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意识，才有文脉传承

胡泉纯

    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历史的逻辑，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所要面对的问题是不同的，公共艺术创作需要针对这些“问题”有所回应，也就是说，有问题才有艺术。这些问题赋予了艺术创作背后的逻辑性和合理性，否则，公共艺术创作只会成为艺术家的自说自话和城市管理者的一厢情愿，作品与城市无关，更与城市中的人无关。

    从城市建设、改造、升级的角度，对城市文脉的延续、回应和当代性转换是首要的“问题”。国际式风格千城一面的结果超然于历史性和地方性之上，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现代主义建筑和规划过于关注对象本身，没有注意彼此之间的关联和脉络，忽视了对于城市文脉的理解和转换。在世界范围来看，公共艺术的文脉思想从20世纪60年代正式被提出来后，一直受到建筑师、规划师、城市管理部门的关注，从研究成果和实践效果来看成效斐然。相对于建筑和规划来讲，公共艺术对于城市空间的介入属于一种软性的视觉文化植入，能有效缓解城市空间的冷漠与乏味，增强空间的趣味与情感的黏稠度。然而，在我们的实践中，只要一提城市历史文脉，往往会背负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似乎作品中不带有强烈的、明显的文化符号，就不文化，就不艺术，这种思想显然是对城市文脉的浅层理解和简单处理。文化传统、城市文脉的形成是根植于一定历史语境的，也是一个漫长发展和积累的过程。我们今日的语境和环境与过去已迥然不同，但是却拥有共同的基因。我们谈城市文脉的延续和转换正是对这种文化基因的追寻与转换，这不仅是涉及文化传统的问题，更是一个极具当代性的话题。城市文脉的延续和转换不是表层文化符号的罗列和堆砌，而是深层问题的发掘，需要带着问题意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否则，公共艺术作品只是城市空间中的一件摆设，无法产生文化认同和沟通。

    城市建设、改造是人为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的。城市文脉是城市的历史记忆，也是人的记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这些“问题”其实就是“人的问题”或者说是“与人有关的问题”，公共艺术创作必须关注人的需求，也就是说，作品需要被理解。公共艺术作品最终的评判话语权不在城市管理部门也不在艺术家自身，而在于市民。在实践中，城市管理者和艺术家往往会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居高临下恨不得将所有历史都倾注于作品之中，使得作品晦涩、带有文化之累。这种意识显然是与公共艺术精神相违背的。公共艺术注重交流性和沟通性，希望引发公众的关注，最终达到认同与参与，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作品的公共效应。当然，通俗不代表庸俗，轻松不代表肤浅。

    都市公共空间艺术创作和研究所关注的命题分为纪念碑性和日常性研究。纪念碑性主题研究的方向是都市公共空间中有关宏大叙事题材的艺术创作，以此回应都市“文脉与记忆”的命题；日常性主题以现代都市公共场域为研究范围，以艺术的视角探讨日常都市中“栖居”的话题。城市历史文脉及其在当代语境的转化与延续是个很大的课题，针对这一课题，建筑和规划有其解决的方法论，公共艺术也应该建立有自身专业的特点研究和创作方法，不能简单地罗列、拼凑文化符号，否则，创作出的只是一堆煞有介事的物质空壳。往日的历史有其辉煌和厚重，当下时代也有其特点和活力，今日的现状和语境与过去拥有共同的历史基因，我们需要做的是敏感性的发掘和创造性的转换。公共艺术创作应理解历史，立足当下，发现问题，回应问题，关注人，关注人的需求，只有具备这种姿态，才能谈延续文脉，才能谈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世界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引人高度关注。在我国，谈到海上丝绸之路，人们想到的往往是扬州、泉州等举世闻名的出海港口所在地，或是德化窑、龙泉窑、越窑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古代瓷器生产地。这些地方在国家的支持下，都相继建立了博物馆，使当地居民和中外游客可以在那里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古代文明，畅想当时的中国与世界的交往。

    然而，海上丝绸之路并不仅仅是出发港口和到达港口，还理所当然地包括航路以及海路上停靠港口。海南岛附近的海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海上丝绸之路交通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位于海南万宁市境内近海的大洲岛，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便是在海南岛以东海域航行船只的避风港。如今，在大洲岛周围的海底，沉睡着多条古船，它们是海南岛曾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历史见证，向人们诉说着大洲岛乃至古代海南岛民众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与往来这里的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交流的故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海南岛，除位于海口的海南省博物馆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与文化有关的公立博物馆，更没有一处与海上丝绸之路甚至与海洋文化有关的博物馆。

    近年来，到海南岛旅游的国内外游客与日俱增，这里正在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在海南，能看到蓝天、白云、椰林、海水、沙滩，却看不到海南岛古代先民们生活的变迁，更看不到海南岛的先民们在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与南太平洋诸岛上居民交流方面发挥的作用，做出的贡献。博物馆的缺位使海南岛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增强我们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巨大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掘，令人十分惋惜。

    此外，自古以来，海南岛先民就与内地的先民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海南省博物馆合作，在海南岛东南部沿海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许多史前和各历史时期的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由此可以看出，海南岛的史前和各历史时期的文化，既具有十分鲜明的海岛特点，又与内陆华南地区的文化存在较多的共性。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海南岛先民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与分布在南太平洋诸岛上的居民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用树皮来做布制衣、都使用有段石器等形制特殊的石器。这些都表明，海南岛的史前文化研究很有可能是解决“南岛语族的起源”这一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争论很大的热点问题的关键。

    鉴于上述种种，我以为，国家发改委、海南省政府应拨出专款，在大洲岛所在的万宁市建立南海文化（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海居民生活）博物馆，以呈现海南岛在南太平洋的文化交流以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交流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让民众对南海文化有所了解，也可以增强海南旅游的文化含量，促进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健康发展。

（摘编自王巍《海南岛是“海丝”的重要节点》）

在“丛林”中寻找温度

    2017年12月，一款来自日本的游戏《旅行青蛙》火爆了起来。玩家养了一只小青蛙，为它准备食物和行囊，它会不定期出去旅游，寄给你明信片和伴手礼。因为玩法简单，它跨越了语言的障碍，可以做到“无师自通”。

    与传统游戏不同，在这个游戏里，玩家只能喂养却不能控制小青蛙，这种不确定性却产生了牵挂。收到小青蛙明信片的玩家们，会忍不住把它分享在朋友圈，“好像一位老母亲，把儿子的照片给朋友看，别人觉得很无聊，我心里却很甜蜜。”微信朋友圈，是捧红《旅行青蛙》的一大推手。它的分享冲动和社交属性，是其他游戏很少具有的，甚至社交成了游戏本身的意义。

    《旅行青蛙》的不同，在于给人一种内心安稳的感觉，“朴实而细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常江这样形容。他说，当下，很多东西都在失去原有的温情，被冷酷的数字逻辑所摧毁。流行的媒介，比如微博和知乎，或是通过大众情绪来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或是用一种自命不凡的“科学主义”去解构人性和情感，在这种情况下，简单、质朴、纯粹、“小而美好”的产品反而有了自己的市场，“说的过分一点，它们身上折射着人文精神的光辉”。

    网名“柱子”的男生是一位“养蛙”男孩。他在郑州读医学专业，实验中他曾接触过十几次青蛙，“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可爱的动物，外表丑陋，内心温顺，就像《巴黎圣母院》里的卡西莫多。”刚开始玩这款游戏时，他在备考，累的时候打开游戏，发现小青蛙也在家读书，甚至边看边打瞌睡，他会觉得被温暖了一下，有陪伴的感觉。他也喜欢小青蛙“说走就走”的自由旅行。在游戏里，他最期待小青蛙寄回来的明信片，通过它们，他了解了日本名古屋、九州、东京等景点和文化。

    玩家们普遍反映，这是一款不需要花钱的游戏，充100元就能通关。“我们的定价是小孩子的零用钱范围内。”《旅行青蛙》策划人上村真裕子说，游戏的收入分为玩家充值和广告两部分，基本是对半分的。因为中国玩家的热情，他们已经在考虑从中国开始，设计海外明信片了。

    有意思的是这款游戏在日本一点都不流行，一位在英国留学的日本人说：“我问了亲戚朋友，都没有人知道。实际上，日本媒体最近才开始报道这款游戏，因为大家都很好奇它为什么在中国那么火。”她说听到这款游戏时，她想起1990年代末日本的电游游戏“PostPet”，你的宠物会不断往家里带回“宝物”。

    其实也有人对这款游戏产生了厌倦，他们认为除了浪费时间，人们不可能在上面获得真正的关怀，甚至它连一种廉价替代品都算不上。

（选自《南方周末》，有删减）

    农历已过丁酉年，迎来戊戌年，十二时中与戌对应的是“犬”，因此今年按属相是“狗年”。“戊戌”是依照中国古代文化特有的传统纪年方法，用干支来排序。

    在中国古代，以干支纪年月日时，源流久远，至少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同样长久。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已经以干支纪日。著名的西周青铜“利簋”铭文中有“武王征商，唯甲子朝”。这与文献中记载的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是开始于甲子日的早晨相吻合。也说明当时是使用干支纪日的。至于用地支来纪一日中的时辰，可能迟到汉代。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重定历法，称为“太初历”，明确将一日夜分为十二时，而以地支为纪，以后一直沿用，所以十二地支又习称“十二时”。

    十二时开始都用文字表述。汉代流行的“四神十二时”纹铜镜上，“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是用图像表示，而十二时一般还是用文字。但是就在汉代，也许是为了一般人易于记忆等原因，民间开始出现用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十二时的习惯。在古文献中，最早见于东汉时王充所著《论衡》一书的《物势篇》，其中记述了当时社会上已流行用动物来代表十二时的事实，这证明东汉时期，已存在与十二对应的动物。汉时与十二时对应的动物形象，此后传之后世，又与纪年干支相联系，铺衍成“属相”的概念，人们以代表自己生年干支的动物，作为自己的属相，一直流传至今。

    到了南北朝时期，代表十二时的动物形象，开始出现于古代墓葬的墓室壁画和随葬的陶俑群之中。例如在发掘山东临淄北朝时期崔氏家族墓群时，曾在北魏时的10号墓中，发现了“十二时”陶俑，这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时期最早的十二时俑。

    就在隋代，十二时的艺术造型开始出现新的变化，由动物原形，增加了拟人化的神异色彩——将十二时像身躯塑造成身穿袍服的人身，但头部是兽形，最初是拱手端坐的形貌，如湖北武汉东湖岳家嘴隋墓出土的陶十二时俑。到了唐代，在都城长安地区的墓葬中流行随葬十二时俑，它们都已改为拱手端立的姿态，在袍服人躯衣领伸出的脖颈上，长着一张兽脸。

    在东北亚的一些古代国家，深受中国古文化影响，也有以动物象征十二时的习俗。例如在古代日本，在著名的正仓院所珍藏的文物中，还保留有绘有十二时像的布幕，为麻布彩绘十二时像，现在残存的还有龙尾、鸡头、犬足、猪尻和云气，原用于悬于宫殿檐下的“帽额”，应是圣武天皇葬仪时所使用的。圣武天皇卒于756年，即唐玄宗天宝末年。这也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

（摘编自杨弘《喜迎戊戌年》，人名日白2018年2月16日第08版）

    在我国民乐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艺术创新与文化坚守始终是一对矛盾体。一方面大家呼吁民乐要进行创新，另一方面每当一种新的形式出现时，又会引发争论。比如，“女子十二乐坊”让民乐更加富有时代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有人质疑那种充满了流行元素和视觉冲击的音乐还能称之为民乐吗？总之，创新的突飞猛进，既为民乐带来“无边光景一时新”的惊喜，也让人有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迷惑。

    从艺术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看，任何艺术都是人类情绪的表达，也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审美需求。不同时代的人，生存环境不同，必然导致其审美需求各异。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化，听众的口味也在不断变化并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民乐如果不创新就难以满足听众的需求，就会面临生存危机。比如，传统民乐当中的宫廷音乐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民乐中的江南丝竹、河北吹乐、长安鼓乐等虽然是非遗，但因为没有与时俱进，目前也面临后继乏力的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民乐诞生于农耕社会，是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如今已进入现代化、信息化时代，失去了生存土壤的传统民乐自然会面临生存危机。

    回顾中国民乐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民乐始终伴随着时代的步伐而逐渐演变：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民乐基本上都是单旋律的形式并具有强烈的地域和民族特征，其创作主要是自发性的，并无专门的作曲家；到了 50年代左右，民乐创作逐步专业化并借鉴西方乐队编制出现了民族管弦乐队；80年代之后，西方作曲技术大量涌入，民乐的洋化、西化成为一股潮流，学校教育也逐步代替了口传心授式的传承方式；21世纪之后，民乐加电声的“盛装民乐”开始流行，如“女子十二乐坊”。

    所以说，民乐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客观条件改变时，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乐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这本来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却被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忽视。比如，有学者在评价“女子十二乐坊”时，立刻搬出音乐教科书，认为此种音乐不符合书本上关于民乐的定义，甚至还有人给“女子十二乐坊”扣上了“是对民乐的亵渎”的大帽子。但另一方面，民乐的创新也必须考虑到大众审美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乐曾出现一股片面追求复杂技巧的思潮。越有难度的作品越众星捧月，越传统的作品越被打入冷宫，这种急功近利的盲目创新一度导致创作难写、排练难排、演出难听等诸多问题，被民乐指挥家杨春林先生批评为“一头沉”现象。凡此种种，都不利于民乐的传承与发展。

（选自《光明日报》2017.8.24，有删改）

    ①陇右指中国陇山以西，大致包括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的部分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一带。陇右文化便是在这一特定地域孕育生成和演化发展的。

    ②陇右灿烂的史前文化曾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之船。周、秦崛起秦陇之间，为中华古文化书写了辉煌的篇章。两汉以降，内地汉族居民的大量迁入进一步加速了陇右民族融合的进程，加之作为“丝路”主干道，中西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荟萃于此的特点，更形成陇右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这是汉唐开发陇右的文明之果，其影响远及封建社会的后期。

    ③自汉至唐，陇右人文之盛，蔚然可观。据不完全统计，汉至唐正史列传中的陇籍人士就有400多人。他们或是身系社稷安危，或是笔关文场之变，对当时乃至后世，都有过重大的影响。

    ④陇右自古多名将。汉唐千年，仅正史有传的陇籍将领即达百余人之多。从“汉之飞将军”李广到一代英主李世民，陇右诸多名将都曾在中国军事史上写下辉煌篇章。在“志士每多登陇首，诗家端爱唱边声”的唐代，他们的功业更成了世人追慕的高标，诗家吟咏的主题，留下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等诸多千古名句。

    ⑤中国文学瑰丽宏伟的殿堂中，陇籍文人也是济济于列。东汉政论散文不朽杰构的王符“潜夫”之论，开汉魏抒情赋新局面的赵壹“刺世”之篇，均属一代文苑的典范之作。魏晋以降，王子年的《拾遗记》称誉志怪之林，皇甫谧高士、逸士、列女诸传传诵千古。有唐之世，陇籍文士更是争奇斗艳，各领风骚：李白、李益之彪炳诗坛，梁肃、李翱之享誉翰苑，李朝威、李公佐传奇创作堪称一流，牛峤于词之发展功不可没。从我们大致的统计数字看，《全唐诗》中陇籍诗人多达百人，几占《全唐诗》作者人数的二十分之一，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比例。而《全唐文》所录诸帝、诸王及其他陇籍文人亦达百余人之数。

    ⑥中国学术史上，晋末十六国时期的“五凉”学者多是闻名遐迩的硕学宿儒。《晋书》中的杨轲、宋纤等，《魏书》中的张湛、阴仲达等，也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博通经籍，著述繁富，教授门生，动以千数。从中亦不难窥见陇右教育之发达，文化之繁盛，以至有“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之说（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隋唐时代陇右之文化学术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得以繁荣起来的。

（摘编自达浚、韶蓉《汉唐丝绸之路与陇右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