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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题型:论述类文本阅读 题类: 难易度:普通

    试题来源:部编版2024-2025学年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上册1.《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同步练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亿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根据文本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中国人民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因为接受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指示。 B . 我们在看到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同时,还应认识到目前所存在的危险,必须提高自己的警惕性。 C . 为了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国家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我们必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团结国际友人。 D .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然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向世界展示一个文明民族高度文化的面貌。
    【答案】
    (2)请简要分析选文的行文脉络。
    【答案】
    (3)本文是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稿,次日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时,标题为《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毛主席开幕词》。后来《毛泽东选集》出版时,标题改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如此修改好在哪里?请结合文本内容简要分析。
    【答案】
    【考点】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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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我国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木和简牍,远在商代已然如此。《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在甲骨文中“册”字作 ,是像若干支简编联成册之形。当时称呼史官就叫“作册”。

        依质地分,简牍有竹、木两类。与竹简的宽度相仿的木条则名札。竹简和木札在用途上并无区别,所以木札也可以称为简。不过竹简修治好了以后,还要烤干主材中所含汁液,以防蠹并防止变形,叫“汗青”或“杀青”。文字则写在篾黄的一面,是为简的正面。篾青是简的背面,篇题有写在这一面的;因为卷起来之后,它反而露在外面。木简则无须杀青,它的材质有松木,有柳木,其中用毛白杨木的也不少。

        以多支竹木简写长文时,须先编联成册。编绳多数为麻绳,它的专门名称叫“书绳”,讲究的简册用丝绳编联。根据书写的内容不同,简的长度亦有别。最长的三尺简是“书法律”用的,故汉人有“三尺律令”“三尺法”的说法。书写儒家经典要用汉尺二尺四寸的简。皇帝的策书长二尺。策书以下的制书、诏书、诫敕等用的简短些,为汉尺一尺一寸,称“尺一诏”,或简称“尺一”。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竹木可就地取材,供应充足,自有其方便之处,缺点是太笨重。古人虽然也有用帛代替简牍的,但丝织物价昂。东汉时当过济北相的崔瑗有一部书要送人,犹自称“贫不及素”,即用不起帛来抄写。这些情况促使我国发明了纸。

    我国西汉就有了纸。它们以破旧的麻絮、麻布、绳头等为原料,已经过简单的切、舂、打浆和抄造,然而纤维交织状态差,纸面粗糙不平,大约只用作包装材料。到了东汉前期,在蔡伦的主持下,造纸技术出现了一次飞跃。这是在原料中增加了树皮和鱼网。用树皮造纸是一项新技术,它开辟了木浆纸的先河。可是要把树皮制成纸浆,仅用类似沤麻的石灰发酵是不够的,还必须反复舂捣、脱胶,并以强碱液蒸煮。鱼网的网结硬,也必须施以强化的机械处理和化学处理;而这一套新技术推广到麻纸生产上,又必然使后者的质量得到改进。1974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东汉晚期字纸,是一种单面涂布加工纸,厚约0.07毫米,涂层均匀,纸面平整。它的纤维帚化度高,交结紧密,是已经发现的东汉最精工的纸张。

        到了晋代,造纸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开始在纸外涂一层矿物质白粉,继而采用植物淀粉糊作涂层。之后,又将淀粉糊直接掺到纸浆中,成为悬浮剂,可使纸浆中的纤维均匀分散,便于抄造。采用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堵塞纸面上纤维间细微的孔隙,使运笔时不致滃晕走墨。此外,还先后采用施胶、染潢、加蜡、砑光等法对纸张进行加工。其中染潢是以黄檗液染纸。黄檗是芸香科的树木,其韧皮中含有小檗碱。用黄檗液染过的纸呈淡黄色,防蛀。由于纸是黄色,书帙(书套)随之也用黄色。潢纸还可以用雌黄涂改误笔,雌黄与潢纸的颜色相近,误写处“一漫即灭,仍久而不脱”(《梦溪笔谈》)。后来衍生出“信口雌黄”的成语,指任意窜改和胡编乱造。染潢后加蜡砑光的纸叫硬黄纸。经过后来技术的不断改进,到了唐代,这种纸坚硬光滑,书写流利,抗蛀防水,是当时最高级的纸张品种。

    (节选自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在治国理念上,儒家主张“为政以德”,非常注重教化的作用。儒家经典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以此为目的,为政者必须是深谙儒家伦理道德且身体力行者。正所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换言之,任用大量儒家知识分子是实行儒家治国理念的前提和保证。在立国前后忙于征战的阶段,辽、夏、金所任用的儒学人才是通过扣留使者、招降纳叛、主动投靠等方式获得的。为满足对儒学人才的大量需求,在政权稳固之后,也只有仿效中原王朝推行科举制度了。金朝在其第二任皇帝太宗时期就已经开始实行科举取士了。《金史》记载:到了“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儒家知识分子在金朝社会的繁荣发展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辽朝和西夏也都实行了科举制度。

        深受儒学熏陶的官吏们是儒家治国理念的贯彻实施者,而最高统治者皇帝,是治国理念的决策者。辽朝“为政以德”的例子很多。在建立辽朝之前,契丹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还是类似奴隶制的部落联盟。与此相应,直到辽代初期还在实行严刑峻法,带有明显的奴隶制法律特征。到了辽代中期,随着吸收汉文化的深入,景宗和圣宗针对辽初的“重法”,开始主张“慎刑”“宽法律”。例如,原来契丹习惯法允许主人对奴隶随意处置。统和二十四年辽圣宗下令:“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重熙元年辽兴宗又下令:“奴婢犯逃,若盗其主物,主无得擅黥其面”。这些法律条文的修订有利于改善奴隶的待遇,是辽代法律汉化的结果。在西夏,其法律的儒化倾向也很类似。

        金朝皇帝大都儒学修养较高,其中贯彻儒家治国理念最为突出者,当属史称“小尧舜”的金世宗。金世宗主张“为政以德”“宽仁”治国。大定四年,尚书省上奏,“大兴民男子李十、妇人杨仙哥并以乱言当斩”。世宗皇帝批复说,“愚民不识典法,有司亦未尝叮咛告诫,岂可遽加极刑”,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以减死论”。他还曾下诏给有司:“朕惟人命至重,而在制窃盗赃至五十贯者处死,自今可令至八十贯者处死”,提高死刑的量刑标准以示对人命的看重。但是,世宗也并非一味“宽仁”。他还曾说过:“夫朝廷之政,太宽则人不知惧,太猛则小玷亦将不免于罪,惟当用中典耳”;又说:“帝王之政,故以宽慈为德。然如梁武帝专务宽慈,以至纲纪大坏。朕常思之,赏罚不滥,即是宽政也,余复何为。”因此,金世宗主张的是治国执法宽猛相济,而这正符合儒家“德主刑辅”的理念。为了贯彻儒家的“礼治”主张,金朝在法律上也很注意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大定二十三年,“尚书省奏,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为刘祐殴杀。祐法当死,以祐父母年俱七十余,家无侍丁,上请。上曰:‘范德与祐父母年相若,自当如父母相待,至殴杀之,难议末减,其论如法。’”而世宗皇帝以刘祐不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为由坚持依法判刘祐死罪。这显然是出于对儒家伦理的维护。鉴于熙宗、海陵王都是死于政变,世宗也很注意宣扬儒家的忠孝观念。他多次告诫皇太子及亲王等:“人之行,莫大于孝悌”。世宗还下令颁行用女真文翻译的儒家经典。

    (节选自李玉君《儒学与北方民族政权的治国理念》)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影子

    刘建超

        老街有“三老”,老招牌、老古董、老学究。

        老街的门店多,许多都是老招牌。看着不起眼的小店,门口的招牌上却是乾隆康熙所赐,在老街度过岁月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郑板桥之类的文匠骚客,他们题写的招牌楹联,不经意间就会出现在犄角旮旯的小店中。老街的古物多,古董遍地都是。老街家里打一口井,就能挖透几个朝代。老街流传个笑话,两个青年打架,一个用铁锨拍人,结果人没有拍到,却拍倒了一段土墙。这个小青年就被逮走了——被他拍倒的是隋朝古城墙,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老街以前的私塾多,教书先生多,有许多还给皇亲国戚做过先生。所以,老街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

        霍老、乔老、贾老都是老街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在老街,只要是有沾点文化色彩的事情,三位老者是必被邀请的。三位老者都是鹤发童颜,神采奕奕,往场合里一站,就觉得文风氤氲,儒气荡漾,场合就显得有了品位,提了档次。

        三位老者聚到一起,抱拳作揖,称兄道弟,一派和祥。其实,背地里谁也不服气谁,论年龄,三人同庚,出生月份不同;论资格,都是毕业于北京的名牌大学;论学识,也都出版过自己的文集著作。老街有场合时,请一位还行,如果是三位都到场,如何排座次就是个费死脑筋的问题了。常常是因为前后的次序不满意,有的老者就会拂袖而去,弄得主家不尴不尬。

        天下事没有难得住老街人的。有人就刨根问底儿,看看是谁最先发表过文章。三老提供的资料竟然都是同一年。那就看看谁发表的报刊级别高,居然也都是当年的《人民日报》。那就再看谁发表的文章字数多,三人都含糊着说记不清了,反正是版面挺大的。就有好事的人,去了京城的图书馆,查到了三老当年发表的文章,还复印回来了。结果是霍老的文章815字,乔老的文章770字,贾老的文章602字。霍、乔、贾的排序就被默认了。霍老自然就是德高望重的领头羊了。老街的一些脸面的事务,霍老也就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台子的中间。

        面子上的事情解决了,心理感受还是不舒服的。在有的场合上,有意无意地就会涌出点暗波。霍老若是发了言,乔老随后就会提点不同看法,与之“商榷”。乔老若是发言了,贾老也要从另一个角度看看问题,把乔老的意见给间接地损一番。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也都心照不宣,却能相安无事,得过且过。

        贾老心里最不安分。三个人当中,只有他年龄最大,比霍老早来到世上二十五天,比乔老早活了四十五天。贾老也比那两位早毕业一年,在学校也是一支笔杆子,若不是当年自己把不住滑,犯了点小小的作风问题,早留在京城混出个模样了。在老街混到一把年纪了,还是个“小三”,这让贾老很是不爽。排在老三,实际上就是个搭头,有你没你都一样。

        老伴最能理解贾老的心境,安慰他说,现在要看谁能熬过谁。我看那老霍老乔都不如你结实,好好锻炼吧,机会都是留给活得最长的人。贾老心中豁然开朗,制定了一整套的健身养身计划,把自己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出席一些场合,他就特别注意观察老霍老乔的状态,闲聊听他俩念叨这个脂肪高那个血糖高的贾老就特别受鼓舞,自己啥都不高,就是心气高。

        事情总是在发生着变化,先是霍老中风住院去世,乔老接替了一大堆的名誉头衔。后是乔老心梗,撒手人寰,贾老继承了一大堆名誉头衔。以后,只要有车接,有饭局还有点小意思,贾老都会显身于各种场合。

        贾老在场合上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在正中间了。坐在中间的位置上,似乎只是坐着,因为场合上的发言不是长官就是老板经理董事长,轮到贾老该说话时,就到了饥肠辘辘的开宴时分,个个都心不在焉,交头接耳,贾老也就没有了讲话的兴致。

        有一次,贾老坐在场合的中间,百无聊赖,忽觉自己的灵魂离开了肉身,在场合上空游荡,看到自己的那副没有灵魂的空壳,就如同影子一样在耗费钟点。贾老恍然,其实在场合上,自己就是被用来做影子的。

        贾老觉得影子很好玩。

    (选自《百花园》,有删改)

    阅读下面选文,完成各题。

    阅读微信,谨防病态

        过去总说我们的阅读量低,其实,那要看阅读什么,读书的数量确实不高,可读微信的时间和数量,恐怕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

        不妨看看四周,无时无刻不在那里看微信,可以说是任何地方的风景。开会、上课、听讲,凡是低着头的,十有八九是在读微信;上班时间看微信,已经成了常态行为,更何况微信与工作有关的也不在少数;坐公交、乘火车,等在候车室、候机室、候诊室里,盯着微信的恐怕占大多数,幸亏飞机上不许开手机,否则,读微信的比例大概接近百分之百。从前纸质媒体独占天下时,蹲厕所看报是一景,今天,上厕所不看微信的还剩下多少?

        微信的诞生,当然是好事,让阅读大大提速,看什么都变得无比便捷,可这种如潮水一般涌来的微信量也很容易令人沉迷。

        须臾离不开微信,一刻不盯着微信就有如失魂落魄,这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一家几口各看各的微信,还互转互动,这已经是当今家庭生活的普遍景致。姑且不说在看微信中度过的生活究竟是好是赖,仅是把阅读都耗费在微信里,就会让原本已经少得可怜的读书时间更无一席之地。

        书痴,古往今来向来都是少数,但微信痴如今正与日俱增。阅读微信一旦成瘾,茶饭无心、睡眠不足、耽误了正事,恐怕就是病态了,不仅无益于身心健康,而且还会带来诸多副作用。因为这种病态阅读常常是排他的、痴迷的、偏听偏信的,即便谬误就在眼前,也浑然不觉。

        尽管读微信也是阅读,好微信就是好文章,好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一张好报纸、一本好刊物,甚至是一部便携式的好书,可是,阅读那些转来发去的微信时你也会发现,这毕竟有别于书籍、报刊。

        个人间转发的微信大多是单向的,很少能看到相左的意见,即使有,往往也难得再次转发到同一个人的手里。这还不如阅读报刊,起码不同的说法、争论的意见都可以相继呈现;更不如网页,不但有不同的声音,而且还有纠错的跟帖及时出现。前些时候,一则大学生只因掏了家门口的鸟窝而被判重刑的消息,除在报纸、网络上竞相传播外,在微信里更是频频转发,可当真相披露出来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都有报道,唯独相关真相的微信却在转发中不见了踪影,于是,就给只专注于微信传播的人留下了极为片面的印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微信群遍布的今天,可谓特别恰当的形容。不少微信群正日益走向近亲繁殖,在相同认知、经历、层次、职业的人组成的各类微信群里,传播的微信都在相同水平上徘徊,所以,沉浸、徜徉在这样的微信群中,很难受到启迪和提升,大家需要的只是纵情宣泄和盲目点赞,以致很多错误百出的微信可以反复疯转。有的微信传递的消息说是昨天的,可照片和视频里的着装都与季节不符;有的微信说得尽管慷慨激昂,可连基本常识都是错的,年月日都没说对,但又有谁在乎这些呢?

        阅读微信有可能成为病态,而转发微信也可以变成许多人的癖好,转得瘾头十足。为了获得转发量,不惜用“转疯了”“不能不转”“是中国人就转”“有良心的就转”等词语作为噱头,可等你打开一看,恐怕只有没良心的才会转了。不过,这种自以为是的微信转发,却很合乎病态阅读的胃口,只图叫座,不顾事实。

        阅读微信原本是好事,转发微信也不是什么坏事,但不能过度,过度就会陷入病态,病态的结果就是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

    (摘编自《人民日报》 2018年1月21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读过《水浒传》的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它的语言的地域色彩与其他名著不同。它不像《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那样,是以一种地方话作为基础方言,形成全书的语言色彩,而是既有大量的山东话,又有大量的江浙话。两种方言构成了全书语言的地域色彩。

        《水浒传》语言的地域色彩,与《水浒传》成书之前说话艺术发展的历史、与宋代“靖康之变”后 南北文化交流、其中包括说话艺术中心南移这两个因素直接相关。我国的说话艺术源远流长。大约在中唐时期,说话就成为一个面向社会大众的独立的艺术品种,到北宋时期,说话进一步发展,分为小说、说铁骑儿、说参请、讲史四家,还有了专题说话艺人、献艺的固定场地。当时的汴京成为全国的文化也包括说话艺术的中心。靖康之变后,杭州成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北方官话作为一种强势方言,集中、成片地进入汪洋大海般的吴语区。同时,杭州原居民使用的吴语方言,因为有周围广大吴语区为依托,也不会被北方官话代替。两种方言在并存并行的局面中,经过长时期的交流、碰撞、磨合,就形成了以两种方言为基础的混合型的方言。《水浒传》的语言就是在这种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形成的。

        近代以来,学术界公认《水浒传》是在宋元说话艺术的基础上成书的。南末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的《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这四种话本的名目,应当是最平出现的小本水浒故事。最早讲说这些水浒故事的,是南宋初年南移入杭州的鲁西南籍山东人。他们以山东人用浓厚的山东乡音讲说发生在山东的英雄好汉的故事,受到新移居杭州的广大北方市民和北方士兵的热烈欢迎。但是,他们毕竟生活在杭州,他们的受众必然也有或多或少的杭州原居民,因此他们在讲说时也就不能不注意适当吸取一些吴语词汇,以吸引原居民。同时,他们的行业晚辈承传人,这些自幼生长在杭州的年青一代,在严格遵循父老、师尊的说话家数、规矩和口耳相传的水浒故事内容的同时,在讲说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掺入了更多吴语方言词汇和句式。而且年代越久,承传的辈分越多,故事中的吴语方言色彩越重,以至达到了并存并行的程度。经过几代说话艺人淘沙取 金、删芜存精般的千锤百炼,水浒故事发展到南宋后期的《宣和遗事》具有整体框架的三十六人的大故事,最后到思想、艺术俱臻成熟的元代后期的“施耐庵的本”,水浒故事的基本内容、篇章结构、语言风格终于定型化,再也容不得后辈艺人随意作出改动了。直到元末明初经罗贯中最后“编次”成为定本的百回《水浒传》,罗贯中虽然作了一些加工和增益,但对我们前面指出的那些基本部分, 并未触动。

        总之,《水浒传》语言以江渐吴语方言和山东方言为基础方言构成的双重地域色彩,是在南北宋交替之后,在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现象;是当时文化中心南移,大批北方包括山东籍说话艺人移入杭州,说话艺术在一个南北两方的人们群居共处、两种方言并存并行的特殊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而形成的产物。这种双重语言成分,由于经过几代艺人千锤百炼的功夫,它们和谐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放射出强烈的艺术魅力,显示出有别于其他长篇名著的独特风格。

    (摘编自李永祜《<水浒传>语言的地域色彩与南北文化融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和深化我们认识的根本所在。调查研究成果的质量如何,形成的意见正确与否,最终都要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见。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

        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具有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现在有的干部善于察言观色,准备了几个口袋,揣摩上面或领导的意图来提供材料。很显然,这样的调查是看不到实情、得不到真知、做不出正确结论的。调查研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而要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对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要坚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摘自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

    材料二:

        社会科学并不拥有像自然科学一模一样的实验室,那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但是,如果说社会科学研究者并不能控制他所要观察的现象,那也并不完全正确。其实不过是控制的技术问题,而不是能不能控制的问题。

        在物理实验里用斜面滚球来实验引力,斜板这实验因子并不影响所要观察的引力现象,因为实验者在计算球动的速率中会考虑到这斜板的因子——换一句话,所谓实验并不是孤 立现象,而是把所有发生作用的因子都加以充分考虑的意思。

       观察社会现象时,如果我们能确知观察情境各种因子对于被观察现象所起的作用,我们同样可以达到自然科学的实验中所具备的条件。在技术上,观察社会现象比观察自然现象更为困难。社会现象并不限于人的动作,而且包括人的动机;动机又受着人所接受的那一套认为应当如是的规律支配,这套规律是社会所共有的,而且是在时间里累积下来的——这是人的生活适用于他所处的具体环境的方法,是在人和物的接触中,在动作里,给人的满足与否的结果里,选择和淘汰出来的,而且也永远在变动之中——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社会现象有着不能分的两部分:一部分我们可以在体外看得到的,另一部分,在体外是看不到的。这第二部分必须由经验者本人用语言表达出来,才能使旁观的人明白。观察社会现象的困难常发生在第二部分。

    谈到这里,我愿意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来了。那就是社会现象的研究工作中观察者必须和被观察者取得充分合作。合作还不够,必须不分观察者和被观察者而大家一同来分析大家的经验。

     我在上边已说到科学的观察必须充分确认现象发生的情境,考虑到一切会影响现象的因子。这是实验的真正意义。观察社会现象时,因为语言材料的重要,最容易影响叙述现象正确性的是调查者和所要观察的现象的人事关系。有些不肯正视这关系的学者,只提出一个“客观”的空温概念。但是“客观”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对观察的现象没有兴趣,或是没有关系么? 这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去观察一个现象必然是有兴趣的。你自己可以不问这问题,可是被观察的人是不会不问这问题的。你不能不和这些人接触,谈话,问问题。这些人必然要问: “这人为什么要来问我们呢?”——这问题问得对的,因为一切调查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到被调查者的生活的,不论是好是坏。你说“客观”,人家不能承认,而且人家是对的, 因为实际受到影响的是他们,他们不能不防。于是调查者逢着“秘密”和“撒谎”了。其实被调查者的“秘密”和“撒谎”是调查者的“秘密”和“撒谎”的反映。人事很像饺子,你对别人的态度反射成了别人对你的态度。

       科学的社会研究第一是要认清自己的立场和目的。如果你是想去“敲诈”被调查的人,那么你绝不会得到可靠的材料。天下没有不知道自卫的人,社会科学绝不能从“斗智”的方法上得来。换一句话说,社会研究必须站在被调查者的利益上,你如果要研究乡村,你必须同情农民,为他们服务,你的研究结果必须是有利于农民的,不但你存心是如此,而且你要用事实来证明,使农民相信你。正像一个医生对一个病人,病人没有理由去欺骗医生,正因为欺骗的结果是自己受害。

        一个研究的人是站在“不知”的地位,被问的是站在“已知”的地位。前者对后者是“学习”而不是拷问’,态度上应当是“尊重对方” “执疑待决”,这种态度必然会得到对方的尊重和友谊,因而乐于帮助你。

    (摘编自费孝通《亦谈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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