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重视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强调官员对民众的约束与塑造作用，因此，政治的着眼点在“治吏”上，要求官员清正廉明就成了传统政治的核心诉求之一。而西方更着重于法典与制度的完备与执行，更为相信“法”的约束与规范作用。这就使得传统中国与西方在“官吏”的定位方面出现非常大的区别。西方的官吏是技术型官僚，以对法制的熟稔和贯彻为考核依据，局限在公权力领域，官员的私人领域并不影响其公权力领域的职位与权威。而传统中国既要求官员具备技术型官僚的职能，又要求官员充当万民的表率，即所谓“青天大爷”，被西方放置在个人层面的“道德”在传统中国却恰恰是约束的重点。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是“政者，正也”，只有人“正”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所以重视德性培养和德行考察。如上所述，传统中国对官员的监督，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形成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明太祖朱元璋痛恨官吏的贪污腐败，建立了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常制，监察御史和给事中合称“科道官”，共一百六七十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言官”，专职弹劾百司。监察御史品秩不高，但代表皇帝，可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尤其巡按御史，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很有权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明朝没有宰相之制，都御史直接向皇帝负责，六部、地方政府和监察御史、给事中不相统属，避免了由于隶属关系而对言官产生行政干涉，保障了言官职能的有效发挥。

    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不是仅凭借书本上的抽象理念来行事，而是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由于言官的道德劝谏职能，就必然对言官任职资格提出了专业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职回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资格。在选任程序上，言官比起其他普通官员要严格复杂很多，先要进行察访，调查舆论民情，然后，“或策以时务，或试以章疏，议论正人”，最后拟出名单，供皇帝批准。考核程序也远较普通官员复杂。

    对言官体系的任职资格、选任与考核均如此严格，使得明代的吏治在经历了洪武的严刑峻法之后走向常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体而言，因为能出现像海瑞这样抬棺死谏的言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明代吏治的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对言官自身要求严格之外，对言官也要进行有效保护，不因言获罪是重要的原则。明代在制度上继承了宋代不杀读书人的传统，言官在社会上有很高声誉和公信力，尽管明代有言官因言得祸的时候，比如王阳明就是因为上疏申救言官而遭贬谪，但总体上，言官有人身安全的保障。由于明王朝非常强调从道德情操角度来培养士风，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万历时期言官雒于仁曾批评万历皇帝“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言官对阁臣的监督也非常有效，严嵩当政时期，有十余位言官前赴后继地弹劾严嵩，即便遭到严嵩假借皇权进行延杖、除名、贬谪、下狱等打击报复也在所不辞，终于使严嵩父子伏法。言官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也颇为有效，当明王朝的朝政荒怠时，地方运转基本正常，言官可谓功不可没。

《明代言官监督与朝政兴衰》，有删改）

电影对文学的反哺

邹贤尧

    电影作为第七艺术，一直受着文学的滋养。文学提供给电影取之不尽的素材和源源不断的人才，并不断提升其品格。电影从发明之初，到高度发达的今天，从商业电影到艺术电影，从胶片电影到数字电影到微电影，都不曾停止过以文学为蓝本，包括对畅销的通俗小说、经典名 著和网络小说的改编。尽管电影试图克服文学对它的“影响的焦虑”，确立自己的独立品格，但它仍然从文学那里受惠良多。当然，这并不表明电影只是简单地依附文学，电影以其特有的媒介优势，自有文学无法比拟的艺术效果，而且随着大众文化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电影越来越显示出超过文学的强大的影响力，因此，电影给文学带来很大的反作用，这有其负面性，比如它影响到一些作家把小说写得越来越像剧本，没有充分的展开，没有深入的刻画，多是干巴巴的对话，成了所谓的“影视同期书”。电影对文学的影响又并非都是负面的，电影对文学有回报和反哺。电影也在向文学“还债”。

    一是改编电影对文学原著的反哺。通过电影改编，对文学原著的宣传及传播有着巨大功效，为文学经典的再造提供丰富的可能性，促进一度边缘化的文学再度走红。具体来说，借助电影 改编，传统经典得以延伸与扩散，比如《西游记》固然是广为人知的古典名著，但《大话西游》对它的全新演绎促其再放异彩；借了改编，被淹没的作品得到开发，被唤起与照亮，比如清末民初的王度庐及其小说《卧虎藏龙》，被人遗忘，知者甚少，李安的同名改编电影，将之从历史深处召唤出来；即如张恨水，也因五四新文学对其贬抑而长久被淹没、2 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影视改编而掀起“张恨水热”；电影改编对一般性的文学作品予以提炼、点染与提升。拍摄于2 0世纪8 0年代初的电影《小花》，淡化了原小说《桐柏英雄》的政治色彩，强化了原小说 的人性化内涵，原小说虽也在当时引起轰动，但电影《小花》更提升了其艺术品质。电影受惠于文学而又反哺文学，形成良性的互惠与助推，这在第五代导演与先锋派作家之间表现得更为 突出，张艺谋的电影大都改编自莫言等人的小说，但张艺谋改编电影的成功也带动了莫言、刘恒、苏童、余华等人在文学圈之外的走红。可以说电影《红高粱》在西方电影节的获奖，直接推动了莫言作品在西方被大量翻译并引起关注，为他获得诺奖不无助益，这反过来给有些疲软的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一支强，心剂。

    二是电影化思维、电影化技巧对具体的文学创作的反哺。电影化思维引入文学创作后，拓宽了文学的艺术空间。乔伊斯、海明威、多斯•帕索斯、穆时英、王小波、李碧华、王朔、海岩等诸多的中外作家，都在小说创作中充分调动各种电影元素，运用电影画面造型的光、影、声、色来创造典型环境、表现人物心理、描写人物言行、塑造人物形象，展开生动丰富的。电影化的文学想象”。对电影表现技巧的借用，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特别是以电影的蒙太奇思维，以交叉剪接、平行剪辑、快速剪接、快速场景变化、声音过渡、特写、叠印等电影化技巧，广泛地介入文学文本的生产之中。而一些电影的结构方式也纷纷被小说家效法，丰富了文学的结构形态。如《不可撤销》《记忆碎片》《薄荷糖》等的全逆式结构，《盲打误撞》《罗拉快跑》等的发散式块状结构等，被许多作家成功地移用到小说中，带来了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创新。

（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12月30日第10版，有改动）

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周公旦由于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训子，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家训的形式日益丰富。

    中国的家训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前文说到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的家训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的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延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了《钱氏家训》，钱氏子孙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选自胡申生的《中国家训家风中的文化传承》，有删改）

    古代女子以黛画眉，故称黛眉。宋词中对于眉毛的描写非常多，《全宋词》中“眉”字出现的次数达到一千五百零九次。从审美学上来看，眉毛在人的面庞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在一首诗词作品中，对于眉黛的描写，能体现女子的美貌动人。“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柳永《少年游》）描写了一个漂亮的歌女，眉毛像远山一样，眼波流转，千娇百媚。“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晏几道《生查子》）也是通过描写远山眉、细柳腰，向读者展示出了女子的美貌。

    宋人认为，眉毛是很好的表现情感的工具。通过对眉黛的描写，还可以表现委婉细腻的情感。宋代词人陈三聘在《鹧鸪天》中写道“春愁何事点眉山”，把女子画眉和春愁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用眉黛来表示愁情的，还有如“金缕歌中眉黛皱。多少闲愁，借与伤春瘦”（石孝友《蝶恋花》）以及“眉黛只供愁，羞见双鸳鸯字”（贺铸《忆仙姿》）。可以看出，宋词中关于眉的描写，很多时候都和“愁绪”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眉黛代表女子，以眉而写愁绪，体现了古代女子的惆怅心理和孤苦命运。欧阳修的《诉衷情•眉意》中有这样的词句：“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远山”指的是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眉形画法——“远山眉”，即眉毛细长而舒扬，颜色略淡。古人常以山水来表达离别之意，歌女画眉作“远山长”，表明了她内心的凄苦之情，因为她“自有离恨”，故而将眉毛画作远山之形。

    “花黄”也称“花子”“额黄”，是古代妇女面部的一种额饰。它用彩色光纸、绸罗、云母片、蝉翼、蜻蜓翅乃至鱼骨等为原料，染成金黄、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粘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木兰辞》中描写木兰得胜归家，换回女儿装的场景为“对镜贴花黄”，说明南北朝时期，在脸上贴装饰物，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上层妇女也继承前代遗风，在额上和两颊间贴金箔或彩纸剪成的“花子”。这种“花子”背面涂有产于辽水间的呵胶，用口呵嘘就能粘贴。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菩萨蛮》中描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说即指女子额前的装饰物有所脱落而造成的或明或暗的效果。这些装饰物，使得词人笔下的女子更添妩媚动人之态。

    “梅妆”也是宋代较为流行的一种贴面妆容，“梅妆”即“梅花妆”。这种妆扮相传始自南朝，宋武帝的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醉卧于含章殿下，一朵梅花落在她的额上粘住，三天后才落去，因而作“梅花妆”。陈允平的《绛都春》中有“梅妆欲试芳情懒，翠颦愁入眉弯”两句，这里词作者专门提到“梅妆欲试”，体现了这种妆扮在当时的流行性。妆容虽美，但是却“芳情懒”，欲画而未画，说明这位女子心事重重，自己提不起兴致也更因无人欣赏，故无须白白画这妆容，更能体现出女子内心的孤寂。

（摘编自梁牧原《妆容与服饰在宋词中的作用》）

深味与妙悟是研究诗歌艺术的特殊要求。

    中国古典诗歌多为短小的抒情诗，篇幅短小而意蕴丰富。那言外的韵味，尤其需要细细咀嚼。所以钟嵘在《诗品序》里提出“滋味”二字，并用以说诗。诗歌艺术是极其精微的，得失往往只在一字之差。而要用语言道出它的精微，又决非易事，就连诗人自己也常为此感到困惑。欧阳修《书梅圣俞稿后》曰：“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将以心得意会，而未能至之者也。”我们研究古人的诗歌艺术，如果拘于字句的表层意义，而不能品尝出声吻之间字句之外更多的滋味，就无法深入。许多长于诗词的前辈都曾指出吟诵涵泳的重要，在吟诵涵泳之际可以深深品味到诗的意蕴情趣，得诗人之用心。诗歌的品味，既不能穿凿附会，也不能停留在字句上。可以从语言开始，进而至于意象，再进而达于意境，复进而臻于风格。品味到风格，就达到了对诗人的总体把握。

    妙悟二字出自《涅槃无名论》，是指超越寻常的、特别颖慧的悟觉、悟性。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把妙悟用到了诗歌的创作上。妙悟并不是甚么神秘的东西，我们不妨也借用一下，并赋予它以特定的涵义。我们可以说妙悟是对诗歌的一种超常的感受能力和共鸣效果。诗歌创作需要妙悟，诗歌的阅读、欣赏和诗歌艺术研究也需要妙悟。这和诗的特点有关。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满足读者不同的阅读心理，读者对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同的心理期待和不同的接受方式。我们有时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诗集来读，有时抽出一本小说来读，有时抽出一本回忆录来读。抽取不同的书，我们的心境不同，心理期待也不同。诗和读者的关系是心灵间直接的呼唤与应和，无须借助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所以读者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当成了诗人。我们登上庐山，情不自禁地吟诵“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此时自己仿佛成了李白。我们给远方的朋友写信时，信手引了陶渊明的“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仿佛这两句诗是从自己肺腑中自然流出的。当然，小说中的人物也可以引起读者的同情，但那是小说家让他所创造的人物去叩打读者的心扉。而诗人却是亲自前来，并把自己的心直接贴在读者心上。所以当读者沉浸在诗里的时候，和诗人已是浑然一体不分彼此了。阅读任何文学作品都需要感受，都可能产生共鸣。而诗的特点规定了诗歌鉴赏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感受能力和共鸣效果。诗歌艺术的研究也是这样。妙悟虽可得之于天赋，但主要还是得之于后天的培养，是由于反复的实践而获得的敏捷性。在正确指导下多读多思，并练习写作，是很有好处的。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用什么支撑我们的精神大厦

贾梦雨

    我们平时所说的“精神亚健康”，是指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精神追求方面失去正确标准，缺乏价值支点，种种消极甚至扭曲的思想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并体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其实，“精神亚健康”的症状在很多人身上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

    “精神亚健康”的症状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事业缺乏激情，精神萎靡，庸碌无为；二是对生活缺乏热情，对他来说，活着的意义仅仅在于活着；三是对他人缺乏感情，淡漠、疏离，甚至于防范、欺骗；四是对社会缺乏责任感，社会的冷暖对他来说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总体来说，陷落于物质的汪洋之中，沉沦于享乐的迷茫之中，浮躁而无信仰、无敬畏、无追求。正如南师大中文系教授贺仲明所说：“精神亚健康的重要表现，就是公众无法从精神涣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安宁；理想和信仰丧失；浮躁的心灵被物所累，排斥关怀和诚信。”

    是什么导致了“精神亚健康”的弥漫呢？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地球村”可以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不过，它也无时无刻不在拉远人们之间的距离，造成新的疏离。全社会消费思潮迅速膨胀，在这种后现代的炫目泡沫下，大众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费主义的狂欢陶醉。被牵着鼻子走，人变成了“经济人”、“时尚人”，永远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拉着你，让你无法脱身，并且身不由己。此外，我们过分重视外在的所谓“成功”，整天追求的都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房子、汽车、锦衣玉食、无休止的享乐，而且，我们渐渐迷失在这些“身外之物”中不可自拔。物质日益强大而膨胀，而精神的萎缩状态正在加剧，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我们被裹挟其中，身心交瘁。

    理想、激情，一个人的精、气、神，这些其实都应该是我们的追求，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支点。而现在，从心灵层面来说，价值的支撑点，人生的追求目标，对幸福的感受等渐渐处于错乱状态。从生存状态来说，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爱情、家庭、事业等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充斥着扭曲。

    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目前正借助经济、文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潮，向全世界蔓延，也深刻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化大潮中，世俗化大潮开始侵蚀到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

    因而，我们都应该有一定的精神追求。我们应该解决好自己的归宿感问题。这就要求一个人加强免疫力，实现内心的真正强大，面对诱惑超然，面对挫折泰然，并在对时代的正确认识中增强责任感。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环境，真正关心人的精神追求。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上，更好地创造文化的和谐，从多方面创造以人为本的文化生态。

（选自《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