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生活” 创新生活

     “低碳生活”是个新概念，提出的却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老问题，它反映了人类因气候变化而对未来产生的担忧，世界对此问题的共识日益增多。

    目前的主流看法是，导致气候变化的过量碳排放是在人类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出现的，要减少碳排放就要相应优化和约束某些消费和生产活动。笔者以为，对占主流、有共识的“低碳生活”理念主旨可以概括为“适度吃、住、行、用，不浪费，多运动”。如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这一理念的主要内涵，还可再简化为“勤、俭”二字。

     “低碳生活”这一理念着眼于人类未来。近几百年来，以大量矿石能源消耗和大量碳排放为标志的工业化过程让发达国家在碳排放上遥遥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正是这一工业化过程使发达国家在科技上领先于其他国家，也令它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长期以来习惯于“高碳”模式，并形成了全球的“样板”，最终导致其自身和全世界被“高碳”所绑架。在首次石油危机、继而在气候变化成为问题以后，发达国家对高耗能的生产消费模式和“低碳生活”理念才幡然觉悟，有了新认识。尽管仍有学者对气候变化原因有不同的看法，但由于“低碳生活”理念至少顺应了人类“未雨绸缪”的谨慎原则和追求完美的心理与理想，因此“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低碳生活”理念也就会渐渐被世界各国所接受。

    世界被气候问题所困扰，但世界是由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组成，我们必须各自做出努力在这一理念上达成共识，共同行动。在目前阶段，我们还必须在全面、公正、有区别的原则下处理如下难题：短期与长远利益的协调，国家与全球利益的冲突与共赢，行业经济与整体经济利益的博弈与调整，国家意志与社团利益的对立统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共享与互助等。由此足见，要将“低碳生活”理念真正转化为现实，会带来怎样的挑战。

     “低碳生活”最根本的挑战是，它要求人类改变自工业化以来形成的生产消费理念，特别是那种消费至上的消费文化。现有世界流行的主流经济理论基本建立在消费至上、消费者至上、竞争优先的基础上，它提高了社会生产的高效率，却也一度导致了生产与消费领域不受控制的高碳排放。虽然消费至上看起来是美好的目标，但以“低碳生活”理念看来，它却是牺牲人类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短视行为。所以，选择“低碳生活”理念，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拿出足够的政治勇气来进行一次资源和利益的再协调和再分配，而且我们还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力，并准备相应的行动手段来审视我们的消费习惯。

     “低碳生活”向人类提出的是前所未有的问题，没有现成的经验、理论与选择模式，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创新，创新我们的生活模式，以保护地球家园、为人类未来造福为宗旨。            选自（廖先旺《 人民日报 》2009年12月7日13版）

    从总体上说，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以人本精神为基石的人类文明。火是人类最早掌握的自然力。中华的先民认为这是他们中的一员﹣﹣燧人氏自己发明的。这反映出中华的先民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中，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神话传说其实都是人间英雄和氏族首领的非凡事迹的文学表达。女娲等人的神格其实就是崇高伟大人格的升华。古代神话中的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人物分别发明了筑室居住、钻木取火及农业生产，而黄帝及其周围的传说人物更被看作中国古代各种生产技术及文化知识的发明者（如嫘祖发明蚕桑，仓颉发明文字，伶伦制定乐律等）．中国的神话人物主要不是作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出现，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神话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人间，他们的主要事迹是除害安民、发明创造。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分明是一位人间领袖的英雄事迹，哪里有丝毫的神话色彩？

    既然中华的先民们确信文化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这种文化就必然以人为其核心。追求人格的完善、人伦的幸福、人与自然的和谐便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中华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源于人的内心，这种思维定势为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尚书》说：“惟人，万物之灵。”《礼记》说：“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些论断颇能代表古代中国人对人在宇宙间地位的确定。．正因如此、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议论蜂起，势若水火，但他们都以人为思考主要对象。他们的智慧都是人生的智慧，他们的关怀对象都是现实的人生。

    所以，中华的先民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仿效的对象，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以实现生命的不朽，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认为解决人间的实际问题才是思想家的当务之急。一句话，中华先民的理想国就在人间。一个鲜明的例证是，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都与人间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仰韶文化的大量彩陶器具上所绘的鱼鸟图案，无论是意味着图腾崇拜还是祈祷狩猎有获，都反映着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诉求。至于河姆渡、大汶口文化中都有发现的陶鬶 ，呈猪形，呈狗形，更是先民畜牧生产的直接表现。最早的古代歌谣也都是人间的产物，例如记载在甲骨上的一段上古卜辞：“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它生动地表达了人们对雨水的期待，倾注着以农为本的古代先民的喜怒哀乐。虽然在中华文明史初期产生的艺术品也有以祭祀鬼神为用途的，但是只要对中国古代艺术进行历时性的考察，就可以清晰地看出随着时代的推进，人本精神越来越成为占压倒优势的价值取向。例如汉代的墓葬壁画中常见伏羲女娲之类的神话题材，而唐代的同类壁画却以宴饮、耕牧等人间生活为主要内容。至于在思想界，则从孔子开始就确立了“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孔子教导弟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对于鬼神及彼岸世界等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的命题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既是机敏睿智，更是实事求是，因为先民们思考的对象就是人间，就是现世，以人为本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

（莫砺锋《诗意人生》，有删节）

自拍正在改变什么

高利民

①自拍，早已改变了线上的版图：朋友圈的主要内容是自拍，微博的主力也是自拍。中国互联网如此，美国互联网也是如此。有统计说，自拍占了Facebook内容总量的 60%。

②尚被忽视的是，自拍的力量也正在迅速改变线下的世界。

③传统的街边店是烟纸店、五金店、建材店、修车店，这些店铺正迅速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咖啡店、甜品店、美妆店、鲜花店。这些新兴的店铺尽管细分品类不同，功能服务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适合“自拍”。咖啡馆的铺面可以不大，但颜值不可以不高。许多时候消费者并非为了咖啡的味道，而是为了自拍的打卡而购买一杯咖啡。从这个意义上说，咖啡已经成为了自拍的门票。咖啡馆迅速搞清了这个诀窍，更小的店面加更高的颜值成 为了必杀组合，更小的店面削减了店租，从而最大限度地削减了咖啡店运营成本的大头；更高的颜值则吸引了更多的自拍，更多的自拍招来新一轮的自拍，即所谓网红的引爆。

④此外，自拍的力量甚至涉及到了其他的领域。以化妆品行业为例，针对年轻女性的油性化妆品的市场在迅速萎缩，代之以水性化妆品的份额在迅速扩张。因为晨妆时段是年轻女性自拍的高峰时段，而油性化妆品成为了自拍的妨碍因素。步步高的拍照手机OPPO狂飙突进（步步高的OPPO+VIVO两大手机 2016 年为中国手机市场的销售冠军），更是自拍力量的聚合。今天，自拍手机已经成为了手机巨头们的必争之地，小米广告从互联网手机全力转向自拍手机是最新的例证。不出意外的是，专业服务于自拍的美图秀秀则是今年香港最成功的IPO之一，市值一度突破千亿。

⑤比人们的意识走得更远的是，自拍还在改变文化。最为显著的是，自拍极大地重建了青少年的亚文化。

⑥数据统计表明，青春期的小女生是自拍的重度人群。这个群体，在晨妆时段，仅仅通Facebook发布的自拍数量就达到了惊人的 17 张之多。她们正通过大量的自拍交流来应对自己成长的烦恼。与上个世代的同龄人通过音乐处理成长的烦恼相比，新的世代，自拍取代了音乐成为烦恼的头号梳理者。

⑦被传统观念所忽视、所不屑的自拍缘何如此强大？观察家告诉我们，比较图像交流和文字交流，前者是先天的、本能的；后者是后天的、习得的。比较两种手段的难易程度，显而易见，图像交流是顺流而下，文字交流是逆水行舟。在传统的世界中，高昂的图像生产成本和更为高昂的图像传播成本如同如来佛的五指山，牢牢地封印住了图像交流这只孙猴子。一旦技术进步同时降低了生成图像和传播图像的成本，这就好比封印被打开、禁咒被解除，图像交流这只孙猴子立刻就要大闹文字符号的天宫。生活的样貌、生产的秩序乃至文明的规则都因之而改变，无论情愿与否。

⑧无法否认，自拍正改变着这个世界。自拍的力量是古老力量的现代新生，还有惊人的变化在前方等待。

（选自《南方周末》，有删改）

材料一：

    芜湖市政府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日前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建设智慧城市研究院。双方签约共建智慧城市研究院，旨在充分发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大数据、未来网络、新医学、机器人、微电子等前沿学术的科研优势，结合芜湖产业发展需求，汇聚全国高端人才与技术力量，开展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城市超脑体系研究联合研发和产业孵化，打造一流的先进技术研发中心、科技成果转移中心、高技术产业孵化基地、高端人才实训基地等，不断提升芜湖相关应用研究水平，转化应用研究成果，加速孵化。培育智慧产业生态集群，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其中，智慧城市建设要有合理的设计，否则可能导致失败，并给城市留下大量的废弃物。

（摘编自沈宫石《芜湖携手中科大共建智慧城市研究院》）

材料二：

整体规模—增长速度              智能城市投资及收益状况

中国智慧城市整体市场规模及增速

（摘编自《中国智慧城市生态系统白皮书2017—2018》）

材料三：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案件多发、资源枯竭等“城市病”给城市治理带来烦恼，给人们生活带来麻烦。近几年，银川等城市建设智能政务、智能社区、智能交通等系统，实行了一套接地气、有效果的做法。银川部署了交通综合监管等系统，通过潮汐车道、红绿灯配时、100个智能公交站台等信息化手段，让群众充分享受交通数字化管理带来的便捷。利用在线监测设备来实时采集影响市民生活的参数，对可能造成环保问题的企业实施污染环境数据全面采集，实时察看，并在线公布，让原本陌生的环保数据飞入寻常百姓家，实现服务于民。银川还拥有五级智慧医疗，能够帮助居民在家中了解自己的健康情况，网络医院可以给居民提供在线医疗诊治，一些疑难杂症患者还可以直接与北京、深圳的专科医院的资源对接。

（摘编自黄鑫等《用创新解决智慧城市建设实际问题，一起走进智慧生活》）

材料四：

    位于济南市委市政府办公楼一层的智能泉城运行管理中心是全市的大数据中心，是城市“大脑”，大屏幕上实时变换显示各种数据，城市各个路口交通情况、学校门口人员情况等一览无余，还有宏观经济、城市发展、旅游发展等各领域的具体情况统计也尽收眼底。这里汇集了全市各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事业单位的运行情况，决策者可以进行现场指挥调度，让一些单凭人力无法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

    截止目前，智管中心已实现61个部门互联互通，汇集1066个数据集，近2000万条数据量向社会开放共享。数据的资源共享，打通了各个部门，把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统一汇集到城市大脑，让沉睡的数据活起来跑起来，更便于科学施政，实现了现代化的智慧城市治理、智慧社会治理。

（摘编自黄鑫等《“智慧城市”的济南实践：城市有“生命”，群众有幸福》）

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鲁枢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

漫说姓名文化

    当我们热热闹闹地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我以为，我们其实遗忘了最大的一笔遗产——姓名文化。姓名文化经数千年积累演变，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文化系统，蕴涵着丰厚的人文信息、民俗资源、历史积淀、社会符号、文明指向、思想意趣、家族身份、修养成果。这一文化系统不但影响了其他民族，而且辐射至周边地区。

    人人都有自己的原初之根、文化之根。这个根是民族、国家和籍贯不能替代的。我们的5000多个姓氏，大多源于上古，几乎都存有自己的起源故事和嬗变历史。从先秦姓与氏的“别婚姻”“别贵贱”，到秦汉的姓氏合一，再到中华民族大家庭内许多民族纷纷采用汉姓，每个姓都是一部历史。

根的意识曾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根的文字载体就是绵延不断的谱牒，根的终极意义是宗亲归属感。从前，谱牒和宗亲的广博关怀可以让千里之外的人也互为依托；现在宗亲仍可以令个人与家庭在茫茫人海中，在生疏的大千世界里，寻求到一份精神的慰藉.这宗亲早已不是血缘之亲，而是一种天然存在的横向联系。

在浓浓的姓氏文化熏陶下，不管走到哪里，仰望“四知堂”的匾文，我们就知道了主人姓氏的归属；远远看见“陇右名望”，我们就明白了这一村的大姓是什么。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寄身于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无形的姓氏文化则保存在有形的匾额和石刻里。

我们的人名文化历史也很悠久，内涵更为丰富。从商代的干支入名，到后来的“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入名的禁忌；由春秋战国时期打破禁忌，好以贱丑隐疾为名，再到西汉以后尊崇圣洁文雅为风尚；从新莽禁用双字，到南北朝盛行二字；由唐宋时期形成的以辈次命名，再到清乾隆钦定孔子后裔辈次用字30个，不但组成了绵延不绝的人名历史，也在人名的走向转变中显示了我国历代的官风民俗。人名文化还包括字、号，还有学名、小名、诨名，互补互衬，传递出长辈的期待、自己的志向和旨趣。

    我们的人名文化最讲究避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是避讳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我国文化传统的道德观念。其中，家讳、内讳是家庭之避讳，国讳、宪讳、圣讳，属于社会之避讳。在避讳中，嫌名，即避字音同或字音近之讳，最为普及。避讳的方法有改字、空字、缺笔、换音。那个时代，家讳这一显示民族伦理精髓的避讳最为顽强。

    姓名文化，作为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一种活的传承，而这传承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传承的载体，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对其兴衰负责。如何传承我们的姓名文化，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每个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