的。这当然会使有关的森林草原受到一定的破坏，不过这在黄土高原上所占的比例不算太大，还不至于有太大影响。到战国后期以至秦汉时期，破坏的地区就相继扩大。当时秦国向西北扩展主要就在泾河上游，当地草原转变成农耕地区，此后由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两方势力在黄土高原北部互相消长，农田和草原就不免相应地随时改易。每一次变迁都引起生态平衡的失调。

森林遭受破坏自然与发展农业有关，因为破坏了森林就可空出土地从事耕种，这只是其中的一端，其他如伐取材木当作薪柴等，都会使林地缩小或消失。不过在历史时期的早期，这样的破坏程度是相当微小的，甚至是无足称道的；随着时移岁易，就愈益严重。大致说来，黄土高原森林遭受破坏，可以分为四期：第一是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一开始，还说不上有什么大规模的破坏，到了后期，现在陕西中部和山西西南部等所谓平原地区的森林，绝大部分都受到破坏，林区明显缩小；第二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上述的平原地区的森林，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到这一时期行将结束时，平原上已经基本没有林区可言了；第三是隋唐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平原已无林区，森林的破坏开始移向更远的山区；第四是明清以来时期，这一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黄土高原森林受到摧毁性的破坏，除了少数几处深山，一般说来，各处都已达到难于恢复的地步。

促成生态平衡失调的原因，还应该加上历来不合理的农耕制度和耕作技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阶级大量据有土地。一般农民只有少量土地，甚至根本没有土地，因而就不免到处开垦，由于不断的开垦，终于形成了滥垦，把若干根本不适于农耕的土地也都尽量开垦了。这样滥垦的土地产量不会很高，无法借此解决粮食问题，所以只好更多地开垦，这样就把原来地面上的植被都破坏了。这就是说，黄土高原不仅森林和草原被破坏，就是一般植被也难于保存下来。

黄土高原上的耕作方式，长期以来很少精耕细作，而是广种薄收，广种薄收是促成滥垦的另一个原因。既然广种，也就不一定去选择耕地了，甚至极陡的坡地也要种植。陡坡本来容易流失水土，一经耕种，疏松了土壤，当然更会使水土流失。森林草原的破坏，水土已经容易流失，再增加这样的人为作用，水土流失自然相应加速，流失的水土通过沟壑溪涧，最后都汇集到黄河，就增加了黄河泥沙含量。据近年测验，黄河每年通过三门峡流到下游的泥沙，多达十六亿吨。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重大问题。

　（编选自史念海《历史地理学十讲——黄土高原生态失调的原因》）

材料二：

中国的农业地带应划分成两个地区：一是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平原，一是长江流经的长江中下游。黄河源自青海的巴颜喀拉山，长江源自唐古拉山，起源地相距不远，但两条河流在中游地段，一向北一向南，跨度极大。它们的跨度，象征了中国本部历史的多元发展。最后，黄河、长江分别流入黄海、东海。这两条大河，一是黄色，一是绿色，正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

黄土平原上的居民，背向青天脸向地，艰苦求生，每一份粮食都是靠自己的汗水换来的。土地要经过耕耘成为熟地，双手上的厚茧缝里充满了黄土，因此他们坚定地固守在家乡，不愿迁移。他们艰苦耐劳、安土重迁，心态比较保守。但他们在南方长江流域的邻居就不一样了。长江经过高山以后，流入丘陵，穿过四川的峡谷，奔向有着湖泊和小河流的大平原。丘陵山林里有足够的粮食，湖泊和河流旁有许多肥沃的土地，所以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是快乐的，心态是活泼的，他们愿意变动，也不在乎变动。他们的歌唱有如树林里的清风和溪谷里的流水。

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现的却是多思辨甚至是辩证式的老子和庄子，对宇宙充满了问题。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圆圆的曲线一直都是南中国最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相对而言，黄河流域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是正方、正圆、正三角，极为厚重。

这两个文化区之间，只有一些像秦岭和伏牛山这样不算很高的山，并且有许多通道相通，所以黄土的中国和长江的中国，虽似隔离，却能持续不断地交流、冲突，相互刺激，终于并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地区。黄土中国和长江中国，一硬一软、一方一圆、一绝对一相对，这两条路线的交织，使得中国思想既能谨守原则，又能应付时代的变化。正如北方的石刻和南方后来发展的水墨画，既有具体的写实，也有抽象的写意，相互交织成既复杂又丰富的艺术传统。

（编选自许倬云《万古江河——孕育出中国文化的自然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