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多位艺术家的书画作品展正在各地巡展，行草隶篆、水墨油画，将这些知名艺术家的情趣和修养，从一个侧面传递给观众，确实值得一看。但是，算一算他们的岁数，你也会心存遗憾，他们大都年过花甲，乃至耄耋之年，而年轻一代寥寥无几，尤其那些当下正红的年轻表演明星们基本阙如。或许他们没有时间参加这一盛会，或许书画艺术需要岁月的积淀，可是，他们的文化情趣平时又体现在哪里呢？

    无论创作还是表演，文化情趣很关键，一代代艺术家身体力行，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书法、绘画、诗词歌赋，是许多老一代电影、音乐、戏剧名流的基本功，学贯中西更是他们知识储备的特征。去年辞世的于是之就是戏剧演出的大家，但他的散文功底、书法功力和深厚学养也是公认的，正因为这种底蕴，让于是之的表演充满魅力，有口皆碑。可以说，具备了多种文化情趣，拥有了广博的知识，不但有助于领悟把握艺术，还可以为人生带来丰富的意蕴，不至于老在那里空虚烦躁，尤其是压力和烦闷难以排解时，在文化情趣的滋润下，就有可能顺利地疏通。

    其实，当下很多明星的学历并不比老一代艺术家弱，读完大学本科的很普遍，读过研究生甚至出洋留学的也不少见，但不知为什么，一说起文化情趣，好像大多不如前辈。写字，除了经过精心设计的那个谁也认不出来的签名外，很多人只要拿起笔，往往都是蛇首豸行；绘画，大约许多人还从来没有走进过美术馆和博物馆呢；而且，更有不少唱歌的却不了解戏剧，也有身在戏剧行当的却又不懂歌剧和交响乐，还有演影视的居然不明白文学为何物。另外，将艺术仅仅当做技术的也大有人在，这样的技术只适合在公众场合炫耀，而不可能转化为修养与情趣。

    今天身在演艺界的人们，其国际交流的环境、掌握现代技术的水准、生活样式的多姿多彩，都远超过老一代人，只是他们的文化视野实际并不比前辈宽广，对人生的认知也十分狭窄，这恐怕与轻视文化情趣有直接的关系。尽管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生活特点，知识储备当然也不必强求一致，文化情趣或许可能各有所长，当今也有很多传递手段过去连想都没有想过，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涵养方式，都是为了多一点情趣、多一些润泽、多几种品鉴渠道，这些，对人生对艺术专业总会有所裨益。

    现在年轻一代，网络知识很丰富，玩游戏的水平相当高，在虚拟空间可以畅行无阻，但如果身在演艺界，现实生活的体验、多方面的文化培育，依然不可或缺。否则，戏路就会单一，演艺生命就会速朽，还有可能在不该栽倒的地方栽个大跟头。

    正当红的明星，虽说具有宽阔的商业前途，拥有大量的网络粉丝，可以占据收入排行榜的前列，然而，他们的生活却可能很无趣，闲时兴许还很无聊，底线又相当的模糊，于是，触碰底线的事情时有发生。文化情趣并不能保证人的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但起码可以让生活充实，让闲暇丰富，让趣味不那么低下。

    丰富的文化情趣，对演艺界不可或缺！

    一切艺术都是抒情的，都必表现一种心灵上的感触。文学当作一种艺术看，也是如此。不表现任何情致的文字就不算是文学作品。在文学的文字中，无论是言情说理叙事状物，都必须流露一种情致，若不然，那就成为枯燥的没有生趣的日常应用文字，如账簿、图表、数理化教科书之类。不过这种界线也很不容易划清，因为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而情感是容易为理、事、物所触动的。许多哲学的，史学的，甚至于科学的著作都带有几分文学性，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不运用言辞则已，一运用言辞，就难免要表现几分主观的心理倾向，至少也要有一种“理智的信念”，这仍是一种心情。

    情感无法直接表现于文字，都必借事、理、物烘托出来，这就是说，都必须化成思想。行文的第一步要心中先有一种情致，其次要找出具体的事物可以烘托出这种情致，最后要找出适当的文辞把这内在的情思化合体表达出来。创造也并非无中生有，它必有所本，自然就是艺术所本。艺术根据自然，加以熔铸雕琢，选择安排，结果乃是一种超自然的世界。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全在“自然”之上加这一番“人为”。情是自然，融情于思，达之于辞，才是文学的艺术。在文学的艺术中，情感须经过意象化和文辞化，才算得到表现。浑身都是情感不能保障一个人成为文学家，犹如满山都是大理石不能保障那座山有雕刻，是同样的道理。

    一个作家如果信赖他的生糙的情感，让它“自然流露”，结果会像一个掘石匠而不能像一个雕刻家。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有一句名言：“诗起于在沉静中回味过来的情绪。”这个诗的原理可以应用于一切文学作品。

（节选自朱光潜《谈美·谈文学》，有删改）

    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为了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是一条重要途径，有助于克服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中容易出现的形式化倾向。

    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殷周之际出现了重要的人文转向，即由神本向人本转向以及人道主义思潮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此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与儒家讲仁爱形成对照的是，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认为文明的发展要注意克服虚伪性和工具化的倾向。道家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表现出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由此，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在拥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可以相融互补。在魏晋玄学那里，通过名教与自然之辨，二者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在魏晋时通过依附玄学而走进中国思想文化。作为讲求“出世”的佛教，其根本宗旨是摆脱人生之“苦”而追求永恒之“乐”，这种对幸福快乐人生的追求，成为佛教与儒、道文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和基础。经过不断的中国化，佛教最终融入了中华文化，成就了中华文化发展中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中国佛教关注现实人生，强调佛教与人性的统一，注重人格的自我培养与自我完善，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中国佛教文化强调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既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根本追求，也为其今天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儒道佛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文化表现形态各有特色，却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三家的融合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圆融和谐精神。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使之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摘编自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红楼梦的情节波澜（节选）

吴功正

    ①《红楼梦》是一座富丽堂皇、精工细巧的艺术大厦，我们看到了缔构者的匠心。《红楼梦》是一条天造地设的江流，我们看到了它的波澜。《红楼梦》以日常的生活作为艺术的表现对象，现实主义地描写了生活的全部复杂内容。它没有金鼓大作的场面、兵血交飞的情景，它和传奇式的作品分道扬镳，以独特的形式安排情节，而又注重于在日常生活的描写中，体现生活的波涛发展。

    ②江河东流，时见湍急夺路，时见缓缓流淌，时见静练平展，时见波涛起伏，这是自然的运动规律。社会生活的运动规律也是如此。曹雪芹正是掌握和运用了这一规律，来设计情节的波澜。

    ③日常的生活描写，使《红楼梦》能广泛深入地反映社会的面貌，这是它的长处。但是，也有它的短处，如果不精心安排，没有情节的波澜、漩涡，就势必会平淡寡味，无法吸引人。曹雪芹善于在平淡生活中掀波澜，使《红楼梦》的情节获得了独特性。

    ④《红楼梦》中的情节高潮是经过作者充分组织和准备，形成起来的。这种铺垫，既具有必然性，又很富有层次感。我们不妨以“不肖种种大承笞挞”（第三十三回）为例，作些分析说明。

    ⑤高潮的形成有必然性。对于荣国府的封建家长来说，贾宝玉是不可或失的命根子，是延荣续贵的唯一希望：为挽狂澜于既倒，支撑残厦于将倾，贾府的统治者在贾宝玉刚生下后就为他铺设了一条仕途经济的青云大道。早在第九回，贾政就给私塾馆的教师爷话：“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但是，贾宝玉硬是唱反调。无心于仕途之间，绝意于经济之途。史湘云劝他：“该常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谈讲讲些经济的学问。”宝玉听了，如针刺耳，大为反感：“姑娘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肮脏了你经济学问的人。”矛盾双方的这些言和行都发生在三十三回前，作为伏笔深深地埋藏着。一方强令其邀名取禄，一方偏不就范，双方冲突不已，矛盾的激化也就势在必然。这就为三十三回的高潮提供了充分准备。当经过大大小小的火力侦察和互相摩擦后，对立的矛盾就必然会激化到诉诸武力。这样的高潮的形成就思想意义上讲，有社会必然性；就故事发展的角度看，有情节必然性。

    ⑥高潮的组织有层次感。云是雨的征兆，从乌云一片到黑云翻滚到电劈雷轰直到大雨滂沱，很有层次，文学作品也是同理。金钏儿投井，雨春临门，是高潮的导因；忠顺王府索人是高潮的诱因；贾环的飞短流长，造谣中伤是高潮的直接发因。由远及近，脉络清晰，一步紧接一步，层深迭进，一环衔接一环，丝丝入扣，把情节逐步推向高潮，进入非如此即不可的境地。再从贾政对贾宝玉的神色变化看也很有层次。初见时——“原本无气”，平波展镜；但看到贾宝玉垂头耷耳，神色遑遽，“应对不如往日”，语失伦次——“倒生了三分气”，微澜起波；偏巧这时忠顺王府和贾府的关系并不那么妙，不速之客来天外，跑到门上找戏子，而且那王府堂官很不客气，使得贾政——“又惊又气”“目瞪口歪”，浪头逐涌起来了；这时又碰上贾环的告状，构陷之词，中伤之言，犹如冰上添霜，火上加油，在贾宝玉的“大逆不道”上又增上“大逆不道”，贾政的神色变成——“面如金纸”“眼都红了”。此时此刻，此情此境，怒火冲开脑门简直要掀掉房顶，于是一声断喝，一阵板子如雨点似地落了，矛盾激化了，高潮形成了。这样的高潮起伏隐显，脉络分明，渐次而又迭进地推发上去。倘若没有这些层次，贾政一开始见到贾宝玉，沉下脸来，捋起袖子就打，就于事不存，无理缺据了。

    ⑦        。当贾宝玉被喝禁在边厅上时，他料到挨打是事在必然，连忙托人给贾母、王夫人报信。倘若贾母闻声赶到，电闪雷鸣也就顷刻风息浪平，高潮也就形成不了。高明的曹雪芹为了让叛逆与卫道的矛盾激化成必然，就利用偶然性的事件来触发。一是整天转前绕后，陪伴左右，又机灵又贴身的小厮焙茗，偏偏这时不见影踪，倘若他在这里的话，早就一溜烟到里面报告去了。二是正当贾宝玉如坐针毡，无人可找之际，恰巧遇到个老妈子，这该有人报信了，可是，这老妈子偏偏是个聋子，把“要紧”听成“跳井”，将“小厮”说成“小事”，把贾宝玉急得如热锅蚂蚁。这都是偶然性的事件，但是这种偶然性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中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红楼梦》在这方面也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中华文明复兴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传承、创新和引领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要义。

    复兴的前提是传承，但传承不等于复古。东西方文明兴衰的规律表明，文明复兴的过程必然是文明再造的过程，文明唯有再造，方可复兴。文明的再造是对传统文明扬弃更新的过程，既是对传统文明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升华，又须摆脱传统文明糟粕成分的禁锢和束缚。人类历史上，成功的文明复兴都是优化或革新传统文明而结出的甜美果实。中华文明的复兴也不例外。所谓“梦回唐朝”，为再现昔日荣光而回归强大的封建帝国，既不可能也不必要。

    没有优秀文明传统的复现也不是复兴。一种文明的复兴不能变成对当下强势文明的简单模仿。舍弃自身文明的优秀传统，复制外来文明，只能让自己成为其他文明的附庸而丧失复兴的可能。虽然理论上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但实践中却极易陷入这一泥潭而不自知。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挑战，改良者不仅以西方文明为圭臬，而且卷入西方主导的思维模式中，不知不觉中消解了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一味以当下的优势文明作为模板追赶，而不加以批判性反思和超越，根本无法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因此，中华文明复兴也意味着挣脱西方文明的羁绊，重建中华文明自信。在新时代条件下，对西方文明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应有之义。

    文明的复兴是复现与新兴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构成复兴。但相比之下，后者是文明复兴更为本质的方面。没有文明的自我创新，中华民族就不能浴火重生。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以文明的创新作为基本内涵的。无论是对传统文明的再造，还是对西方文明的扬弃，指向的都是文明的创新，都是在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基础上建构新的文明。

    中华文明复兴，不只是经济总量这种硬实力的复兴，也不只是硬实力加软实力的复兴，甚至也不只是文明名次跃居榜首，而更在于创造出较之现今主导文明更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更为优越和高级的新型文明。只有牢固持守并切实践履这一核心理念，华夏文明在当代的复兴才是高标准的。反过来说，缺失这种核心取向的文明复兴只能是虚假的复兴。中华民族有能力也有条件超越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局限，构建更新的文明形态，展现出当代与未来中华文明博大的格局。

    逐步创生新的文明后，积极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新元素，对人类文明给予具有历史高度的引领，同样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应有之义。100年前，罗素曾说过：“如果中国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把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与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文明，那么，中国对世界尽了最恰当的义务，给了人类全新的希望。”这些话仍然给人启迪。走向复兴的中华文明不应局限于一时一处的得失，而应将自己的复兴同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使自我发展和人类进步相互促进。

（摘编自郭湛、刘志洪《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取向》）

货币形态：从古典向现代的理性转变

    货币的使用始于物物交换的时代。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的物资，比如一头羊换一把石斧。但是有时候受到用于交换的物资种类的限制，不得不寻找一种交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物品，这种物品就是最原始的货币。牲畜、盐、稀有贝壳、宝石、沙金等不容易大量获取的物品都曾经被作为货币使用过。早期的这种货币形式被称为实物货币或原始货币。它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即自然性，也有是说，它们都是纯粹的自然物，没有任何人工施加于其自然属性之上的性质。

    纯粹的自然物如何成为货币？韦伯式的经济社会学认为：从纯粹自然物到货币是一个长期的观念演变过程。货币是一种工具，它的产生始于人类的理性对社会交换媒介的反思与构建，其最初形态是人类理性对自然物进行加工的结果。这是一种意识层面而非物质层面的加工，即自然物本来的物理属性并没有改变，而是被人类理性赋予了货币的功能。当自然物作为货币被使用的时候，它原本作为自然物的意义就被“去自然化”而成为人类理性的加工品。这种“去自然化”操作，使得抽象的商品价值具体化为共同的衡量标准，成为人类社会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经过长期的自然淘汰，作为货币使用的自然物在绝大多数社会里逐渐被金属取代。人类理性在实践中发现原始实物货币存在易损耗、不易携带、质量不均匀、易被仿造、难以控制数量等问题，同时意识到金属具有价值比较稳定、易于分割保存、便于携带的特征，特别适合于作货币。马克思对此评价说：“货币天然不是金银，但金银天然是货币。”

    金属货币本身还经历了从称量货币到铸币的演变。最初的金属货币是原生的块条形状，并以重量为单位，每次交易都要鉴定成色，计称重量，然后按交易额大小将金属进行分割。鉴定、称量、分割金属极为不易，甚至会因成色不一而引起诉讼，于商品交易极为不便。一些富商巨贾凭借其信誉在金属条块上加盖印戳标明成色和重量，形成最初的铸币，即私人铸币。

    当商品交换突破区域市场的范围，贵金属的重量和成色就必须有更具权威的证明，于是国家开始管理货币，并凭借其政治权力铸造货币。经国家证明、具有规定重量和成色、铸成一定形状的国家铸币就出现了。不过此时，国家或其他政治权威进行铸币并不意味着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是以信用为担保，人们接受和使用铸币的原因依旧是因为金银等所具有的天然内在价值。

    贵金属作为货币在人类经济历史中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古典世界范围内最终形成了以金银两种贵金属为主要价值尺度以及流通、储藏和支付手段的货币形式。

    金属货币的最早替代物出现在我国北宋的成都，即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与金属货币相比，纸币的制作成本低，更易于保管、携带和运输，避免了铸币在流通中的磨损，因而可以在较大范围内使用，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纸币对于金属货币具有两个质变：一是彻底摆脱了自然属性，完全“去自然化”而以人造物的形式出现；二是本身不再具有价值，而与贵金属相挂钩或者以发行者的信用为各种职能依据。第一个质变是非常显著的，能够明显观察到；第二个质变则体现为观念上的长期演进过程。

    纸币对金属货币在内容上的“去自然化”比形式上的“去自然化”更深彻，也更重要，因为这涉及人类货币观念的转变，是抽象的价值符号逐渐取代具体的贵重自然实物的过程，也意味着货币的价值基础由天然稳定的实际价值向可计算的货币数量（即货币的供给量）与对货币的需求量之间的关系的转换。

（摘编自《中国周刊》《货币的发展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