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座旧式的公寓大楼，房间的间量很大，向阳而明亮，走道又宽又黑。楼外是个很大的院子，院门口有间小门房。门房里也住了一户，户主是个裁缝。裁缝为人老实；裁缝的老婆却是个精力充裕、走家串户、爱好说长道短的女人，最喜欢刺探别人家里的私事和隐私。这大楼里家家的夫妻关系、姑嫂纠纷、做事勤懒、工资多少，她都一清二楚。凡她没弄清楚的事情，就要千方百计地打听到；这种求知欲能使愚顽成才。她这方面的本领更是超乎常人，甭说察言观色，能窥见人们藏在心里的念头；单靠嗅觉，就能知道谁家常吃肉，由此推算出这家收入状况。不知为什么，六十年代以来，处处居民住地，都有这样一类人被吸收为“街道积极分子”。使得他们对别人的干涉欲望合法化，能力和兴趣也得到发挥。看来，造物者真的不会荒废每一个人才的。

    尽管裁缝老婆能耐，她却无法获知这对天天从眼前走来走去的极不相称的怪夫妻结合的缘由。这使她很苦恼。好象她的才干遇到了有力的挑战。但她凭着经验，苦苦琢磨，终于想出一条最能说服人的道理：夫妻俩中，必定一方有某种生理缺陷。否则谁也不会找一个比自己身高逆差一头的对象。她的根据很可靠：这对夫妻结婚三年还没有孩子呢!于是团结大楼的人都相信裁缝老婆这一聪明的判断。

    事实向来不给任何人留情面，它打败了裁缝老婆!高女人怀孕了。人们的眼睛不断地瞥向高女人渐渐凸出来的肚子。这肚子由于离地面较高而十分明显。不管人们惊奇也好，置疑也好，困惑也好，高女人的孩子呱呱堕地了。每逢大太阳或下雨天气，两口子出门，高女抱着孩子，打伞的事就落到矮男人身上。人们看他迈着滚圆的小腿、半举着伞儿、紧紧跟在后面滑稽的样子，对他俩居然成为夫妻，居然这样形影不离，好奇心仍然不减当初。各种听起来有理的说法依旧都有，但从这对夫妻身上却得不到印证。这些说法就象没处着落的鸟儿，啪啪地满天飞。裁缝老婆说：“这两人准有见不得人的事。要不他们怎么不肯接近别人?身上有脓早晚得冒出来，走着瞧吧!”果然一天晚上，裁缝老婆听见了高女人家里发出打碎东西的声音。她赶忙以收大院扫地费为借口，去敲高女人家的门。她料定长久潜藏在这对夫妻间的隐患终于爆发了，她要亲眼看见这对夫妻怎样反目，捕捉到最生动的细节。门开了，高女人笑吟吟迎上来，矮丈夫在屋里也是笑容满面，地上一只打得粉碎的碟子——裁缝老婆只看到这些。她匆匆收了扫地费出来后，半天也想不明白这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打碎碟子，没有吵架，反而象什么开心事一般快活。怪事!

    后来，裁缝老婆做了团结大院的街道居民代表。她在协助户籍警察挨家查对户口时，终于找到了多年来经常叫她费心的问题答案。一个确凿可信、无法推翻的答案。原来这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都在化学工业研究所工作。矮男人是研究所总工程师，工次达一百八十元之多!高女人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化验员，收入不足六十元，而且出生在一个辛苦而赚钱又少的邮递员家庭。不然她怎么会嫁给一个比自己矮一头的男人?为了地位，为了钱，为了过好日子，对!她立即把这珍贵情报，告诉给团结大楼里闲得难受的婆娘们。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解释世界，尽力把一切事物都和自己的理解力拉平。于是，裁缝老婆的话被大家确信无疑。多年来留在人们心里的谜，一下子被打开了。大家恍然大悟：原来这矮男人是个先天不足的富翁，高女人是个见钱眼开、命里有福的穷娘儿们。当人们谈到这个模样象匹大洋马、却偏偏命好的高女人时，语调中往往带一股气。尤其是裁缝老婆。

⑴.小说描写的环境“团结大楼”有什么特点?

宋代，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必须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否则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就无法实现，即使暂时实现也很难持久。正如宋代耿延年在总结信州铅山铜场兴衰的原因时指出：“惟务与民共利，经久可行。不欲专利于官，而有害于民；不欲取办一时，而贻患于后。”入中也是如此。官府依据入中法招募商人入纳粮草于规定的沿边地点，给予钞引，使至京师或他处领取现钱或金银、盐、茶、香药等，“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

  宋初对酒、醋、陂塘、墟市、渡口等的税收，由官府核计应征数额，招商承包。商人缴保证金于官，取得征税之权，谓之买扑。宋代在买扑承包经营中，官府所定竞标价必须适中，即一方面竞标者以这一竞标价承包后，通过经营可以获取承包利润；另一方面，官府作为招标者，以这一竞标价转让经营权后可以尽可能地获取财政收入最大化。这就是“承扑者无破败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无失也”。换言之，竞标价不能太高，否则竞标承包者就很有可能不赢利，甚至亏损。另一方面，如竞标价太低，官府作为招标者无法从转让经营权中获得财政收益，同样，这种买扑承包也没必要存在。

宋代的入中法能较长久地实行一段时期，其基础也是官商双方共利双赢。如有一方不能从中获得好处，就会中止双方的平等自愿合作。入中法中政府得到的好处甚多，既通过卖茶获利。更重要的是又可通过商人解决沿边军需供给难题。而对于商人来说，则可获得较丰厚的商业利润。

  相反，入中法的失败，其关键原因就是大量茶引无法兑现茶叶而贬值，使商人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商人只好退出入中法，中止与政府的合作。正如文彦博指出的：“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用茶偿之，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

  宋初以来的矿冶业，不问冶户冶炼的多寡，必须按照国家硬性规定的矿税课额缴纳。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难以探明矿藏量，如果实行课额制，很难准确保持官府与坑户、冶户之间共利双赢的合作平衡点，使双方的平等合作关系失去坚实的基础。到王安石变法期间，与召募制相结合的分成制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如绍兴七年，朝廷同意“金银坑场并依熙丰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使官府与坑户、冶户的共利双赢找到了一个“经久可行”的平衡点。尤其对于后者来说，避免了因生产不足但课额不减而引起的折业代赔的弊端，坑户、冶户的再生产获得了一定的保证。

  宋代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确立官民平等自愿合作关系时，重视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如在出让坑冶坊场经营权时，注意根据各州买扑坊场历届课利的增减情况，酌中确定一个课利钱数额。作为本届承包的最低价。南宋政府出卖、出租官田宅时，要求立价“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并严防官吏在估产立价中营私舞弊。

（摘编自方宝璋《略论宋代政府经济管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中国建筑的“文法”

梁思成

    一个民族的建筑有它自己的构造规则或组合方式，如同语言的“文法”。中国建筑就具有特殊的“文法”。

    我们的祖先在选择了木料之后逐渐了解了木料的特长，创始了骨架结构初步方法——中国系统的“梁架”。这以后他们发现了木料性能上的弱点，当水平的梁枋将重量转移到垂直的立柱时，在交接的地方会产生极强的剪力，那里梁就容易折断，于是他们用许多斗形木块的“斗”和臂形短木的“拱”，将上面的粱枋托住，使它们的重量一层一层递减集中到柱头上来。梁柱间过渡部分的结构减少了剪力，消除了梁折断的危机，这是一种“文法”，而斗、拱、梁、枋、椽、檩、楹柱、棂窗等，就是主要的“语汇”了。

    斗和拱组合而成的组合物，近代叫做“斗拱”。至迟在春秋时代，斗拱已很普遍地应用。它不仅可以承托梁枋，而且可以承托出檐，增加檐向外挑出的宽度。《孟子》里就有“榱题数尺”之句，意思说檐头出去之远。这种结构同时也成为梁间檐下极美的装饰。可能在唐以前，斗拱本身各部已有标准的比例尺度，但要到宋代，我们才确实知道斗拱结构各种标准的规定。全座建筑物中无数构成材料的比例尺度都以一个拱的宽度作度量单位，以它的倍数或分数来计算。宋时把每一构材的做法，把天然材料修整加工到什么程度的曲线，榫卯如何衔接等都规格化了，形成了类似“文法”的规矩。

    中国建筑的“文法”还包括关于砖石、墙壁、门窗、油饰、屋瓦等方面，称作“石作做法”“小木作做法”“彩画作做法”和“瓦作做法”等。

    屋顶属于“瓦作做法”。它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庄严无比、美丽无比的一部分，瓦坡的曲面，翼状翘起的檐角，檐前部的“飞椽”和承托出檐的斗拱，给予中国建筑以特殊风格和无可比拟的杰出姿态，这都是内中木构使然，因为坡的曲面和檐的曲线，都是由于结构中的“举架法”的逐渐垒进升高而成。盖顶的瓦，每一种都有它的任务，有一些是结构上必需的部分，略加处理便同时成为优美的瓦饰，如瓦脊、脊吻、重脊、脊兽等。

    油饰本是为保护木材而用的。在这方面中国工匠充分地表现出创造性。他们使用各种颜色在梁枋上作妍丽繁复的彩绘，但主要的却用属于青绿系统的“冷色”而以金为点缀，所谓“青绿点金”。柱和门窗则只用纯色的朱红或黑色的漆料，这样，建筑物直接受光面同檐下阴影中彩绘斑斓的梁枋斗拱，更多了反衬的作用，加强了檐下的艺术效果。

    至于建筑物之间的组合，即对于空间的处理，我们的祖先更是表现了无比的智慧。院落组织是中国建筑在平面上的特征，无论是住宅、官署、寺院、宫廷、商店、作坊，都是由若干主要建筑物，如殿堂、厅舍，加以附属建筑物，如厢耳、廊庑、院门、围墙等周绕联络而成一院，或若干相连的院落，这种庭院，事实上是将一部分户外空间组织到建筑范围以内，这样便适应了居住者对于阳光、空气、花木的自然要求，供给生活上更多方面的使用，增加了建筑的活泼和功能。数千年来，无论贫富，在村镇或城市的房屋没有不是组成院落的。一样，在一个城市部署方面，我们祖国的空间处理同欧洲系统的不同，主要也是在这种庭院的应用上。

    逻辑思维是正确思维的基础，而形象思维是正确思维的主要创新源泉。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就不能有正确的思维，思维就是混乱的、漏洞百出的、自我矛盾的，乃至往往是错误的，以致是荒谬的。正因为如此，学音乐的，应该懂得些声学；学美术的，应该懂得些光学；学艺术体操的，应该懂得些力学；学人文的，应该懂得些科学技术。《红楼梦》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巨著，光照古今，流传不朽，但也存有不掩瑜的瑕点，例如，林黛玉入贾府的年龄，多处有矛盾，这也是曹雪芹这位伟人在创作《红楼梦》时在逻辑上的失误之处。然而，正因为逻辑思维执着于前后一致的严密，因此，一般摆脱不了现有思维方式与内容的框架，难于飞跃，难于求异，难于作出超脱现有模式的重大的创新。而文学艺术恰恰与科学相反，不是追求抽象，不是直接表达共性、普遍性，而是着手个体，着手特殊，通过个体、特殊的形象来反映共性、普遍性；因此，必须力求从不同侧面、从不同个体、从种种特殊，来创造新的形象，来深刻反映事物的共性、普遍性：正因为直接表现的是侧面、是个体、是特殊，从而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给观赏者、阅读者、研究者去思考、去领悟、去追索、去开拓；极为精练的中华诗词，就更是如此。“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写登鹳雀楼，还是哲理之言呢？“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是写暮春的杨花榆荚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写诗人的无比喜悦之情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不管怎样，这些名句，都是合乎客观实际、合乎逻辑的。

    一个漫画家画某个人，不管怎么美化或丑化，不管怎么夸大，寥寥几笔，确如此人。为什么？关键就是这几笔。这几笔不是其他，而是同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拓扑学”有着紧密关系的。“拓扑学”是研究图形在各种变化中有哪些东西是始终不变的。这些不变的东西叫作“特征不变量”，这几笔就是“拓扑学”的“特征不变量”。严肃音乐的主旋律，京剧中所谓的“不能不像，不能真像；不像不是戏，真像不是艺”，所谓的“神化”，都是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就连摄影，如果是艺术照，就决不能将客观事物原封不动地搬上照片，而应加以“艺术”处理，分出轻重浓淡，突出主要，突出本质，这不是科学又是什么？“春秋笔法”下的用字用词，是“杀”？是“弑”？是“诛”？是“戮”？是“斩”？用之不同，所表达的人际关系、事件性质及所进行的褒贬评价则大不相同。诗眼、词眼、文眼，也正是用以集中地深刻地揭示事物的特征的。正因为这些伟大的作家，阅历广泛，深入实际，深入思考，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由定性到定量，才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掌握了事物的特征。“环滁皆山也，”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始第一句中的“环”字，滤去了词句水分，浓缩了语言容量，揭示了滁州为群山环绕之特征，一字可敌万语。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一个在小小空间的红杏枝头，一个在辽阔空间的锦绣江南，都生动深刻、内涵极为丰富地展开了春天的欣欣向荣的画面。温庭筠的《商山早行》一诗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10个字，10件事物，6处景色，描绘出了行人秋晨离开荒村野店匆匆上道的有声有色的凄凉景象。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华诗词用词用字最为精练，从而也最能抓住事物本质，突出事物特征，反映事物主要方面。

材料一：

①儿童文学取得相对独立的文学称谓与自觉，源自对“儿童”这一独立人生阶段的思维发展与心智水平的现代认知。就像文人文学从民间文学中逐渐分离并取得相对独立的文体地位一样，儿童文学以对“儿童”的发现为基础，经历了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从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呼吁要“尊重儿童”，再到《不列颠百科全书》收录“儿童文学”这一条目，以儿童读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儿童文学逐步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文学地位，也因其服务于人类童年精神生命的成长期而具有了明确的目标读者定位、精神引领与塑造的文学功能定位。

②在我国，历代学者不断对儿童文学概念做出界定，从中可见一脉相承的人文情怀和社会担当。严既澄在1921年发表《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一文，对儿童文学的概念内涵做出说明：“儿童文学，就是专为儿童用的文学。它所包含的，是童谣、童话、故事、戏剧等类，能唤起儿童的兴趣和想象的东西。”这种界定虽然还不尽完备，但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③通过五四运动前后对儿童文学的反复酝酿与讨论，文学界对儿童文学的界定有了较为清晰和一致的认识，集中表现在郭沫若1922年发表的《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中。郭沫若首先提出，儿童文学不是“干燥辛刻的教训文字”，而是“儿童本位的文字”。儿童本位的观点，既强调了儿童文学服务于儿童，又强调了儿童对儿童文学的制约作用。这一观点，与现代儿童文学研究界所强调的儿童心理的特殊性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郭沫若对儿童文学概念做出了阐释：“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以直诉于其精神堂奥（堂奥：指学问、事理精微深奥的境界。），准依儿童心理的创造力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郭沫若对儿童文学的上述阐释，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文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自他以后，许多儿童文学文论及学术专著都采用和沿袭了与之大体一致的观点。

④一代学人对儿童文学的拓荒性倡导与建设，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本土化发展，也奠定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主动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基石。直至我国当代儿童学者浦漫汀的界定，“儿童文学，即适合于各年龄阶段儿童的心理特点、审美要求以及接受能力的、有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文学”。儿童文学以人文情怀启蒙、滋养童心、在潜移默化中丰富儿童的精神世界为使命，凸显出鲜明的创作理念与准则。

⑤各民族独特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造就了儿童文学不同的创作理念与美学风貌。比较中西方儿童文学，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西方儿童文学不同的文学轨迹。西方儿童文学自觉期的内在动力更多地来自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思潮，又进一步将返璞归真的人类愿景寄托于儿童，将“童年”“童心”视为美的对象加以推崇，视为抵御成人世界的混沌与昏暗的光亮。因此，西方儿童文学更多选择了护卫自然态童心的原则。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期则与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相关联，更多地肩负了引领未来一代精神成长、塑造民族人格的文化功能，呈现出更具家国意识的人文情怀与社会担当。

⑥在我国，儿童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育人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20世纪初创刊的旨在倡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步刊物《杭州白话报》（1902年上册论说卷），已推出了署名黄海锋郎的文论《儿童教育》。该文围绕“儿童教育，是成人的始基”这一中心论题，对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的相互关系做了深刻有力的论证。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与教育密切相关。

⑦郭沫若在其《儿童文学之管见》中对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做出了阐述，“文学于人性之熏陶，本有宏伟的效力”，而儿童文学“尤能于不识不知之间，导引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能”。中国儿童文学内在“树人”的使命感和“育人”理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生延伸和变奏。儿童文学是对少年儿童展开情感教育、审美教育、人文教育的有益途径。童话、寓言、小说、诗歌、散文等各类文体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是开发人性真、善、美的沃壤。除了开阔视野、增加知识量，还能在精神层面上提升人的文化素养，熏陶人的人文情怀。

⑧文学创作的人文情怀首先表现在“人的文学”观念的确立。儿童文学是儿童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又被称为“人之初的文学”。王泉根曾概括儿童文学区别于非儿童文学的最基本的美学特质：“以善为美、引人向上、导人完善。”“以善为美”正是儿童文学创作寄寓、传达的人文情怀，是成人创作者与儿童读者代际间的“人之初的文学”，具有“引人向上、导人完善”的神圣职责与使命。

（摘编自崔昕平《向善向美开启“人之初的文学”》）

材料二：

在长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中，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儿童观。我的儿童观首先是把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来看待。它又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把儿童当人看；二是把儿童当儿童看；三是要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多年来，我就是遵循这样的儿童观进行创作的。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为主体读者的，可他的创作者又大多是成人。这就牵扯到创作者以什么为本位的问题。我以为：儿童文学创作者，必须以儿童为本位。也就是儿童文学创作者必须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观察、感知、描写和认识世界。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用什么来衡量呢？自然是要用儿童本位来衡量，用它所张扬的人文精神来衡量。看它是否以儿童为本位，尊重儿童的价值，维护儿童的权利，提升儿童的素质，以实现儿童的健康成长为人生目的。也可以说，它是用来衡量一切儿童文学作品的价值尺度与美学标准。

（摘编自王宜振《以儿童为本位》）

从北京到北京的距离

我到北京的距离是一个晚上。头一天夜里从我居住的城市坐上火车，睡一觉，睁开眼时，到处都亮了，一个伟大而神秘的城堡，呈现在天地旷野的正中央，浑身闪烁出圣洁的光芒。此时，我完全被唤醒了。

北京很大，这体现在距离上。我算过，从东土城到北京西站，差不多要一小时。这在我们那儿，是两座城市的距离。而在你尚未精确地计算出这个数字之前，往往就已经堵车。奇怪的是，这样大的一座城市却感觉不到混乱。被堵住的车辆不会像别的地方那样四处泛滥，依然秩序井然地排着队。就如尼采所说，一切都是顺序，包括堵车，包括等待。

我时常会为北京担忧，我不知道如此漫长的等待会让北京的脚步该怎样疲惫拖沓。然而就在这等待中，你突然发现哪里又冒出了几座高楼。我想，在这等待中隐藏着某种力量，外人难以发现，北京自有其节奏，我这个旁观者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

在北京，我住得最多的地方是菜市口。傍晚时我喜欢在这里闲散地踱步，在夕阳的余晖中与一条条老胡同相随而行，穿过一个又一个朝代，从元、明、清延续到现在，现实与岁月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辨。这是北京到北京的另一个距离。谭嗣同的故居莽苍苍斋，其实不难找，沿菜市口大街西边往南走几十步，土坡上就是。我没想过要去，那里，但不知不觉地走近了，这让我感到意外。我感觉我已走进了一个世纪前的某个傍晚，这是我第一次走得离北京这样近，以无意的方式。这院子里现在居然还住着人，我看见煤炉里冒出的黑烟。我看着烟雾后面那个生炉子的大爷，他走过来了，蹒跚着，仿佛是从历史的幕后走过来的。

从里边出来，我看见门口有一棵树，不知是什么树，是那种可以一边落叶一边又同时长出树叶的树。我慢慢溜达着，老胡同里静极了，夜色突然变得很深。脚底下有了一点闷闷的回声。这才觉得，北京很大，也很深。

老舍茶馆也是我喜欢的。红色的门廊，眼睛被一盏一盏的红灯笼照着，一派朱红，中国红。那八仙桌，那靠背椅，却是别出心裁的黑。这样的红与黑，深厚、恒久。二三好友围坐一席，嘴里有吃的，耳里有听的，眼里有看的。一个个优雅细长的女子，穿着旗袍，仿佛正从清朝走来，在满座的宾客中来回斟茶。而你往这椅子上一坐，也成了这里的一种布景和效果。叫板的痛快，品茶的悠闲，完完全全的老北京的风韵。只有茶是不老的，杯中香气缭绕，台上余音绕梁。这座上闲情，已不是消遣，已经是一种忘我的境界，您呐，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了。

从北京到北京，还有一种距离，在一个人的仰望中。每次我这样仰望时，似乎是在观察一个距离更远的北京。太多的蓝图，太多的挖掘机和脚手架、脚手架上的小旗子，太阳在头顶上威严地移动，一群寂静地飞过的鸽子……

从理性的视角看，保存是必要的，拆也是必要的。一座永恒的经典性城市，每个时代都该有属于自己的表达价值。北京是古都，更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它也己不能老那样匍匐着。尽管许多人对北京拆老房子持否定态度，但有一个事实是谁都看得见的，北京的腰杆子迅速地硬起来了，它站起来了，以最快的速度超越一个又一个的距离。北京正在获得它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高度。

去看鸟巢的那天，日光温暖。秋天，一些残叶正在凋零，更多的树叶则在等待被季节染红。在亲眼看到之前，它是我心中的一个悬念，一座古老的东方古都同21世纪有多远？只看了一眼，我一下放心了，大气！舒服！我看到了那些坦率地暴露在外的结构，那相互支撑的网络状的构架与中国传统的镂空手法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东方与西方的大美被天衣无缝地铆接在一起。当我知道它被《泰晤士报》评为全球在建的最强悍工程时，我更加深信，美是无国界的，这是人类的建筑，人类的艺术。

偶尔，我会抬头瞅瞅天空，看见半天云里的脚手架，那是我到达不了的一个高度。这个充满了对速度和效率渴望的时代，有一股激越的力量在汹涌，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正在血汗与泥浆中分娩的新北京，仿佛只属于咬紧牙关的生命和那些愿意为之竭尽全力的人。这是这个城市的真正骨骼。此时，我知道自己是多余的。我这样左顾右盼地走着时，发现我是走在最后的一个人，是被这个时代和城市落下的一个人。

北京很大，但每一个北京人其实都活在某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里。他们安静地凝望，时间长了，会发现自己与这城市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那种生死不渝的维系，以及坚守下去的那份信心，是我这样一个匆匆过客难以理解的。北京仿佛是一个我行将抵达却又一直没有到达的城市。天才的卡夫卡早已替我描述出了那种最真切的感觉，北京是我远远就看得见的城堡，我一直没有找到进入它的方式。最后，我只能选择——离去。

每次离开北京时，我都会下意识地深深凝望。火车已经飞奔了很久，但仍未跑出北京。回头，我看见的是一个北京，再回头，我看见的是另一个北京。

（取材于陈启文发表于2008年的同名散文）