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自然、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其实质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

    生态文明不仅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哲学问题。生态哲学将生态理念引向社会生活，将自在的哲学本质转换为自为的生态智慧。西方深层生态学的代表人物奈斯说：“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极其扩展的生态理想，我称之为生态智慧。”生态智慧重建的不仅是自然生态平衡，更重要的是要重建人的精神生态和整个文明生态的平衡。现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不仅包括外部自然生态的危机，而是也包括社会内部的自然生态的危机，前者导致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后者导致人类社会系统的破坏。生态哲学是走向生态文明的理论准备，是人与自然关系反思后的生态觉悟，以及作为这种觉悟的生态智慧和理念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推进。

    生态文明既反映人类对自然生态的认识和改造，又反映人类将认识和改造自然生态所获得的积极成果应用于社会实践所取得的一系列积极成果，包括：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的重建、人与人的协调关系的构建、人类文明构成的协调关系的创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是要建立自然生态，即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发展同自然的矛盾，这是人类社会关系协调的基础；人与人的协调关系的构建则是要建立社会生态，是使各种社会矛盾的合理解决获得和谐有序的状态，这是自然生态重建的根本保障；人类各种文明构成的协调关系的创建目的是建立多元互补的文化生态，为社会生态的构建营造和谐有序的文明环境，为自然生态的重建奠定健康稳定的社会基础。

    ①经济行为的互利与道德行为的互利是不同的。经济行为中的利他是结果的利他，而动机仍然是利己的，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并不能保证结果一定是利他的。而道德行为中的利他不仅要求结果的利他，也要求动机的利他，至少在动机上不能是损他的。从结果来看，经济行为的互利也与道德行为的互利存在着差异。经济行为的互利主要是就满足经济主体的当下需要而言，并不能保证从长远看仍然对双方有利。有些经济行为虽然满足了双方的需要，但这些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或不道德的，如向恐怖组织出售武器。此外，有些双方互利的经济行为，也可能导致第三者受害，如盗版光盘的买卖使专利所有者的权益受到侵害。道德行为的互利不仅要求符合行为者双方的眼前利益，也要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并且这种互利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

    ②在经济活动中，人们把实现利益最大化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的实现却未必符合伦理要求。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前提，这一假设的含义是：在理想情形下，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因此，在经过理性判断后，他会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自己需要的行为。简而言之，“经济人”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他试图用尽可能少的努力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而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始终且完全恪守经济人原则的个体例证。但是，“经济人”作为一个理论假设得到了大量的学术拥护者，这种“经济人性格”也不时在一些经济活动中显现出来，从而使利与义的冲突更加明显。

    ③大体而言，义利冲突可以概括为两种比较典型的表现形式，一种是为了道义而丝毫不顾个人利益和个人需求，我国古代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这种义利冲突形式的典型表现；另一种是为了实现利益而丝毫不顾道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义利冲突主要偏向后一种情况，并且主要体现为拜金主义。在商品经济中，私人的劳动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因此，人们所生产的商品决定其在经济活动中是亏本还是赢利，决定其劳动能否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样，商品似乎具有了某种特殊的力量，导致人们把自己生产的商品当作神一样来崇拜。货币出现以后，一切产品、活动都可以同货币相交换，而货币又可以无差别的同一切相交换，因此，使不同的东西相等同的货币就具有了非凡的魔力。在质的方面，货币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此它在形式上是无限的。但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为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导致货币贮藏者贮藏货币的欲望永无止境。

（选自《经济伦理学》有删改）

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它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

    诚信作为一种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儒道释三家都把“诚信”作为重要的价值理念，通过不同的方式把诚信观念的培养和塑造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以充分发挥诚信在培育理想人格、维护公序良俗，乃至推动富国强兵中的重要作用。

    诚信内涵丰富，贯通天道和人道，体现在做人做事、从商从政各个方面。择其要旨而言，可以概括为：诚者，不自欺，要做到表里如一；信者，不欺人，要做到言行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继承中华传统美德，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所要继承和发扬的就是中华文化的优质基因，诚信作为一种美德，作为一种文化，就是这样一种优质文化基因。因而，不管时代如何变化，社会如何发展，诚信作为一种美德是应该值得我们去坚守和传承的。

    诚信观念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世界其他文化中也是得到公认的价值观念。西方诚信观念起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位奠定西方思想传统的巨匠，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论述过诚信，把诚信看作城邦公民的美德。但西方诚信观念从一开始就和经济交往活动、政治公共生活联系在一起，在诚信的内涵中注入了遵守契约的信用原则。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信用体系的制度基础是私有制，在私有制条件下，信用经济是服从于资本逻辑的，资本的本性是逐利。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信用经济是服从和服务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我们的信用体系是由国家主导推动建设的。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克服单纯市场机制所带来的弊端，克服资本逻辑所带来的风险，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

    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多元的，包括物质生活需要，也包括精神需要，特别是在物质生活需要得到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对精神文化层面的需要日益凸显出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只有30年左右时间，支撑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信用体系还相对滞后。特别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匹配、不协调、不适应的矛盾仍然突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诚信道德建设，传承和弘扬中华优良美德，大力培育诚信文化，打造社会信用体系，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举措使道德“软约束”有了“硬抓手”，有力推动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在全社会营造了讲诚信光荣，不讲诚信可耻的良好氛围。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诚信建设的持续推进，一度困扰我们的道德失信难题必将得到解决。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1月1日邢云文《诚信美德与新时代公民道德》）

    “和”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饮食文化兼容并蓄的生成机制。在“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导下，中国饮食广泛地、有选择性地借鉴和摄取了域外饮食文化的精华，这给自身注入了新的营养物质，使中国饮食给人们一种既古朴而又清新的感觉。

    中国饮食受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是深刻的。阴阳五行学说“中和”观念使得中国饮食活动充满了辩证意识，呈现千变万化，多姿多彩的状态。中国古代的美食家同时又是美学家，从孔子到孙中山皆如此。他们多以美学思想来阐述饮食文化，或以饮食现象来说明美学深奥的道理。这样，饮食文化在深层心态中往往与美学等同了起来，扼制了中国饮食文化本身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中国饮食发达而理论水平萎缩的不平衡现象。还有，一些道德观念和美学规范在美食中得到潜在的反映，如尊卑、长幼的封建道德观和中庸、和谐的传统美学观，无不灌注于人们的饮食活动之中，致使饮食活动中的因袭重负把餐桌扭曲为一个社会。在餐桌上装进了如此多与“吃”无关的东西，如果说这不算是对“吃”的亵渎，至少也是一种“吃”的异化。

    中国饮食最有魅力也最富美学色彩的就是“调和”。但是“调和”的中心是“五味之和”，根本目的是要调出“嘉味”，而绝不是各种营养成分的合理搭配、调合，也就是说，中国饮食忽视了其根本目的——为人体提供所需的一切养分，没有很好地较科学地将饮食的各种营养成分与人体的物质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中国饮食活动展现的美学意蕴既是深刻的，又是片面的。

    中国饮食讲究调和鼎鼐，把味道放在首位，促进了中国烹饪技术高度发展，使烹饪成为艺术。同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饮食不仅仅是延续生命的需要，也不仅仅是出于保健养生的需要，甚至也不仅仅出于赠送或共享等融洽感情的需要，而是一种在严格规则支配下的郑重的社会活动。一方面，中国饮食文化具有超越功利欲望满足的特点，这便使得人类从最初的味觉快感中感受到了一种和科学的认识、实用功利的满足很不相同的东西。于是，把“味”和“美”联系到一起。另一方面，中国饮食活动又深深地陷入功利之中，和礼仪及伦理教化、真善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饮食成为传播和实施封建仁义道德及礼仪的主要手段之一。而这一特点，在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同样给予中国古典美学以深刻的影响。

（摘编自万建中《中国饮食活动中的美学基因》）

孟子在继承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人性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性善”，在历史上第一次论述了“人性”问题。孟子的道德主张，给人以道德自信，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强调个人对于自我道德完善的自觉和努力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丰富的道德修养方法。

孟子首先明确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每个人都有天赋的善端，这些善端有赖于后天的存养扩充来发展为道德。其次，孟子剖析了有些人“恶行”的存在，是因为这些人丢失了本心却不知去找回。所以做人做事的学问就在于找回自己的本心并加以扩展。最后，孟子在“圣人，与我同类者”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信念，并指出了相应的道德修养方法。

孟子认为，人性是生而有“善”的，这种善端使人区别于动物而有更高的道德需要。同时，性善论又是一种“道德完善过程论”。

善由天赋。孟子引用《诗经》中的话来说明这一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就是说，人性中的善来源于天，人们对于道德的喜爱与追求是继承天的秉性。同时，人们可以通过扩充自己的善心，来了解自己的善性，来达到了解天性。将人性的善归于己天，使个人通过尽心修善来达到与天的统一，每一个个体人格得以与天亲近，思想得以沟通，个人的道德成就获得了超越性的意义。

性善是一种过程。孟子认为，上天予人以善端，但并没有给人天生完备的道德。“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人虽然拥有善端，但是如果不能扩而充之，就是保养家庭也不足够。所以，孟子虽然肯定人先天的善性，但更重视后天的扩充修养。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上天赋予的善性。“圣人，与我同类者”，圣人只是因为他们能够保养并扩充内在的善性，因此才会成圣。因此，孟子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信念，认为人只要扩充自己的本心，一点一滴慢慢地去做，就可以成德成圣。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孟子也提出了自己的修养方法。

首先，坚守本心和担当道义。人之于世，应有安身立命的根本，这就是对本心的坚守和对道义的担当，不因外在环境而改变，不因个人的际遇而动摇。“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能够坚守本心，在达道天下时不会增加，在穷苦困顿时也不会减少。君子同样能勇于担当道义，“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其次，磨炼意志。“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所以，敢于担当大义者，必不害怕困境，而是利用困境磨炼自己的意志，提升自己的品德修养。

再次，____。“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君子以仁礼之心待人，但是遇到有人对他蛮横无理，他该怎么办呢？孟子说：“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君子遇事会思考：我是不是没有做到仁义？我是不是没有竭尽心力？如果自问做到了竭尽仁义，而对方仍然如此，那就不用与之计较了。

最后，____。“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人体是有贵贱大小之分的，那么什么是大体，什么是小体呢？耳目之官不能“思”，不能自主地进行价值判断，容易被外物诱蔽，而心志是天赋的，能够进行道德判断的。人应该先确立“大体”，确立仁、义、礼、智的道德本心，才能不被耳目之欲这些“小体”左右。

在今天，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仍然能够有效地指导道德教育的实践。

每个人在自我道德成就上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所以，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教育的前提是要先做好自己。教育者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就自己的道德，做一个有德之人，才能发挥“上行下效”的作用，给受教育者以良好的道德引导。

孟子肯定了受教育者在道德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每个人既有内在的道德需要，也拥有内在的自我教育能力。因此，教育者应该善于引导其进行自我道德教育。第一，要启发受教育者意识到自我内在的道德需要，明白道德需要不是外界强加于我的，而是源于自身内在的要求，因此，受教育者应该去追求道德完善。第二，应该鼓励受教育者学会自我教育，培养其自我道德约束的能力和道德自省能力，使其能够自觉进行道德学习和道德实践，从而努力成就其道德。

孟子认为，外在的环境也会对道德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良好的德育环境可以促进人们养成良好的道德，还可以约束人们的道德行为。因此，道德教育者还应该注意优化道德教育环境。首先，要优化家庭教育环境，良好的家庭环境能够更好地促进人内在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其次，要优化学校教育环境，学校不仅承担着传授文化知识的责任，更应该担负起道德教育的责任。最后，要优化社会德育环境，使全社会养成良好的道德风气。

（摘编自孙师文《孟子的性善论思想及其道德教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